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　赵焕亭

赵焕亭（以下简称赵）：张老师，您好！在您的《鲁迅传·苦魂三部曲》全稿刚刚杀青之后，有幸邀请您到平顶山来做客，非常高兴！一个人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很不容易，那么，您是如何能够坚持一辈子做鲁迅研究的？

张梦阳（以下简称张）：这个，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出于对鲁迅伟大价值的认识。如果他不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话，那一个普通的人是不值得陪一辈子的。我从心底感到鲁迅确实伟大。中华民族能够在20世纪出了一个鲁迅，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人间是存在天才的，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和原创性科学领域是有天才存在的。如果我们要否认天才，那人类文化就不会很发达。而且文化大师又很难产生，应该承认天才、发现天才，而且全民族應该创造条件去扶植自己民族的天才，并且以对天才的理解去看待天才、包容天才、保护天才。就文学大师的天才人物来讲，我觉得中国文学史上有七个大天才。

第一个是屈原，屈原的《离骚》和“楚辞”，那确实是天才之作。那不是一般的诗作，（而是）流传千古的。第二个是庄子。庄子是个天才，他竟然能够想象出那么多的、丰富的、天马行空的“逍遥”，像《逍遥游》那样的。第三个天才是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绝对不同于一般的史书。中国的史书很多，二十四史，但真正称为天才之作的是《史记》。

赵：鲁迅称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张：哦！它是一种浩荡之气！浩荡之气！非人工所能够达到的。第四个天才是李白，唐朝的李白。李白的诗，那是一种天才！当然，李杜并称，杜甫跟他齐名。杜甫也属于一种大才，属于一种大才，但不属于大天才。

赵：杜甫跟李白相比还次一点。

张：哦，他不属于大天才。李白属于大天才。这是唐代。到了宋代呢？我觉得称得上是大天才的是苏东坡。就一首“大江东去”来说，那是非大天才所不能作的。还有他那个前后《赤壁赋》，还有他那些很短的小品，那都是天才之笔！苏东坡之后啊，我认为大的文学天才啊，是曹雪芹。曹雪芹的《红楼梦》，那是天才之作。当然，他之前呢，有《金瓶梅》。《金瓶梅》也是价值很大的，开创了家族小说的先例。也还有人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确实是对的。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托名兰陵笑笑生的称不上是大天才，他写得过实。直到曹雪芹《红楼梦》，才天人合一，是浪漫的神话与现实的描写融为一体。这是非大天才不能做到的。曹雪芹之后，中国也出了很多文学家，但是我认为，真称得上大天才的只有鲁迅。

赵：曹雪芹之后只有鲁迅。

张：哎，只有鲁迅！

赵：看来，是鲁迅的伟大深深吸引了您，让您能够坚持陪鲁迅一辈子。

张：还有，鲁迅跟前面的六个大天才还不同。他跟当代中国的现实结合得更紧密。他是思想天才和文学天才，他是在20世纪中国贫弱的时候——救中国的关键时刻，中国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最深刻的反思。我觉得这个反思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人很聪明，但是从来不反省自己，从来不反思自己的弱点。这样的话，他一生虽然聪明，但是聪明一世，最后一事无成。不断地反省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和弱点，然后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向理性的境界升华，这对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鲁迅不同于其他文学家甚至前面的文学天才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深刻反省、深刻剖析。在一个转型时期——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他剖析了中国人的很多弊病。剖析这些弊病呢，不是灭中国而是救中国。

赵：救中国！所以鲁迅通常被我们称为民族魂。

张：民族魂！他是中华民族的大脑和良知！而且，现在鲁迅的这种思想意义，不仅没有泯灭，而且显得更加重要了。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人来研究鲁迅，来阐释鲁迅的这个思想。中华民族，这么大的中国，有十个到一百个陪鲁迅一辈子的专家学者是不多了！甚至现在十个里看到一个都很少有啦！就像在中国最高的学术机关——中国社会科学院里，我是研究鲁迅的。我上面的专家有的去世了，有的老了，像我的老师林非先生已经85岁了，我之下一个专门研究鲁迅的人都没有。文学研究所里面，连一个专门研究鲁迅的人都没有。这是非常反常的，非常不正常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陪上鲁迅一辈子是非常值得的。

赵：看来，您是铁了心要陪鲁迅一辈子了，而且您已经陪鲁迅几十年了。我在您的书中看到，在您高中毕业34年的同学会上，您看到很多老同学如今都当上了中央各部委的领导，还有的成了企业家，公司的董事、总裁，腰缠万贯，甚至是身价上亿了。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保持这一份寂寞和清贫。那么我想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鲁迅这个名字并接触他的作品的？

张：哦，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啊，也有很多是天意。我绝对不是天才，但我的命运安排可能是天意。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高级工程师，桥梁道路专家;母亲呢，原来是小学教师，后来她专门在家持家了，但是她对文化、对文学非常爱好，而且有比较深的文学修养。我的父母都非常忠厚老实，甚至是忠厚老实得过分的人。这样，（他们）那个血脉也传给了我。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刘再复先生一见我就说：“梦阳，不要再傻直正了，不要再傻直正了。”还有林非先生的夫人肖凤也说过：“梦阳，你太老实了，老实过分了。”

赵：看来父母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

张：哎，就是，这个影响就是心软、耳根子软，老可怜别人。连我到市场去买东西啊，（都）不但不跟人还价，甚至还不让人找钱，甚至还送人家点儿钱老觉得人可怜。后来我的老伴儿都说：“你这个傻家伙！”再也不让我买东西了，并说人家那卖菜的比你挣得多。

赵：那么父母对你的影响具体在学习方面是什么呢？

张：就这样。这样的话，我就承认自己绝对没有经济头脑，绝对不会理财。认识自己的不足是第一，认识自己啊，认识！不认识自己的不足是最大的不足。我绝对经不了商，没有经济头脑，没有理财头脑。我认识到我自己既搞不了生意，也搞不了政治，认识到自己只能做学问，只能学习、读书。认识到这点，我就一心一意地搞这个，这也是我陪鲁迅一辈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第一次听到鲁迅的名字是1951年，我六岁的时候。当时我们家住在南京，湖北路的一个平房。夏天，在凉席上，母亲跟我一块儿乘凉，拿了一本小人书，逐页地给我讲，这个小人书是“鲁迅的童年”。记得好像还有冯雪峰的名字，可能是冯雪峰指导撰写文字的，出版社的画家画的（插图）。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七岁的小鲁迅要去看五猖会。看庙会去，非常高兴！工人们也跟他一块儿兴高采烈地去。可是还没上船呢，忽然让他父亲给叫回去了。拿了一个《纲鉴》，指出了二三十行，让他背书，说背到这里才许去。结果跟他一块儿去的工友也非常害怕。小鲁迅很紧张，就拼命地背，就好像用钳子把那文字夹到自己脑袋里。终于背出了，背出之后呢，父亲把那书一甩，说：“去吧！”这样，工人很高兴，把他举得高高地，送到了船上。这时候小鲁迅倒觉得去看庙会的兴致一扫而光！我记得很深的就是，有一个画面，乌篷船，坐的乌篷船——绍兴的乌篷船，鲁迅坐在窗口，闷闷不乐的。那插画画得不太好，把小鲁迅画成了大人的样儿。后来就觉得非常奇怪，鲁迅的父亲为什么这个时候叫他背书？所以，这个虽然是小人书，但是使我知道了鲁迅的名字，而且知道了鲁迅童年的故事。

赵：这是您第一次知道鲁迅的名字。

张：这也有幸是我母亲讲的。

赵：所以母亲是您的第一任传授鲁迅知识的老师。

张：第一任！然后真正接受鲁迅的作品是1958年上北京二中。那时我十三岁，上北京二中文科——北京二中初一。北京二中文科现在看来不仅在北京市，而且在全国都是第一，当时又号称是文学家的摇篮。焦菊隐曾经当过北京二中的校长。他招揽了一大批人，而且培养出了著名作家刘绍棠、从维熙等。我的老师韩少华，北京二中公认的是韩少华。名气虽然没有别人大，东西没别人多，但都认为他的文學根底是最深的，下功夫最大的。因为身体不好，后来早逝。他留下的东西不太多，但是现在一看，他的功力非常深厚！

赵：那么韩老师对您的具体影响是什么？

张：当时我们都到高三的时候，高三四班，也就是重点班，也是小灶培养的。是副校长潘逊皋——著名的汉学家——教这个班的语文，韩老师教这个班的作文，另外还辅导这个班七个人的文科组。除了他的文学讲座之外，实际上我现在回想起来，私底下跟他闲谈，闲谈讲的一些关键的东西，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比如他那时候讲鲁迅《祝福》的第一句“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他让我体会“毕竟”。《藤野先生》里面，鲁迅第一句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让我体会“无非”。

赵：“毕竟”“无非”，用词好在哪儿？

张：“毕竟”“无非”，很普通的词，他为什么让你体会？要沉潜往复啊，反复把玩、涵咏！它讲究这！这样才能培养一个文学爱好者对语言的感觉。现在有些作家不重视语言的感觉，所以他虽然著作等身，写了很多的书，但到死也没有体会出语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的，像汪曾祺说的这种可以触摸到的语感。所以我觉得从韩少华老师那儿得到的这种收益是从课本上得不到的。这样，在1964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志愿的时候，我就报了文科。可是我父亲呢，是搞理工出身的，是桥梁道路的高级工程师，他坚决反对我报考文科。

他反对我报考文科呢，并不是因为看不起文科。相反，他认为文科比理科难、不好学、不好有所成就。他是山东临清县人。那时，山东临清县有个教育政策，就是凡是考上了济南市立中学的，县里给官费。如果从济南再考上北京或天津的大学，省里和县里给两份官费。就这种官费政策啊，当时临清县培养出了二十多个人，都是穷人家子弟。这二十几个穷人家子弟都学业有成，仅全国的大学副校长就出了七八个，而最有名的就是国学泰斗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是官庄人，我父亲是大丁庄人。他们两个庄只相距十里地。所以小时候，我父亲就老给我讲季先生的故事，给我树立了一个标杆。

但二十几个人里面只有季羡林先生报考的文科，是清华西洋文学系。他们说季先生报考文科是因为他把握太大，就是非常突出。说你们跟季先生没法儿比，没可比性。你们要考那文科，最后能有成就吗？但我还是坚持报考文科。虽然坚持报考了文科，因为父亲是学理的，我也对自然科学也很有兴趣，特别对哲学感兴趣。在中学的时候，我的文理科都很好，我的理科成绩一点儿都不弱，数理化都很强，并不是因为理科不好而报文科，完全是因为爱好。这样我折中了一下，我报考北大哲学系。这样呢，父亲还比较赞同，说：“自然辩证法这也跟自然科学有基础关联。”但1964年，我报考那一年，北大哲学系不招高中生，只招调干生。他们认为哲学系的学生需要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应届的高中生可能学不了这个。这样的话我就从第一志愿落到了第二志愿，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既然已经上了中文系，既成事实了，父亲就不再阻拦，而且坚决支持！他知道我学的中文系，就特例破费二十多块钱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59年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当时二十几块钱是不小的数字，因为我们那个大学里面，一个月伙食费才十五块五，就吃得很好！父亲买的这一套十卷《鲁迅全集》成了我一生的宝贝！如果没有这十卷《鲁迅全集》的话，可能我后来进入鲁迅研究的道路会更晚一些，而且条件差一些。

从1959年买到《鲁迅全集》，我就开始习读，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读。当然那个时候读不懂，不懂也读。后来停课，到了1968年，我恍然大悟，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影响很深的。有一种根本的认识，就是不学无术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有害无益的。必须要有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学问，做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坚信这一点！这一点是深入骨髓的！所以我坚决不参加任何运动，摒斥一切活动，埋头读书就又重新开始读《鲁迅全集》。

赵：当时您手里有《鲁迅全集》啊！

张：《鲁迅全集》在当时是唯一的合法读物——马、恩、列、思、毛之外只有鲁迅著作是合法读物。

赵：看来真是天意哦！

张：天意！我手头有这个，就又开始读了，反复读。在这读当中更加崇拜鲁迅，这是1968年开始。1969年9月底的时候，我姐姐和姐夫从部队复员到上海，我去上海看他们。9月30号姐姐和姐夫带我到杭州游西湖，当时很高兴地去游西湖。游完之后，傍晚的时候，他们就回上海了。让我一起回去，我坚决不回。因为知道杭州离绍兴很近，我一定要去绍兴鲁迅故居去朝拜鲁迅。后来我姐姐和姐夫也拗不过我，知道我这人很固执，他们只好先回去了。我就待在杭州的火车站。那个时候杭州的火车站是很破的，一个小站。候车室只有长条椅子两三把，房子也很破。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也没有钱去住旅馆，就只能在候车室的长条椅子上睡觉，但是又睡不着。睡不着，我就起来去散步，黑咕隆咚的，我也不认识路，就乱走。乱走，竟然从火车站走到了六合塔，然后又盲目地上了钱塘江大桥。上了錢塘江大桥之后，被执勤的解放军给抓住带到他们执勤岗那儿去审问。然后我拿出了学生证，又跟解放军同志说了原委。哦！他们就明白了。他们明白了之后，还向我道歉，说：“请原谅。”我说这解放军同志警惕性很高。1967年的时候出现过蔡永祥事件，欧阳海事迹之后的。就是一个执勤解放军看到有人在铁道上放木头，他为了救火车，把木头推到一边去，自己被火车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掀出好几十米，因重伤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了。这是当时的烈士。我说：“这蔡永祥的精神在你们这儿体现得非常好！我非常感谢解放军！”他们也很感谢我，把我送出了桥口.然后给我指了火车站的方向，说：“你回火车站，不要乱走了。”我又回到火车站，想一大早上坐最早的早班车到绍兴去，慢车九点多钟到的绍兴。那时候绍兴的火车站还不如杭州的，连站都没有，就是一个破站台，然后，一个土坡。下车之后，竟然连收票的人都没有，我就从那个土坡上下去了。

赵：看到鲁迅故居了吗？

张：那个时候，情况是这样的：正好是1969年10月1日上午9点到的绍兴，在土坡上就看见彩旗飞舞、游行队伍委蛇而进。这时正好是二十年大庆——国庆节游行。我下了土坡，在游行队伍里面来回钻，跟人打听鲁迅故居在哪儿。好不容易打听到了，走了很远，才到了高高的白墙黑瓦的一个大院子边儿上。据说鲁迅故居当时根本就不开放，我也没法儿进去。虽然没法儿进去，但是我似乎隔着墙闻到了百草园的野草味儿，而且看到了绍兴农民戴的那种棕色毡帽。这使我想起了阿Q，这就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绍兴的风味儿。到了快下午的时候，穷学生非常可怜的啊！饿了一天一夜，就只能花一毛钱买了一碗面汤喝。没钱啊！哪有钱？喝完面汤之后，我又坐火车回杭州，又从杭州坐火车回到上海。

赵：这就是您到绍兴“朝拜鲁迅故居”的故事。那时候您有多大年龄？

张：那个时候24岁。

赵：哦！24岁。我知道您大概是在34岁的时候，工作调动，到了社科院。

张：对！对！ 24岁朝拜鲁迅。然后我回到上海，姐姐的婆家。我姐姐一见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说：“别的孩子，谁敢自己跑到绍兴去呀！”但是她也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料到，整整十年之后，我从农村学校调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就是最高的鲁迅研究机关，专业从事鲁迅研究。

赵：能够到这样一个机构来工作，您之前一定是有比较突出的成绩。在鲁迅研究方面，您已经做过哪些工作呢？

张：1969年10月1日朝拜鲁迅之后，我回到北京，对鲁迅更加虔诚了，简直是一种宗教崇拜了。《鲁迅全集》已经通读完了，通读了两遍，也应该做一些研究。当时也提倡读马列的书，而且提倡说，学马列不要只学词句，要学习马列的立场、观点、方法。所以，我想，要研究鲁迅的话，也不能光记住词句，要研究鲁迅的立场、观点、方法。正好我对哲学不是很有兴趣吗？对黑格尔的辩证思维非常感兴趣，虽然看不懂，但托人从首都图书馆找的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好几本儿，很破旧的。仔细地看，然后做卡片。还读列宁的《哲学笔记》，读恩格斯的《德国古典哲学》与《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样，我自己列了一个题目，当时没有什么项目，就是研究鲁迅后期杂文的辩证法问题，后来扩展到鲁迅辩证思维方法初探。从1969年开始搞，那卡片儿记得很多，日夜地搞，那时候精力也足。到1972年的时候，形成了论文的雏形。这就是《鲁迅后期杂文辩证法初探》。

这时候就感到求教的必要了，光是一个人学不行！实在是想找老师来指教。恰好北京二中的同学，就是去年去世的电影导演徐庆东，我对他还是很怀念的。他关键时刻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他是高干子弟，父亲是外交部顾问徐永瑛——中国第一号英语专家。他认识何其芳的小儿子何辛卯，就通过他，又找何辛卯，想找何其芳同志请教一下。那个时候何其芳还是“黑帮”啊！还扫厕所呢！哈哈哈！何其芳同志这个人也很天真的。现在很有名的诗人食指，就是郭路生，那个时候他还是中学生呢，看着何其芳在打扫厕所，他帮着去打扫。帮人家打扫，然后偷偷地问何其芳写诗的经验，向他求教。

结果，何其芳在厕所里和他讲了。后来，食指成了很有名的大诗人。何其芳同志通过他小儿子知道，有一个年轻人写了鲁迅研究的文章，想向他请教。他竟然非常高兴！晚上就特地接见了我。看完了之后，跟我谈，说这个题目很好，应该怎么深入下去。前年是何其芳同志诞辰纪念，文学研究所开纪念会，何其芳的小女儿何京颉也去了。见我，非常亲切，她在发言中就讲，食指和学者张梦阳当年怎么向她父亲求教的事，大家非常感念！这样，我在他的指导下又把论文重新写了一遍。而且全是复写，稿纸复写！工工整整，一笔一划的。写完之后装订得很好，用电光纸包起来，接着，我送到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文艺部是李希凡跟姜德明管。我倒是非常认真，我把那稿子一笔一划地复写得非常整齐，然后又订好了，外面还包上了油光纸。他们看的时候也比较惊讶，因为当时报社都收到一些工农兵的稿子，很乱，要用都得重写。他们很高兴，就接见我，但是又说《人民日报》是很难登长文章的，就建议我把文章变成札记，一小篇儿一小篇儿地发。

这样呢，第一篇《短些，精粹些》就是《人民日报》发出来的，第二篇是《谈“分”——鲁迅后期杂文辩证法札记》，第三篇是《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当时《人民日报》可跟现在不一样，《人民日报》是全国唯一一个权威的、全国瞩目的大报。这个报纸连着发三篇，那是很难的事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我是一个鼓励。然后，我就写了一个比较长的论文，一万六千字，就是《鲁迅后期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九）>的哲学分析》。写完之后，姜德明很高兴，说他们文艺部都传阅了，认为很好，但是一时上不去，太长了，可他们还是希望留一下，看看有机会没有。但是那个时候一万六千字，在报纸上怎么发？太难了，最后我还是问他要来了。那时我已经被分配到了农村——河北农村教书了。教书到了最基层，大队的小学、高中，戴帽班儿。三个老师住一间房子，很小，破的，臭的。

赵：很艰苦的地方！

张：很艰苦！三个人白天劳动、上课，根本没有时间。晚上大家都睡着了之后，我从床铺前面搭了一个小板儿，用浆糊瓶做了个油灯。他们都睡着了之后，我从被窝里爬出来，赶着写文章，然后看《鲁迅全集》，都已经看得破损、陈旧了。这种情况下，记忆反倒非常清晰，非常深刻。到了1976年，鲁迅研究又被提起来了，中国社科院建立了鲁迅研究室，主要办鲁迅研究刊物。我这篇文章又寄给了哲学研究所的张琢先生。张琢先生专门研究鲁迅的哲学思想。他看了很欣赏，就推荐给刘再复，刘再复又推荐给林非。他们看了之后就特别接见了我一下。接见了我一下之后——现在我已经做不到了，那个时候能做到——鲁迅杂文里面重要的话，一提起来，我当时能说出在第几卷第几页，甚至第几行来，他们很吃惊。然后林非先生告诉我说，他马上向陈荒煤同志汇报。当时陈荒煤同志是主持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他是一个大领导干部，听了之后马上拍板：“把这人调来！下面的工作你们做，你们去找，让单位放人，这事儿你们去办;上面调动手续的事我来办！”这样，1979年9月18号，我记得非常清楚，林非先生亲自到廊坊去的，在我的散文《秋天的白杨林》里细述过这个事儿。开始，廊坊很不愿意放，因为别人一找，他就觉得这是个宝贝人才了。不愿意放，刘再复先生又去一趟，几次三番地亲自去廊坊，而且，当时得感谢廊坊教育学院院长潘树增先生，他非常大度！还有副院长刘俊田，还有支俊杰，另外还有教育局的副局长吴宝和，非常破格同意了，同意我先去。1979年10月，我正式到社科院工作。

赵：看来，林非和刘再复两位先生真是慧眼识珠，陈荒煤先生那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很有魄力的一个领导。那么您调到社科院鲁研室工作以后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张：现在到鲁研室工作已经36年了，我总结了一下，我做了十件实事。小事就不提了，只提大事和中事。中事有七件。第一件就是“从世界文学视野来考察阿Q的典型性”，就是解说阿Q在世界文学中的典型问题，并且发展成了27万字的《阿Q新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从世界文学视野考察鲁迅杂文的文学性质”，这就是《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兼论鲁迅杂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后来又加工改成了《世界文学视野中的鲁迅杂文》。这两篇文章在山东的会上宣读。

第三件事，就是“从精神史和精神悟觉史的角度看鲁迅的价值”。鲁迅的价值实际上就是启悟不肯研究自己、不悟自己为奴的中国人，去掉奴隶性，增强自觉性，向悟性的高度来发展，然后进一步发展到理性。关于悟性和奴性的思考在精神史上的作用，鲁迅是独特的。由此，我概括出了鲁迅的定性。鲁迅是谁？从瞿秋白就开始问了。我认为鲁迅是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第四件事就是还原鲁迅的本源思想。他的本源思想是什么？他的本源思想实际上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他在1919年《我们怎样做父亲》这篇杂文里提出来的。这是他本源的思想。这个是在香港开会的时候提出来，在香港中文大学会上宣读的，后来香港《城市文艺》发表了。第五件事就是研究鲁迅的思维方法。这是我开始研究鲁迅时就思考的问题。从1972年的一篇论文、几篇札记开始，40年没有间歇，集腋成裘，然后累积成了三十多万字的《鲁迅的科学思维》，去年由台湾和大陆同时出版。第六件事就是写出了《鲁迅散文语言的艺术发展》。2011年鲁迅诞辰130周年的时候，我写的就是《鲁迅散文语言的艺术发展》。这个开始就是韩少华老师说的“毕竟”“无非”，从这儿，一点一点延伸出他后来的艺术发展。所以有些年轻人问我写了多长时间，我说写了50年。他们非常地耻笑，非常不以为然：哦，难道写50年？其实，这些年轻人就浅薄了。讥笑我50年写一篇，他们现在连半篇也没写出来。艺术发展、艺术体味，需要长期的文学涵养啊！那不是说几个概念、几句话拼凑出来的。那是几十年品味品出来的，甚至我可以说还需要一点对散文语言的天赋感觉呢！第七件事就是翻译了鲁迅生前一再主张翻译的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鲁迅在死的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里，还在耿耿地说，希望有人翻译出来，看看哪些说得是对的，变革、挣扎，不要求别人的原谅，来证明究竟怎样是中国人。我们自己改正自己，自己挣扎着前进，这是非常语重心长的话。我历经好几年周折，翻译出了这本书。现在公认就是，在好几种译本里，这是最好的译本，而且已经出到了第四版。这是七件中事。

关于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历时九年编了一千万字、五卷一分册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現在这个大书已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世界各大图书馆都保存了。现在根本就买不到了。在日本就是四万日元一套，美国是两千美金一套，中国是一千多块钱一套，可能现在一千多块钱一套也买不到了。

当时征订是二百元。当时二百元也不少啊，征订了之后先印了一千套，马上就没了，又加印一千，可能又加了一千套。反正印了两千多套，现在已经变成稀有品了，没有了。而且一些年轻人啊，他认为我做的最大的贡献是这个。因为当时要不抓这个时间把史料印出来，以后可能很多就找不到了，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找到。（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鲁迅研究的必备的方便。第二件事是2000年到2003年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卢家明先生的督促下，写出了三卷一百八十七万字的《中国鲁迅学通史》。这个在2003年获得了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而且收入了中国文库。中国文库印三大卷，精装的，非常漂亮！现在这个书也已买不到。别人跟我要，我只有一套，我也买不到。第三件事就是《鲁迅传·苦魂三部曲》，一百万字，三部。2012年出了第一部，现在三部已经全部杀青，7月8日早晨5点5分写完最后一个字。《鲁迅传·苦魂三部曲》在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周年之前全套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