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乡村休闲旅游现状及开发对策

2021-11-21陈雪婧王祺旭

当代旅游 2021年24期

关键词：溪头民俗文化旅游

曾艳陈雪婧王祺旭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 510520

引言

在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在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后，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发展总目标。如今不断拓展特色乡村旅游已然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发展之路，它为乡村的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

一广州近郊乡村休闲旅游情况调查

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特色乡村休闲旅游，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已迅速成为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目前，特色乡村旅游在空间上很大一部分集中于大城市边缘区，多数以农家乐餐馆、休闲度假村等形式存在，对其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动力机制[1-2]、城镇化过程[3-4]、旅游发展模式[5]、发展战略与对策[6]、乡村经济与文化重构[7]等方面。另一部分则在于自然和文化资源相对丰富的乡村地区，比如特色民俗村、主题公园等，这方面研究资料较为丰富全面，不仅研究卓有成效，现实中也发展迅速，对一般的村落的特色休闲旅游研究相对较少，对一般村落开发之后的问题极少关注，同时对民俗文化与旅游结合建议相对较宽泛。

为了振兴乡村，发展家乡，为特色休闲旅游的创新创业发展提供一些思路，我们进行了小规模的乡村旅游调查。

考虑到大城市周边地缘便利带来的差异，我们以广州近郊为重点，从广州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郊区选择若干乡村旅游点作为样本发放了220份针对旅游者的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09份，并对4位经营农家乐的老板进行了面对面访谈。同时，以广州市从化区溪头村作为一般乡村的典型代表进行了深度调查，还作为游客参加当地活动，走访并调查当地居民身份的旅游从业人员1名，以及4名没有直接从事旅游业的村民。

其中，深度调查的溪头村位于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东北部，隶属于良口镇，由于环境优美、空气质量好，老人多长寿，又被称为长寿村。该村距离广州市区105公里，约两个小时车程，在高德地图APP上查询显示通过公交地铁方式前往需要转三条地铁线再转两趟从化公交车，步行共1.7公里。公共交通不算便利，但这里是从化北部徒步户外运动必经的站点，在户外圈被称为“星溪线（东星—溪头）”的终点。当地种植四季水果：三华李（6—7月）、青梅（3—4月）、红柿（9—10月）、沙糖橘（12—1月）等，有数百年历史建筑群，福田里（祠堂）、金紫里（碉楼）、济阳里（祠堂）。2005年溪头村作为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项目对象进行了一轮整体规划[8]。这次规划非常成功，当地古建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溪头村由空心古村成功转型为最美乡村。2019年12月31日，入选为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

二乡村旅游实地调查结果分析

（一）乡村旅游发展分属不同圈层，各有侧重

因为旅游业的综合性和辐射性，乡村旅游开发一直都是乡村开发的重点之一。从溪头村发展来看，政府、村民、设计和规划在乡村开发中都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调查的广州近郊农家乐和溪头村农家乐都是乡村旅游开发过程的产物，根据吴必虎2001年提出的“大城市环城游憩带理论”，广州近郊属于大城市边缘，是城市旅游的扩展，也是联系城市和乡村的纽带，这里天然具备了靠近消费者的地理优势，位于吴必虎的游憩带圈层中心旅游区外围的第三环。溪头村则位于大城市游憩区的最外围，属于都市外围游憩带，被含在自然风光带里。

无论位置差别，他们都在开发的农家乐是乡村旅游的重点之一，这二者还有明确的差异：在近郊农家乐活动中，餐饮是绝对的重头戏，多数客人是为了美食才千里迢迢赶来；而在整村开发的溪头村农家乐里，部分客人自驾而来，多数散客是以整团形式到达当地，或者从其他出发点跋山涉水徒步过来，他们并不特别关注吃了什么好东西，如何有美食特色，反而更注重活动体验，徒步、采摘、野炊、做竹筒饭、团建、露营等，餐饮的吸引力反而摆到了第二位。

（二）乡村旅游主要目标客户是带娃家庭和处在空巢期的家庭

从调查和资料来看，在我们调查对象中比例较大的年轻人参加乡村旅游活动的频率不高，兴趣一般，可见年轻人并不十分认同感受乡村生活、接近大自然的旅游动机。对乡村旅游更感兴趣的主要是家庭客户，其中带娃家庭和空巢期家庭的比例较大。在目标客户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年轻人对“你所理解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含糊，而且差别非常大。多数城市年轻人所认为的乡村生活就是近郊农家乐的样子，又或者受影视作品影响对乡村有欧化的印象。

（三）消费者呼唤乡村旅游活动升级

调查资料显示游客们认为乡村旅游活动比较单一。绝大多数农家乐以餐饮为主要活动，“餐饮+棋牌”“餐饮+垂钓”“餐饮+采摘”是比较常见的活动组合，游客们表示这些还远远不够，需要增加更多参与性的活动内容，增加乡村生活的体验感，这既是体验经济时代的重要特点，也是吸引年轻游客的重要途径。

（四）溪头村旅游发展进入巩固期，亟待规划升级

溪头村自开发至今已经有十六年了，根据Butler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现在已经进入了旅游目的地的巩固期，人数仍然在不断上涨，但是增长率比较固定甚至已经开始下降了，旅游地功能分区明显，地方经济活动与旅游业紧密相连。交通和住宿得到不断改善，然而设备滥用并没有被控制住，当地居民已经开始产生反感，设备设施经久缺少维护和进一步规划管理，功能开始下降。

（五）乡村旅游呼吁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

通过对近郊乡村旅游的调查问卷和访谈以及对溪头村的调查，我们发现无论是游客还是业者都谈到了目的地文化因素不足的问题。2005年溪头村规划的目的是保护古村落的传统文化，保存百年古建筑，体现先民选址的智慧，利用当地特色表现农耕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方面，溪头村具有客家文化特征，宗族精英在村内事务处理中仍然有较大的影响力。然而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市场化打磨之后，该村文化要素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商业气息。村内传统居民建筑的改建扩建等行为显示，在溪头村繁荣的旅游市场背后还存在古建筑保护不够，传统文化迷失，市场秩序紊乱，整体发展目标模糊的现象。

（六）政府后续规划和全面监管有待加强

乡村旅游资源发展较晚，各方的支撑系统和保障措施都还有待完善，政府主持的规划项目仍需要后续指导和规划，更需要政府和村委根据市场发展推动更符合实际的管理和协调措施。另外部分经营者缺乏诚信理念和品牌经营的意识，在经营活动中过分追求短期效益而做出违背道德或规定的事情，严重影响了游客的体验。

当该制造任务为独立制造任务时，to即为其本身，该制造任务不存在子制造任务，可以表示为mtd(to)=mtd。

三发展特色休闲旅游的对策

十三五规划开始，乡村旅游就是国家重点扶持对象之一，到2021年国家扶持农业农村领域的各项预算仍在继续增加，同时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在政策扶持上力度越来越大，倾向性也越来越明显。从2012年至2019年，计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达到6819个，为乡村开发引流打造了一张响亮的名片。村落与村落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同样，特色和差异也在缩小。

（一）乡村旅游需要政府高屋建瓴做好政策指引

首先，从上而下的政策和规划不可少。在我国旅游资源都属于公有资源，无论是大城市近郊还是外围乡村，开发乡村旅游都需要一定的政府规划，有一定的政策指引。尤其近郊农家乐开发，有土地使用规定的限制，有卫生和消防管理的规定。对于交通相对不方便的乡村，发展旅游还需要解决生活污水处理的问题。这方面的基础建设涉及政府公共服务产品，自然也需要有明确指引，对投入资金来源和使用以及资金使用方面做一定的政策指导。

其次，政府应当加强文化资源持续维护和管理。政府还有必要参考往期经验，对古村落的文化遗迹加大资金投入，提出持续维修和保护计划，必须切实保证将维修保护的责任落实到村委，落实到每一个村民头上。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的修缮维护绝非一次性工程，需要持续性地关注。必须严厉惩治各种破坏文化遗迹谋其私利的行为，让乡村旅游做到有规可依，有例可循。

再次，政府的功能不单单只发生在开发前期，还应当在后续管理和运营中给予监管。往往开发完成旅游项目步入正轨后，政府就一劳永逸了，剩下的事情就要靠村民自觉发展，靠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溪头村的案例告诉我们，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之后的乡村居民仍然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改变观念，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了解文化的价值。

如前所述，现在地区乡村旅游规划在短期利益的指导下，追求快速见效，采用简单的复制粘贴方式照抄照搬人家的成功经验。有些乡村在改造规划中确实可以活化，如溪头村一样，然而走上正轨之后乃至更后期，在旅游大潮中没能坚守住初心，被利益蒙蔽的各方就开始了艰难的博弈，这种博弈如果缺少科学发展观念的正确指引，有可能会给文化遗产带来毁灭性的损失。

（二）乡村旅游开发需要民俗文化增光添彩

民俗文化，是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作为一个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地方特色和民俗特色是旅游资源开发的灵魂，具有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我国五千年深厚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民俗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深刻挖掘中国优秀的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的传承开发，既有助于民俗文化的生态式健康发展，也会给经济建设和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网络时代大家共享各种信息资源，包括旅游目的地各个角度各个时刻的景色，让一部分人宁可坐在家里看看书、看看图片、看看小视频，像著名哲学家康德一样在家里感受世界，而打消了走出去旅游念头。由此可见，旅游活动已经不能再只限于欣赏风景了，无论是旅游者还是旅游业者都在呼吁增加文化性，给旅游吸引物提升文化内涵，可以有效提高旅游的层次。

第一，民俗文化浸润乡村旅游的首要任务是为民俗文化资源正名。改变生存现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改变必须是伴随着民俗文化的瑰宝一起进步的，如果文化遗产遭到毁损，代价是巨大的，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

因此，保护好民俗文化，第一要务是需要发现民俗文化，并给予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针对全国各地散落在各个乡村、城镇的各个等级的民俗文化资源，不仅需要广泛展开资源调查，还要为其一一验明正身挂牌，宣告其价值，而且资源越久远，保存越完好，价值越高且广而告之。

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要从推进精神性文化入手。民俗文化在乡村以两种方式存在，一是物质性的文化存在，二是精神性的文化存在。从物质性的文化存在方式看，主要表现为涉及村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实用价值，比如竹编制品、陶盆瓦罐等；在精神性的文化存在方面，则侧重于对村民的道德伦理、行为方式、思想情感、审美思维等方面的影响，如村落景观要素或者建筑结构、装饰中的神仙体系、装饰题材、历史典故、题名题对等，在教化、启蒙、审美等形态产生重要影响。节日庆典和国学经典、古代寓言故事、历史故事等都是传承我们民俗文化的重要部分（见封三图5）。

乡村居民在脱贫致富之后往往都会拆旧建新，不管旧居如何散发文化气息，新建筑一般都是新簇簇的四方围墙，水泥瓷砖，不带任何装饰非常质朴。

如前所述，如果在做旅游资源调查的同时挂牌以宣布价值，村民在翻新的时候必须保留并保存有价值的这一部分。这样一来，资源保护的责任就有效地落在每户村民身上。

当然，我们说的保护民俗文化不是要保持落后，更不是要保留不卫生不方便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我们相信民俗文化也是与时俱进的。

如果旧居可以通过整体改造，使其功能更符合现代生活需要，比如可以有效解决生活污水处理问题、用水用电和煤气问题，或者通过系统的规划设计保留旧居民房的中具有文化价值的部分，那么古村落里的村民完全没有必要舍弃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宝库。同理，如果村村户户都能自觉保存最有价值那部分文化标志，如廊柱、题名题对、上马石、雕花刻画等，那么民俗文化就能够用最有效益地方式继续传播下去。一旦有意识地开始进行民俗文化保护，在乡村新建或者改造住房都可以在建筑材料、外形、高度和色彩等方面做出有针对性的规定。只有以保护为前提的创意开发，才能使乡村旅游之路走得更远。

第二，乡村旅游开发要让乡村生活具有仪式感。日本的乡村文化受中国的影响很大，在类型、内容上都与我国类似。日本对乡村文化的保护和创新传承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参考。如今很多乡村开展“一村一品”就是参照1979年日本乡村“一村一品”运动提出来的。

我国地域广，民族多，乡村基数大，乡村文化历史长短不同，内容形式各异，民俗文化资源数量多寡不一，在旅游开发中各有优劣。我国乡村学习“一村一品”将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重复和雷同的问题。

为此，乡村旅游规划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在文化厚重的地方，除了要保护好文化资源，更好注重将每一个民俗庆典活动做成仪式。每一次庆典在这种情况下，既是一种乡村集体活动，又是一项精彩仪式，同时在向幸运的游客传播特色民俗文化，更是一个绝妙的营销机会。庆典可以由宗族主持，也可以由寺庙主持，突出该村的“俗”化的特征，从而正面强化民俗的社会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宣扬封建落后思想，而是通过这些活动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比如，从化传统村落在选址布局上重视风水的运用；在营造过程从择日、破土、上梁、封顶、入住等各个阶段都伴随有相应的民俗活动；营造过程中工匠使用鲁班尺、丁兰尺等巫具，以达到趋利避凶的心理需求。受古百越族群的鬼巫文的影响，在村落中神巫文化盛行，在村落的建筑空间中有门神、灶神、天神、土地神等，许多庙宇宗祠中祭祀如龙母、财神、天后、北帝、游禾神等各类神仙，村民对这些神仙定期不定期的举行祭拜仪式，并伴随有舞狮、舞虾、舞鱼、舞蟹，客家山歌比赛等[9]。对于这些民俗中群体性非常强，被普遍认可的非常传统性的活动可以作为仪式保留在村民的生活中。

需要强调的是，这同样意味着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保留，而不应该变成一种单纯的表演。在某些少数民族区由于民俗变成表演而失去其原有意义，甚至被黑化，以至于逐渐消失的情况并不少见。

而在民俗文化不那么丰富的乡村，第一，可以参与附近乡村的民俗相同的庆典活动，以联动的形式扩大活动范围；第二，可以借鉴日本越后妻有区的“大地艺术节”，结合当地自然特色，引入创新的现代文化，展开艺术展览等事件性活动；或者设立创作营，广纳文艺创作者到村里进行创作活动。第三，鼓励进行乡村旅游创新，进行乡村小微创新企业创业，有条件的乡村还可以开发成乡村创业带。第四，大城市小中学阶段有学农体验活动，文化资源不足、农耕条件充足的乡村，可以参与农业体验教育项目。

第三，乡村旅游开发应当保留原始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原貌。随着乡村发展，农业生产活动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和数字化，但是原生的农业生产状态和生活还应该以示范区的方式保留下来。这不仅是对祖先开荒垦地的纪念，更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农田从种植到收割整个过程都可以成为游客加深乡村旅游体验的示范区，增添田间劳作体验，将游客带入到真实的劳作环境之中，给他们营造出特有的乡村生活情趣。其中，乡村简朴的生产、生活工具也可以保存在祠堂或者闲置的民居，作为一个历史痕迹供游客感受和探索。

民俗文化还要进入日常生活。民俗文化的物质性价值往往表现在生活日常中，表现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而且传统的生活道具是更绿色生态的，如竹制或草编的斗笠等。在乡村旅游庆典活动中号召村民和游客一起穿上民族服饰，从群体共生中体会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本身就是民俗传承的价值。

（三）引导乡村居民把眼光放长远

十三五规划以来，全国如溪头村一般在政府主导下规划的乡村不在少数，为了振兴乡村，各级政府干部都绞尽脑汁，有的政府干部走上了直播带货的舞台，有的政府领导请进了国内外专家，乡村旅游的综合联动效果被大家看在眼里，专家、政府、学者，甚至学生都急着为乡村旅游把脉。

然而，“事急则乱，事缓则圆”，已经开发的乡村旅游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其后续的不足，这些经验教训都应该总结，并加以有效利用。规划部署更加急不得，只能有计划按步骤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推进。更重要的是，某些乡村居民想要“一口吃成大胖子”的念头要不得。

在规划调查的时候，就通过问题引导乡村居民考虑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的差别。在民俗文化精神方面组织构建时，应适当考虑宣传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同时需要建立有效监督，把短视行为掐灭在萌发阶段。任由村民拆旧建新，势必对民俗文化资源保护造成破坏。最后应当适当发挥宗室精英、宗教寺庙的亲和力和号召力。这不仅是管理的需要，同样也是发挥民俗文化中社会性价值存在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