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盛琳,刘叶郁

(1.南京体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4；2.江苏省运动健康工程协调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 210014)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把文化记忆媒体分为文字类和仪式类两部分，前者包括书面文本和书籍，后者包括语言和口承文学[1]，从文化传承角度解释文明发展的规律。文字是文化记忆的载体，文学是被赋予情感的文字，借助故事传播化手段影响着民族主体性的形成，在文化精英的经营和政治过滤后外化为文本和意识，共同塑造民族的整体意识和气质。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从单一的语言文字走向深邃的社会时空，不间断的参与社会建设进程、反馈公众改革意见从而消解社会矛盾，体育文学作品承载着体育崇拜者的深厚情感，体育改革者的忧思顾虑，体育受众的深切期待，《中国体育界》和《强国梦》以饱含深情的文字记录了中国体育强国中逐渐偏重竞技体育发展的转化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公众对体育发展的议论与反思，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体育记忆的最佳传播载体。《中国体育界》是意向恢弘的中国体育全景图，反映了栩栩如生的中国体育众生相，从正面讴歌体育强国的发展进程；《强国梦》则从反面揭露体育强国实现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弊端与体育发展中的矛盾，引发强烈反响。卢元镇称《中国体育界》和《强国梦》“前者是缺德派，后者是歌德派，一负一正，珠联璧合，恰可以看出中国体育的全貌[2]”。

1 体育强国建设与体育强国的文学图景建构

20世纪80年代，“世界体育强国”战略提出并逐步强化，整个社会反响强烈，认同与怀疑，反思与批评，希望与矛盾多方并存，同时以“体育强国梦”为主题的体育报告文学作品丰硕，开启了体育文学创作热潮，其作品数量迄今为止难以超越。

1982年国家计委统计局在《关于1982年国民经济和为主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中肯定体育战线成绩突出、频传捷报，战绩突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均取得较好的发展。[3]”1983年，国家体委提交《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并迅速获得国务院批准，认为“我国已成为亚洲体育强国”“本世纪末要成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4]。第23届奥运会和第11届亚运会的成功使我国“体育强国”战略进一步强化，成立了体育发展战略委员会，颁布《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明确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体育强国”。1986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使“体育强国”战略得以完善，标志着国家体育体制改革工作被正式提上发展日程，提出“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5]。实质上《决定》是在“发动全社会办体育”的指导思想下，力图将体育的“普及”工作交给“各行业各部门”去管，以使体委全力去抓“提高”[6]。《决定》是第一轮“体育强国”战略不断完善的一部分，它在主观上使得国家体委将竞技体育牢牢地握在手中[7]。第一轮“体育强国”战略逐渐暴露出体育体制所包含的一些弊病，诸如权力过分集中,体育事业的形式过于单一,体委和体育团体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构之间职责划分不够明确,竞赛制度和人才管理都还不尽合理,体育科研中的文、理失调,研究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还较严重,体育法制不够健全等等。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决定体育体制改革的成败。由此开启了社会有识之士对第一轮“体育强国”战略的积极反思。

体育报告文学繁荣发展契合了社会有识之士对体育发展反思的热潮，也壮大了社会改革的思潮，包括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中国男子汉》、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冯骥才的《神鞭》、阿城的《棋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体育文学作品。1988年裹挟着改革热潮而来的文学热情蓄势以待，人民日报联合百家文学期刊推出“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号召作家书写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体育报告文学《中国体育界》和《强国梦》成为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分别获一、二等奖。作者尹卫星和赵瑜均有多年的运动员经历，将个人在体育圈的经历、感受、记忆转化为体育记忆，对开启民众的体育认知具有启蒙作用。尹卫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创作员，有专业排球运动员经历，对体育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见解，专注体育作品《归去来兮，汪嘉伟》获全国首届优秀体育报告文学一等奖，《中国体育界》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赵瑜是体育报告文学领域的“守望者”，有着多年的运动员、教练员经历，后坚持30年书写体育，创作了“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赵瑜和尹卫星并称“中国两大体育写手”，与刘心武、冯骥才、阿城等一大批立足于反思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家同时代涌现，成为报告文学作家的典型代表。在体育强国战略确立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立足于体坛，深刻理解体育文化的深意和体育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对体育的发展做全方位的记录，对体育发展进行思考，从文学视角探索和正面干预以期更深层次展现体育，促进体育的发展。

2 《中国体育界》与《强国梦》的文学争鸣

《中国体育界》和《强国梦》以体育强国建设为背景，将中国体育放在世界体育文化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将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从宏观上对当时体育发展实时把脉分析，理解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对照我国体育的发展现状与目标进行反思，围绕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关注知识分子待遇、体育科技发展的反思、体育人才培养、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等问题展开，两部作品都是由“冠军文学”向“反思文学”转型的代表之作，作品呈现凝重、沉郁的文学氛围，“当尹卫星和赵瑜同时对中国体育问题产生兴趣时，他们实际上已经面临着一种危机，这种不谋而合的选择导致作品许多地方的相似性[8]。”作为文化记忆媒体的体育文学文本，无论何种内容与观点实际上都在阐释着一个同样的“文化的意义”，文学作品表层的相似凸显作者深层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文学作品思想的争鸣，审美特性的差异，也正是时代体育价值观和体育发展理念的差异。

2.1 体育发展理念的争鸣

“体育强国”可以作为意会概念，具有明显的动员性和引领性，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需求的环境下产生的，是以激发国民进取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目的提出的，以中国体育总体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作为考量对象。但体育强国的提法和建设理念，首先围绕体育的内涵与本质的证明，即什么是体育强国，为什么要建设体育强国，怎么建设体育强国等根本问题。围绕体育强国战略，最初形成金牌战略和全民健身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建国以来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当时体育发展的主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提高竞技水平，参加国家大赛“为国争光”成为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内容。《中国体育界》和《强国梦》围绕体育强国发展理念、发展路径、传播效果、创作手段四个维度对体育强国发展方式与改革进行了述评，也代表同时期围绕体育强国战略与体育体制改革社会公众的认知与评价，直观诠释体育价值观念的分歧与争辩。

《中国体育界》认为体育强国战略的实施要坚决贯彻“一切为了金牌，一切向着金牌”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作品中反复提出，金牌显示民族自信，金牌是最有力的证明体育发展的证据，中国人想通过金牌让全世界认识到他们的存在和民族力量[9]。尹卫星认为，只有“精英”才能代表一个国家体育的最高水平，体育强国建设要培养和造就出各种精英。“我们还没有力量允许我们去发展一些不能在奥运会上为总分加分的项目，要懂得取舍，有一点厚此薄彼的精神，对于奥运加分项目，不管老百姓是否喜欢，要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在人员选拔和经费使用上要突出奥运项目，服从奥运战略，拥抱理智和理想的奥运战略[10]。”作者秉持“唯金牌”发展理念，认为体育强国战略的实施与选择在具体项目的发展选择上，夺金项目优先发展。

《强国梦》作者提出，体育的本质功能是大众的健康，竞技运动提供观赏功能，不可过分偏重，呼吁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体育，让体育回归体育，给体育运动正确的地位和评价。赵瑜公然表达出金牌背后的忧虑“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金牌的意义何在”？金牌岂能“一俊遮百丑”，“体育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金牌，是强国强民，强化民族体质进而提高民族素质[11]”。“如果说我们忽视了竞技运动就失掉了国际比赛中的金牌，那么，我们忽视全民体育就会失掉整个民族的健康[12]。”作者赵瑜并不是绝对反对中国体育夺取金牌，只是呼吁人们正确认识体育活动，不可过分倚重金牌。

2.2 体育发展对策的争鸣

中国自古以来“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文化传统难以脱离与民族国家相结合的命运，在文学场域对体育强国战略与国家体育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反思也是个体的体育书写与记忆的回溯，真实镌刻创作者个人对体育强国战略的立场、意识与责任。《中国体育界》从广度和深度而言包罗体育万象，作者用乐观而褒奖的态度对中国体育发展给予极大的肯定和赞扬，认为，中国体育本该且理应成为体育强国且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体育强国的建设积极呼吁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作者提出在“体育大战”将笼罩全球的时代背景下体育不仅是荣誉、尊严的象征，还是民族命运、振兴的标志，作者以较高的立足点赋予体育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社会地位，肯定了20世纪80年代金牌战略和体育强国战略的必要性，加强党中央领导体育的重要性。作者认为，金牌显示着威信，在实现世界强国的过程中，体育要“打头阵”，作为开路先锋为中国人在世界竞技场上打天下。作者将体育的政治地位提升到极致，因此在涉及到“兴奋剂”这一敏感问题时，作者全部否定，对“兴奋剂”秘而不宣，其目的是强调中国每一块金牌的“含金量”。在后期采访时，尹卫星表示当时也处在一种痛苦的矛盾中，犹豫很久决定回避了这一问题，“不是所有的内幕和丑恶都可以用文学作品来揭露的，你也很难揭露。这里面有一个国家利益问题，你若捅出去，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军事法庭也许还会判你死刑，那只能活该了，临死的时候，你还得背一个卖国的罪名[13]。”

比较而言，《强国梦》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严肃而公开地对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和体育强国战略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诘问的文学作品，作者赵瑜没有为体育界唱单调的赞歌，而是以彻底的批判性见长，体育沦丧了“游戏”的特质，异化成漠视人性和文化内容的肉体机械的运动，最早呼吁中国体育进行深入改革的谏言[14]。“作者没有回避矛盾，而是以其深沉的思考，在对体育的一片颂扬声中，在体育凯歌高奏之时，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发出体育必须改革的有力呐喊[15]。”作者不仅敢于面对承认，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兴奋剂的内幕，以此为依据对20世纪80年代的体育强国战略进行批判、反思。《强国梦》(原名《强国梦——中国体育的内幕》)标题由“强国”和“梦”两个意向构成，形成强烈的对比，暗喻、讽刺意味浓烈，以“梦”为主，提出对“强国”的批判，寓意单一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终究使体育强国像“梦”一样难以实现，反讽的语言风格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颠覆作用。作者赵瑜在批判中进行，进言中批判，表达作者深感体育发展的危机，也是作者体育忧患意识的陈情。

《中国体育界》少有尖锐的批判和驳斥，作品把体育放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中考察，把中国体育的命脉同民族命运，经济基础，政治性质、科技水平联系起来，作者认为从体育的强弱可见国家之衰败与昌盛，将中国体育发展的问题归因于文化，将中国体育发展的相对落后归因于“喜静不喜动，务实不务虚”的中国传统体育观念和审美观念。文化是民族性格形成的根源，一切问题的产生都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在国人沉浸在20世纪80年代“金牌热”氛围中时，作者笔调温和，很难唤起民众对体育发展的思考，对体育强国建设的深入探究。

《强国梦》提出体育强国战略要和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中国体育发展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体育体制，即由国家全部包揽以获得金牌为主要目标，以竞技运动为主要方向的封闭式的管理体制和“一条龙”的体育发展模式。同时，体育发展和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竞技运动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没有体育传统且长期不提倡勇武好斗的国度里扎根壮大，与国家在近代的屈辱岁月里所萌生的一种民族意志和强力冲动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路径是关注“人”的价值，重视“人”的需求，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民族劣根性，把人当成为了完成某种宗教式的目的工具，这是民族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也是体育强国建设最大的“绊脚石”。“将体育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思考和人的尊严联系起来思辨，强调人在体育中应有的地位，指出过分强调金牌效应而导致比赛对人的压迫和异化[16]。”《强国梦》的发表将第一轮“体育强国”战略的讨论推向了顶峰，也推向了深渊，在1988年和1989年的大讨论后，关于“体育强国”战略的研究几近销声匿迹。[17]

2.3 文学记忆建构方式的差异

文学记忆依托外在的文字媒介和文化实践，其核心是社会成员分享的有关政治身份的传统。借助文化记忆，相应人群作为集体成员，可以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属性，确定和形成自我形象。文学作品对体育记忆的建构主要是基于作家不同的叙事方法、模式、技巧和情节、结构的组合差异，叙事和结构将不同的个体体育记忆借助语言文字符号将无形的精神意识活动转化为有形的物质符号形式，以此传达和分享个体化的生命体验，将个人记忆集合成为集体记忆，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共性的群体认同意识，最终形成人类集体文化的承继和延续。

《中国体育界》采用“全景式”的叙事方法与视角，将中国体育发展涉及的所有内容一一论述，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化的全景观察视角，全篇40余万字，是报告文学的鸿篇巨制，放眼宏观，多层次、多视角对时代体育文化与社会生活实际给予全方位的关照，感情抒发炙热，表达对体育的强烈的热爱与歌颂，作品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在叙事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坚持“国家宏观视角”，将自身定位为关注社会进程、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行动家、知识分子，秉承批判意识，化身为不忘道义担当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彰显报告文学家的身份立场或文化理想，体现了其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作品《强国梦》则秉承“平民化视角”，作者赵瑜公然站在“国家战略”的对立面，提出否定、质疑与批判，仅关注平民百姓的生活，传达平民百姓的利益诉求，体现报告文学独特的人文关怀与现世情怀，和对大众的深切同情、体悟。

语言是文学最直观的呈现方式，具有鲜活的形象性和生动的感染力。报告文学的语言特征，首先体现在其信度，即秉承真实性的原则，这要求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时空关系以及人物语言、细节等，都应客观有据。在信度原则基础上进行语言特征的评价，《中国体育界》由于迫切实现体育强国的个人期待而全盘否认“兴奋剂”的历史真实，导致作品违背真实性原则，不仅是语言信度的失效，更是让整部作品的艺术渲染力“大打折扣”。

2.4 作品社会影响的差别

两部体育作品用体育题材统摄中国社会的发展，显示了作品强烈的文化意蕴和启蒙意识，诱发读者对体育的思考和社会公众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至今两部作品的社会影响、历史评价、读者认知上力产生很大的差异，表现在传播范围的广度，影响时间的长度，对社会产生改变的深度。作品对受众体育认知、立场、观点、态度等的改变程度，对受众体育价值观的改变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体育业界》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并在《花城》刊载，获得了官方、主流的消费群体及社会媒体的认可，符合当时正统的、主流的价值观念，与人们一贯的体育发展理念表现出一致。

《强国梦》从收稿到刊发一波三折，《当代》杂志社决定刊出前经历了主编、责编们艰难的讨论，召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邀请体育界、文学界知识分子多次广泛讨论，而后在《当代》连载，引发社会巨大的舆论反响。面对强烈的市场需求，中国作家出版社随即出版《强国梦》单行本，并印制15万册，但因无法满足读者的购买需求，市场盗版频出。刊登之初被《新华文摘》《光明日报》《太原日报》等30多家报刊转载，在全国掀起了舆论讨论的热潮，成为老百姓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一时间有满城争说《强国梦》的态势。体育界在激烈争论乃至批驳的同时，充分肯定《强国梦》的社会舆论价值，将《强国梦》的发表，作为建国以来重大体坛事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并辟专章记述。《强国梦》在引起群众关注，引发社会集体反思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舆论警醒的作用，其影响力和价值在中国体育史上被承认。同时，对大量文献资料的阅读、人物的记述和采访、数据资料的运动等，以及丝丝入扣的论证方式，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及方法的运用都让《强国梦》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赵瑜的作品及本人被学术界广泛研究。

《强国梦》在某种程度上掀起了全社会对体育发展的热议和讨论，不仅颠覆了大众对金牌的狂热心理，回归对体育的认知，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促进体育界的改革，激起体育界和社会各界的思考[18]。《强国梦》讨论热火朝天的时候，1988年第24届奥运会在韩国的汉城举行，“兵败汉城”“泪洒汉城”充斥媒体，在舆论压力下被打上了“失败”的烙印，第一轮“体育强国”战略在这种“真真假假”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3 体育文学：体育史的集体记忆

“体育报告文学作为反映人类理想追求、诉诸人类心灵的文学,与奥林匹克追求的精神理想是完全一致的[19]。”由于第一轮“体育强国”战略在当时违背了事物发展规律，脱离了社会发展进程，注定了其无法完成。恰逢此时正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全方位记录、批判与反思社会发展的时期，体育无疑成为文学记录的主要内容。体育强国的集体记忆既要面对历史，也要面对作家的主观体验，文学是记忆的书写，体育强国的文学实践与文化记忆不仅记录了体育强国的发展历程，也真实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体育社会发展全貌，逐渐演化为全社会共同拥有的集体记忆。文学是文化记忆的重要手段之一，以语言文字为工具，以情感渲染和细节刻画为手段，生动地反映客观事实，生动记录社会文明的演进规律。文学领域以自身的锋芒表明作家对改革的见识和具体意见，以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对重大事件和重大社会问题进行宏观观照，表达了对群众和生活的贴近，引发社会的极大关注。文学，对社会公共事务和个体生活领域进行全方位的记录和描写，体育是国家地位的体现、民族荣誉的展示，体育的文学表达赋予了体育更加灵动长远的生命力。体育报告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完成对社会发言、实现对体育发展谏言和促进作用的重要方式和文化场所，作为同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传播媒介，是社会文化记忆形成的关键性环节。研究体育强国发展路程，不得忽视体育文学的表达与实践过程。

上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序幕拉开的同时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自由而矛盾的现实冲突中，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给文化、科学、民主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如物欲横流下的精神困惑与道德失重，政治权利被分散，社会矛盾复杂突现，在文明与愚昧、革新与守旧、新风与旧俗、创造与传统的冲突和矛盾中，人们适应和承载着这种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知识分子在自由而矛盾的社会氛围中迫切渴望实现精神的绝对独立和对社会的管理参与，思想的独立性和斗争的彻底性逐渐转向对社会问题的病理解剖，进而深入到对民族文化心理揭示的时代，体育报告文学正是一批秉承“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知识分子，对20世纪80年代体育发展的现状与顶层设计制定的个人反思与干预。面对云波诡谲的体育发展态势，先是洛杉矶奥运会获得金牌第四的好成绩，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体育热”，进一步强化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随之“汉城兵败”归来，引发整个社会对体育的反思，1989年第4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痛失维持八年的“斯韦思林杯”完全丧失世界乒坛霸主的尊严，5·19事件意外负于中国香港队引发球迷骚乱，一些体育工作者直面体育发展的弊端和问题大胆揭露、批判、反思，表现作家对体育社会矛盾的思考，以直接参与经历的个人记忆为主，同时集合了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管理者等众多体育参与者的经历，汇聚形成集体记忆，借助文字这一媒介，不仅承载了集体记忆的建构，也为集体记忆提供了存储的空间和传播的途径，承载着书写体育强国历史的功能。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自由而繁盛的时代，文学成为社会信息传播与交流的主要媒介，报告文学以其新闻性、严肃性、客观性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反思干预社会的主要战场，报告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公共性，当代报告文学的舆论作用与决策参照作用是互相联系的。体育报告文学以体育重大问题为题材，作家通过对体育生活全面深入的调查，对体育人物命运和体育社会问题综合系统的研究，在背景资料挖掘和个人观点阐述中揭示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为体育事业的开展、体育改革的制定推行、体育观念的改变更新,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正反资料和可靠的客观参照系，将竞技体育“一条腿走路”背后潜在的危机和社会问题暴露出来，从而引发社会关注。报告文学创作者中部分有先见之明的知识分子，对尚处于隐藏状态、短期内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未能被全社会观察发觉和醒悟的问题，通过个人体验或社会调查、深度访谈、持续追踪内幕的基础上查明原委，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社会媒体集体关注形成舆论热潮，问题倒逼机制给决策者造成压力，促成解决某种社会危机的决心，从而避免社会问题大范围爆发。这形成了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一个预警系统，必须把问题压力放大，不仅仅察觉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地使问题成为讨论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成一定声势，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20]”。报告文学作为社会性文体、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最突出的是其公共性价值。[21]

4 结语

体育文学承载着体育的记忆，从文学视角记录时代体育发展全貌，全方位呈现时代的体育发展观念，凝聚着作家鲜明的体育哲学意识和对体育发展的忧患意识，批判精英体育迅速发展背景下牺牲大众健康的体育发展模式，是对体育发展的功能主义的修正。文学服务于政治，这种“服务”体现在理念、制度和政策的每一个逻辑环节，文学为政治理念的实现创造条件，文学公共空间为政治制度的制定拓展利益诉求平台，文学批判性为政策执行提供监督。文学不会直接推动社会变革，但文学传播文化，传播过程中价值观念的输送，对公众的价值判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人类心灵的启迪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变革，生成推动历史变革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