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利兵

近日，读了由稷山县档案馆编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稷山现场会议档案选编》（三晋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再加上十多年来自己从农业技术、卫生医疗和农民教育等角度开展新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中的心得和思考，更加触动我就这一档案资料选编出版的价值和意义写一点文字出来，以飨读者。

如果就眼前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的巨大冲击与影响，已经足够让我们每个人感同身受的认识到卫生、预防和医疗对于维护人类生命的重要性。当我们把视线放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即在卫生工作方面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并在爱国卫生运动、保健站、联合诊所、讲卫生、巡回医疗、赤脚医生等基础上建立起了系统的城乡卫生医疗工作网，并在全国各地塑造了具有示范性意义的卫生模范和典型。而“稷山经验”就是反映新中国卫生史上这一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范例和缩影。

自2009年7月第一次到稷山县太阳村进行田野考察算起，至今虽十年有余，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还是坚持最初的看法——深入发掘以太阳村卫生工作为切入点的“稷山经验”，无论是对于新中国史研究，还是适应现实的需求，仍是一项值得继续探究和讨论的重要工作。在我而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稷山现场会议档案选编》的出版，对于“稷山经验”的时代性意义是一次比较集中的文献史料呈现，也由此会让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地去重新审视这一曾在新中国卫生史上产生过广泛社会影响的农村卫生工作典型。

当然，“稷山经验”的重要性，不只是它以太阳村为中心形成的农村卫生实践的在地化状况，更重要的是以这一地域性经验为抓手，還大大带动和促进了全国其他各地农村卫生工作的展开，特别是跨地域之间的经验总结、交流、学习，进而为新中国整个卫生医疗体制的创建和发展积累了丰富鲜活的社会事实。正如档案选编中所记载的“学太阳，超太阳”“学稷山，赶稷山，超稷山”等话语，尽管凸显着当时全国上下舆论宣传的动员特征，但也切实说明了“稷山经验”的普遍影响力所在。

这一切，也正是需要我们研究者认真加以琢磨和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