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何玉

晋商名人档案资料作为地域特色文化资源，蕴含着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伦理思想和文化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相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历次视察山西的过程中，都对山西文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提出应注重晋商精神的弘扬与传承，充分利用丰富多样的晋商史料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因此，本文将主要依据编研成果和期刊《新晋商》的相关资料对晋商名人史料的育人价值进行深层次挖掘与分析。

一、晋商名人档案史料的基本构成

晋商作为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其产生的档案史料之多难以想象，但受档案保管意识薄弱、技术水平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绝大部分晋商名人得以保存下来的档案材料屈指可数。若想了解其生平履历和事迹材料，则需要通过其子孙后代的口述、当时票号伙计的走访记录以及当地流传下来的口头故事为主要依据。现今，各档案机构、晋商文化研究机构、政协等已将当前的馆藏史料编研成多部专著。从编研对象的角度划分，这些编研成果可分为明清及民国时期晋商名人的编研成果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晋商名人的编研成果两大类。

（一）明清及民国时期晋商名人的编研成果。晋商作为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于明清两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后于民国时期不断衰落。那么，产生档案材料居多的明清晋商自然也就成为主要编研对象。以编研作者为维度，涉及明清和民国时期晋商人物的编研成果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由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委会和各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委会共同编著的，即《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晋商史料全览·临汾卷》《晋商史料全览·长治卷》《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晋商史料全览·阳泉卷》《晋商史料全览·吕梁卷》《晋商史料全览·太原卷》《晋商史料全览·忻州卷》和《晋商史料全览·朔州卷》。这些成果于2006年出版，是对各市域范围内在商业上有所成就且对当地的戏剧文化、民生发展等具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内容较为翔实。第二类是由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委会编著的，即《晋商史料全览·家族史》《晋商史料全览·人物传》和《晋商史料全览·家族人物卷》。第三类是由晋商文化研究机构编著的，主要包括中国政协临汾市尧都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于2005年编研的《尧都文史第13辑·晋商史料专辑》和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于2019年编研的《晋中晋商人物》等。第四类是由晋商研究者编著的，即刘义主编的《右玉文史资料·第16辑·晋商史料专辑》、王海生主编的《文水文史资料·第21辑·文水晋商史料专辑》和刘建民主编的《晋商史料集成》等。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晋商名人的编研成果。所谓“新晋商”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祖籍为山西的商人，他们不仅传承了晋商精神，又具有时代精神。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新晋商把握时机，走上创业致富之路，向各类新兴产业伸展触角。但新晋商的商业成就远不及明清时期老晋商所创造的世纪性繁荣，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也不够重大。因而，学界以新晋商为编研对象的史料集成较少。经整理发现，主要有四部著作：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委会编撰的《晋商史料全览·新晋商》、山西省晋商文化交流协会编辑出版的《新晋商·新天下》、李留澜主编的 《新晋商案例研究·第一辑》以及李中元主编的《新晋商案例研究·第2辑》。这些成果的研究重点在于当代晋商的创业史和发展史，选材对象主要是山西各地商会的晋籍实业家，包括山西本土的企业家，他们分布于煤炭、钢铁、农业、互联网、餐饮、旅游、酿酒业、影视等各个行业。新晋商档案史料编研成果的出版，不仅可以为晋商研究提供史料基础和思路启发，进一步拓展选题范围；而且还可以促进晋商名人旅游景点的开发和建设，进一步丰富文化旅游资源。

二、晋商名人档案史料是传承晋商精神的素材

历代山西商人对诚信精神、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等晋商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是其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中国一大商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主要原因。

（一）诚实守信——晋商精神的核心。诚信，正是晋商最鲜明而又最历久不衰的精神。清朝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在上书咸丰皇帝的奏折《军务河工待饷孔亟请通行官票以济要需折》中提到：“各省银号汇兑银两，盈千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者，信也。”即在清王朝的《银行法》制定实施以前，储户兑银全凭票号信誉，并无法律上的保证。晋商在商业活动中坚持信誉至上的例子举不胜举。光绪十六年，庚子之乱爆发，京城的许多王公贵族仅随身携带存银折子，便仓皇逃往山西兑银。而在此次战乱中，绝大多数京城分号的账簿被烧抢丢失，无从知道储户信息和存储金额。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完全可以言明情况，等总号清理账目之后再进行兑现服务。但只要储户拿出存折，在辨别真假后，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票号全部即刻兑换。诚信精神一脉相承，新晋商在为人经营中一贯坚持此原则。以诚为本的准则，是晋商畅通无阻走天下的诀窍，也是当前山西经济发展过程中首要宣扬的价值精神。

（二）勤奋进取——晋商精神的精髓。勤奋进取，正是山西商人创业打拼、家财万贯的强大精神动力。明代初期，在土地瘠薄、人口稠密，难以维持生计的背景下，山西人毅然决然地选择外出经商以谋求生路。清道光年间日升昌票号的建立，推动晋商发展进入辉煌期。正如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言：“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此句意为，多数山西人在贸易事业一事无成的情况下，甚至选择不娶妻，哪怕是在成家后仍选择外出经商，每隔两三年回家探一次亲。晋商正是依靠这种勇于进取、勤奋拼搏的信念，不断寻找商机，积累财富，成就大业。据《晋商史料全览·家族人物卷》记载，王万年在平凉日杂店帮忙时，发现该地区棉花缺乏，土布价格昂贵，而恰好老家晋南盛产棉花，家家又会织土布，便返乡开了轧花店。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他所经营的项目已延伸到棉布、食盐、金店等方面，所创的“自立”商号遍布西北各个大中城市和重镇。这种奋斗进取的精神，在山西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爱岗敬业——晋商精神的灵魂。摒弃传统的“重农抑商”“重儒抑商”观念，将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看待，尊重热爱这一职业，愿为之奋斗努力，是山西商人走向成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据《晋商史料研究》记载，李家酒店日日坚持早开门，晚关店，大年三十亦是照常营业。乾隆十七年除夕亥时，一位“文人”打扮的顾客询问酒店的名字，在得知无字号后，便赐名“都一处”。不久，宫里打扮的十几人给李家送来一块当今皇帝御笔亲书的“都一处”虎头牌匾。此后，酒店名声大噪。如果说李家酒店的突然火爆是“天子”赐良机的话，那么它历久不衰，成为中华老字号的奥秘则在于其一日一日的勤奋坚守和保质保量的商号信誉。又如，李彦宏自大学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对搜索技术的强烈兴趣，专注于该领域的研究与创新，仅用10年时间就使百度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公司。正是基于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务实苦干，兢兢业业，他们才成为各个行业中出类拔萃的经商人才。

晋商名人档案资料可信度高，说服力强，是弘扬与传承晋商精神的鲜活素材，是改善当前山西经商文化氛围的重要精神资源。这些史料既可以作为教学案例被学校直接采用，也可以进一步开发，丰富晋商旅游资源的文化性，展示更加立体化的晋商形象，增进晋商精神弘扬传承的广度和深度。

三、晋商名人档案史料是引导正确价值观的模板

“价值观是对人生目的的认识、对社会的态度和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个体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所逐渐培养、发展形成的正确的、积极的价值观，不仅对其自身的选择和发展具有导向作用，而且对于社会的进步也具有推动作用。在驰骋商场五百年的过程中，山西商人对于事物的认识、理解与评价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价值准则和价值追求，其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

（一）儒贾相通观。山西商人巧妙地化解了“儒”与“商”之间的对立，“重商”与“重仕”并举，认为做买卖的商人也可学习儒道，进入仕途，同样，儒学之士也可从商，入仕的商贾万不可弃商。据《光绪山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孝友录三》记载，蒲州人薛英贤“鬻烟纸于市，夜辄苦读”，将中国优秀传统儒家伦理思想融入经商实践之中，指导并规范自身的行为。通过查阅历史史料，我们可以发现，晋商招聘的学徒与伙友基本上是受到过良好儒学思想熏陶的人。另外，他们在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能力提高子女的文化素养时，定会聘名师、送学堂，甚至送往国外进修。据《晋商史料全览·吕梁卷》记载，陈三锡非常重视子女教育，陈氏五代至七代孙中，共出过进士六名，拔贡、恩贡等十六名。又如，新晋商孙宏斌的长子孙喆一曾前往波士顿学院深造，获得工商管理及历史双学士学位。山西商人并非单纯地从事商业活动，而是高度重视相关知识的积累及其在经商中的灵活应用。

（二）义利相通观。晋商认为，仁义与利益相辅相成，并非对立冲突的关系。他们将“修德”与“取利”之间的关系洞察得相当透彻，在经商中讲究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坚持通过合乎道德准则的方式获取利润。如大顺号染房的掌柜白树升规定，凡因质量问题引起退货的货物一律销毁，严厉杜绝转卖现象发生，不得欺诈顾客。在与“相与”的相处过程中，晋商亦是坚持义重于利的原则，讲求相互帮衬，集体盈利。据《晋商故事》记载，光绪某年，乔、渠两家发行钱帖子较多，市面上传出其将要承兑不起的谣言。两家财主急向曹家求援，曹家本可以利用此次风潮，独享大利，却公开对外宣布：若确如传言，曹家所有票号和银号均可替乔、渠两家兑现。此后，乔、渠两家在东北市场上处处谦让曹家，使得本就在该地区名声显赫的曹家扎根更深。晋商的这种义利价值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沉淀，不断升华，已逐渐融入一代又一代晋商后人的思维意识之中。

（三）忠义爱国观。纵览史料，我们可以发现，晋商在国家危难之际，总是慷慨相助。山西商人的这种爱国情感可远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如猗顿在河东（今山西运城市）致富后，多次将自己的钱财和大批骡马无偿捐献给魏国，增强军队作战装备，有力地抵御了外敌。猗顿陵园所立的石碑《重修周逸民猗顿氏墓碑记》对其功德是这样描述的：“或者急公奉饷，上有利于国。”为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运城学院特意将校区内的一幢楼命名为“猗顿楼”。在列强侵略、同胞受难之际，晋商的爱国情怀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记载，冯子健曾于民国四年投资创办“平陆县第四高小”，订购进步杂志书刊，倡导师生翻阅，共同探讨反帝救国之路，为革命培养输送了一批人才。又如，长治市武乡县财主裴玉澍，积极响应中共党组织号召，多次捐粮捐款给抗日武装力量，直至倾家荡产。大力宣传晋商忠心报国的史料故事，有助于引导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自愿为国家建设、抢险救灾提供资金援助与货物捐赠。

（四）济助世人观。晋商既善“聚财”，又善“散财”。他们在致富后，心系天下，主动承担起相应社会责任，广施仁爱，如救助贫民、提供就业、铺路修桥、开办学堂、捐银赈灾等。有关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史料颇多。据《洪洞县志·人物志上·列传》第196页记载，“刘我义，……性谨厚，尤好施予。于里中置良田半顷，以资戚友婚葬费。顺治丙戌，飞蝗为灾，捐谷五百石赈饥。尝游东省，渡漳河，遇一妇若欲溺状，询之，知为赎夫罪而遗其金者，遂解囊助之。”又如，灵石县王氏一族的王梦鹏，在当地开设义学学堂，解决了贫寒子弟的上学问题。乾隆二十四年，灵石县大旱，他再次慷慨解囊，助乡邻度过灾荒。虽为商人，他们始终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突出位置，心甘情愿奉献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在济助他人中实现人生价值。

晋商在商业活动与儒家优秀伦理思想的紧密结合中逐渐形成了正确的、稳定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已在三晋大地延续五百年之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已广泛得到群众的赞许和认可。我们要充分利用晋商名人资料，不断丰富价值观内涵，充分发挥晋商在培养和引导社会公民形成正确价值观方面所具有的强大榜样力量。

四、晋商名人档案史料是创新育人方式的启发

曾雄踞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育人方式，这种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对高等院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现代企业人才培养，都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建立严格的用人制度。晋商在金融界铸就的辉煌与其相对完善的商号人事制度紧密相关。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载，大德通票号于1904年修订号规时，在人事管理方面，新增了一条“各连号不准东家荐举人；……现下在号人位，无论与东家以及伙等有何亲故，务必以公论公，不准徇情庇护”的规定，严格甄选学徒与伙友，以整顿和保持良好用人风气。根据《山西票号史》，票号规定保荐人与被保荐人之间具有责任连带的关系，若学徒存在舞弊等严重违反号规行为，须由保荐人赔偿票号损失。山西各个票号关于人事制度方面的规定基本相差不大，晋商往往会在此基础上根据现实需要有所增补，如：在经营中，刘慕殷一直坚持家族一代只允许一人进和合瑞钱庄工作的原则，以防钱庄家族化。晋商在商业经营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用人共识，对于严重违反规定的伙计，予以辞退，行业内永不录用。

（二）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员工培养是企业提高工作效率、保持稳定发展的关键一环。晋商对人才培养工作的高度重视，主要表现为时间成本的投入和财力的投入。首先，是投入时间形式的培养成本。“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则无以知其究竟。”因而，晋商往往会对学徒和伙友进行长期考察，慎重留人。其具体的考核办法为：“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如：“源隆公”大掌柜杜资清经常故意将银元或者金首饰等贵重物品掉在地上，考验员工行为品质，从而辞退那些贪财之人。其次，是投入货币形式的培养成本。高钰自担任大德通票号的掌柜起，便在票号内部设立学校，聘请名师传授儒家优秀伦理思想，引导他们形成忠义诚信、爱国报国等价值观。同时还会开设一些与票号日常业务相关的课程，如会计学、外语、信件撰写等，切实提高业务技术水平。

（三）推崇“目染”式育人方式。晋商注重对仁、孝、义、忠、信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高度重视子女及商号伙计的品格培养与塑造，往往会在门楣、匾额、楹联等处标刻有表达儒家伦理思想或是期望家族之人、票号员工能够在修身治家和立身处世中传承并做到的内容，让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些道德理念并在实践中自觉应用。日升昌票号的正厅悬挂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条幅，标榜着票号的立身之本——信义。灵石县王家大院门口的门楣上写着“寅宾”二字，意为“以敬宾客”。渠家大院主院内的楹联“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告诫家族之人在遇到惊天动地之事时，要学习古今圣贤的大气度，沉着应对，冷静处理。乔家雕刻于中堂大门外照壁两侧的楹联“经济会通守纪律，言词安定去雕镌”，意为在经营事业与为人处世时，要遵守法律规范；在与人交谈时，言语要真诚，不可雕琢修饰，拐弯抹角。宅院的人在来来往往之时，一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到印刻有字的门楣与楹联。视觉感官的重复刺激，使得宅院内的人受到熏陶，渐渐地将这种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注重良好家风的传承。晋商的家规与家训具有鲜明的家族特征，指导并规范着家族成员的品行，维护着家庭和谐关系，这一道德力量在延续商业繁荣和增加家族财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祁县乔家的繁荣昌盛长达二百余年，声名远扬，与其世世代代坚守家规“六不准”关系极大。这一家规是先由乔家始祖乔贵发创立提出，后经乔致庸完善的，即“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嫖娼；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酗酒。”该家规简明易懂，直白地告诉了乔家后代做人的准则。又如，灵石县王家以“富贵须自守，虽高不危虽满不溢；德才无他长，有功勿伐有能勿妗”教导子孙后辈在富裕后须自重、自制，言行举止要得体有度；有了功劳后切勿无休止地炫耀；有才能也不要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虽然晋商当年的辉煌已渐渐逝去，但其家规与家训，现在来看，仍未过时，其“精华”部分依然具有育人价值。晋商家族对家风的高度重视，对当今社会家庭教育深入开展具有借鉴意义。

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晋商精神与晋商价值观是其发展壮大、创造神话般的商业成就的丰富滋养。晋商名人档案中生动的人物事迹、照片印象、育人方式等是这些精神财富的具象表现。在建设文化强国、人才强国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注重依据名人档案史料，挖掘其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充分发挥晋商价值观的育人作用；同时要注重吸收档案中的“营养”，不断创新育人模式。本文以晋商名人档案史料育人价值为选题所进行的探讨，期望能引发更多学者对晋商档案资源价值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