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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反思乡土的灵魂

2021-11-17刘嫣

当代作家评论 2021年4期
关键词:乡土小说

青年作家李琸的长篇乡土小说《返青》,【李琸:《返青》,《钟山》2021年长篇小说A卷,以下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另注。】以中国北方姬洼村为叙事背景,以农村妇女李七七的命运为主线,反映20世纪80年代至当下30多年间的乡土社会现实与时代变迁。小说叙事细腻丰满、灵动深沉,并将传统因袭的凝滞、扭曲与人性恶、国民劣根性交织在一起,建构了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乡村,更在传统与现代间反思乡土的灵魂,体现了作家对乡土社会的深刻体验与理性审视。这些都唤起了我们的记忆,也引发了我们的深思。

一、似曾相识的乡土再现

《返青》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村莊,是典型的中国乡村尤其是北方乡村的缩影。这个村庄破败、凝滞、闭塞,伴随着村民们精神上的麻木、扭曲、异化。虽然社会和时代在发展变迁,但村子里发生的一些事总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悲哀的现实,很多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小说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也正在这里,它要揭示和探究这其中所隐藏的秘密。

1.农村妇女典型李七七

小说聚焦农村妇女李七七悲剧的一生,这种悲剧性来自遥远的过去,也同样来自最近的现实,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体现出了对于文化、历史的关注和思索。

1977年恢复高考,李七七被退婚了。之后李七七之父为了给“文革”时期犯错的儿子换一个前程,隐瞒姬世荣是“老魔道”(精神病)的事实,将女儿李七七嫁给了这个精神病患者。李七七在接连孕育两个女儿后,姬世荣精神病复发并离家出走,为了不当老绝户,他在麦子返青的时候就会回来。在这个家庭中,李七七不但得不到公婆的平等对待,而且时常遭受丈夫的暴力,尤其是,时刻遭受乡邻们的白眼、歧视甚至凌辱。她想过回娘家,但爹娘一个劲儿说:“你散过一茬(指退婚),还想找多好的?”她心里清楚,四哥有机会在部队混得那么好,都是这门婚事促成的,自己不能让爹娘背负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女性的苦难往往更为深重。李七七卑微、隐忍,各种苦难叠加在她身上,她往往只能逆来顺受。尤其是,对很多横加于她身上的苦难,她无可奈何之际甚至感觉理所当然,这种悲剧性让人感到悲哀:

到哪里不都是一样得吃苦受累的,给你说,娘就是苦命的人,走到蜜州也不甜啊。人的一生啊,就是扒坑,扒着扒着,扒不动了,倒头睡就是了。

李七七的人生就是一个“忍”字,这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特征。传宗接代是生物的本能,而在文化意义上,却成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枷锁。女性的所有价值,就是为了给兄弟换媳妇,嫁给人家生孩子。女性成了一个工具,一个物化的对象。这是五四乡土小说揭示传统社会一以贯之的主题,今天仍然还是乡土小说不绝于耳、饶有回音的主题。

当然,李七七身上也隐藏着某种反抗的因子,这种充满危险性的行为,成为她灰暗人生中影影绰绰的光亮。她从戏班班主那儿得到了一份温情,并偷情生下了女儿姬青青,也就是小说中的“我”。她最后隐瞒了肝癌病情,找到被迫逃出姬洼村的女儿并和女儿生活了一年时间。因病情恶化每每疼得弯下了腰,她总是用“笑岔气了,笑岔气了!”搪塞过去,这些细节尤其令人动容,悲剧性也得到了更加深刻的揭示。在和女儿生活的这段时间里,可谓是对李七七悲剧人生的弥补,也是一种对命运的思考与挑战,这成为李七七身上的一大亮点,也是小说乡土叙事的一大亮点。

2.人性恶与国民劣根性

李七七生活的姬洼村,是小说叙事的背景,老槐树胡同子里发生的故事,家长里短中隐藏着乡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权力密码。小说直指强大的文化遗传信息,村庄于是成为一个缩影,一个象征,充满了混沌、溃败。这样的乡村,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我们读起小说来,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无论小孩还是大人,每天变着法子嘲笑老魔道一家,这成为他们快乐的来源。歧视、挖苦、模仿、窥视,不一而足,病态心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表现出失魂落魄,麻木而凶残的一面。

对村里人来说,攀比并对别人“压上一头”乃至“踩上一脚”,是他们人生的最大价值。比如说,姬堂堂是堂字辈的,两个“堂”做名字,在他爹姬文军的心里,就把所有堂字辈的人给压下去了。

“啧啧……”姬洼村的人看到张富就开心,日子过得再不济,也有许三回(张富的绰号)垫背不是么——一个上门女婿种羊的。小说对人物心态的把握非常到位:无论自己过得多么悲惨,只要有一个“垫背”的,心里马上就舒服了很多,找到了安慰;自己已经够可怜了,但如果有一个更可怜的人来安慰他,他马上翻脸并恶语相向:

姬蓝缨说话的时候,口水淌到了枕头上,姬小雯的遭遇让她内心得到了平衡,每天咒骂的次数越来越少,声音也不再那么尖锐。姬小雯头发凌乱,散在胸前,正在给牛割草。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姬蓝缨,都躺在床上了,村子里的这些事她都知道。我看姬小雯可怜,放下自己的草袋子,把半袋子草往她袋子里摁,姬小雯发了一会儿怔,“啪”地把我的手打掉。

“俺再惨,也有你这个小魔道垫底,你有什么资格给俺草?”

人性深处的恶,在一个扭曲的环境下得以发酵,人与人之间的倾轧已经成为常态,伤害别人几乎主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性恶还与文化的沉疴掺杂在一起,充满了变态与畸形。人性恶与国民劣根性相交织,体现出强烈的顽固性。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除了因袭传统,还有权力迫害,村民们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这种互害模式,渗透进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传递给了下一代,从而扎下根来。嫉妒、算计、伤害,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村落中让人与人之间俨然成为一个丛林。李兴阳认为,中国乡村伦理道德的失范,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丁庄梦》、李佩甫的《羊的门》、关仁山的《麦河》、孙惠芬的《上塘书》、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夏天敏的《牌坊村》、罗伟章的《不必惊讶》等小说,都有对新世纪中国乡村伦理道德失范的逼真叙述,并在叙述中传达出价值取向不同的焦虑与忧思。【李兴阳:《乡村伦理道德的失范与批判——新世纪乡土小说与农村变革研究》,《长江丛刊》2020年第6期。】同样,《返青》中的姬洼村,存在着传统糟粕在发酵,而人伦亲情开始丧失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返青》与上述小说还有所不同,它把这一切发生的原因追溯到了传统伦理道德本身。正是因为如此,作者时时以一种现代视野来审视传统文化。《返青》似乎回到了百年前五四现代乡土小说的源头,这样一个“陈旧”的主题,在当下其实还有强大的生命力。

3.时代阴影缺乏“显影性”

《返青》为了体现历时性,对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寥寥几笔交代背景,体现为一种众所周知的“共识”,但这种“阴影”究竟如何覆盖乡村乃至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人,小说往往力所不及。很显然,“显影性”恰恰是小说应该充分着力的地方。

小说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80年代至当下30多年,略显生硬地嵌进了“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计划生育”“打工”“办厂”“万元户”等时代元素,可惜这种“一一对应”,恰恰牺牲了小说的浑然一体性,显得有点牵强附会。“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最关键的是,这种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如何天衣无缝地“落实”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营构上,这些往往是乡土叙事的难点,而《返青》在这方面的简单化处理影响了小说表达的广度和深度。

这在写姬世荣魔道病的致病原因上也体现得很明显,一起当兵的同村发小姬世祥把一件雨衣塞进了姬世荣的被子里栽赃:

姬世荣错过了最佳时机的当面对峙,被围观的人冲蒙了脑袋,后来诚恳的书写只能显出自己的心虚,换来的是七天七夜不吃不喝的询问,你既然可以偷一件破旧的雨衣,你还偷了什么?水壶?被褥?收音机?你偷了都干嘛了?谁和你接头?把这些东西变卖了多少粮票?姬世荣站在讲台上,手持自悔书,把这些问题一一做了肯定的回答,他的故事里用的第一人称,没有牵扯其他人称。他不知道这些故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就像闷了一口气,扎进玉米地里,棒子叶划得自己脸庞嗤嗤做疼。不远处,发小姬世祥嘴里叼着纸筒,做出吸烟的动作,得意地看着他。

应该说,把事件的发生主要归结为个人的嫉妒与偏狭,这样的处理略显简单,而且逻辑链条也不够严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小说的重要意图是揭示人性恶,而作者可能热衷于抽象的人性恶,为了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而忽视了具体的溯源剖析,乃至于顾此失彼。这样,人性恶的层次性没有得到充分表现,以致于小说在一个层面上重复表达,在表现人性恶的同时,人性的复杂性无形之中被窄化了,人物性格的多重性也无法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

二、细腻生动的乡土叙事

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叙事上有一些创新,如铁凝的《笨花》對地方志的运用,陈应松的《还魂记》采用鬼魂还魂艺术形式,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叙述上的革命,等等。《返青》的乡土叙事,在语言风格上别具一格,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和观察非常细致。小说没有大开大阖的冲突,但一些细节却耐人寻味,再加上富有匠心的结构营造,在一种貌似调侃的叙事风格中娓娓道来,显得细腻而敏感。

1.灵动丰满的语言风格

小说的语言生动传神又意味深长,字里行间富有张力,透着灵气。通感的灵活运用,经常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甚至还令人拍手叫绝。叙事过程中,时不时貌似轻佻的、玩世不恭的解构,反而强化了严肃性与悲剧感。

比如,写老魔道发病时的情景:“过了一会儿,他的脸变得急促不安起来,鼻子、嘴巴、眼睛都扭到了一块儿,肩膀紧锁。听到七七问话,不语,头紧紧抵住门框,眼珠瞪得溜圆,好像再用力,里面的血丝就断了。气氛透着不明所以,谁都不再说话。”这是李七七初次见到姬世荣发病的情景,寥寥几笔,生动传神。而年幼的姬青青在爸爸出走后,随着一缕风去寻找:“俺,俺……俺去找一缕风了,可有一缕风告诉俺,俺爹在另外一缕风里面。俺爹是不是跟着一缕风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这种诗意化的表达,契合幼童的视角,又与事实形成了反差,赋予小说以质感。

李七七死后,小说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她像一抹光柔和地斜躺在沙发上,略露青蓝色的对襟长褂和深灰色长裤,干净整洁,没有任何污损。沙发套因为睡梦里的翻身,起了一些褶皱,一角甚至被掀起,褶皱深深浅浅,绣梅如血斑纠结在一起。晨光洒在她舒展得如同婴儿般晨睡的眉宇上,眼睑像是刚刚做了一个美妙而奇特的梦,梦里的她或许终得花好月圆的一生——有人在梦里一定一直在叫她“七七,七七……”

这是一种简洁而克制的叙述风格,在波澜不惊的表面下,隐藏着浓烈的情感,足以令人动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为“90后”作家,作者在写作上有天赋与才华,字里行间充满令人欣慰的锐气,这大大拓展了小说的空间和可能。当然,如果处理得不好,也可能会弄巧成拙。又如《返青》中,也表达了性禁忌以及其间纠缠的传统文化沉疴,犹如一道精神枷锁纠缠着人们,小说常常大胆乃至勇敢地冲破这种枷锁,因而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力。

2.一丝不苟的细节与结构

小说的情节推动和结构营造,均可圈可点,尤其是关于姬青青的亲生父亲,从一开始就设下了伏笔。小说叙述中还常常留下悬念,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同时也一步步抽丝剥茧,将人物的命运感、悲剧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些都提升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并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不过,小说避免了传奇式书写,没有陷入哗众取宠的情节冲动之中,而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浸入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正是因为如此,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往往显得意味深长,不时让人感慨唏嘘。比如,小说有大量的篇幅写村里人的衣食住行,把乡村生活写得事无巨细。人际交往中的各种细节,如攀比、提防、倾轧等,往往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让人猝不及防;还有这个村子里每天发生的鸡毛蒜皮的故事,诸如东家婆姨、西家媳妇的家长里短,瞬间变成了彼此算计的素材,孩子们前脚还在一起天真地玩耍,转眼间就被裹挟进了大人们的纠葛之中。这些细节、情节,渗入生活的肌理,让小说的乡土叙事显得有血有肉。

姬青青为了摆脱自己的“小魔道”身份,逃离到戈壁油城已14年之久。而母亲李七七因为一篇文章《我有一片戈壁》找到了她,在与母亲相处的一年里,过去的记忆片段渐渐苏醒,一个个真相也逐渐被揭开,最后豁然开朗、真相大白。因此,从整个构思上来说,叙事节奏的把握、因果链条的完善、悬念线索的勾连,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年轻作家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小说在一种时空交错中,展开对乡土或近或远、若即若离的体验与审视,使小说的乡土意蕴得到极大深化。小说结尾写道:

“娘,我有一片戈壁呢!”

“多好,明年开春了,麦子就返青了,打眼一看都看不到个头。”

“颠颠骑马哩,家前来了个拉呱哩,拉哩啥呱,拉的青青吃妈妈。”

望去,戈壁滩上的麦子都绿到天边上去了。

小说中没有那种沉重严肃的启蒙色彩,写作上更加恣意,更加注重调动感觉,时刻带领着读者身临其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小说的“异质性”,与熟悉的乡村生活形成了呼应、衬托的关系,从而拓展了小说的意蕴空间,体现了作者审美表达上的锐气与活力。

3.丰富性缺失的人物关系

当然,作为长篇小说,《返青》在“讲故事”上显然还欠一些火候,小说中的故事尽管让人若有所思,但很难有特别的惊喜,更谈不上拍案叫绝。这直接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人物关系的处理。

小说中,命运悲惨的农村妇女李七七和儒雅白净的戏班王班主产生了爱情,并且生下了姬青青。其实,这里面“故事”很多,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然而,小说对来龙去脉交代得不够清楚,尤其是没有能够细腻地刻画,显得比较单薄。这段感情,正是人性的闪光之处,是晦暗生活和压抑环境下的一点希望,但作者却轻易地放过了,显得尤其可惜。其实,李七七情感世界的挣扎、冒险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快乐、幸福,不但能够丰富李七七的人物形象,而且更能够在一种反衬、对比中表现人性的真实一面,这也许是更为客观、理性的挖掘与深化。同样,“我”的大姐姬红缨和兴旺“一闪而过”的爱情也处理得过于草率。

姬青青在村里唯一的温暖来自老疙瘩爷爷,但这种温暖究竟来自何处,小说中却往往语焉不详。其实,这方面发挥的空间也很大,比如说两人惺惺相惜、相依为命的各种细节等,也完全可以成为乡村闭塞、冷漠环境下的一抹亮色,而且,还可以弥补小说整体上过于“偏执”的问题。尤其是,老疙瘩爷爷作为乡村土生土长的老人、老光棍,他如何拥有善良的本心?“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5-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遗憾的是,作者在这方面的用力明显不足,不但缺少大量的细节支撑,而且在情感酝酿上也显得单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一方面,这是写作着力过于分散的结果,作者热衷于一种原生态的乡土叙事,这固然值得肯定,但平均着墨、主次不分的后果是,小说在不知不觉中流于琐碎,从而在一些重点构思中用力不够;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是作者在人物塑造上还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也就是对人物性格、情感乃至人格、人性的丰富性认识不够。文学创作中,作者不能仅仅把笔下的人物看作自己的“私有之物”,而应该遵循人物的固有逻辑。也就是说,作家其实很多时候应该跟着人物走,而不是自己牵着人物的鼻子走。只有人物作为一个主体强大了,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才可能更加成功。与此同时,《返青》的不少情节显得“陈旧”,这固然体现了文化因子的凝固性,不过,如何让这些情节烙上时代特色,尤其是善于发现其中的一丝丝悸动,显然还要靠作家更为敏锐的审视力和思辨力。

三、面向未来的乡土守望

从“乡土”的词源学意义上来说,有两重内涵:其一为“家乡、故土”,如“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列子·天瑞》);其二为“地方、区域”,如“鄉土不同,和硕隆寒”(《步出夏门行》)。【《汉语大词典》编委会:《汉语大词典》第10卷,第659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而在当下的城市化、现代化时空中,如何理解乡土,尤其是客观、理性地理解乡村的历史、当下乃至未来,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返青》可能在无意中触及了中国传统乡村中人们隐秘心理中凝聚着的强大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无论在什么时空下,均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此同时,《返青》在创作上的某些不足,也是当下乡土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可以给今后的乡土小说创作提供诸多方面的启示。

1.只有扎根乡土才能直面现实

乡村的地域风情,在《返青》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风俗风情真实细腻,贯穿了小说的字里行间,这既成为人物的活动空间,也成为文化的载体。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青年作家,作者对乡村风物和生活状态非常熟悉,把握得非常娴熟,与此同时,作者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独特的体验。

而且,作者对乡村的书写,没有采取俯视的视角,基本是平视乃至浸润式的视角。第一人称,小女孩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世界,往往更能在一些极其细微的细节上表现出来,那种敏感、无助伴随着天真、恐惧,在一个更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乡村生活的本质。与此同时,作者又采取第三人称叙述,这是一种更加客观、理性的视角。在此基础上,还有14年后的小城市中,“我”和母亲回忆乡村的视角,在另一个时空下重新回望那个乡村,这种还原与再体验,进一步把乡村生活与文化“活态化”,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多重视角、多维空间的交错与映衬,可以更为多元、立体地体验、理解、表现乡村。

《返青》中,对“魔道病”这一意象的成功塑造,是作者长期浸淫于乡村的结果。魔道病的象征意义,构成了某种隐喻,是身体上的病症,更是文化、精神上的病症,它是疾病本身,也是人们互相伤害的工具,它主宰着身体,也主宰着人物的命运。小说中,魔道病成为一个支点,不但架构了小说的形式空间,而且架构了小说的文化空间,这对长篇创作来说,可谓纲举目张。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小说,首先对文化隐喻进行了尝试,21世纪以来,这种文化隐喻仍时不时地出现在小说中。《返青》或许特意回避了强烈的使命意识,不过,这些点点滴滴的隐喻或许就在一定意义上折射了传统文化这个庞大躯体上的某个溃疡。

不过,如何敏锐地挖掘乡村社会中被忽略的潜隐的文化因子,如何敏锐地捕捉文化裂变的关键细节,这些都考验着作家的思想力与审美创造力。乡土小说如何直面当下时空中的乡村现实,准确捕捉乡村社会的悸动,包括乡村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处境以及它在历史、文化存续中的特殊使命,乡村的没落与新生,其背后历史与文化的断裂与代谢,这些都需要作家更为敏感深刻的文化洞察力。

2.重复雷同的根源是审美力薄弱

《返青》中,作家的悲悯往往显得含蓄而内敛,也正是因为如此,小说在一些具体的情节营构上显得比较克制,这对长篇创作来说显得难能可贵。不过,《返青》在这方面也有不足。挖掘乡村文化强大的因袭性、凝固性,需要作家在情感上、心理上更加细腻、圆融。但青年作家在长篇创作中,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他们在某一个“点”上常常有充满才气的表现,但也常常顾此失彼。也许,随着阅历的增长,这样的不足会慢慢得到弥补。因此,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意气用事”,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更为多元、立体地表现乡土社会,显然是需要深思的。《返青》的这种不足其实是当下乡土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今,一些乡土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乡土文化的本质把握得不够深刻,而且无法在一个现代视野下进行理性辨析,更多的时候,则无法用一个动态的视野来考察乡土文化。这样,作家往往靠记忆或经验浮在表面来书写乡村,甚至于把乡村作为一个“他者”,这样的乡村,显然无法承载其应有的文化使命。

年轻一代作家,如何传承乡土叙事传统,如何推陈出新,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一方面是研究如何塑造典型人物,另一方面是增强“讲故事”的能力,从而表现出一个既熟悉又充满“异质”的乡村,这些都非常重要。多年来,乡土小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乡村环境却寥寥无几。进入21世纪以来,乡土小说创作依然势头不减,尤其是“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令人瞩目。如叶炜的《后土》《富矿》,季栋梁的《上庄记》,罗伟章的《声音史》,付秀莹的《陌上》以及叶凤群的《大风》等,都是比较成功的作品。不过,还有一些小说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情节上重复雷同。很多小说讲着千篇一律的故事,甚至在同一篇小说中,颠来倒去地讲着同样的琐碎故事,显然有勉强拼凑的嫌疑。

很显然,出现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是作家对乡土历史与当下的审美力薄弱,无法真正地理解乡村、审视乡土,这样,他们所讲的故事,往往是一些司空见惯的日常琐事,这些故事只能浮在表面上反映一个庸常的乡村,甚至还是一个虚幻的乡村。对作家来说,最关键的是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反思乡土的灵魂,除了扎根乡土,还要善于从历史的、社会的、人文的、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乡村、审视乡土。

3.现代背景下的乡村是创作富矿

乡村摧枯拉朽式的变迁,文化基因沉淀的凝固性,捕捉这些社会与时代的一丝丝悸动,揭示本质并展望未来,应该成为今后乡土文学的着力点。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小说作为一种小说题材,虽然有日渐式微的趋势,但生命力依然强劲。新乡土小说作家刘玉堂说:“我不认为乡土小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会走入死胡同,相反,社会越发展,农村越是城市化,乡土小说会越发显得珍贵。”【倪自放:《“当代赵树理”刘玉堂:幽默的“文化人儿”》,《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19年5月29日。】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传统乡土小说的层面上深入挖掘,另一方面,面对当下更为复杂的社會与时代变迁,我们还可以书写乡土小说新的特质。乡土小说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题材,有庞大的创作队伍和受众群体。直面两个乡土,一个是现代化潮流中尴尬的乡土,一个是传统因袭下顽强的乡土,这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如何厘清这两个乡土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乡土文学作家面临的一大命题,是挑战,更是机遇。

在现代化时空下,乡土小说其实还大有可为,因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现代化,其实隐含着许多乡土的因子,两者之间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多时候,不理解乡土就无法理解现代,反过来,没有现代眼光,也无法更加深入地理解乡土。对中国乡土的守望,无论是乡愁还是乡怨,均须对乡村进行理性的剖析,并由此深刻体悟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面对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特殊文化背景,丁帆认为:“乡土文学的内涵和概念就需要重新修正和厘定”“在那种千百年来恪守土地的农耕观念早到了根本性颠覆的时刻,乡土外延的边界在扩张,乡土文学的内涵也就相应地要扩展到‘都市里的村庄中去,扩展到‘都市里的异乡者的生存现实与精神灵魂的每一个角落中去……”【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同时,人们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常常伴随着焦虑、无助、异化等各种“现代病”,而其中某些病灶与传统乡土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溯源乡土,往往能够更好地认识当下,而且,传统乡土文明中的一些文化因子,本身可以对“现代病”起到一定的疗治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乡土传统小说与城市现代小说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双方之间的融合,也是当下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势。正是在这样的融合下,潜藏着未来乡土小说的某种可能与希望。

贺仲明说:“我以为,正如人对土地、自然的依恋情感是永远的,乡土情怀也是乡土小说最核心的审美特点。”【贺仲明、杨超高:《乡土小说研究的前景与困惑——贺仲明教授访谈录》,《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如今,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面临深刻的调整变局,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全面推进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个曾经的乡土究竟如何安身立命,如何蜕变重生,如何融入社会与时代的潮流之中,将成为一个宏大的、迫在眉睫的命题。对文学来说,这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也是一座创作的富矿。

【作者简介】刘嫣,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三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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