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是“成长”文学。儿童文学应该持有怎样的人生观，应该如何通过儿童文学的阅读，给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儿童的人生观的形成以积极、有效的影响？这两个儿童文学的根本问题在研究儿童文学的学者那里，会一直萦绕思绪、挥之不去。它们有的时候，是直接诉诸理论维度的探究;有的时候，是通过儿童文学史观曲折展现;有的时候，则在作家作品论中暗流涌动。

2020年7月10日，《文艺报》发表了赵霞對英国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凯伦·科茨教授的访谈文章《关于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新趋向的对话：“不同寻常”的意义》。对谈针对的是《丑鱼》《蝌蚪的承诺》《这不是我的帽子》《大丑怪和小石兔》等西方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图画书，它们被两位学者称为“不同寻常”的作品。赵霞认为，“这些作品代表了当代儿童文学美学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新趋势”，并提出“怎么看待这种审美发展的趋势及其意义”这一问题。对此，科茨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赵霞、〔英〕凯伦·科茨：《关于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新趋向的对话：“不同寻常”的意义》，《文艺报》2020年7月10日。本文引用的赵霞和科茨的观点均出自该文。】

在评论《丑鱼》时，科茨指出：“《丑鱼》这样的作品，把我们带到了我们通常对孩子隐瞒的关于世界的另一个真相：为了击败一个霸者，有时候需要另一个更大的霸者。那是一个更大的真相。”（本文的重点号均为本文作者所加）《蝌蚪的承诺》【〔英〕珍妮·威利斯：《蝌蚪的诺言》，梁家林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本文使用《文艺报》评论时使用的《蝌蚪的承诺》一名。】写的是蝌蚪答应毛毛虫，永远都会爱她，可是当蝌蚪长成青蛙以后，却把由毛毛虫变成的蝴蝶吃掉了。对这一结局，科茨同样认为，是表现了爱情的“更大的真相”。赵霞认为人们的这一期待是“一种罗曼蒂克的想象”，科茨回应道：“是，不论大写还是小写的罗曼蒂克。但更大的真相是，天真的爱情不持久，它也许会毁掉你，这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教训。所以，如果你的爱是幼稚的，它就不会持久，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你。”关于《大怪物和小石兔》，赵霞认为：“这个作品讲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实际上都有某种孤独感。某种程度上，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大怪物。你感到孤独，你可以跟你心中的‘石兔说话，哪怕它是沉默的。这会暂时排解你的孤独，但最终，你还是孤独的。人生而孤独，死时一样寂寞。这是某种浸透我们存在的孤独感。”

在解读了这几部作品之后，赵霞问道：“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新趋势，这种面向孩子的生活表现，是不是在把我们带向儿童文学美学思考的更深层次？”科茨回答道：“确实如此。”

赵霞和科茨的对谈提出的“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新趋势”是耐人寻味的，她们针对“这种‘不同寻常的新趋势”表达的看法中蕴含着重要的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见解。因此，这篇对谈文章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笔者认为，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赵霞和科茨所讨论的“不同寻常”的作品无疑有着存在的价值。但是，如果这样的创作成为一种“新趋势”，儿童文学研究者还要对这种“新趋势”予以赞赏，甚至推波助澜，这就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大问题了。

我认为《关于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新趋向的对话：“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文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几个重要问题是：第一，文中涉及的那几篇“令人悲观”的作品，是否如科茨所言，是揭示了生活的“更大的真相”？第二，儿童文学对于自身给儿童讲述的人生，应该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第三，对两位学者笼统谈论的儿童文学的重大问题，有没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分级的分析和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对《关于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新趋向的对话：“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文所呈现的观点的逐一回应，而是对两位学者的对谈所涉及的儿童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

一、“‘不同寻常的新趋势”：是否表现了生活的“真理”？

在讨论几本“不同寻常”的作品时，赵霞和科茨都认为这些作品表现了“生活的真相”，甚至是生活的“更大的真相”。我关注到她们的这一话语方式，觉得在成人文学的世界以及儿童文学的世界里，所谓生活的“真相”是什么，这是值得深入辨析的重要问题。

辨析这一问题，需要把儿童文学看作是一个语言的世界。关于语言的性质，最先提出“语言左右思想”的洪堡特是这样论述的：“没有语言，就不会有任何概念，同样，没有语言，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任何对象。因为对心灵来说，每一个外在的对象唯有借助概念才会获得完整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对事物的全部主观知觉都必然在语言的构造和运用上得到体现。……个人更多的是通过语言而形成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完全是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71-72页，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根据洪堡特的观点，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文学作家对现实生活所做的“主观知觉”的表达，作家“完全是按照语言的引导”在进行创作。

引用洪堡特的观点，是要把实际存在的现实生活，与儿童文学作品通过语言所表现的“现实生活”区分开来。文学在本质上是对生活的一种想象性虚构。我们以往的儿童文学研究，常常于无意识之中，持着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虚构的文学作品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实际存在的生活。这种观点是把客观世界里的生活和文学作品里的生活直接画了等号。但是，儿童文学是语言的言说，必然有个人“主体”的参与。因此，现实生活一经进入个体的言说，必然发生阐释，发生某种程度的取舍、变形甚至扭曲，成为一种具有“主观知觉”的表现。我们在文学阅读中，常常对作品所描述的生活表现产生一种认同感，并承认其具有真实性。实际上，那不过是因为读者的生活经验、生活感受以及对生活的价值判断，与作家表现出的主观生活产生了同频共振。没有这种蕴含着主观性的同频共振，真实性就会被大幅削弱。

所以，笔者的看法是：生活就在那里，无论人们说与不说，生活都在那里。如果说存在着生活的真相，那真相也只能存在于生活之中。但是，生活的“真相”不能存在于儿童文学（还有成人文学）那里。因为，经过语言形塑的生活，已经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生活的“真相”（这里的“真相”是认识论的概念，与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性”不同）。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往往受到作家的人生价值观的影响，有时甚至是观念在前，选择和取舍在后。人是有主观偏好的，作家表现的所谓生活的“真相”，很可能是作家依据他的观念而主观设定的。在此意义上，“真相”不能存在于儿童文学中。

真相不在儿童文学这里，真理却在儿童文学之中。什么是真理呢？后现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真理不能存在那里，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因为语句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不能存在那里。世界存在那里，但对世界的描述则否。只有对世界的描述才可能有真或假，世界独自来看——不助以人类的描述活动——不可能有真或假。……真理，和世界一样，存在那里——这个主意是一个旧时代的遗物。”【〔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13-14页，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罗蒂不是说真理不存在，而是说真理不是一个“实体”，不能像客观世界一样“存在那里”，真理只能存在于“对世界的描述”的语言之中。正是“对世界的描述”的语言里存在着真理和谬误，而儿童文学正是“对世界的描述”。因此，具体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可能言说了真理，也有可能表现了谬误。

我们以赵霞和科茨所评论的图画书《丑鱼》和《蝌蚪的承诺》为样本，探讨这两部作品是否真的如科茨所说，是表现了生活的“一个更大的真相”——（如上所述，我将其修正为）生活的“真理”。

《丑鱼》讲述一条生活在鱼缸里的丑鱼与其他种类的鱼相互残杀的故事。在科茨看来，这本图画书“把我们带到了我们通常对孩子隐瞒的关于世界的另一个真相：为了击败一个霸者，有时候需要另一个更大的霸者。那是一个更大的真相”。我对科茨的“为了击败一个霸者，有时候需要另一个更大的霸者”这一看法是有些不以为然的，因为这一观点里缺少善恶判断，似乎是在说，生活中只有強权，没有公理。我不敢确定科茨的这一说法是否得到了道德虚无主义思想的支持。在我眼里，《丑鱼》表现的是“弱肉强食”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活景象。

其实，《丑鱼》自身就有抗拒“霸凌”的因素，有“霸凌者认错、转变，洗心革面”的可能。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细节：吃掉了条纹鱼和斑点鱼之后，丑鱼厌倦了一个人钻木头隧道和吃特制的咸麦片，他感到寂寞，“我真希望有人和我一起玩儿啊。追逐那些鱼很好玩儿，如果我没吃他们就好了”。当寂寞的丑鱼遇到了发光鱼，丑鱼像小鱼一样“吐着泡泡”，像接吻鱼一样“翘起了鱼鳍”，这表示丑鱼的心情和当初的小鱼和接吻鱼一样，在向发光鱼示好，丑鱼已经发生了心性改变。如果我是作者，就会顺理成章地设计一个另外的结局：丑鱼又遇到了一条小鱼，他与小鱼成了朋友，从此没有了寂寞，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

如果承认在儿童文学的世界里并不存在生活的“真相”，而只存在生活的“真理”，那么，现在要问的是：《丑鱼》原作和我的改写，究竟哪个更接近生活的真理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试图从进化论的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美国学者大卫·洛耶在《达尔文：爱的理论》一书中指出：“直到最近，这个在歌曲和我们的头脑中反复出现的简单的字（指‘爱——本文作者注），不仅被认为不可信，而且被认为彻底超出了科学的界限。‘爱与科学无关。但是通过对这本书进行计算机检索，我发现，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的确在探索‘爱的用法和它的进化论含义，它在书中竟出现了95次之多！”【〔美〕大卫·洛耶：《达尔文：爱的理论——着眼于对新世纪的治疗》，第5页，单继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大卫·洛耶对《人类的由来》的统计还显示，“适者生存”只出现了两条，“竞争”也只有9条，而谈到“理性”的力量有24条，“想象”的力量24条，“同情”的力量竟达61条。大卫·洛耶认为：“如果科学与价值无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取决于命运随机的行动，我们对它注定无能为力，那么，我们何以能够发现达尔文使用‘道德的——或曰判定行为是否正当的根据——共达90次，只比‘爱少一点点？”【〔美〕大卫·洛耶：《达尔文：爱的理论——着眼于对新世纪的治疗》，第6页，单继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我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发现，在达尔文一段仅有600多字的论述中，“爱”这个词就出现了7次之多。达尔文明确说道：“人类的道德本性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标准，部分是由于推理能力的进步，因而引起公正舆论的进步，特别是由于通过习性、范例、教育以及反省，他的同情心变得更加敏感而且广泛普及。美德的倾向经过长期实践之后并不是不可能遗传的。”【〔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第407页，叶笃庄、杨习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持此观点的达尔文读到以鱼类的自然生物关系来比拟人类的社会关系的《丑鱼》，将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我们再来分析赵霞和科茨讨论的另一个作品《蝌蚪的承诺》。作品写的是一只蝌蚪与一条毛毛虫的爱情故事。赵霞和科茨都认为《蝌蚪的承诺》表现了爱情的“更大的真相”。我认为这一阐释也存在问题。她们都没有发现这个拟人故事里的艺术逻辑的断裂。《蝌蚪的承诺》的艺术逻辑的断裂主要表现在用大自然中真实的蝌蚪与毛毛虫的天敌关系，来表现人类社会中的爱情关系。按照大自然的食物链关系来表现人类的爱情关系，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品将角色设定为蝌蚪和毛毛虫，他们长大后的关系也依据了自然生物链的关系，这就使得毛毛虫被蝌蚪吃掉的悲剧，成了一个无法避免的宿命性悲剧。悲剧的成因与蝌蚪变成青蛙的性格和品质无关，而只与青蛙的自然习性有关。但是我们知道，与自然食物链上的蝌蚪与毛毛虫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将青蛙与毛毛虫的关系直接迁移到儿童文学上来，这种蕴含宿命论的悲剧故事是值得怀疑的。

在我看来，整个故事既不能推导出赵霞所说的对爱情的“一种罗曼蒂克的想象”，更不能推导出科茨所说的“天真的爱情不持久，它也许会毁掉你”这一生活的“更大的真相”。很显然，两位学者一厢情愿地将自己认知中的爱情观（不论它正确与否），投射进了《蝌蚪的承诺》，造成了一种误读。

二、儿童文学的人生观：乐观主义抑或悲观主义？

儿童文学是帮助儿童认识人生，进而帮助儿童成长的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必然要对人生持有端正的价值判断。儿童文学的人生观是通过成人作家创作的一部部作品表现出来的。因此，如果成人作家的人生观形形色色的，表现在儿童文学中的人生观也必然是形形色色。从本文讨论的“当代儿童文学美学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新趋势”这一问题着眼，所触及的是位于儿童文学的人生观最顶端的大问题：如何评价这些“不同寻常”的儿童文学所表现出的悲观主义倾向。

前文对《丑鱼》《蝌蚪的承诺》主题的讨论，也是我们阐释这一问题的基础。赵霞和科茨给予高度评价的四本图画书，都是透露着对人性、对人生的负面甚至悲观看法的作品。特别是对《大丑怪和小石兔》，赵霞甚至做出这样的阐释：“我以为这个作品讲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实际上都有某种孤独感。某种程度上，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大怪物。你感到孤独，你可以跟你心中的‘石兔说话，哪怕它是沉默的。这会暂时排解你的孤独，但最终，你还是孤独的。人生而孤独，死时一样寂寞。这是某种浸透我们存在的孤独感。”

与此观点相似，科茨认为：“在谈论发展时必须谨慎，它不一定是进步的。仅仅因为发生了某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旧的已经成为过去。更准确地说，是出现了一种创新、一个变化。所以，仍然会有许多故事表现对世界的乐观看法，有些孩子也许更喜欢那类故事。同时，也有人更喜欢反讽和对阴暗面的表现。这跟儿童的气质和经验有关。”从科茨的上述话语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不同寻常”的作品与“旧的”“表现对世界的乐观看法”的“许多故事”相反，表现的是对世界的悲观看法。

赵霞和科茨两位学者认为，《丑鱼》《蝌蚪的承诺》等悲观主义作品表现出来的生活真相才是“更大的真相”，而且是“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新趋势”，把研究者“带向儿童文学美学思考的更深层次”。言外之意，与表现“更小的真相”的作品相比，这些表现生活“更大的真相”的儿童文学作品具有更高的思想和艺术上的价值。我认为，这样的价值判断值得进行深入的讨论。

关于儿童文学的人生观，我们可以参照另外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和研究者的立场。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凯斯特纳认为：“在我们当下这个世界里，只有对人类持有信心的人才能对少年儿童有所帮助。他们还应当对诸如良知、榜样、家庭、友谊、自由、怀念、想象、幸福与幽默……的价值有所了解。所有这些就像恒星一样在我们上空闪耀，并一直存在于我们当中。谁能把它们展现给儿童并讲给儿童听，谁也就能引导儿童从沉寂中走出来，跨入充满友爱的世界。”【转引自韦苇：《外国童话史》，第412页，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同样是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得者帕·赖德生也认为：“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人生从整体上看，肯定的要比否定的来得多，希望比失望来得多。”【〔澳〕帕·赖德生：《我为什么为儿童写作》，《兒童文学研究》1988年第6期。】创作《意大利童话》的卡尔维诺明确指出：“从一开始，格林兄弟就将《献给孩子和家庭的童话》视为儿童文学。”【④ 〔意〕卡尔维诺：《论童话》，第99、105，黄丽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他在评论格林兄弟童话时说：“凡是出现了恶魔的故事，我们会发现总是有人和他订立条约;我们还会看到，在童话世界里，与传说故事不一样的是，恶魔的条约总是会导致坏蛋的失败。”

④

经格林兄弟、卡尔维诺整理和创作的民间童话是否已经过时？童话故事所讲述的“真理”，对于今天的孩子是否还具有有效性？抑或是童话已经无法对今天的儿童讲述“真理”？英国诗人、评论家G.K.切斯特顿似乎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我最初的和最终的哲学思想，我坚信不疑的一贯哲学，是我在幼儿园里学到的。……我那时最相信的东西，和我现在最相信的东西，就是那些被称作童话故事的东西。”【转引自〔美〕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译者序，第1页，舒伟、丁素萍、樊高月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儿童文学作家持着什么样的人生观，由其对人性的看法来决定。弗洛姆在《自我的追寻》一书中指出：“人，性善抑性恶？……这两种抵触观念之间的争议，乃是西方思想中的基本课题之一。”【〔德〕艾·弗洛姆：《自我的追寻》，第182页，孙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两千多年来，关于人性的讨论出现过性恶论、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这些人性观念分别可以在18世纪的教训主义儿童文学、19世纪的浪漫主义儿童文学、20世纪中期以来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中寻找到。

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两千多年来的中西方关于人性的观点，基本上都是形而上学式的讨论，然而，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关于人性善恶的实证性的研究。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在《善恶之源》一书中，将自己的奇思妙想与严谨的科学实证结合起来，用耶鲁大学婴幼儿认知中心进行的众多实验，证明了人的天性中，既有“善”也有“恶”。

保罗·布卢姆的导师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中，以大量的数据分析证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暴力之所以会减少，是因为人类的善良天性在加强。但是，科茨显然不赞成斯蒂芬·平克的进步论观点。她认为：“现代主义乐观地认为，通过现代技术、医疗、心理学等，我们最终将使人类变得更好。整个教育规划都是这么想的。通过让孩子变得更好，就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然而，今天儿童文学中的那些‘不同寻常之物不断地提醒我们意识到，这种规划可能是失败的。”我更为赞同平克的观点，我们承认今天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儿童文学研究者持悲观主义人生观的理由。在今天，我们也不能凭着几本作品——“儿童文学中的那些‘不同寻常之物”，就认为“让孩子变得更好，就能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一教育规划“可能是失败的”。

思考人性的发展到底是令人悲观还是令人乐观这一问题，有必要参考进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科学研究。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指出了人的生物基因的自私性，但是他构想出了“觅母”（meme，即文化基因）这一新的复制因子名词，并加以论证，从而确认人类社会在人性层面的进化。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因子的暴政。”【〔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第231-232页，卢允中、张岱云、陈复如、罗小舟、叶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作为科学家，道金斯通过计算机模拟，论证了“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好人终有好报”的结局，显示了对人类前景的积极看法。

与哲学家形而上学式的讨论不同，上述科学家通过生物學、心理学的科学实证，对人性的发展给出的乐观主义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正如周作人所言：“经典之可以作为教训者，因其合于物理人情，即是由生物学通过之人生哲学，故可贵也。”【周作人：《我的杂学》，《苦口甘口》，第7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理查德·道金斯的乐观主义人性观，就是周作人所说的“由生物学通过之人生哲学”，这是我们在建构儿童文学的人生观时，值得重视和发扬的“可贵”思想。

三、方法论：儿童文学“真理”的分级体现

儿童文学给予儿童读者的人生观，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变动不居，是发展的。因而，将儿童文学的人生观运用到儿童文学的实践中去，对儿童文学的读者及其阅读进行分级，通过分级使儿童文学关于人生的不同层面的“真理”得到有效落实，取得更好效果。

将“分级”作为儿童文学表现“真理”的方法论，是因为赵霞和科茨在《关于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新趋向的对话：“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文中，将那几种带有对人性悲观看法的“不同寻常”的图画书，看作代表“儿童文学美学思考的更深层次”，是因为两位学者有着程度不同的笼统化思维方式，没有考虑到儿童读者的年龄差异带来的心理、情感、认知上的差异，而是笼统地把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读者看成了同一类读者。

赵霞和科茨对《丑鱼》《蝌蚪的承诺》《这不是我的帽子》《大丑怪和小石兔》的称谓，用的是“作品”，或是“故事”，或是“儿童文学”，而没有用“图画书”这一称谓。可是，这些作品都是图画书，而图画书的主要读者是幼儿。遮蔽了“图画书”就等同于遮蔽了“幼儿”的存在。所以，两位学者在文章中一次都没有提到过“幼儿”读者。更耐人寻味的是，作为这几本图画书的类比，赵霞提到的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的写作潮流”，科茨则说《蝌蚪的承诺》“这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教训”。科茨所说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是成人文学。

赵霞和科茨对儿童文学、儿童读者的笼统对待所造成的错位，进一步表明儿童文学在表现、传达生活的真理时，分级对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儿童文学“真理”的分级就是为了匹配儿童心智“逐渐发展”的阶段性。事实上，我们将儿童阅读的文学与一般文学划分开，命名为“儿童文学”，本身就是在分级。正是因为这样的分级，成人文学表现的乱伦、变态、凶杀、毁灭等题材，儿童文学基本上不做直接的、正面的表述。儿童文学对于儿童来说是不是“真理”，评价标准不在于生活中有没有这些现象，而在于儿童文学应该不应该强化这些现象。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相比，其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所面对的儿童读者具有心智发展的阶段性。我们通常把儿童划分为0至6岁的幼儿、7至12岁的儿童（狭义）、13至15岁的少年。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的心理、情感、认知有着极大差异。作为儿童文学人生观的方法论，在表现儿童文学关于人生价值观的“真理”时，不能笼统地将这三个阶段的儿童捆绑在一起，而要区别对待、分头落实。给睡前婴幼儿，应该读的是玛格丽特·怀兹·布朗的《晚安，月亮》，而不是讲《丑鱼》《蝌蚪的承诺》这样给孩子带来“恐惧”的故事。对生活的“阴暗面”、人性的复杂性的写实性表现，少年文学可以直面追求，童年文学可以进行适度尝试，幼年文学则不必勉为其难。

从本文讨论的儿童文学的人生观以及儿童文学的“真理”体现的问题来看，儿童文学的分级意识，儿童文学的分级研究，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之间的异同比较研究，应该提到儿童文学的学术日程上来。如果这些研究得以落实，儿童文学在体现它的“真理”实践过程中，就有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就能对儿童读者心智世界的健全成长产生更好的促进效果。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研究”（19JZ

D036）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朱自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薛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