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的小说享誉海外，伴随其作品的却始终是评论界的争议。她难以被研究者定义，是无法被归纳的“尴尬的存在”。【赵黎明：《“无法归纳”的写作：论虹影小说的边缘性特质及文学史意义》，《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她擅长从自身的性别立场出发，游走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其作品多有跨文化视角下反思“现代性”的文学内涵。在她的创作谱系中，除去如《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等一类取材作家本人真实人生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外，另一类则是凭借她曼妙的想象力杜撰出的异域传奇，如《K-英国情人》、《阿难》（后更名为《走出印度》）、《罗马》等。作家强烈的女性主义诉求，使欲望书写成为其重要的小说母题。虹影借欲望书写反思现代性话语，通过反转家庭伦理、再现神秘主义，以反现代性的策略建构“虹影式”的另类现代性。这种“虹影式”的另类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尼采式反道德传统的两性关系书写、巫术宗教等神秘主义构建下的反叛美学特征和对解构“现代性”之“非理性”的再解构。

一、反传统道德的“尼采式”外衣

启蒙现代性（Modernity of Enlightenment）的本质是理性主义，它让“人”发现自我与个体价值，但发展到极致的启蒙话语，却逐步走向理性本体的自我异化，成为一种“退步了的新的欺骗形式”。“人”沦为“与社会进化规律和自我原则相对立的东西”，形而下的道德规范沦为禁锢人性的枷锁。

道德作为常规概念上对规则和法律的服从，自康德后沦为个体无条件遵守的“道德律”。然而，对具体的个人来说，“对道德指令的服从很可能是无益的”。【〔美〕B.施尼温德：《自律的发明：近代道德哲学史》上册，第4-9页，张志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尼采颠覆现代式的颓废，把道德贬斥为无用的虚构，在他看来，为了解放生命，必须消灭道德。【〔德〕尼采：《权力意志》上卷，第314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虹影自诩为前理论、命运预设的女性主义者，对虚假道德禁锢女性人格，特别是传统节烈观对女性性道德的禁锢，极为不满。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以儒家伦理为观念架构，予以传统中国人道德价值观和行为道德准则，男性始终身处中心，女性被简化为五伦之一。【易银珍：《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基本内涵》，《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早期儒学中轻视女性、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经由宋代“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达到巅峰。【实则《周易》作为中国最早阐述男女两性关系的儒道经典，其“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就以阴阳概念指涉天尊地卑，而致男尊女卑，《周易》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男女道德伦理观念的形成基础。】传统节烈观以及“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道德伦理要求，逐渐造成了女性自轻自贱、谦卑顺从的畸形行为伦理和原始心理特征。虹影对这样的儒家原教旨主义和东方式道德专制主义极不认同，对道德理性主义在实践理性上持怀疑态度。“道德标准的制定，是几千年来长期形成并默许的契约，它让人来就范。我重视感情本身……不会依照大家所说的‘道德进行。”【虹影：《最能伤害你的是你最亲的人》，《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17日。】试图打破传统道德伦理禁忌、解构理性逻辑下的道德体系，虹影在这样的不自觉中以一件“尼采式”反道德外衣将批判矛头对准了两性情欲中的性道德。

她敏锐地捕捉到，在中国传统文学的情欲书写中，女性的欲望书写因其与传统道德伦理相悖，为主流文学/文化所遮蔽，毫不避讳地指出“社会的敏感忌讳点在女性的主动性”。【胡辙：《解读虹影：虹影访谈》，《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2期。】在这样的反叛姿态下，她的情欲书写大胆而直接。“我以为性的欲望一直是可以粉碎世界的”，【赵黎明、虹影：《“我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虹影访谈录》，《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她甚至给出了如此弗洛伊德式的论断。【笔者曾就这个问题对虹影本人进行了采访，虹影认为她确实受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她把性与欲望看作是支配人的思想和行动方式最直接的一个东西，认为二者有时甚至高于权力，很多人都迷惑于这中间，她要借小说来表现性与世界共存的状态，以此来探讨人该如何从中解脱。】而弗洛伊德对现代文明压抑人性的批判，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构成了对尼采“反道德”主张的声援。

弗洛伊德指出所谓“文明”并非是通往完美境界的道路，人类痛苦的根源之一便是“规则的不足”。【⑥⑦⑧⑨ 见〔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 文明及其不满》，第135、145-150、158-164、148、210页，严志军、张沫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规则作为对重复行为的强迫，因人类自身“不谨慎、不规则和不可靠的天生倾向”随“文明”诞生。“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消除本能才得到确立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抑制、压抑或其他手段）必须以强烈的本能不满足为前提。”

⑥文明的目的使得一切必须服从经济需要的法则。在性爱原则上，文明具有限制性生活的倾向。性道德的产生正是为了从性爱能量中“剥削”用于实现文明目的的心理能量，最大限度地动员目的受制约的力比多。

⑦也正因此，人类文明的代价是人性压抑和进步压力背后“幸福的丧失”。文明强加的对自由的限制致使人类欲求不满，而人类个性中始终残存着的未被文明驯服的部分，便成为敌视文明的基础。“对自由的要求转向了反对文明的特定形式和特定要求，或反对整个文明……人将永远站在集体意志的对立面，维护个体自由的要求。”

⑧弗洛伊德对人类介于规则需要和本能满足二者间冲突的心理学阐释，与尼采的“超人”学说形成互文。

因此，“性”在虹影的小说中一再作为人类欲望的表现形式，成为反思现代性的独特视角。恋父、出轨、三角恋等畸形反性道德的两性伦理关系统统出现在她的笔下。《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中的苦难母亲形象有别于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母亲形象，她有着丰富的情史且在性道德观念上“离经叛道”。女儿六六长期在无父的精神缺失中“寻父”，甚至與历史老师偷食禁果，长大后又在婚姻中忍受着丈夫的各种情人（包括自己的姐姐）。如果不加以仔细甄别，这样的两性书写很容易被误认作是回归蒙昧时代、违背现代性道德伦理要求，立足前现代价值立场上的反现代性书写。这种看似反性道德的道德观与同样对“道德”不屑一顾的尼采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文化超我只发布命令，制定关乎性的道德要求，对人类心理本质的事实却漠不关心。⑨基于此，虹影这种有悖于现代性家庭伦理和性道德观念的情欲书写，恰恰正是从反思现代性和现代文化批判的维度上加以展开。《K-英国情人》中的跨国婚外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发生不久。五四“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郁达夫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2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个性主义的奉行使得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都在反传统文化、重估传统价值中，勇于追求个人解放。女主人公闵作为新文化运动队伍中的一员，“是个著名诗人，有声望。有个教授丈夫，两人都是中国知识界知名人物，新月社的重要角色”。【② 虹影：《K-英国情人》，第45、6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作为五四新女性，闵身上自然有着追求“现代性”的一面，而作为一个跨时代女性，她身上也必然有传统道德伦理纲常的遗存，“闵是一个有夫之妇，这对裘里安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对闵才是一个问题”。②“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而过去则既成为一种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诸现在的负担。”【〔美〕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第220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97。】西方伴随着霍布斯对契约论的开创，婚姻被视为“性的共同体，是基于人性自然法则必要的契约”。【⑤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力的科学》，第95、95页，沈叙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对闵来说，婚内出轨既是对传统节烈观的僭越，也是对现代一夫一妻制契约精神的违反。现代文明“只允许一男一女建立在孤立的、不能撤销的联系基础上的性关系，而且它不喜欢让性爱本身成为快感的根源”。

⑤系主任夫人、著名诗人、杂志主编、新月派成员、五四先锋等一系列的外在身份，先在地从时代、国家、社会等意识形态层面上抽空闵最基本的女性身份和属性，使这个女性在面对“自我主体性被为妻、为母、为媳的角色意识所销蚀的精神痛楚时，只能微笑地承受，不能审视、不能反叛”。【李玲：《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闵对本能欲望的道德克制，令她在对自我的反抗和超我的要求双重作用力下，深陷“文明压力”的痛苦。现代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现代性自身内部的双面性都成为这段异国恋情始与终的深层原因。这场对现代性家庭伦理，同时也是对传统中华道德伦理的雙重反叛，在延续了五四个性解放呼声的同时，注入了一种虹影式的对“现代性”弊端的思考，从而在性爱意识的书写上取得了现代性的文化向度。

二、反叛美学意义上的巫术、宗教等神秘主义

现代文明社会的到来，使得曾经赋予世间存在以某种目的、价值和规则秩序的宗教信仰坍塌。随之而来的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诸如巫术、宗教等超感性领域也统统被理性拒斥为是非理性的，丧失了原有的解释功能和对人类社会的支配力。尼采作为现代性理论批判的先行者，第一个发现以理性作为科学认知和道德规范的保障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将人类引入启蒙现代性所允诺的理想社会，甚至变成了一种科学主义版本的巫术和独裁，将“现代灵魂”带入虚无颓废之境。因此，他刻意贬低现代性，视理性为“破坏生命基础的势力”，意图寻求“理性的他者”来对抗现代性的弊端，宣扬“非理性”的酒神精神，倡导尽情放纵原始本能，毫无顾忌地宣泄欲念，在野性狂欢和放纵中寻找幸福。【陈涛：《“酒神说”和“日神说”：理解尼采悲剧学说的钥匙》，《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尼采视“生命”为“最高价值”，欲以肯定生命的酒神精神来塑造与以颓废、奴隶意志为表征的现代性形态相反的，具有旺盛生命力表征的权力意志的“人”，即“超人”。【陈嘉明：《现代性的虚无主义：简论尼采的现代性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他宣称告别启蒙，背弃理性，通过酒神崇拜，将神话、宗教与艺术贯通，打造一门颂扬狂欢、欲望、享乐等人类本能的反叛美学，以“非理性”大纛挑战因理性造成的传统与神话之间的断裂。【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646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与尼采所倡导的生命本能的哲学观一致，虹影几乎每部小说不仅从人性的角度颂扬欲望狂欢，更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植入了巫术、宗教等象征非理性的神秘性元素，统一地显示出某种超越世俗的神秘主义倾向。这种由作家刻意营造出来的“神秘感”使得她的很多小说笼罩着一层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面纱。这样的创作手法和叙事风格虽与作家自小受巫文化熏陶的个体成长经验密不可分，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与其解构“现代性”的写作意图相关。

《K-英国情人》中善用房中术的闵的形象，充满神秘性。传统道教中精通和传授房中术的“玄女”/“天女神”其身份首先即为房中术神。女天神的出现与上古对女性的生殖崇拜有关。【孙绍先：《上古女性神族》，《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3期。】最早记载房中术玄女神的文献始于东汉的《列仙传》卷下《女几》中说：“玄素有要，近取诸身;彭聃得之，五卷以陈。女丸蕴妙，仙客来臻。倾书开引，双飞绝尘。”【邢东田：《玄女的起源、职能及演变》，《道教研究》1997年第3期。】由此可知，汉代房中术已被视为成仙得道的仙术，会此神仙方术/巫术的闵自然蒙上了非理性的“神性”/“巫性”特质。闵于是不仅直接作为情欲的象征，更在蒙上了道家房中术玄虚色彩之后，幻化成道家文化中的“女仙”，在小说的功能层叙事中具备了某种“神性”/“巫性”色彩。甚至，在裘里安恋母情结的双重意义上，闵具备了男性“崇母”的“原始崇拜”情结象征。“我把女性主义提到了一个幻想的位置，女性掌握了一切，对性爱的主导，甚至对生育的主导，用房中术控制这一切，这带有一种狂想的色彩。”【虹影、荒林：《写出秘密的文本才是有魅力的文本》，《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虹影在女性主义创作视角的基础之上，糅合浪漫主义的叙事风格，将闵塑造成一个让男性菲勒斯拜倒和折服的带有东方“神性”色彩和母性光辉的女人/“女神”。她有意识地以这样一个幻想出来的带有反现代性色彩的女人/“女神”形象/符号，来达成对男权社会施加在女性身上的道德禁锢的抵抗。与此同时，虹影更是在两性关系的书写维度上，以象征非理性的房中术来表达她关于现代性“理性外壳”负面效应的文学思考。

如果说闵身上带有一种似巫似仙的道家玄虚色彩，小说《走出印度》所讲述的故事则似乎直接蒙上了佛教的宗教色彩，欲望母题在这个文本中主要表现为两性爱欲和金钱贪欲。有着佛陀弟子、搖滚歌星以及经济逃犯三重身份的主人公阿难裹挟着三段故事。其中作为佛陀弟子的阿难使得小说人物具有了某种宗教意味的原型化色彩。佛教称人了悟人生真谛，进入烦恼灭尽、常乐我净的境界为“入灭或涅槃”。【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第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犯下罪恶的阿难最终选择逃往印度，借恒河水自杀以洗净俗世罪恶。佛教在文本中作为对抗现代性的“非理性”利器，具有某种反叛美学上的意义与功能。而《罗马》用以突破现代性理性外壳的不再是作品中的宗教信仰和玄秘的房中术，取而代之的是异域神秘主义。《罗马》围绕两个名叫燕燕和露露的新时代女孩和“成功人士”王仑之间的情爱纠葛展开。罗马不仅作为主要故事的发生地，更成为引领故事主人公们追求真爱、寻找真我的神秘力量，“魔法金手指永远停留在此”。【⑥⑦ 虹影：《罗马》，第32、5、7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9。】“好多年前，有个白袍人对燕燕说，你可以拒绝一切诱惑，除了罗马。”

⑥小说以神秘的白袍人和神奇的罗马开场，之后又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神秘的吉卜赛黑衣女人出场。这个神秘的女人给了主人公燕燕一个魔法盒子，叮嘱她“如果你真的遇到——麻烦，想知道你生命中——什么最重要时，才打开它”。

⑦在神秘主义的启示下，燕燕最终发现自我，拒绝了男主人公的示爱，遵从内心勇敢回国追寻理想和自由。

宗教与巫术虽同起解构和对抗现代性的目的，然而二者在小说文本中的功能层作用却不尽相同。二者虽然同属神秘主义范畴，但有着重大区别。一般来说，巫术中人的能动性非常突出，巫术通过人的活动产生结果，即强迫对象为人服务。而宗教只是单方面的求拜，人信仰宗教就要消解自己的主体性，皈依于神。【李泽厚：《由巫到礼》，《中国文化》2014年第1期。】也正因此，巫术和宗教在虹影的小说中也有着不同的深层内涵。高举理性的现代文明社会以不可置否的“现代性”伦理既消解了前现代社会中的神话和宗教，也解构了宗教和神秘主义背后的“神性”，巫术、神话和宗教随即被斥责为是不符合现代性的蒙昧主义。叛逆的虹影恰恰要以被现代性以非理性名义所解构了的“蒙昧”，反过来解构象征科学、理性的“现代性”，这使得她的小说出乎意料又情理之中地带有某种反叛美学特征。

三、对解构“现代性”之“非理性”的再解构

反叛的虹影高举巫术、宗教等神秘主义“非理性”的大旗，看似披上了一件“尼采式”挑战现代性权威的外衣。然而，虹影似乎并不满足于尼采式酒神精神般的反抗狂欢，她试图对解构了“现代性”的“非理性”再次进行了反思、批判和质疑，而这在《K-英国情人》中最为明显。

以房中术为代表的象征着前现代社会愚昧、落后的原始神秘主义在被“现代性”剔除了之后，已经具备“现代性”的人竟吊诡地在此时丧失了自我。闵必须依靠对象征着前现代性的房中术的重返和回归，才能满足自身的欲求，达成对“人”自我的发现。闵对《玉房经》的修炼，让她的偷情显得诡异、神秘。房中术不仅成为闵对抗世俗婚姻的武器，也是象征着追求“现代性”的“理性”人类与传统文明以及真实自我隔膜、孤独的精神处境。在整个社会不断向现代性迈进之时，闵竟然呈现出对前现代性的回归倾向。极端的现代性摧毁了人的天性，使个体的肉身与本能欲望发生错位和分裂。闵作为女作家和大学系主任的夫人，看似是五四之后现代社会中拥有健全人格和美满婚姻的“健康”的现代人，然而与丈夫郑在情欲上的无法互通实则令她在精神上苦闷。爱欲与文明的冲突凸显，“为反对把肉体纯粹作为快乐的对象、手段和工具，文明道德的全部力量都被动员起来”。【〔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31页，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她一度对此忍受，维系着“现代人”表面的理性、骄傲与体面（直至被裘里安拆穿），缺乏行动力。然而，当闵勇敢地冲破现代性理性对她精神上的压制，勇敢地投入裘里安的怀抱之后，她再度吊诡地发现自己依旧面临精神上的分裂，仍然处于欲望的深渊，她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从一种分裂跳入了另一种分裂。

闵如同一个女巫，将肉身和性作为反抗现代性的武器，带领裘里安在由妓院、鸦片和房中术所组成的“前现代”世界中沉沦。这似乎完全不符合五四女先锋的形象，却确实是由现代性的压抑所致。她一再受到理性的精神钳制，却无法抗拒前现代“非理性”的诱惑。这种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无法调和使得闵最终选择在鬼节自杀。这样的结局安排如同一个恐怖的童话寓言，既暗示着人有可能会因为欲望遭受灭顶之灾，又意味着闵的反抗在现实世俗的溃败。在那个刚产生社会大变革的年代，闵或许是必须死的，即使这位“新女性”的现代性意识已经足以令她有勇气去质疑“理性”的合法性并采取行动，然而闵身上的现代性远远没有完成。闵既不愿意向现代性道德伦理妥协，退回无聊婚姻的围城之内，“她几乎不再说话，不只是和郑，也不想与任何人交往”，【③④ 虹影：《K-英国情人》，第249、251、219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终于失落地发现，靠着前现代的房中术技艺无法救赎她的灵魂。新与旧在闵身上的交织缠绕使得她始终无法摆脱“道德”的束缚与纠缠，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是造成闵之死的根本原因。闵死时护士惊奇地发现“刚挂上去的白布门帘有了血迹”。

③闵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一场充满神秘主义的宗教仪式，这个与前现代性神秘主义应验有关的故事结局，预示着闵生前、死后都无法与“非理性”完全割裂，整部小说也因此充满了解构的张力。

房中术在文中除了具有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叙事功能，还代表着前现代社会某种神秘莫测而又至高无上的神性特质。有意思的是，虹影似乎对前现代性/非理性也充满警惕和质疑。在小说的最后，虹影借裘里安的同伴易的口吻将道家《玉房经》斥责为腐朽的封建迷信，“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最道德败坏的部分”。

④这看上去好像一下子把整部小说之前建构起来东方神秘主义，以及女性利用它“征服”和颠覆男性权威的叙事功能统统解构了。裘里安最终离开闵的举动体现了隐含作者对崇母以及“女神崇拜”的解构，突破了现代性理性外壳的闵最终也在裘里安的逃离之下，“神性”消解殆尽，化为虚妄。然而，这恰恰体现了虹影既对现代性充满质疑，也对前现代性/非理性同样怀有忧虑。【曾有学者质疑这是一处细节上的疏漏，笔者曾就这个问题对虹影进行了采访，虹影说：“我是想让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的这种多重性角色来看待这个房中术，这个东西没有统一的看法，我就是想以人物本身来说话。”】《走出印度》的文本也是一样，宗教在其中所起的叙事作用与《K-英国情人》中的房中术一样，表面上都起到某种精神上的救赎功能。然而，进行文本细读就可以发现，佛教/印度/恒河的能指在小说文本中并不意味着确切的所指，阿难作为“恒河的崇拜者，渴望一种超脱，用来摆脱灵魂的漂泊无依，却没有找到可以皈依的主，所以我这支笔也免了宣扬教义之厄”。【虹影：《走出印度》，第25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显然，文本的佛教/印度/恒河不过是具备了类宗教作用的某种人类精神信仰的代名词，并非具体所指，其意图还是用于解構“理性”的现代性。“非理性”激发了虹影对于无限之物和神秘玄想的敬畏，却在解构了现代性的同时难逃自然坍塌的命运。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虹影以这样蕴含哲理和辩证意味的反现代性书写，在现代性的矛盾和悖反之中，在解构与重塑之间，将自身的现代性写作伦理推向了高潮。

“真正的反现代派同时也是现代派。”【〔法〕贡巴尼翁：《反现代派》，第2页，郭宏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界限从来就不十分清晰，文艺现代性更因为文学针砭时弊的社会功能，被定性为“既是自由表达的欲望，也是理性自身的叛逆”。【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644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现代性是发源于文艺复兴运动的理性精神（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它成为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动力。而文学的现代性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具有非理性倾向。这就是说，文学的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的肯定，而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反观20世纪中国文学，基本上没有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它没有超越理性，反而呼唤理性……因此可以断定，20世纪中国文学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杨春时：《序》，宋剑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第3-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学者杨春时曾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问题上发出如此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新文学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本就是一场破旧立新反传统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说，在文学革命之初，在中国敞开怀抱接纳西方的“现代性”之初，就包含着不断革新的进化因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作为“反传统”诞生的新文学也必将承载着“反现代性”的历史重任。胡适曾经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吾辈以历史进化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1月1日。】陈独秀也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2月18日。】虽然对启蒙现代性的追寻一直占据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导，随之而来的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也一直存在。在海外华文作家的队伍中，追求“世界性风格”【饶芃子：《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第19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的虹影就是坚持文学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立场的典型代表。她的两性乌托邦书写和类宗教及神秘主义写作倾向恰恰体现了文学在揭示现代文明弊病上的超越性追求。

拨开虹影小说表层反男性权威的直接意图，首先裸露出来的似乎是一种反现代性的价值立场。然而，它其实不是真正的反对和反抗现代性，而是从批判的视野出发，重新对人的存在和人性进行文学维度上的反思。与其说它是反现代性的，不如说它的本质和内核其实是现代性的，是一种“虹影式”的现代性。这个数次遭到社会大众误读的女作家，在披着回归愚昧蛮荒前现代社会的反现代性外衣之下，其小说创作的内在本质从来都是“现代性”的。这种被冠以“女权主义”的虹影式的现代性抗争之路，与其说是“现代性”的，不如说不过是在尽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之责。虹影小说的创作出发点以及社会大众对其小说的反应，显示了这些在女性权利内部本该完成的现代性非但没有随着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完成而彻底实现，更是在启蒙现代性的弊端凸显之后矛盾随之再度凸显。

四、结语

尼采对现代性底蕴的理性主义与基督教道德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海外作家虹影将目光重新放置到反思中国现代性和儒家原教旨主义、东方式的道德专制主义等内容上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虹影身上据此所体现出来的先锋性其实与以狂人面貌出现的尼采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和承继性，他们猛烈的批判都是建立在对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注意到因单纯提倡理性精神而被压抑的生命与意志，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秉持着尼采式的现代性批判，虹影同样立足于生命意志的根基上，以大胆前卫的两性关系书写和对巫术、宗教等神秘主义的文学元素的植入，试图借此改变时代的价值观念系统。尼采的哲学将其对人的根本关注点落在“生命”上，对生命力的弘扬、推崇和赞美，构成了尼采现代性批判哲学的基调。而虹影关注社会现实的视角同样落在“生命”之上，进而推衍出关于欲望和人性的哲理性解构与探讨。作为海外华文作家，虹影更是将尼采所开拓的那种张扬生命意志的“非理性”批判视野，从西方哲学的理论层面融入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反思层面。同样的，也与尼采哲学在高扬生命意志、关注生命本身的同时彻底地否定和拒斥理性的现代性批判一样，虹影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也有着偏激和极端的一面。她从情欲和巫术、宗教等神秘主义视角切入的“反现代性”批判在体现了虹影式“现代性”的同时，隐含着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在了一条无视道德和理性、沉浸于情欲狂欢和非理性的精神逃亡之路上。

【作者简介】刘亚群，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