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有关于现代性的构想均以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感及高效率的工业生产为基础，这就意味着不同于已逝的、静止的过去，现代人的生活中永远要面对流动的、瞬时的现在与未来。而在这种当下性的趋势中，个体不断经历着时间的冲刷和破坏，也因此始终带有一种急于自我确证的内在焦虑。应对普遍存在的现代性焦虑以及逃离庸碌的日常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似乎已成为显题，不仅是个体在生活中面对的具体问题，也是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杂糅的复杂现象与时代语境。而在王安忆的《匿名》和鲁敏的《奔月》两部作品中，通过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主人公相似的出逃经历，巧合地在个体自赎与自救的维度上达成了互文，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作家有关于当下生活的共性思考。

一、逃离：空间维度上的回望与展望

逃离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一个关键词，现代人的灵魂永远在路上，而现代人的家园永远在途中，于是逃离就成为一个勾连起过去与未来的姿态与节点。与出走不同，逃离具有更强的突发性与被动性，但也更决绝、更彻底。在《匿名》与《奔月》中，通过不同空间的转换，清晰地展现了主体在逃离中的心理变化与自赎过程。

王安忆与鲁敏在逃离上所设计的层次并不相同，整体来看，鲁敏更专注于个体生命意志与意义的探寻;而王安忆则倾向于带有哲思性的、对于人类命运的整体探查，因此文本中的空间类型虽均以城市空间、乡镇空间和自然空间为主，但《匿名》中还有意安排了若干个过渡性空间。从主体叙事空间的设计上来看，《奔月》中的小六多次将在南京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平移到乌鹊，暗示着她始终为自己留有还乡的余地;而《匿名》中的老新则在几次的空间置换中经历了主体意志的丧失和重构，但重构后的生命不可能再适应于原乡，所以即便重回上海，他也无法以自我整合的方式还乡，只能成为一个匿名的存在。从逃离的动机来看，逃离虽均为偶发事件，但两位主人公均有化被动为主动的心理过程。无论是上海还是南京，在巨大的、典型的都市景观中，个体均过着趋于固定的生活。小六的日常生活空间由家、单位、绿茵餐厅和不定期光顾的宾馆构成;而老年的老新，生活空间只有家、单位、幼儿园，并且每日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简单、稳定的生活空间既维系着心理上的稳定性，同时也体现着个体在现代性语境中的被异化程度，因此，年龄就成为重要因素。年轻的小六始终有意识地叛逆，试图打破日常的枯燥，而老年的老新则已经完全适应这种模式化、机械化的生活。所以在《奔月》中，小六被动地遭遇了车祸以后，主动选择逃跑，并且以掩盖身份的方式游走于乌鹊;而《匿名》中遭遇绑架之时，老新首先想到的是回家，在脱困无望后，便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被动地完成了逃离过程，直到在林窟中重新结构自我，才是老新主动逃离的开始。

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维度，也是达成自我认知的重要媒介。如果说，在空间感知中人们得以找到有条件的、有范围的自由，那么离开熟悉的空间就是追寻无条件的、无范围的自由的前提。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上，《奔月》与《匿名》之间呈现出展望与回望间的分野与互文。

首先看《奔月》。小六为什么要逃？逃往何处？这个问题始终无解，包括小六自己都并不清楚这一场命中注定式的逃跑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从整个逃离的结果来看，或许形式大于内容。逃跑的想法是早就有了的，源于对日常生活的厌倦、源于欲望与心理的失衡，甚至她早早准备好应急包，但迟迟没有逃跑的计划。这就说明，对于小六而言，焦虑也好、颓废也罢，生活还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习惯和惯例的保持是反抗焦虑威胁的关键堡垒”，【〔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第43页，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依托于日常生活，在个体的研判中，她始终保持着压抑地克制，不至于失控。而车祸带来的巨大冲击，包括摆在面前的生死之别，让个体有机会摆脱惯性思维。那一瞬间她想到逃跑时，要的绝不是自由、解放这种有关于生命本质的宏大内容，不过就是一个契机——一个能够远距离眺望、一个重新自我整合的契机。在混乱之中，本能战胜了理智，所有的思考、谋划都是在逃离已经发生后才得以逐步落实，这正说明，于小六而言，从一开始这场逃跑的形式已然大于了意义与内容。

而逃离的意义与价值也是在逃离的过程中逐渐消解的。实质上，小六逃离的意义只短短地存在了一会儿，集中于从车祸现场到达乌鹊之前的这段时间中。这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都没她的坐标”，【鲁敏：《奔月》，第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她得以还原为存在本身。但“逃”始终是一个连续的动作与心理状态，所以即使拥有了暂时的真空，出逃的个体也必须重新上路。因此当她决定以“吴梅”的身份亮相时，实际上“逃”的意义就已经终结了，只剩下有关“离”的意义上的纠缠。也是为了延续对意义的追寻，鲁敏在小六这个人物身上设计了三重身份，一是南京的小六，二是乌鹊的吴梅，三是不需要名字的生命本体，在文本中以“白蝴蝶”为像喻。因此，即便吴梅落脚了，个体的灵魂仍在逃逸。在这个意义上，乌鹊成为一个重新开始的空间。吳梅的一切都是重新结构的，身份、工作、生活、人际关系等，但个体生命的惯性依然存在。小六逐渐发现，乌鹊的一切都可与南京置换——小超市替代了现代职场;林子替代了丈夫和情人;聚香替代了闺蜜;舒姨替代了母亲……积木重新搭建，画面反复拼贴，但结果依然如故。只要她在一个固定空间、固定范围内，试图拥有一个固定的身份，那么她就始终无法自由。所以文至末尾，小六又一次从乌鹊逃离，重回南京，在两个空间的对照下，小六只能“奔月”，只能快跑。“身体的逃离与躲避只是成长的一种经历和方式，而心理和精神的流浪与逃离则可能发展成永久的疲累和迷茫。”【罗璇、曾健坤：《失落与追寻：非裔美国成长小说中“人”的成长与长成》，《艺术广角》2020年第3期。】

逃离的意义既然已经消解，那么坚持形式也是一种反抗。小六最后奔跑的姿态中，依然带有对未来的展望——虽然所有的身份都已“破灭”，所有的秩序都已“颠覆”，但个体始终在路上。

与全靠主观意志决定的逃离不同，《匿名》呈现了一种特殊状态，或者说是一个繁复的解构与结构过程。在老新身上，时间与空间成为两条不同的线索。文本中时间感上呈现的混沌到崩溃，预示着老新依托于都市空间与生活节奏的自我认知全面崩塌，进而带来的身份确认上的犹豫与困难。空间维度上，从上海到林窟的路程中，王安忆杂糅了西岙、九丈等多个地点，景观也逐渐从都市走向自然。越趋近于自然，老新残存的记忆与技能就越少，越趋近于生存本身。而林窟本身就具有宏大的隐喻意义，“你以为蛮荒的世界，其实这里那里，遗留着文明的碎片，暗示曾经的辉煌灿烂，在某一个巨大变故中崩塌，颓圮，又在某一个契机中重建”，“文明会给他禁忌，禁忌会限制生存的条件”。【王安忆、张新颖：《文明的缝隙，除不尽的余数，抽象的美学——关于〈匿名〉的对谈》，《南方文坛》2016年第2期。】而在林窟中依靠本能生存的老新经历的不只是一次重构，更是一次进化。在遗留的文明之中，老新拥有了最原始的权力与意志，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生理本能。“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第111、25页，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因此，在林窟中得以建立起的认知与思索既是最具体的，也是最抽象的;既是形而下的，同时也是形而上的。在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空间里，他得以完全逃离，以一种最本真的姿态无限趋近于生命本身。

王安忆还写了老新语言系统的重构，“语言是时空分延的主要的和原始的手段”。

③语言能力的恢复预示着个体时间感、秩序感的恢复与重建，而这种重构已经逃离了常态化的、模式化的“名”与“实”的关系，从而具备了一种先锋性与审美性的意义——“匿名”既是文本的题旨所在，也是一种无限趋于生命本真的状态。而之后从林窟重回尘世的过程，则是一個重新“命名”的过程。空间又一次轮转，个体又一次上路，但老新始终坚持着一种回望的姿态。他不能整合的不仅是断裂的人生经验，还有外部世界带来有关自我的思索标准与压力。而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的生命注定会被淘汰、被匿名，就像老新，已从户籍上被注销;就像麻和尚所说，人生“没有来，只有去，去！”【王安忆：《匿名》，第5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两个文本均以空间的次第跳跃来最大程度地消解时间维度的意义，并且通过主体的活动与思考，试图逐渐接近“存在”的本质。无论是展望，还是回望，在最终的结局之中，实际的空间都已不再重要，并且也正是在空间意义被消解的维度上，实现了互文——空间与“我”融为一体，可以是生命、思考或仅仅是一种关系。

二、寻觅：主体认知中自我与他者的互涉

在现代性语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双面性前提——即个体既不断被现代性所塑造、改造，同时也不断塑造、改造着现代性。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性的体系中，没有个体可以独立完成确认与觉知，与他人的互涉与交际就成为主体达成自我认知的重要途径。人类往往在婴儿时期第一次照镜子的时候，通过镜像，初次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且由此开始具有初步的主体意识。随着不断成长，并且更深层次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后，“在社会内部人们只有年龄、性别、家族和亲属关系的划分是永存的，这三种天赋身份存在于所有社会中”。【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第2页，长沙，岳麓书社，2005。】因此，在主体达成认知的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互涉愈发频繁，且他者成为自我体认的重要参照。正因如此，在两部作品中，与逃离紧密相连的另外一条叙事线索即为寻觅。寻觅又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自我在逃离过程中的自我寻觅;二是留在原语境中的他者的寻觅。王安忆和鲁敏不约而同地在空间的比照中，通过他者视角不断走入人物的生命与心理内部。

《匿名》是王安忆第一次以老年人为主角的作品，在老新身上，“老”更多地折射为一个整体概念——因为老，他已经具有了稳定、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因为老，他没有主动逃跑的勇气;因为老，他已经全然失去了反抗生活的意志。在上海，他已经沦为了现代性生活场景中的一颗棋子，无所谓价值、追求，只是机械地生活。因此，只有逃离日常，在全新的环境之中，他才有“复活”的可能。与之对照的他者，妻子杨莹瑛则成为一个镜像。杨莹瑛再普通不过，甚至在她的一生中从不具备社会身份，只扮演了杨杨、妈妈、外婆三种角色，她的全部能力与认知皆源于日常生活。而在丈夫失踪之后，杨莹瑛开始了寻觅，被迫走出生活的舒适圈。在杨莹瑛的寻找中，既是寻找他者也是寻找自我;她既扮演了他者，也重塑了自我。这也是王安忆长久以来，对于日常叙事的心得所在——日常生活在现代性语境下永远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个体无法避免地在碎片化的生活中被磨蚀、被改变得迟钝，如老新、大虞;但另一方面正是日常生活的均质流逝节奏维护着个体内在的稳定，使他们无论在何种时间的关口前都有应对危机的从容，如王琦瑶、陈书玉，而这种差别也只有在对比中才能得以凸显。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在其中，“我将如何生活”的问题，必须在有关日常生活的琐事如吃穿行的决策中得到回答，并且必须在自我认同的暂时呈现中得到解释。【〔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第15页，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杨莹瑛的老、不反抗，在岁月的加持下成为她能够时刻表现出克制与冷静的根底。在对丈夫的寻找中，杨莹瑛也在进行自我确认——通过探寻丈夫的工作环境、人际交往，整合了长久以来对于丈夫的全部印象;通过探访不同的空间，确认了自己的能力与意志。在全力以赴过后，对于寻觅的放弃实质上象征着杨莹瑛这个人物在伦理上的完满与自我确认的完成。在庸常的生活与平淡的生命之中，杨莹瑛有着坚韧而独特的生命底色，这既是都市民间独特的精神品质也是其始终得以延续的原因所在。

同样是对现代性生活的展现，在《奔月》之中，则更突出了现代生活的数字化、科技化特征。小六失踪后，贺西南首先通过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确认小六的踪迹，并且与张灯合作，解码了小六所有存在于网络上的信息。解码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贺西南作为他者，展示并审视小六生命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贺西南自我符号化的过程。在婚姻关系的前提下，他们实质上作为一个共同体以符号的方式被戳穿、还原。婚姻不再与感情相关，而被还原为条件的适配。在网络空间上达成的解码越彻底，小六在贺西南与张灯心中的形象也就越平面，最后彻底成为由符号拼凑的电子档案。而在解码的同时，贺西南与张灯也都经历了由他者向自我的转换，并且选择了不同的自我救赎路径。对于贺西南来说，从最开始的坚持，到最后的放弃，其间经历了密集的自我确证与说服。小六的背叛、失踪，不仅戳穿了生活的幻想，也彻底唤醒了贺西南的内在焦虑。贺西南寻找小六的过程，也是自我认知的过程。越探究，他的生活就越残破，焦虑程度就越深，因此，对于贺西南来说，放弃小六是自救的必然选择。

此外，在叙事的另一维度上，张灯与小六母亲的自赎选择实质上互为表里。在现代化程度不高的时代，小六母亲选择以物质来存放自己的幻想，进而粉饰太平，在谎言编织起的自足感之中延续生活。而对于张灯所言，小六原本是他者，是他在自我叛逆之路上的同伴，也是他进行自我观照时的重要参照之一。而小六的失踪，则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焦虑陡然内转，即便没有贺西南的联络，张灯也必然会主动寻找小六。与贺西南不同，张灯的寻觅是由虚到实。从互联网环境中抽身之后，张灯才完成了自我认知与反思，并且不再依赖于本能，转向精神上的思索，进而达成灵魂上的净化与救赎。

在不同人的不同选择与人生轨迹之中，现代性生活的多个层面被送至台前。焦虑是始终存在的，对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的人来说，具有不同表征，也需要不同的解决途径。掩映在日常生活中的现代性焦虑的由来似乎不可追溯，或者说即使可追溯，来源真的重要吗？在追溯的过程中，个体往往要经受更为严苛的拷问，也更容易出现心理的失衡与意志的崩溃，因此，个体往往更倾向于以麻痹、回避或转移的方式应对焦虑，甚至不惜以谎言来加以粉饰。但自我的真正觉醒与自救，均以对真相的追溯和直视为前提。所以沉溺于谎言与试图重新拼凑生活的小六母亲与贺西南，虽然迎来了暂时的平静，但其内在焦虑始终存在;而小六、张灯、杨莹瑛，包括老新看似放弃了，却反而以不同的方式与生活和解并找到了灵魂的栖居之法。

三、休止：互文中的关照与思考

在互文性概念的探讨中，巴赫金的思想尤具代表性。巴赫金认为，互文主要在三个层面存在。首先在自我之外，一切均为他者。但自我虽从实际存在上来说，是整体的、唯一的，自我的认知却始终是主观的、存在盲区的，个体必须需要通过他者作为参照才能得以完善。因此，所有的表述都带有对话性。任何一种文本，无论是公开发表的还是私下完成的，只要诞生，就都有被应答的期待。并且只有在被应答后，文本可能具备意义上的完整性。其次，文本内部也存在互文，或者说复调。作者在创作的同时，人物也具备了自我的意识。因此叙事“既反映自我的话语指向，也反映他人的话语指向”。【王瑾：《互文性》，第1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再次，巴赫金认为伟大的作品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也正是在历时性的前提下，不同作品具备了互文的可能。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中，从五四时期开始，逃离和出走就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学题材，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脉络的、母题式的线索。逃离的理由与场所虽在不同时代语境中有不同特征，但始终与主体的觉醒、意志的复苏、自我的确证紧密相关。在这一维度上，所有相关的文学作品都有互文之处，并且在历时性之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同时代的烙印。而间隔不久的这两部作品，在现代性都市空间的塑造上、在现代性内在焦虑的表现上均有重复性。这种浅层的互文，实质上更生动地体现了现代化生活中的共性问题。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的同时，精神上正在经历一种集体性的空虚、乏力。物质生产的繁盛反而不断加剧对于金钱、权力、财产的攫取欲和占有欲。但这种占有往往是空泛的，是时代语境所营造出的一种集体性的饥饿感。自我认同的焦虑感不但不能够依靠日常生活的稳定与物质上的安全感而得以消解，反而持续增加。

除却在表层文本上体现出的互文之外，《匿名》与《奔月》在主题内蕴的维度上也具有明显的互文性特征。为了更好地剖析主题内蕴，可将其分解为三个维度，即为什么要逃离？如何逃离？以及逃往何处？逃离原因在前文中已有涉及，即主体长期生活在现代性语境之中，经受着考验与异化。为了摆脱被动的位置，找回自我而选择脱离原有环境，主动进行自我的认知与重塑，而作家的思索实质上是从如何逃离开始的。逃避是现代人拥有的普遍情绪与心理动态，但逃离是一个很难完成的动作。与出走不同，逃离缺乏计划感，带有更强烈、突然的告别性质。一旦逃离，就意味着主体要背叛先前生存语境中的一切，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因此，实质上在追问如何逃离时无关工具或成本，反而是一种心理与精神上的代价。因为只要上路，就无法停息，这也是作家在文本中着重书写的内容。

在日常生活中，小六比老新有着更强的叛逆感与主体性。因此她一直以偷情的方式，以性本能为媒介，破坏生活中的平衡进而转移内在焦虑。这种背叛更像是小孩子的游戏，治标不治本，但又因其低成本、快捷，成为她的一种习惯，进而成为自我解救的手段。所以在决心逃跑以后，她虽能够理性地隐藏身份，并且急速融入到乌鹊的生活中，但始终拒绝林子。她拒绝的不是感情，是自我。一旦完成了与林子的交往，就意味着在乌鹊这一新的空间之中，她无可避免地要进行自我观照、自我审视。而对情感需求与生理需求的满足，也意味着她又一次直面了自我，并且彻底在空间的置换中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在与老警察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她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主动自救者。无论外在的空间如何，她注定要一路奔跑。

而老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被动者，需要外力和他救。所以开始逃离以后，因其主动性的低下，他始终呈现出一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窝囊”。所谓的工具理性在个体生命之中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全能、稳固，反而不堪一击。王安忆毫无余地地将老新的生命剥离到最原始的状态就是为了让他具备逃离的条件，无论是否自发，他已然与过去作别。而这种依赖于原始、本能的状态，反而戏剧化地接近了存在本身。为了达成他救，王安忆在林窟的空间中设计了哑子、二点等人物，与老新一样，他们均为脱离了现代环境与伦理的存在，彼此之间互相关涉。或许是为了更趋近于哲学性的本质，王安忆在文本中展示了多种认知方法，包括由具象走向抽象的思维形成过程等。但这种立足于自然、本能的认识，在逻辑上并不通顺。二点和哑子因为始终在遗世独立的空间中生存，没有外力或外物的干涉，因此尚可自圆其说。但当他们逐渐意识到，应该把老新“还”回去的时候，这场他救的意义便逐步终结了。于是，便有了九丈养老院里口齿不清、思路混沌的“老新”。他无法整合自我，无论是依赖于现代化的工具理性也好，还是依赖于原始的本能意识也好，他始终处于一个被“养成”的状态，始终是被动的参与者，也因此始终无法自救。所以文末，虽然在空间维度上老新得以归来，但在身份与精神上，无法自赎与自救的老新永远不会归来。

在通过被动与主动间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逃离或许可以作为自我救赎的方式与手段，但最根本的仍是主体意志与能动性。只有当主体有意识，并主动参与到自我的认知活动中，才有可能实现自我的整合与确认。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①因此，《匿名》与《奔月》实质上在结局中也达成了互文——即在现代性语境中，每个个体都在面临不同的焦虑与困境。但实质上个体面对的是一座镜城，焦虑与困境的来源或许是外在的，但解决之法却是内在的。只有深入精神深处的病灶，追溯真相，才能真正找到自赎与和解的路径。

【作者简介】王欣汀，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責任编辑 王 宁）

① 王瑾：《互文性》，第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