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兆琮

书橱里有本万历版《灵石县志》的复印件，数年前跟朋友索要来的。近日闲暇，偶然拿来翻翻。不曾想这一翻，翻出些意思来，也算“开卷有益”。

明代主持纂修这版《灵石县志》的是河北直隶柏乡人（今河北省柏乡县）路一麟。路一麟从万历二十七年到三十二年（1599—1604）在灵石任知县大约六年。主政一县这么长时间，在当时也算不容易。也幸亏有这时间，他可以从容不迫地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其中就包括这部令他本人名垂青史的地方志书。

此版《灵石县志》所依据的乃是万历初年在灵石任知县的颖川人白夏编撰的县志。白夏任职时间比路一麟早了差不多30年，之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就要重修一次县志，很重要的原因，按序言所说，是灵石县的行政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

自隋开皇十年（590年），析介休地置灵石县。之后，县的归属或南或北，多次变化，甚至出现过大、小两个灵石县。明初，灵石本属河东道，是霍州辖县，然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汾州被批准升为府，灵石随即改隶汾州，属冀南道。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使得修志成为客观需要。而且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朝廷曾“诏修国史”，地方应该也有相应的安排。纂修县志可以说正逢其时。

历来治史者都有其局限性。路一麟作为纂修，充分体认到这一点，所以在亲自撰写的序言中说到了“删其浩繁，次其篇类，亦间附以臆说”这样的话。治史而间以“臆说”并不为奇。即使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写到上古之事时也难免如此。2004年再版时，编者除了补序、断句之外，还加了注解。注解将“臆说”二字理解为自谦，似亦难脱“臆说”之嫌。

灵石县治图（万历）

灵石县域图（万历）

路一麟作序的时间是万历二十九年辛丑阳月（1601年农历十月）。志书中卷三《祥异》载“自去年八月至本年六月不雨，百姓嗷嗷待哺”，知县路一麟除捐俸银20两外，还向李阳春、张凤翼等人借银460两，赈济贫民1700多人;申请动用仓粮1158石，借给贫民2895人，同意“秋成还仓”，终使“百姓赖以少安”。可见，除去上述客观需要，作为一方当政者的路一麟积极实现政绩，以期名著青史，也是成就这部志书的原因之一。

路一麟应该是位严谨细致的地方官。《灵石县志》中载，其时县城可谓“蕞尔小城”。“周围三里一百八步，城（墙）高三丈九尺”。旧制，一里为1800尺，一尺合今0.32米，一里合今576米。翻算下来，县城周长不过2016米。路一麟万历六年（1578年）中进士，二十多年后才轮到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当县令，并且一干就是六年，似乎没有什么背景，只能认真踏实做事，以此引起朝廷的关注并获得升迁的机会。县志虽自称“删其浩繁”了，却并不影响数据的精确。很多地方，数字甚至精确得让现代人叹服。如卷二《食货》记，“桑五千三百七株，共征银三十六两七钱八分七厘四毫六丝二忽五微”，保留到小数点后七位，不知还有没有更小的计量单位。坏到不能使用的东西，也要记得清清楚楚。如卷一《建置》篇“武备”记，“不堪甲三百七十三领，不堪弓七十张，不堪箭七十支”，谨慎细致到这地步，少有出其右者了。

当然也有百密之疏，可举一例。如卷一《地理》，“桑平峪河在冷泉北十里，居民千余家，山水弯绕异常”。县志中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时，灵石全县只有区区三千多户，人口也不过两万多人，平均一户七人，以桑平峪河一脉而有千余户人家，明显夸大了。

介休龙凤洁惠侯庙壁画

一县民风并不以城池大小论，县志中对该县民风的评价比较客观，如“民性淳厚，尚义礼”“其民勤苦，其风朴野”“好敬事鬼神，享祀报本，虽费不吝”等，即使在今天看来，依旧没有太大的变化。先进事迹多见于卷三《人物》篇“孝义”和“烈女”，所列众多，且不乏“割肉奉亲”的案例，受介子遗风影响甚大。这一点从该县有供奉介子推的洁惠侯庙七处也可窥见一斑。

碑文列入卷四《文艺》，仅收录14通。其中，涉及洁惠侯以及修建庙学的各3通，涉及汉淮阴侯韩信的有2通，占了总数的一半多，应该也是“删其浩繁”的结果。

撰写《重修汉淮阴侯庙记》的是元代的归旸。归旸字彦温，汴梁人，至顺元年（1330年）登进士，官职直升到刑部尚书，至正十七年（1357年）授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览碑文可知，此庙位当秦晋古道要冲，始建于金代明昌年间（1190—1196年），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曾增建。本次重修是因曾在陕、豫任要职的两位官员行经此处，前往拜谒，见其“久不治，日入于坏”，故而“各出私钱给县主者重修”，时间应在至正三十年（1360年）夏末秋初。

碑文实质内容是为重修汉淮阴侯庙立论。归旸设四问，一曰：“侯之功在汉，汉祀之可也，夫何祀乎今？”二曰：“善战者，是率天下以杀人为功者也，杀人为功者庸可祀乎？”三曰：“有功于天下者，可无祀乎？”四曰：“灵石之有庙，何也？”皆一一作答。其中第三问引人注意。在駁斥了韩信因谋反被杀、功不足以抵过的观点后，归旸更举出反面例证以辩证。碑文说，“淮南王布，亦有功于天下者也，未闻有祀之者，以其反也。反而祀之，则乱臣接迹也”。言理凿凿，义正辞严。

这让人联想到刘武周。《礼记·祀法》中说“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以此标准看，刘武周不只无功于天下，甚至委身投靠异族，自为反王，又被异族所杀，身首异处，手下勇将尉迟恭也归依明主。以此人物形象，之后李唐王朝盛世而隆，若任天下祀之，岂不忧乱臣之接迹（仿效）乎？介休、中阳、汾阳等地，自古以来有供奉可罕王者，尤其张壁脉络最为清晰，然早在元代延佑元年（1314年）就不知所供奉的是何人了。近人附会小说演义，以为供奉的是刘武周，这才是“礼出不经”，不足采信。

前述汉淮阴侯墓，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也修了一次。适逢其时，路一麟欣然撰文。碑文说到韩信死因，“猜忌如帝，人人自危。侯挟震主勇略，当损之又损方可保身。矧也四时之序，成功者去，侯倘于称孤之后遁身泉石，于以追踪披裘，比迹泛舟，岂不休哉”。追踪披裘，说的是严光隐居富春江;比迹泛舟，说的是陶朱公隐于江湖。休者，美也。韩信若能够像严光和范蠡那样及时隐退，学着去过陶渊明息影东篱、悠然南山的日子，岂不美哉！

灵石韩信岭韩信墓

《增修介庙碑记》也颇值得一说。

介子推随重耳周游列国、功不言禄的故事流传甚广。这块碑却有些另类，大有颠覆前知的意图。且看下面这段文字：“先生从亡日久，重耳心思已窥之熟矣。当时，周旋不舍，委质为臣，盖不忍相忘于患难之中耳。及即位，遂浩然不顾者。意者，重耳器量诡谲有余，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安乐也。”对此，跟随重耳多年流亡的咎犯等人也有清醒的认识。《史记·晋世家》记载重耳返国过黄河时发生的事：至河，咎犯曰：“臣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臣犹知之，况于君乎。请从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国，所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乃投璧河中，以与子犯盟。咎犯就是狐偃，狐突之子，重耳的舅舅。以他对外甥的了解都觉得不放心，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盟誓之时，介子推就在船上。性格耿直的介子推对咎犯“贪天之功”且“要市于君”十分不以为然，并且当场耻笑一番。他并不相信所谓盟誓。所谓“与子犯共”仅是舅舅和外甥之间的事儿，根本未及他人。过河后，重耳到绛城，于武宫即位，旋即追杀了他的侄子晋怀公。这让许多人心中不安。没过多久，担心被报复的晋国大夫吕甥、冀芮火烧宫室。幸而重耳提前获知，仓皇逃到秦国。这段时间，介子推仍跟着重耳，直到秦穆公派兵再次将重耳护送回国，帮重耳消弥了内乱，拿稳政权。“子推不言禄，禄也弗及”，介子推终于携母隐居绵上，这才有了焚山和封田之事。

撰写这通碑文的是灵石本邑岁贡生张腾芳，别处未见过他的资料。就事论事，他能有如碑文所述这样的见地，也该大大地为他点赞。

“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安乐”，正是缘于种种不放心。陪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灭吴复国的范蠡逃隐江湖，干起了制陶、贩陶的营生;轻视刘邦带兵能力而夸饰自己“多多益善”的韩信被诬陷，落得兔死狗烹;将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跟他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的战功卓著者，喝过“交心酒”之后不敢杂哗，老老实实地做了寓公。

《道德经》说“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还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又说“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介子推的時代早于老子很多年。老子著《道德经》写到此处时，介子推的形象想必在他心中也萦绕了几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