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陕西作家占据重要的文学史地位。杜鹏程、王汶石、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陈彦、红柯等人是其中卓有影响的代表作家。他们鲜明的创作个性和坚实的创作实绩，使陕西文学在获得崇高文学声誉的同时，也展示了其自身思想、精神、文化、艺术构成的复杂性。相对于杜鹏程、王汶石、柳青等“十七年”作家和陈彦、红柯等新世纪以来新崛起的文学力量，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则是新时期文学生长和发展的代表，在这三位作家的精神结构和心灵图谱中，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叙事美学占据了重要乃至核心位置。如果说，贾平凹代表了一种更具异质性文化质素的反思、背离与重构现实主义的文学路向，那么，路遥和陈忠实则更能展现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限度和重构的可能性。如果将陈忠实与路遥相比，陈忠实不仅更具个体生命和文学生命的长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更具文学生命内部构成的驳杂性和复杂性，因而，其文学史的典型性和症候性也更值得我们去做系统、深入的解析和阐述。我认为这应是王金胜做《陈忠实论》【王金胜：《陈忠实论》，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的问题起点和学术焦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趋向是“历史化”。这一趋向的主要表现是将文学从纯文学想象和规划中解放出来，将被纯文学放逐的历史视野和历史维度重新召回和纳入文学本身，将文本（不仅指文学艺术文本，亦指社会历史文本）与历史相联结，使文学获得历史的纵深，在文学研究与历史观念、历史实践之间建立切实而富想象力的幽微关联。这一新趋向不仅使当代文学研究戒除掉过于偏重个性、心性的单纯评论的不足，避免过于随性、旋生旋灭的非学理性、非学术化的偏至，而且能够使当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化，获得真知灼见。“历史化的过程，是文学研究者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接受者累积共识的过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是在史学的层面上对当代文学与历史、当代文学整体性、当代文学制度、当代文学思想思潮现象、当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等作出确定性的论述。”【王尧：《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通过历史化，将文学及其研究置于更深广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通过激活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现实、现实与历史等多层面的潜在对话，走出封闭与自限，发挥文学与学术的能动性。笔者认为，这不仅符合伊格尔顿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文学的定义及其历史生成的考掘，也符合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文学主潮的事实。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的文学和历史依据便在于此，其目的和意义亦在于此：打开当代文学的历史视野，将文学纳入历史，重构文学的整体性视域，使文学回归文学史。《陈忠实论》对陈忠实思想和精神结构及其文学形构的剖析，便回应和呈现了这一“历史化”学术趋向。

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首先意味着以历史文献和史料为依据，借助对历史及其内在思想观念的还原，重构文学研究的总体性品质。在当前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注重资料辑佚和文献考证的“乾嘉之学”成为热点之一。这一当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倾向，是对“论”大于“史”，强行以先在理念、立场、逻辑整合乃至扭曲历史的不良学风的矫正，也是对空洞粗疏的泛泛之论的必要纠偏。问题的关键在于，文献史料作为历史的遗留物，也是一种历史的生命存在形态，如何将其“唤醒”并成为有机的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而非无机的片段式存在，是对文学史研究者史识“功力”的检验。王金胜对陈忠实的思想、文学创作与当代历史对话关系的梳理和清理，是建立在对陈忠实身世、阅历、阅读和创作等诸方面较为系统深入的阐释上。他编撰的《陈忠实文学年谱》是其开展陈忠实研究的文献基础，其中很多问题都是在年谱的编撰过程中发现的。【《陈忠实文学年谱》已全文发表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陈忠实文学年谱（1959-1985）》《陈忠实文学年谱（1986-2000）》《陈忠实文学年谱（2001-2009）》，《陈忠实文学年谱（2010-2016）》分别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2020年第1-3期。】除了按照时间顺序对陈忠实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各文体创作进行爬梳，考证出若干逸文，并就陈忠实创作中的部分误记进行考辨和纠正之外，还以“以陈释陈”的思路，对陈忠实近60年的思想和创作建立了有机联系。这显示出论者的历史化实践，“无论是面对中国古代文学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断裂中发生‘联系是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重要工作之一”。【王尧：《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应该看到，从20世纪50—70年代到80年代中前期，再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直至21世纪，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段，陈忠实的创作存在明显的“断裂性”。但学术界目前对此尚未作出有说服力的阐述，似乎陈忠实创作的“断裂”决定了学术研究上的“割裂”;另一相关的现象和问题是，对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论述汗牛充栋，而对其中短篇，尤其是“十七年”期间的中短篇，仅作为一种类型化的“革命文学”做简要的文本分析和价值评判，缺少有分量的学术成果。《陈忠实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对陈忠实研究中的“割裂”和“失衡”现象所进行的反思性实践。

在学术研究上，历史既不是负担也不是全然正确或错误的遗产，关键是学术中心问题导向。学者既需要有自己的精神资源和价值立场，又需要真正进入历史的深层，对历史与主体、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深隐复杂关系作出切实梳理和考察。这关系到如何在“后革命”历史文化情境下开展“革命时代”文学研究这一难题。这一难题不仅在陈忠实那里存在，在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丁玲等作家处同样存在，在对左翼文学、解放区文艺的重评和重释中存在。只是，当“左翼”“革命”成为近20年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时，陈忠实却始终没有得到同等“礼遇”。仅就陈忠实研究中存在的这一盲点而言，我们当下的“左翼”“革命”研究热是否存在值得反思之处？正因此，《陈忠实论》从人民文艺时代的“文学新人”，社会主义“文学新人”与文学中的“社会主義新人”，快板、村史和故事等方面，建立了主体（作家）、历史（人民文艺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构时期）和文艺（不只是诗歌、特写、报告文学、散文等文学样式，还包括快板、村史和故事等非文学体式）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化处理，也是其超越以往陈忠实研究的重要学术创新点。论者对人民文艺体制、文学教育、文学阅读，以及作协、文艺副刊、文艺报刊、文艺会议等体制性、制度性和机制性因素，与陈忠实文学思想、观念和创作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思考是新颖的、富有创造性的。论者对陈忠实“工农兵业余作者”身份与其创作中“社会主义新人”关系的分析，对陈忠实民歌、诗歌、快板、村史、故事的创作与“集体写作”“三结合”模式和彼时文学与历史、政治之间的独特关系分析，也展示了其在当代作家历史化研究方面的探索。

这涉及如何理解文学，如何理解和处理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文学观念本身就是现代、历史的产物和载体，无论是“纯文学”还是“大文学”都体现了具体历史情境下的认知。无论对具体文本采取审美分析、艺术阐释，还是将其作为文化研究的标本，无论做叙事学分析还是意识形态评判，我们都需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历史文学观。对陈忠实来说，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其突出的文类意识。而这种突出的文类意识，既具有陈忠实个人的独特性和个性，也具有更普遍的历史性和时代性。这不仅指“全民文艺时代”或“人民文艺时代”陈忠实那些文类界限并不清晰的非文学创作，也指其小说意识、纯文学观念和由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的创作设想和规划。因此，《陈忠实论》从“文类重构与文学的当代形态”角度，对陈忠实如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历史和文学转型期，进行文学观念的调整和文类秩序的重构所做的解读，对陈忠实报告文学、散文和小说等各文体的历史关联所做的探究，在提供关于陈忠实文学观念和创作研究新见的同时，更提供给我们进入当代文学历史发展和转换的具体肌理和形态的新视角，其意义不限于陈忠实或某个具体作家。

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或某种思潮、现象做历史化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使当代文学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文学得以经典化的基本和重要路径。但越是基础和根本的东西越有难度：摆脱碎片化研究的难度，跨学科视野的难度，如何处理历史化与当代性两难关系的难度，如何处理审美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的难度，以及如何处理独特性与普遍性关系的难度等。【有学者指出：“‘當代文学历史化当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除了这些史料研究之外，还包括很多同样重要的问题，如文学史家的学养问题，当代文学经典的遴选与阐释问题以及整个当代文学成就的评价问题、文学史著作的撰写问题等等。”见徐洪军：《历史化的意义及其可能——“当代文学历史化”学术思潮述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陈忠实论》作为一部作家论，对20世纪50年代直至作家去世之前的思想和创作进行整体观照和论述，是理解陈忠实的精神结构和艺术创造的重要成果。但我认为该著作不可忽视或更主要的意义却在于“以陈忠实作为方法”的研究思路：陈忠实既是研究对象，也是进入当代思想、文化和文艺体制、文类秩序建构的入口和路径。论者追求的不是陈忠实文学“小宇宙”的自洽自足，在力图说清“陈忠实”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宏观的当代文学“意义世界”。这点在对1973年陈忠实的处境、心境和创作状况的研究中，体现得最为突出。论者借鉴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的研究思路，聚焦于“陈忠实”和“1973年”的周边，援引和考辨多种史料，不仅还原了20世纪70年代陈忠实的人事交往、文学思想、现实遭际、时代命运和小说创作发表状况，也借助生活、工作和创作等众多历史细节，构造出20世纪70年代中国作家写作和中国文学写作、编辑及出版图景，显示出较为扎实的实证功夫。同时，又勾画出彼时历史与文学、时代与作家的总体结构，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家、文学之间含混复杂却又草蛇灰线的联系。可以说，“以陈忠实（或其他作家和具体文本）为方法”是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和经典化的一种可借鉴的学术思路。要做到真正有学术生产力的历史化研究，既需要坚实的实证基础、开阔的历史和文学视野，也需要具有捕捉关键历史细节的能力以及必要的理论想象力。

我们有必要看到，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和经典化，不是为了获得一种稳固却僵硬的“真理性”认知。学术研究要追求真知灼见，而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这毋宁说是一个追求并无限接近真理的过程。詹姆逊提出“永远历史化”，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也是一种激烈的超历史的立场表达，但“永远历史化”也需要“历史化”。对文学研究来说，我们要让文本回归历史语境，对文学进行历史阐释，但更重要和根本的是我们如何解读历史，包括文学的历史。而如何解读历史，关联着如何解读现实、世界和文学。我认为，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不仅意味着学术的积累，也意味着文学和文学研究面向现实和历史的无限敞开。《陈忠实论》既是历史化的结果、成果，也是历史化敞开的前景，它所提出并力求阐述和解决的问题，自然并非无可商榷。相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有深入研讨的空间。例如，如何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长篇小说文体史上，认识和评价《白鹿原》;如何在深层文化思想脉络和脉动中，把握其长篇与中短篇（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小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小说和20世纪末的晚期小说）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陈忠实与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之关系等问题。《陈忠实论》对此做出了不乏启示的探讨，但它在提出这些问题和诠释这些问题时仍隐含着不足。这不是一部作家论所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文学研究者意识到或尚未意识到的普遍性的问题。

【作者简介】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