谢佩华

（广东博能律师事务所，广东 汕头 515041）

在近年来的法律界，我国学者及研究人员，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体系展开辩论，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以下简称《知识产权法》）和《民法典》的适用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1］。结合以往判例，考虑我国实际国情，很多法学家提出，在《民法典》中知识产权的定位、立法体例的相关思路［2］。现如今，《知识产权法》纳入《民法典》，二者之间的适用关系值得我们深思。

一、《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在《民法典》中，共有五十二条规定涉及知识产权，然而，知识产权的出现形式，并不是独立成编的，《民法典》的第一百二十三条、一千一百八十五条，是知识产权方面的纯粹条款。之所以知识产权未能单独成编，是因现阶段立法条件还未成熟。虽然如此，《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联十分密切。现阶段，不同学者对于《知识产权法》是否应该独立于《民法典》，单独编制为法典，抱有不同的看法，具体如下。

（一）《知识产权法》纳入《民法典》的优势

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法》应当纳入《民法典》，同时学者也在致力于寻找二者的共通之处。民法是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其目的是确保民事活动顺利开展，保证社会正常运行［3］。《知识产权法》是为对专利拥有者的个人利益提供保障，激发民众不断开展创新活动。民法领域中，从人文主义、物文主义角度考虑，《知识产权法》和《民法典》二者的人格权基本相同［4］。知识产权是确保民事权利的，只有对知识产权中人格利益予以重视，才可能在这一法律体系中，实现“归一”，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此外，从成本角度分析，和将单独编制《知识产权法》相比，将知识产权归于《民法典》，可以节约大量的物力、人力。同时，这一动作还能对《民法典》进一步完善，巩固《民法典》地位，升华《知识产权法》，可以将知识产权和人格权的问题予以借鉴，促使《知识产权法》在新时代中，以《民法典》为背景，真正服务于民众，从而大放异彩［5］。

（二）《知识产权法》单独编制法典的重要性

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将《知识产权法》编织成独立的法典，才能体现我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对于人类法律制度文明而言，法典的出现可以说具有标志性，而人类世界的种种法律制度文明，和各种法律形式之间关联密切。不论法律是什么形式，从总体上来看，都无法和法典比拟。法典有独特优势地位、独特优势，同时具有前瞻性，是法律成熟的体现。法典的作用，是对法律进一步完善，从而促使法律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对法治社会而言，强大的法律体系，是对社会稳定加以维系的基石，而法典正是这一基石的关键［6］。《知识产权法》对科学作品、艺术作用、文学作品等著作权加以保护，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在没有产权方面担忧的情况下，发挥自我，作出贡献，因此需要单独成编，保护民众创新、创造的激情。若只是将《知识产权法》纳入《民法典》，不免显得敷衍，这和法律的严肃、公正并不符合。

二、《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的适用关系

《知识产权法》，一般包括民事规范、行政规范，不过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因此《知识产权法》算是民事特别法，其基本仍为民法。《知识产权法》这一特别法，是优先适用的，而其权利保护、侵权判定等理论，仍以民法为根基［7］。知识产权有地域性、期限性及无形性等特点，同时还具有公共政策性。为满足维护特定公共政策这一需求，《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从适用关系上分析，存在重要且必要的“防火墙”，避免随意应用民法，将其和知识产权制度平衡问题打破。

一般而言，民事权利有清楚权利边界，如债权、物权及人身权均如此，其有权利本位的特点，也就是除了特别权利、例外等的限制之外，民事权利，均以权利、权利保护为出发点，法律天平是向权利倾斜的。如物权属于排他性的支配权，对物权的限制，仅仅是法律规定中的例外情况。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的是，知识产权从权利属性上来看，并非纯粹的，其有很明显的公共政策属性。尤其是，这一权利可以看作鼓励创新的政策工具。

（一）知识产权需对权利和公有领域加以平衡

知识产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公共空间、公有领域和公共利益，是权利和公有领域划界形成的结果。从知识产权和公有领域之间的关系分析，公有领域可以看作基本原则，而知识产权则是一个例外。一般而言，权利类型法定和侵权行为类型倾向法定，目的是为将知识产权和公有领域之间的界限明确出来，为竞争自由、创新自由等提供条件。故而知识产权创制，首先是公共政策性的体现。

（二）知识产权界定有弹性空间

各种各样知识产权在界定过程中，一般会有相应弹性空间。如在商品类似、商标近似、作品实质性接近、等同侵权等问题的判断中，在具体解释、界定中，均有其弹性空间，换言之，有政策选择的余地，有自由裁量的空间，其在实际中的应用，需要遵循鼓励创新的原则。当然，在这一基本导向中，权利要求的解释工作，需要保持适当弹性，防止“唯文字论”，让有贡献的专利，可以获得周延保护。

根据政策目标，在界定知识产权时，《知识产权法》一般能够自足自洽，通常不需通过《民法典》来对其限缩或扩张。也就是说，除有特殊情况，《知识产权法》需自行解决支持产权的边界问题，不用从民事基本法中援引来补充、调整。就算有需要从民事基本法中援引、补充的情况，也不可损害到公有领域和知识产权的政策平衡。

（三）民法溢出原则

在民法领域，民法基本原则有普适性，可以调适或补强民法规则适用，且有溢出效应，如在授权商标、确权类的行政案件中，可援引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和《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的行政程序之间，关联密切。

（四）法益保护方面

《知识产权法》，是一部权利保护法，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民法民事制度之间关联密切，我们需要区分其中的联系和区别。《民法典》中，在“合法权益”保护中，既保护人民的权利，又保护法益。对民事权利，《民法典》采用概括式+举例的形式进行规定，将各种典型权利列举出来之后，以概括方式将未列举的利益、权利进行明确，也就是说，对权利，《民法典》不采用穷尽列举的方式，未经列举的法益，同样受到《民法典》的保护。

知识产权为《民法典》中规定的民事权利，不过这一规定中，只是对专有权属性知识产权进行规定，但并非知识产权全部内容。《知识产权法》包括知识产权专门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组建的保护体系，对专有权性知识产权进行规定，同时对于非专有性的法益，也提供保护。故而只是产权同时保护专有权和法益。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设计到的利益保护和权利保护，需要从民法规范、原理中获得支撑。

三、结束语

本次研究知识对《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的适用关系展开了粗浅分析，两者之间存在更为深刻、广泛的内在联系。在《民法典》施行中，我们应当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更系统地分析。《知识产权法》以民法理念为基础，根据民事制度来运行，在法律适用中，需要考虑民法视野、民法底蕴，让民法精神在《知识产权法》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形成民法意识和民法思维。另外，我们需要对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特性有清晰认识，将其和其他民事制度之间的界限划分清楚。从基础法律上来说，《知识产权法》不能拒绝民法常识和民法法理，而在制度取向上，需维护自身基本品格，把握适用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