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顾双红是一个孤绝的复仇者。

在完成传奇性的复仇后，她静待死亡，七天后离开人世。

多年后，村里的人想给她修一座庙，一时不能实现，求助于“我”。“我”建议村里的人先修个纪念馆，时间久了就成了庙了。后来的情形不得而知，或也不必知晓。可以确定的是，顾双红以平凡而又伟大的英雄形象耀眼地站在了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站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长廊中，也与百年前的祥林嫂形成了鲜明的映照与对比。如此，给她修纪念馆或修庙又有何妨？

莫言在写《火把与口哨》的时候，应该想到过鲁迅。小说结尾处“我”给村里的人说：“你们不妨先建个纪念馆，纪念的时间长了，也就成了庙了。而一旦成了庙，也就没人敢拆了。”【③④ 莫言：《火把与口哨》，《晚熟的人》，第374、355、2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这不由让人想到鲁迅《故乡》结尾的那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如果说这样的阐释略显过度，小说中直接提到祥林嫂的细节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祥林嫂的孩子被狼叼走还留下一只小鞋子，还留下一个五脏被掏空了的尸身”，而顾双红的儿子清泉“什么都没留下，连一丝布条、一滴血迹都没留下”。

③仅这一句，便让人知道，顾双红的遭遇与祥林嫂有相似之处，甚至比祥林嫂更加凄惨。然而，她们面对相同事件的反应却截然不同。祥林嫂是逆来顺受的弱者，只是诉说。顾双红是英勇果敢的英雄，理性复仇。

不论莫言塑造顾双红的初衷如何，我都相信，顾双红是一个必然进入文学史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顾双红的出现，使得我们民族百年的人物谱系，尤其是女性形象在某一层面得到了完善。

二

顾双红的出场不是那么直接。小说开头先写一句：“我三婶姓顾，名双红。她嫁到我们家那年，村头那座有着高高的尖顶、据说是意大利人设计修建的教堂失火烧毁。”

④然后把笔锋转向這座教堂，写教堂的历史，教堂如何做村小学的教室，写学校里唯一的教师宋魁和他的儿子宋元，还有当时村里罕见的床。当然，最重要的是教堂里的一幅壁画，画上的一匹母狼和两个叼着母狼奶头吃奶的男孩，一个是罗慕路斯，一个是勒摩。教堂来自西方，罗慕路斯和勒摩的神话来自西方，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名的狼是东郭先生救过的中山狼，凶残，恩将仇报。尽管教堂壁画上是一匹善良的狼，但是童年的“我”看到这幅壁画很害怕，感受到的是来自狼的凶恶目光。

这一部分，莫言用了两千余字，中间三婶顾双红也只出现了一次，说了一句话。少年的“我”想让三婶将她家墙上的画撕下来，送到学校的红卫兵头目那里表功，三婶很轻蔑地说了两个字：“放屁！”顾双红的性格似乎略见一斑，但这些仍不能看作顾双红的真正出场。行文至此，顾双红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作者显然想到了读者的感受，于是，他写道：“以上这些都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全部删去也不足惜，但这些闲笔，营造的就是那样一个时代的氛围，而没有氛围，文章就没有说服力，您说对不对？”【②③ 莫言：《火把与口哨》，《晚熟的人》，第295、309、3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说是闲笔，自然也可以。在我看来，此处的闲笔不闲。壁画中善良的狼与教堂一起被烧毁，现实中，狼仍然存在，并且彻底改写了顾双红的命运。

教堂失火后第二天，“我”和三叔一起进城拉三婶的嫁妆，未见其人，先闻其“美名”。高密人说，高密城里有三大美人，加起来也比不上蜡烛店里的顾双红。这样的人究竟如何美法，读者拭目以待。一番曲折后，“我”和三叔来到了县城三婶家的光明蜡烛店，这应该是顾双红在小说中真正意义上的出场，但是，莫言并没有对她进行正面描述，只写了一句：“尽管我看不清楚她的脸，我也知道她很美。”

②紧接着，“我”又从一个小孩的口中得知，三婶的父亲当过国民党，而三婶是个瘸子。

这一切并不影响三婶的美。“我”终于近距离看到了在蜡烛店里干活的三婶。这个情节在小说中是值得玩味的，莫言先写三婶如何干活，她坐在柜台后，戴着白套袖，白围裙，手持一支毛笔，蘸着碗里的金色，往一根红色的大蜡烛上写字。然后才写三婶何等美丽，紧接着，莫言笔锋一转，又写蜡烛店的各种蜡烛。这是很有趣的，貌似闲笔，又不可或缺。这部小说的叙述总体上比较放松，有时候会有次要事件和人物的叙述超过主要事件和人物的叙述比重之感。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顾双红首先是一个劳动者。莫言在小说中毫不掩饰自己对顾双红劳动行为的赞美，他通过一个少年之口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人用毛笔写字儿，心里感到很惊奇。”

③祠堂里祭祖用的大红蜡烛上描着的金字，也都是三婶写上去的。就此，莫言在一次访谈时说：“我是很爱劳动的人，我对劳动的美感是很入迷的。我对具有高度的劳动技能的人是崇拜的，我认为这也是艺术家，是劳动艺术家。”【莫言、董阳：《打铁要低后手，写小说也要低后手》，《人民日报》2020年8月1日。】所以，尽管顾双红的腿有小残疾，出场时是一副不理人的样子，面对未来的丈夫的求助眼神头都不抬，对讨喜糖的人只是冷冷一笑，却都因为她的美和她的劳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一个少年的目光所及之处，尽是顾双红的美了。

三

读《火把与口哨》时，总能感受到一种激情，是我们所熟悉的莫言式的激情。在这部小说中，这激情是被火把点燃，被口哨歌咏的。

顾双红本来活在普通人的幸福之中，但这幸福被各种事件一点点剥去。先是在特殊时期，顾双红的父母因出身不好，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而自尽，与蜡烛店一起化为灰烬。为了不让女儿受难，他们临终前写下遗言，说明顾双红是他们收养的革命烈士的后代。紧接着，顾双红的丈夫在煤矿工作时遇到瓦斯爆炸，也离开了人世，永远埋在了地下。顾双红连丈夫的尸体都没见到。似乎这些还不够，丈夫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顾双红不到两岁儿子又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莫言在写顾双红寻子的过程时是非常细致的，他甚至说：“我写上边这些话，是在延宕一个痛苦的细节，那就是三婶对清灵的拷问。”【莫言：《火把与口哨》，《晚熟的人》，第3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在村人的猜测与怀疑中，顾双红对六岁的女儿清灵进行了拷问，这个小女孩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竟然服毒自杀了。顾双红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了，她能做的，就是寻找被狼叼走的儿子。

顾双红甚至抱着一丝幻想——自己的儿子被狼养在窝里。当然，更大程度上，她意识到儿子已经被狼吃了，她要复仇。复仇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扎实，最重要的是两根火把。这两根火把的制作过程复杂艰辛，莫言在写顾双红制作火把的过程时，用了大量的笔墨。三婶制作火把时的耐心细致和胸有成竹如在眼前，更让人感受到三婶胸中激荡着的复仇的热念。三婶做好火把后，“我”问：“这是蜡烛吗？”“火把。”三婶说。“我”再问：“三婶，您制作这个干什么用？”“打着火把走夜路。”三婶答。

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顾双红手持火把，拿着斧头翻山越岭去了狼穴，没有看到幻想中教堂壁画上那样温柔的母狼，更没有看到“我”梦中狼给清泉喂奶的场面，只看到清泉的遗物和恶狼。顾双红劈恶狼，烧狼穴，燃烧的火把将狼窝照耀得一片通明。在写这个最为重要的情节的时候，莫言反而写得非常简洁。这样的处理恰恰充满一种莫名的力量，给读者留下更为广阔的想象和再创作的空间。

莫言让顾双红在复仇后走出了山岭中一道深深的沟壑，这道“深深的沟壑”或可看作命运的沟壑。顾双红凭一己之力走出了命运的千沟万壑，她把斧头扔在身后，将儿子的鞋子埋在丈夫的坟旁，然后回家，离世，径自走完了英勇悲壮的人生路。

四

如果仅仅把顾双红的故事看作一个传奇的复仇故事，也未尝不可，然而，《火把与口哨》是一个既隐又显的文本。在复仇之外，莫言让当下的小说人物与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人物并肩而立，让我们看到了乡土社会的另一种可能，听到一种轰鸣之声，它来自乡土之上的民众。他们有内在的独特气息，远比我们的想象丰富、复杂。他们在情感、命运和各种力量的交织中生存、存在，他们能够自我组织，实现自我价值。他们自动成为主体，自主选择生死。莫言让复仇的火把燃烧，也让顾双红的生命之火燃烧，让这火光照向百年前的一个女性——祥林嫂。

祥林嫂的姓氏不详，因为介绍的人姓卫，她“大概也就姓卫了”。顾双红有名有姓。祥林嫂第一任丈夫死去，她知道婆婆贪图钱财，就逃了出来，这也算是一种反抗，后来被婆婆抓回去，卖到了深山。她也曾经以自杀的方式反抗，但是失败了，是儿子的到来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当儿子“遭了狼”之后，她一步步走向毁灭。顾双红的婚姻完全是自愿，且与丈夫两情相悦。祥林嫂几乎没有什么精神生活，顾双红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会吹动人的口哨。祥林嫂是“穷死的”，顾双红是主动选择死亡的。同样是孩子被狼叼去吃了，顾双红选择复仇，祥林嫂只是诉说：“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这些话一开始让鲁镇人同情，时间久了这悲哀便成为渣滓，让鲁镇人烦厌和唾弃了。这些话语自中国现代文学始，就成了经典，而这经典的背后，是鲁迅那一代作家与乡土众生的距离，他们确实有归去来的姿态，但叙述时身处乡土又不属于乡土。到了莫言这里，变成了作家与高密东北乡民众同立同行。《祝福》中，返乡的“我”说不清祥林嫂的问题，认为自己说不清，那么即使祥林嫂发生什么事情，于“我”也毫无关系了。《火把与口哨》中的“我”自始至终不但是顾双红故事的见证人，而且是唯一陪顾双红深入狼穴复仇的同行者。这个同行的行为，也可看作莫言作为一个作家的姿态，他始终与自己笔下的民众同行。

从祥林嫂到顾双红，即是考察从鲁迅到莫言的一个路径。莫言记录的，是这个时代的民众。他们与百年前鲁迅笔下麻木不仁、缺乏自我意识的人物完全不同，他们有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这一群体的形象比较复杂，很多人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总体来看，他们已经苏醒，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百年前，鲁迅画出了一群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的沉默的灵魂，他要唤醒这群人，他写作是为了启蒙民众，唤醒民众。从这一点上看，鲁迅就是一个“打铁”的人。莫言则在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往前走，他在作品中多次写到打铁，在访谈中多次提到打铁。他说：“打铁的画面在我头脑中就是一个辉煌的画面，像梦境一样。”【② 莫言、董阳：《打铁要低后手，写小说也要低后手》，《人民日报》2020年8月1日。】他认为这固然跟自己当过铁匠学徒有关系。莫言有过两段学习打铁的经历，第一段是十来岁的时候在桥梁工地上当铁匠学徒，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第二段是十八岁去高密县棉花厂，给一个姓张的老师傅做学徒，学习打铁。这位师傅反复提醒莫言三个字：低后手。以至于莫言在几十年后还发出这样的感慨：“打铁要低后手，写小说也要低后手。”

②前者是为平衡，后者是为放平心态。

把打铁与写小说联系起来，莫言的打铁就有了双关的寓意。小说《左镰》一开始有一个小引，小引最后一段说：“一个人，特别想成为一个什么，但始终没成为一个什么，那么这个什么也就成了他一辈子都魂牵梦绕的什么。这就是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想写打铁和铁匠的原因。”【莫言：《左镰》，《晚熟的人》，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这篇小说中的叙事主人公不能完全等同于莫言，但又有莫言的投影。莫言就是鲁迅之后又一个“打铁”的人。百年前鲁迅写下《祝福》，百年后莫言写下《火把与口哨》，都发出了铿锵有力的打铁声，两种声音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五

莫言的小说向来充满复调特点与狂欢气质，《火把与口哨》也不例外。小说里完全是人物自己的声音，人物眼里的色彩和心灵的旋律。他们不再沉默，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描述这个世界，灵魂的悸动与生命的悲欢尽显其中。于是，声音的狂欢开始了。

高密东北乡里没有更多的乐器，懂音乐的人也不多。第一个出现的与音乐有关的人物是村小学的宋魁，他是村小学唯一的老师，一个人教所有课程，包括音乐。宋魁会拉京胡，会吹口哨，是“我”三叔高邦的口哨老师。宋魁有个知音叫杨连升，是人民公社的笔杆子，平时说话结巴，一唱起歌來就不结巴了。宋魁拉京胡，杨连升唱老旦，二人在教堂的房间里一拉一唱，全村人都能听见。他们偶尔谈论时政，但更多时候在谈论艺术，带给少年的“我”许多梦想。宋魁死后，杨连升后来只在高邦的婚礼上唱过几句戏。

贯穿小说始终的是口哨。口哨在小说中的功能比较复杂，整体上看是小说中重要的一条线索，可表情达意，可分辨敌友、代替语言进行斗争。莫言在写日常生活时也往往有一种传奇性，小说中除了顾双红杀狼复仇的传奇外，三叔口哨的师承也有一定传奇性，首先是村小学的老师宋魁，然后是一个有姓无名的在农场放羊的“右派”老乔，他曾经是全国口哨比赛冠军，去国外参加过比赛。三叔自然也有天赋，能吹四个八度，被城里青年郑华波称赞为“神人”。

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口哨是“我”和三叔进城拉三婶嫁妆的路上，三叔心情好，就开始吹口哨。他的口哨好听极了，这时的“我”心情也很好，自然，这口哨应该是欢快的调子。口哨第二次出现时就有了对抗意味，三个城里的小伙子用“狼哨”调戏三婶，面对这一尴尬情景，三叔吹出了由低而高、直冲云天、专门用来压制“狼哨”的“鹰哨”。然后又吹了《我的祖国》，一方面展示自己口哨的水平，另一方面探询对方的态度。凭着口哨声，三叔瞬间征服了三个挑衅者的心，双方化敌为友。三叔成功借到杨结巴的自行车去接新娘时，也吹起了口哨。结婚时，三叔吹起了《拉兹之歌》——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这电影中的悲情与音乐都是三叔那个年代的青年所熟悉的。三叔在基本旋律之上即兴变奏，听的人眼泪汪汪地鼓掌，夸他是口哨演奏家，是作曲家。《拉兹之歌》似乎与大婚日子的氛围不太契合，这似乎也是对三叔三婶不幸命运的一种预示。

高兴时固然可以吹奏喜悦的调子，痛彻心扉时自然会有悲伤的旋律。口哨也可以用来祭奠亲人。一次是在特殊时期，祭奠不能烧香烧纸也不敢摆祭品，三叔祭奠岳父岳母的方式就是眼含热泪，即兴吹口哨。一次是给三叔上“五七坟”时，寡言、“寡哭”的三婶给去世的三叔吹口哨，旋律中有过往幸福生活的回忆，有失去丈夫后悲怆的哀鸣。至此，读者终于明白，三叔三婶之所以爱得那么深，一个原因是三叔曾经救过三婶父亲的命，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音乐对口哨的共同热爱。

小说中最后一次出现口哨并非真情实景，而是“我”随三婶深入狼穴前一起去了三叔和清灵的墓地，三婶默默地站了一会，“我”脑海深处响起了口哨，既像三叔吹的，又像三婶吹的。莫言没有描述这里的口哨旋律，但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时的口哨是壮行的悲歌，让人想起30多年前《红高粱》中余占鳌杀敌前的情形。三婶是个女性，从没上过战场，此刻的英勇悲壮绝不亚于要上前线奋勇杀敌的战士。

六

顾双红的反抗精神在她死后再一次彰显。她下葬后，村革委会副主任李鱼海要人把她的尸首挖出来送去火化，她以灵魂对李鱼海进行告诫和反抗。先是李鱼海家的狗突然疯了，做出狼的举动，发出狼的嚎叫，接着是李鱼海的老婆被鬼魂附体，一会儿被顾双红杀死的狼附体，一会儿被顾双红附体，说：“我是顾双红，上帝念我杀狼有功，已任命我为护子娘娘。”于是，村里的人便暗中计划着要在三婶一家的合葬处盖一座护子娘娘庙。这个情节可能会被一些人看作是魔幻现实主义，但更大程度上是与蒲松龄《聊斋志异》一脉相承的超绝笔法，天马行空而又合情合理，叙事现代而又尽显传统。

百年前，祥林嫂失去孩子后无声死去，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百年后，顾雙红失去孩子后成功复仇，死后成神，保护孩子。由此，莫言让顾双红获得了永生，光芒灼人。也正是因此，莫言回应了百年前鲁迅的那句话：“救救孩子……”救孩子的力量或许来自启蒙民众的精英，或许也可以来自民众本身，比如顾双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审美共同体研究”（18ZDA27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晓琴，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