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凌薇

(福州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0)

一、引言

经典文学复译的现象近几年屡见不鲜，甚至有些复译本除个别字的变动之外几乎并没有什么差别，经典名著的“重复翻译热”背后，可能存在相当的拼凑复制、无由更替，手法粗糙又急于求成的现象。市面上可以查到的德国儿童文学《格林童话》中译本有1400余种，法国儿童文学《小王子》有超过70种中译本。出版商忙于出版新的复译本同时，读者不免困惑于如何在众多复译本中挑选最适合阅读的版本。这一矛盾不禁让人深思，对于经典文学的多次复译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评判不同复译版本的好坏，文章就此进行探讨。

二、复译现象产生的原因

探讨复译存在的必要性，首先就必须理清复译的概念。从字面来看，复译似乎涵盖了“重译”和“复译”两个词。鲁迅先生曾定义“复译”为“对于一部已有译本的作品，下功夫再翻译一次”，并且认为“重译”指的是一部作品从源语言翻译为某种语言，再从这种语言翻译到目标语言，例如一本法语小说，通过英译本译为汉译本。而当代学者更习惯将这种翻译称为转译，或者间接翻译。现代翻译家许钧认为复译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不同译本先后面世，后人版本是对前人版本的创新与超越；另一种则是一段时间内不同译者对同一本著作进行翻译。翻译家许渊冲则认为，复译就是“别人译过的东西，自己重复再译一遍”，并且译出来的作品不仅要不同于原译本，“还应尽可能高于旧译”。两人对于复译的定义虽略有不同，但都认同复译是对旧翻译版本的改造升级，必须要有所创新和超越。译者通过再读原文本，增加新的理解，那么新译的版本，就理应要比旧版本好。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回顾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重大的翻译高潮，尤其是多方引进西方思想和文学作品的20世纪初，可以发现在当时针对一部经典文学原著，大都出现了多个翻译的版本。鲁迅曾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表示，“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一部作品拥有多个翻译版本的现象显示了当时文化市场走向繁荣，也标志着我国的翻译事业在这一阶段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在大量出现的译作中，不免有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由此，鲁迅作《非有复译不可》，肯定复译重要性的同时，借以规整市面上过多复译、乱译现象，减少译者的“无用功”。2017年6月由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专题研讨会上，多个翻译家就市面上那些只追求商业目的的复译现象进行了批判，提出复译应尽可能地传达出源文本想要传达的信息，保留源文本风貌。

复译现象产生的原因，可分为以下三类。首先，原作品存在翻译错误，不能切实传达作者的意图。比如《红楼梦》的早期译本，将“林黛玉”三个字直译为“black jade”，而“black jade”在英文中有放荡的意思，与原著里林黛玉的形象相去甚远。此时，为解除译入语读者可能产生的误解，复译的需求就显得十分迫切。其次，时代将赋予原作以新的解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朱振武教授在一次关于复译的讲座中曾提到，“一本好的译作，寿命只有三十年”。不难理解，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环境在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后代的译者对同一本译作的理解角度、理解深度也在发生变化。而一部作品的价值，恰恰是经过人们对它的品读和理解后，才能实现的。此外，经典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文学魅力，也是复译存在的原因之一。茅盾认为“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复译，是对读者的救济”，莎翁对于语言运用出神入化的把握，自然扩大了译者发挥的空间。同一时代不同译者的观察角度不同，译本也会有所改变，不同时代的译者受到时代影响，自然翻译的风格也会不同。《红楼梦》的译本，最著名的三个译本分别是乔利翻译的A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还有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第一本于1891年译成，出现时间较为接近原著，而后两本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出版发行的，对比三个译本，不同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都在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乔利的目的是向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外国介绍中国的文化，展示文学作品，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取其大意，对于其中的细节，对原文中双关等艺术手法并未完全在意，因而缺失了原书的韵味，为读者所不喜。霍克斯和杨宪益及其夫人的两个版本成书是在百年后，世人对《红楼梦》的研究愈发精进，对书中的场景布置，服装用具，妆容言语，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书中人物的心理和状态有了更深的理解，“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加上杨宪益及其夫人本就是中国人，对中国古典文学较为熟悉，传递原文的价值更显得得心应手，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因此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复译的必要性在于，让作品烙上时代的印迹，满足日益进步的读者要求。

三、对复译评判标准和译者要求的思考

既然复译是有必要的，那么如何判断复译版本的优劣成为首当其冲解决的问题。其实针对这一点，翻译界尚未给出绝对的定义。不难理解，毕竟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最佳译本”只是相对的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衡量复译的方法，读者通过对比分析，对比原文和复译本，旧译本和复译本，仍然可以探讨出不同译本的可取之处。如果复译版本很有特色，不仅能取前人译本的长处，又能融入自己新的体会，有所改变和创新，才是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然而，复译者倒也不必处处强求标新立异，彰显个人风格的与众不同，而要取旧译的长处，取其精华，在其不妥的地方进行删改。如果在原有的版本上，只是大概动几个字，替换几个词语，再“拿来主义”，是万万不可的。一方面这将造成市面上有限的译者资源浪费的现象，大量的译者投身于复译，热门的经典文学复译本数不胜数，冷门的经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无人问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整个翻译市场的浮躁。

想要高质量重复翻译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并不容易，复译既要求在遣词造句上比前人的作品更进一步，又要避免将过于明显的个人风格带入译作中，因此，如果说复译是对原先译本的挑战，不如说复译是对后译者个人水平的挑战。从译者选择开始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开始，就好像与作者达成了某种约定。首译者做出了第一次尝试，筚路蓝缕，冒着风险开辟道路。他们作为勇敢的先驱，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后人沿着他们的脚印，倘若能开拓出新的道路，是再好不过的。假如没有开拓出新的道路，也不必嫌弃前人的道路崎岖不平，因为前人的道路虽然蜿蜒，但也还在前行。如今有些文学评论者揪着旧译本出现的某些错误，大批特批，不考虑时代背景的影响，这是极为错误的，对后人的翻译也没有丝毫的帮助。作为后人，要做的是充分考虑当时的经济文化背景，以及译者本人的阅历，思考这样翻译的妙处在哪，不妥在哪。这一过程就好比判案，没有线索和证据，就得不出结论。

随着人们对经典文学名著研究的不断深入，译者和读者都在一代代进步，逐渐有比原先更为确切的理解；并且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结构、句法，语言习惯，语篇也有不同的架构方式，通过对另一种语言的掌握，体会与母语的差别之后，再看原文，也会有新的认识。原文所指代的事物，在母语中是否有对应，这些都可以在旧译本的基础上探讨。此外，哲学意义上，事物都处于变化之中，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那么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为了适应本时代读者的阅读偏好，语言也染上了时代的气息，不断发展和完善。甚至同一时代，不同阶层、不同阅历的读者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同一时代需要不同复译版本的缘由。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周克希曾说，翻译是感觉和表达感觉的历程，而不是译者异化成翻译机器的过程。如果复译者仅仅秉持“拿来主义”对待原作，那么是永远不能给予读者原文感觉的。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不同的文化，展示不同的思想。因此，要吃透原文，以更能让译入语读者接受的方式输出语言。傅雷在《致林以亮论翻译书》一文中提到，“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通常是胆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候太多，要避免这些，第一要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都把握住了，才能放大胆子。”自然，翻译时要尽量与原文句法保持一致，但更重要的是符合译入语的句法规则，因为译入语读者是否能够理解、读得习惯是译者需要着重考量的问题。

四、结语

复译并不是因为有了先译本难度就降低，也不应该是毫无意义的重复，而是对原有译作的超越和创新。一个好的译作，是有“保质期”的，但并不是说，过了保质期，它就变味了、变质了，只能丢之弃之。通过研读原译本，研究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写作状态，仍然能从中汲取有用的知识。读者认同严复《天演论》所带来的历史影响，但读者并不满足于这一版本；世人欣赏冰心翻译的泰戈尔，但与此同时也需要不同视角的译本。从不同译者的角度看待原作，会让读者拥有新的阅读感受。经典文学名著本身具有的非凡魅力，总会吸引一批又一批的知音，招徕一代又一代的译者，大家出于对文学的追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一译再译，这样的竞争精神值得鼓励。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譬如赛跑，至少得有两个人，如果不允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对于作品本身来讲，复译会让它焕发出新的光辉。但与此同时，译者要谨慎汲取前人经验，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尽最大的努力去创新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