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远梅

运动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特别的研究，研究人类动机的窗口，Ryan（2007）证明［1］，体育是动机，充满拼搏、能量、关注、纪律等。运动员可能需要在运动中激起较高动机，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动机是道德的？

简单地说，运动是受规则约束的，它是人类追求卓越和表达自由及快乐的参与。运动可以恰当地教会我们很多道德，因为在各级运动比赛的表面，动机是非常复杂的。运动最根本特点的是“好玩”，但当我们愿意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去追求它们时，运动就变得严肃了。今天在很多运动环境里，个人或团队期望成功的意愿可以或常常压倒正义公平，剥夺了体育的快乐和威胁体育运动本身的发展。如果体育运动像游戏一样生存下来，我们必须保持其核心作用，即道德动机已然形成我们竞争的形式。

1 道德动机和团队团结

任何加入团队运动的人将感受团队力量，并激发个人去做极大努力。2008年，李小鹏克服脚踝老伤为团队夺得团体冠军，而在这时他也因此成为道德的楷模。加入团队不但鼓励英雄行为的产生，而且还是对团队作为一个整体的合作诺言，这意味着团队的“明星”不得不为团队的凝聚力调整自己，不管是平庸还是优秀，所有教练知道，球队的化学反应是取得比赛胜利，Knute Rockne运动心理学之父强调团队工作高于才干：团队合作的秘诀是更大的集体和小我，我们可能反对来自团队的动机是不纯粹的道德，但混合了团队凝聚力的认可有助于胜利的取得［2］。课题研究访问对象从12岁到50岁的运动员，把团队作为整体，具有自我牺牲的足够动机，多数运动员相信每个球队有义务把球队的福祉放在个人成就的前面，很多运动员甚至不再提牺牲，为了提高某人获胜的机会，尽管确实是真实的。为团队而奉献的精神超越了运动领域。

2 取胜是否是一切

任何从事或运动的人知道，运动员会竭尽全力为他们自己的团队取得成功。任何参与竞争的人必须取胜，这是参与运动竞赛的整个要点，在比赛中毫无快乐可言，他们知道他们对手会尽力去赢。他们描述去竞赛性的竞赛使用无论何种战术都是侥幸逃脱，当作游戏去取胜。去竞赛性运动用竞赛中取胜的外在奖励真正快乐代替了道德动机［3］。

最有影响的去竞争化的案例研究来源于Bob Goldman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知名研究，他访谈了近200名奥林匹克选手和接近奥林匹克水平的运动员回答下列两个问题：第一，你被提供了可以提高成绩的违禁药物，同时两个保障：你不会被抓住；你会赢。第二，你被提供了可以提高成绩的违禁药物，同时两个保障：你不会被抓住；在接下来的5年里你会赢得每场比赛，然后你会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而死亡。你会怎么做？

Goldman发现193个运动员报告在第一个问题里他们会作弊，而在第二个场景问答里有一半的人会选择第二个。很多评论者关注这样一个事实，超过一半的精英运动员为了他们的成功愿意去死。然当我们想到奥林匹克精英选手忍受病痛折磨是为了达到世界级地位，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愿意做出最后的牺牲［4］。从这点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运动员忍着伤病去做最后一搏。

3 道德构建

自从20世纪初期开始自律形成后，道德动机的概念已经困扰着道德心理学家。心理学家过去和现在已经整合了无道德动机和行事规则成道德规范的有机体系，体系涉及行为的加强到表扬和批评。Piaget（1965）在认知发展趋向道德发展方面避开了这样的道德解释［5］，指出道德实践是在于社会互动平衡，White描述了作为效能动机的内在需要指引和调节人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他指出人类有竞争和控制天性。道德行为，正如Piaget讨论的，简单对应着社会关系逻辑，个体不需要外在诱导行为逻辑。Kohlberg的享有盛名的道德发展阶段论，描述了由外在到内在动机，前习俗水平到普遍伦理原则的定向发展，个体越高的道德推理能力就越小的与外部奖惩道德行为动机。例如，运动员道德推理在第二阶段，决定不再欺骗，因为他可能得到惩罚。在第三阶段，他发现如果他能避免而没有惩罚，他应该遵照规则，因为他希望其他人把他当作好运动员。在第四阶段，他可以推理是否别人可把他当作好运动员，规则实用任何人。在第五阶段，他理解规则必须通过社会契约形式建立起来，以保证所有人的公平和幸福。

4 道德责任和道德动机

在权力服从试验研究和校园文化研究中［同3］，参与者在拥护道德箴言时失去责任，他们通常支持那些道德命令，而这些是属于权威者或权力者角度的。在不同的背景下，拥护规则的动机不但依赖于对规则的正确性理解，而且还取决于他们自己对规则的责任感。

正如研究校园的道德文化一样，学生缺少道德动机的道德行为，被理解为道德责任的缺乏，与学校的规章制定和实施体系有关系。当管理者和教师通过外界的奖惩制定惩戒性规则去激励整合，学生会觉得那是教师和管理者去执行。

5 竞争和责任意识

在运动中，我们目前关于道德发展的工作，区分在给定社会工作框架下，为行为道德负责任，和承担社会框架本身的道德责任。同时这些类别的行为是道德的，不同的个人需求、不同动机来源，与基本公平无关，它就是在规则下玩游戏，大家在一起高举游戏规则为己任，拥护规则为动机，例如，帮助裁判出做正确召唤，出于对游戏本身的爱和健全关心。尽管团队的道德文化可以激发公平地玩，在取胜之前，只是宽泛的道德文化可以激发道德规则的行为。

6 成就目标理论和道德动机

Nicholls（1989）指出个体在成就设置方面，采取两种基本目标定位。一种采用任务定位，关注发展竞争性和取得精良表现，其他采取自我定位，关注和其他人相比的能力展示。个体任务定位是个过程定位和为个人利益的价值活动，他们运用自我参考标准评估他们的竞争性。那些自我定位的关注结果，运用社会比较标准评价他们自我价值。

Kavasunu（2007）得出，运动员自我定位和较低道德功能之间有很强的关联度。当成功和失败变成主要标准，即便没有判断人的价值的核心标准，且仍然有很强烈动机尽一切可能取胜。很多运动员生活在很小的独立世界，成功便是一切。如此，体育运动不能是意味着成为社会游戏，运动员沉迷于取胜，害怕失败再也不能激励去追求运动本来的快乐，分享竞争的快乐。

Kavasunu（2007）指出，目标成就理论预示着有强烈任务动机的个体应该被规则激发而玩，因为他们以他们竞争判断自己竞争性有多好，而不是简单的输赢［4］。迄今为止，研究建立强烈任务定位和道德功能之间连续的关联，可能由于测量议题或更多可能是成就动机本身的局限性。因为个人拥有很高的任务定位，关注他们自己表现，而不是和其他人比较，相对来说，他们对别人的欺骗或作弊漠不关心，也没有考虑其他人的幸福。在我们看来，体育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提升公平性和尊重他人需要更多的仁慈定位。体育运动需要微妙的平衡，竞争者尽力彼此最好，而又有意保持公平和相互尊重的状态。

7 体育运动的快乐

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游戏是很重要的，如有自己的目标，又纯粹的享受。因此有人认为体育运动相比其他人类活动是不“严肃”的［5］。即使当体育在敬业地游戏，他们依然是为了娱乐，相对于工作，体育属于休闲生活，体育运动让人有了自己的余暇时光。当我们游戏或观看体育运动时，我们进入了一个主观相信规则束缚的时间和空间的世界，通过这些规则和游戏的传统性，我们从更大范围内地把人类热情从爱引向攻击，去塑造、表达我们对自由和责任的定义［6］。在体育运动虚幻的世界里，如果我们尽力而为，集体利益至上，为游戏规则和精神而承担责任的话，我们都可以是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