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读过穆涛的一些散文，也读过他对散文的论述，常感到眼前一亮。这次，有缘得以读其全部作品，受到很大震动。这种震动既有关于他这个“人”的，也有关于他散文的，还有关于他的文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如将所有这些概括起来，那就是：穆涛不是一般的散文家，也非一般人，而是一个得道者。他胸有谋略，运筹帷幄;他心有韬略，内敛沉静;他大道藏身，举重若轻;他看透世界人生，逍遥自适。这与那些随波逐流的散文写作者和浑浑噩噩过人生的人大为不同。本文主要站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史、新文学史、新文化的角度上谈谈穆涛散文的价值意义，从中可见其境界、品位、风格、气度。

一、历史文化自信与整体时间观念

有人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所谓“小传统”，是指五四以来开辟的新文化传统，或曰向西方学习后得来的“现代性”传统。【见余光中：《炼石补天蔚晚霞——谈诗歌、散文创作和评论的写作》，《文汇报》2003年12月21日。】

长期以来，对于这两个传统，不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处于与之断裂甚至尴尬状态：既然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是在批判乃至否定中国古代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求新求变、去老破旧也就势在必行。因此，不管怎么说，五四在开辟一个新的时代的同时，也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传统断裂了，这在五四时期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那代人身上表现得尚不明显，越到后来这一断裂愈加突出。

五四那代人仿佛在清醒中又中了魔，他们不遗余力地批判和否定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鲁迅将中国古代文化比成“吃人的宴席”，陈独秀觉得中国古代的偶像崇拜都应打倒和根除，钱玄同偏激地说中国应废除汉字和换血换种，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虽有学衡派等的坚决反对和据理力争，但基本是一边倒，即用西方的现代性之刀割断中国传统文化的脐带。乐黛云曾回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没读过《诗经》，被汤用彤的“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一句考住的窘态。尽管她找的理由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课;但汤先生却认为，连《诗经》都没读过，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于是，乐黛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发奋背诵《诗经》，并表示：“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乐黛云：《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古耜编：《红霞一抹乘云去》，第107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

更年轻的国人、学人、作家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更是忽略，在西方文化的天然优越和先进的预设中，“唯西方是从”和“西方崇拜”的现象非常突出。即使所谓的“寻根文学”也往往不一定寻到真正的“根”，有的还将糟粕当精华。像余秋雨等人的历史文化散文往往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知识漏洞百出，因此受到多方批评;二是用西方价值观审视和剪裁中国历史。可以说，在五四以来的“小传统”面前，包括散文家在内的不少作家、学者都陷入一种盲目随从状态。他们在文化的意义上缺少谋篇布局，更无理性自觉。在此，穆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中唯一的一个‘不自信的一百年。20世纪，军阀们做的恶劣事情以及恶劣结果，已经被认识到了，但文化上酿的一杯杯苦酒还有待于我们自斟自酌。”（《解放思想》）【本文所引穆涛散文，主要出自三本书：一是《鱼在湖里》《兔子的爱情》《两家巷里》等文，见《俯仰由他》，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二是《画事》《四月天》《钱语录》《大象国》《过时》《言者有言》《我们的无知在流行》《没道理的事》等文，见《看左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其他文章见《先前的风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特此说明，不另注。】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启蒙逻辑：国家战败是因为军事不如人，军事战败是因为缺乏实业，实业不兴是政治所致，政治腐败是因为制度落后，制度落后的根源在文化的劣根性。于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成为罪魁祸首，被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挖根掘坟。

穆涛首先充分肯定五四革命的价值，他在《现代精神与民间立场》一文中说：“‘五四以其现代精神革掉了封建旧制式的命，拆除了老围墙，前后左右贯通了思路，进而在文心上真的雕了一个龙，而且是飞舞起来的巨龙。”不过，他也指出其局限性，“但从散文角度看，‘五四另一个‘大成就正是把散文从正统席位上推了下去”。不过，与许多人不同，穆涛全力探入中国古代散文、文学、文化的历史，特别是对班固《汉书》有专深研讨，发表了一系列成果。他在《代价与成本》一文中表示：“强化中国传统元素才显得更为迫切。一个国家的大学，特别是人文学科领域，自身元素不占上风，是让后辈人不幸的大事。”穆涛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态度诚恳坚定，充满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耐心，他像一个痴迷的探险者和寻宝者乐此不疲。

首先，在他笔下，中国历史知识如花树一般枝繁叶茂，充满生机活力。在《算缗和告缗》一文中，穆涛讲到汉代的两个经济措施：“算缗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之外的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功益处在于不加重农民负担。”“为确保政令畅通，作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两度发布‘告缗令，鼓励百姓检举揭发。”“告缗使民风败恶，倡导诚信反而使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報告，做政府的密探。”类似的知识点在穆涛散文中俯拾皆是，如春日之繁花似锦，令人目不暇接。

其次，穆涛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认识非常透辟，处处是真知灼见，这在《敬与耻》《正信》《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致中和》《敬礼》《清雅》等文中都有较好体现。他这样谈“敬”：“敬有两方面的指向，敬人与敬己。敬己是敬德，是自尊，自重，自爱，是克敬守敬。敬礼不是举举手，摆个姿势，装装样子，而是循规守矩的总称。敬人，敬业，敬行当，敬天地万物。”“敬是一个人的态度，要有态有度，态是行为状态，度是分寸感。无论对人还是对己，不及和过分都是失敬。”（《敬与耻》）他如此论“信”：“正信，是迷信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迷信是忘我地去相信。正信要清醒，要走出迷宫，要找到通往理的大方向。”“‘信得过这个词指的就是上一个台阶，仅仅觉悟了还不够，还要有所超越，要跨过去。”“信见，是正信之后所见。以信见指导所为，才会积好一点的功德。”（《正信》）他偏爱清正之气，认为“养出大气需要磨砺”。“写文章写出正气是更难得的。一篇文章里，如果洋溢出了清正之气，就入了文学的境界。”（《气》）他还这样解“爱”：“爱的实质，是对自己的制约。”“博爱不是贪，是对自己多加约束，要更多地担当责任和义务。要特别留心爱自由这句话，自由不是放纵，自由的上限不是由自己，公众的利害要放在首位。”（《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所有这些对于过于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无疑具有纠偏作用。

再次，用心感悟的智慧在穆涛散文中并不少见。这是一个理性和智力往往达不到的地方，是一种醍醐灌顶和豁然开朗的通透清明境界。在《黄帝的三十年之悟》一文中，穆涛说：“灰色是不动声色，包罗万象。黑和白掺和在一起是灰，红黄蓝掺和在一起还是灰。颜色越杂，灰得越沉。物质，当然还有思想，充分燃烧之后是灰的。天破晓，地之初是灰的。天苍苍，野茫茫，苍和茫都闪烁着灰的光质。在希望和失望的交叉地带上，是一览无余的灰色。一个人，灰什么都行，心万万不能灰的，心要透亮，不能杂芜。”这样的表述充满“悟力”，是从数千年历史文化中感受到的心语。“灰什么都行，心万万不能灰的”这句话，像智慧的“心灯”一样将暗夜照亮。

不少历史文化散文或“寻根文学”往往缺乏现实性和时代感，更缺乏未来向度，从而造成“面向历史、背对时代、失去未来”的困局。像张承志在《清洁的精神》中就用古代士子的精神清洁否定现实与未来;余秋雨用现代性简单消解中国书法艺术，认为它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弱化与堕落的表征，所以写出了《笔墨祭》一文;贾平凹、张炜、苇岸、刘亮程等偏爱乡土的作家往往也表现出对“都市文明”的困惑与迷茫。穆涛虽深潜于历史进行精耕细作，但并未陶醉和迷失于过去，在对历史进行批判与审视的同时，还有着强烈的现实感性、时代性和未来向度。穆涛认为：“读史治史不是念旧，旨在维新。”（《念旧的水准》）他又说：“回头看，要有历史观。”“回头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因此清醒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正向感而寻求反向，会从现实的泥淖滑入历史的漩涡。”（《回头看》）他也说：“文章当合时宜而著。合时宜，是切合社会进程的大节奏，而不是一时的节拍或鼓点。写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着，看出世态的焦点所在，看出社会的趋势之变。文章一旦失去时代与社会的实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作家写的东西，如果不是社会焦灼层面的，不是社会进步层面的，如果听不到社会文明脚步艰难迈进的节奏声，听不到观念的车轮轧动铁轨的咣当声，这样的文学注定不受欢迎。”（《给贾平凹的一封信》）因此，作者常常古今类举、借古鉴今、互为生发，达到启迪社会与时代的作用。他这样写国耻：“有外族入侵的日子，是国耻。没有外族入侵，自己入侵国家纲纪的底线，也是国耻。”（《敬与耻》）他这样写“静雅”：“静和雅这沉甸甸的两个字，在现代生活里，都被瘦身了。”（《静雅》）他预感到时代的巨变：“如今是哲学和科学大碰撞的年月，也是经济和文化大碰撞的年月，这样的社会趋势，散文写作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应对，还真是个大课题。”（《一杯水》）在此，穆涛虽未对中国未来文化如何重建，给出科学有力的设计，但针对当下存在的问题，从历史中吸取精华，提出富有前瞻性、发展性、建设性的一些看法，还是非常明晰和有益的。

历史传统、时代现实、未来发展是一个具有时间连续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的链条，我们应有整体视野、全局观念，并进行思想融会和文化贯通。在这方面，穆涛散文做出了一些努力与思考，体现了“中国人的大局观”，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觉”，值得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认真研讨。

二、深度写作追求与内外空间拓展

众所周知，“人的文学”观念是周作人提出来的，它对于打破中国古代传统“非人的文学”观点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不过，当将“人”从复杂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特别是忽略了人的局限，将人的智力、欲望、创造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那就走向另一种极端甚至出现异化状态。穆涛散文在彰显“人的文学”的同时，又做出了新的突破创新，这大大拓展了“人的文学”的表现空间，丰富和深化了其文化内涵。

一是对于“人”特别是那些“特殊人”有新的认知。穆涛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小地球，也可以叫小宇宙。”（《内装修》）这就赋予了人更大的内在空间和心灵空间。另以《笨人》为例，穆涛写战国时期的笨人商丘开，他从来到茅草房留宿的高士那里，听到有个叫范子华的高人收纳门客，于是投进范门。没想到，商丘开的地位低下，加上他笨得要命，常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门徒还耍弄和取笑他。然而，笨人商丘开却从不在意，还总是绝处逢生，福运连连。对此，穆涛概括说：“商丘开讲的话，用大白话说就是心诚则灵。笨是不设防，不设防有什么益处？醉鬼，睡熟的人，以及婴儿从高处摔下来，所伤是无大损的。笨还有一层内涵，就是肯下死力气。心诚，再加上一膀子死力气，只要不是航天飞船入太空那类特殊的事，世上很多难题都可以解开。”这让人想到袁中郎笔下的笨仆，即使他们总给主人带来麻烦，主人也不以为意，反而比聪明人更得主人重用和爱护。穆涛还写到通天之人：“据说中国民间有神通人，可以穿越时空，洞解人上辈子和下辈子事。”（《局限》）也是从此意义上说，有学者认为，“穆涛是个笨人”，同时，“穆涛也是个精人”。【李浩：《穆涛的风气》，穆涛：《先前的风气》，第31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

二是对于“人与物”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在“人的文学”观念中，“人”是天地主宰和万物精华，“物”特别是动植物是没多少地位的，至于那些无机物更甚。这就带来整个20世纪散文、文学、文化的偏至，也大大削弱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有时，一些作家也有对“物”的描写，但多是拟人化的，即为了“人”而忽略“物性”的表达，从而导致“失真”。穆涛散文除了寫人，特别注重写事、物，并站在“事物”的角度体会其特性，然后反观人和人性，这样的做法将散文、文学的空间一下子打开了。他写草芥：“人生卑微，不如草芥，草芥有根呢，枯了可再荣，年复一年葱茏度日。人没有根，死了就死了。……青史驻名的那些大人物，就是把自己植根于世道人心里边了。”（《道理》）他写树和碑：“树往上生长，长的是无量的功德，碑碣朝下栽，栽种的是教训和纪念。”（《树和碑》）“老树就是佛，生长了那么多年，披风沐雨的，不怨不嗔，而且不停歇地增枝叶，长果实，人们可以热天乘凉，雨天避雨，还可以呼吸到有益的空气。”（《觉悟》）他写老城墙：“长安城老城墙经见的世面足够多了，把一切看在眼里，人伦物理、是非曲直，以及烟云浮尘、天光月影，城头变幻大王旗，它却是什么也不肯评说，形势高贵，镇定自如，‘凭自觉吧。想来这该是老城墙对城墙内外忙碌着的人们的基础态度。”（《城墙下》）他写马：“马的心肺发达，善奔跑，听力敏锐，无须转动脑袋，即可辩明声音来源。嗅觉也了不起，鼻翼扇动，几公里之外的母马即可‘眉目传情。”（《过时》）他写牛：“还有一个词，叫笨如牛。牛怎么笨？倔强，踏实，吃苦耐劳，少言寡语，这不是笨。对牛弹琴，不是牛笨，是人矫情。”（《认了》）他写大象：“一头非洲的大象和一头中国象见了面，不需要翻译做中介，凭直觉和气味，相互搭一搭长鼻子，很快就熟稔了。人是万物之灵，但两个陌生国度的人要成为朋友，先要熟悉彼此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落后国度的那一位可能还会产生微妙的自卑心理。让万物之灵显出这种脆弱的正是文化。没有文化的政治，理想国是大象的群落。”（《大象国》）在此，穆涛写出了“物性”，写出“物”与“物”的差异，“人”与“物”的不同，也以“物”的视角反观“人”，从而带来“人”的思想与情感变化，也获得更大的想象空间和独特启示。

三是探寻更为博大的天地自然之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重视“天地之道”，孔子强调“天”，它们都是对万事万物起着主宰作用的规律。穆涛散文中一直有一个天地自然的主宰，它自觉不自觉地规约人们的言行与命运，从而将空间进一步拓展了。穆涛在《树与碑》中说：“八卦指乾坤巽震坎离艮兑，即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古人用此八种自然状态结构世界，这是中国人最早的宇宙观，是中国的大智慧。”他在《信史的沟与壑》中直言：“经是常道，世事变迁，但人的基本东西不会变，且会持久鲜亮。读经就是卫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他在《道理》中又说：“道貌岸然，是表面现象。道法自然，大道无形，指道的复杂和无量。但道不是虚无缥缈的，道是人间道，道的地基是常识，是寻常生活里过滤出来的认识和见识。”他在《自然者默之成之》中还说道：“无为，是顺其自然。天道自会，天道自远。自然者默之成之。”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智慧。有了天地自然之道，“人之道”就变成一个方面，甚至是天地之道这个坐标中的一个“点”，穆涛散文的空间、精神与境界也就变得大为不同了。

四是从“知”与“不知”中受启和超升。在科学主义的指引下，这个世界和人生都是可知的，只要我们努力不断地进行探索，所有的谜语和谜底都可以解开。这就容易获得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过，还有一种“不可知”论，即认为在博大神秘的天地宇宙面前，人的力量微乎其微，我们只能顺应它，特别是其中的道，才能从中獲益。老子有言：“知之不博，博者不知。”【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34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穆涛在“知”的前提下，又能看到“不知”的价值意义，从而承认自身作为一个人的局限。他特别欣赏“平伯老人对烹鱼的无知，彰显着他对人生的大知态度”。（《我们的无知在流行》）他也承认“留白”“中断”以及“余韵”的哲学意味，从而留下巨大的可不断被想象和补充的“空间”。穆涛有这样一段话，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说：“国画里的留白是一种空，音乐里的瞬间停顿是一种空，文学描写里的闲笔是一种空，这些空里都潜藏着奇妙的魅力。”（《空指什么》）对于“空”的认识，穆涛解释说：“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另一方面是有。”“空也是大有。”“空是更高一层的境界，是有待于人们去认识去发现的境界。”（《空指什么》）我们现在的散文、文学、艺术有时太“实”，没有空隙，缺乏“虚”，这不只是个技法问题，还是个空间问题，更是个哲学问题，在这方面穆涛散文颇有意味，可资借鉴。

穆涛曾向贾平凹建言：“您于‘易学，于‘神秘，及至‘天象‘星徽是有内修的，在写新书时，可否收敛于书内？”（《给贾平凹的一封信》）其实，我们也可用这句话理解穆涛的散文：正是他从“人”到“物”，再到“天地大道”，特别是在神秘的“不知”中进行探求和体悟，才有了超越“人的文学”局限，进入更为博大的天宇的可能性。

三、复合叙事模式与熟悉的陌生化

整体而言，与小说、诗歌、戏剧相比，中国现当代散文叙事显得过于单一。这既表现在对于故事性的过度依赖，也表现在结构的简单化，还表现在修辞的模式化，更表现在顺势思维的惯性，致使散文像白开水一样清浅和无味。穆涛散文属于“元叙事”或“复合叙事”，是那种充满大情怀、丰富性、复杂性、缠绕性、悖反性，但又具有包容性的、清明透彻的一类。

映照对比是穆涛散文叙事的第一个特征。它具有双重结构，有相互生发、相得益彰之效，有助于突破简单与肤浅。有时是“大”与“小”对比，所以穆涛说：“小故事里该怎么去藏大道理？”（《小故事》）有时是“主”与“客”之分，所以穆涛认为：“中医研究气理，分主气和客气。主气是一个人身体内的常在之气。”“主气不是孤家寡人，与客气相生相从。主气是稳定的，客气是变化的。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主气客气相融，是和气顺气。主客反目，则生邪气。”“运气这个词，指的就是主气和客气的相互协调，是五运六气的简写。”（《客气》）有时是“爱钱”与“不爱钱”之别，穆涛归结道：“爱钱爱出趣味才可爱。不爱钱的人在钱上弄出趣味更是可爱。”（《钱语录》）有时是“强权”与“公理”：“国家文明是复合结构，有点像天平，强权和公理是天平的两端。无论哪一端薄弱了，整体上都会失衡。”（《认了》）关于好文章写法，穆涛也有两段看似矛盾，实则可相互映照对比的例子。他一面说：“‘辣手著文章是一个老对联的下联，辣手不仅是手辣，还是眼辣、心辣，指的是有见地、有分量。”（《言者有言》）另一面他又说：“文风朴素好，别刮浮夸风。”（《真实 境界 表达》）可见，“辣”与“素”并观才能看出穆涛散文的张力与浑然一体。这样一种二元复合式结构，仿佛是两面镜子，在相互映照中既照亮对方，又映出自身，从而产生巨大的增殖效果。

拆分融合是穆涛散文叙事的第二个特征。如套合一样能自由开合，从而产生相互蕴涵、连绵起伏、不断阐释、逐渐深化之效。与许多散文的单调不同，穆涛散文不论在结构还是语句上都有强烈的内在关联性，哪怕是短文、通信也不例外。以《收藏》一文为例，这是写穆涛与贾平凹关于收藏的来来去去，几个故事相互套用，每次藏物的“进”与“出”相关，两人的对话也仿佛是用螺钉或卯榫结合的，给人以故事套故事、叙述连叙述、问答粘问答的感觉。还有一种连环套的叙述，是词、义、理、趣镶嵌在一起的，仿佛是一个长链条。在《解放思想》一文中，穆涛说：“学问，重点在问，问是深研精进的意思，比如问道、问禅、问茶那三个词。学问这种东西，有的化成力量，有的化成趣味，有的化成笑柄，化成笑柄也没有什么，只要别化成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那可是比苦酒更恶劣的东西。”穆涛还善于拆字，以显示一个完整性的意义存在，在《睡觉》中有这样的句子：“睡而觉，这个词里，隐着禅机呢。觉是人的意识流，觉醒，觉察，觉悟。视觉是眼睛的，触觉是肢体的，感觉是诸器官的，五脏六腑各司其责，自负盈亏。知觉则要深入一层，是思虑之后的。”还有，穆涛对于“儒”“匠”“道”“理”“德”“气”“信”等字的拆分与融合，都是典型的例子。

逆向思维、曲折表达是穆涛散文的第三个特征。中国当代散文更多的是顺势思维，在穆涛散文中取“逆势”者不在少数，这包括观点创新、结构作品、语言修辞等。他曾这样盛赞：“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推陈出新的代表人物。……他是由‘陈而生的机心。……他的根扎在中国文化里，又练就了一手过硬的写实功夫，无限的实，也无限的虚，越实越虚，愈虚愈实。”（《创新》）其实，这也是在说他自己，因为将自身像跳水运动员一样投入历史深处，没有“推陈出新”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他能在众多史料中发现新意，如果没有与众不同的逆向思维能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反粒子》一文中，穆涛通过《列子》中的神童之“迷惘之疾”，引发对于价值观迷失和反粒子的思考。作品结尾说：“我对反粒子肤浅的理解是，有一个正数，就有一个相对应的负数，中间至少隔着一个零。正数和负数不是一分为二那个层面，更不是正数是正确的，负数是倒行逆施，有时恰恰相反。负数的可贵之处，在于难于被发现，难于捕捉到。人们整天为正数奔忙，疏忽了相对应的那个客观存在，就埋下‘昏于利害的种子。”这也是为什么，读穆涛散文总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一种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穆涛曾在《树与碑》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今在羑里城还有‘吐儿冢，吐儿与兔儿谐音，做兔肉的生意人不要去汤阴，天下只有那一片地方敬重兔子为神物。”初读时，觉得非常新鲜，也佩服作者的眼力;但读了穆涛的《兔子的爱情》，得知穆涛夫妻均属兔，方恍然大悟。由此反观，也就理解了穆涛的《兔子的爱情》为什么写得细如发丝，温暖如春。像火苗遇到引信，逆向思考常在与正向思考的“一爆”中，产生焰火样的光芒。

动态遍观是穆涛散文艺术表现的第四个特征。纵观穆涛散文，不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很少孤立、静态更不是死板地进行描写和阐述，而是动态遍观，整体全面地审视、把握、观照。这是其散文生动灵活、五光十色、有思想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地方，也是具有历史感、现场感、时代感和未来性的原因。穆涛表示：“看一个喝水的杯子，角度不重要，因为杯子规模太小，一眼可看穿，见到整体。看一个独立的房子，角度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从前边看，和从后边看是两回事，爬到房前的高树上往下看又是一回事。站在哪里看，哪个位置，就是立场。”（《给贾平凹的一封信》）他还说：“看山和看河是不同的。山是静的，但四季有变化。河是每一刻都流动着，但四季变化不大。北方的河冬季要结冰，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看山，在山脚看，和在山顶看不一样。山里人和山外的游客对山的态度也不一样。鱼是水里的游客，却是河的家人，对河的态度和岸上人家不一样。大的河流，横看和竖看不一样，顺流看和上溯逆流看更不一样。”（《立场与观念》）像转动一个磨盘，也像对着飞行的靶子射击，穆涛散文的动态遍观方式非常精彩，给人一种美好的感受。

融通幻化是穆涛散文艺术生成的第五个特征。时下，模仿或模式化散文大行其道，多见流行风、跟风、随风式写作。因此，真正有个性、创见、特点的散文并不多见，这既需要定力，也少不了融通、化合、创造。穆涛曾以跳高为例，他说，不论是背越式、俯卧式、跨越式，还是采取别的什么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跳出高度，“如果跳出的高度一般，跃杆的方式再怎么创新，都在自娱自乐范畴之内”。（《言者有言》）穆涛强调的是融通幻化作用，就像生命的升华一样。在《化与幻》一文中，穆涛说：“这个过程就是幻，像放幻灯片一样，幻处即真，真处亦幻。”“化是动态的。量化，转化，融化，进化，潜移默化。”“文化不是简单的事情，不是用先进文化、传统文化就能概括得了的。文而不化不叫文化，读一肚子书，如果转化不成能量发扬出去，是把书糟蹋了。文化的重心在如何化上。”正是基于如此清醒的理性自觉，穆涛散文才能不羁不绊、信马由缰、天马行空，获得大鹏展翅般的逍遥自适，将散文提升到一个幻化的境界。比如，穆涛有这样一段文字，从中可见其幻化之功：“朴素是放松的，爱是苛刻的，这两种东西又都是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个恍惚不是捉摸不定，是心地光明，是飘然自在，但更是踏实，缺少了踏实，朴素和爱容易走形。”（《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从这样的表述中，可见作者所受的儒、道、释的影响，以及对于“朴素”和“爱”的新解。穆涛还说过这样一句具有幻化内修的话：“一个人回避社会，躲进小楼成一统，是容易的。当社会把一个人当回事了，这个人仍不把自己当回事，心就大静了。”（《静雅》）只有当一个人将天地之道装在心间，在“知人”与“自知”中方能达到这样的万物归“一”的境界。

穆涛散文的叙事策略在正、反、合中达到辩证统一。他深入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重视用时代精神和现代性意识激活传统，将“人的文学”观念向更广阔的天宇空間拓展，并以“陌生化”和“复合结构”进行创新。当然，所有这些变化与不同又都建立于“正”与“合”，一种永不失去对于“底线”与“规矩”的坚守上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散文理论话语建构研究”（20AZW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18ZDA26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兆胜，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责任编辑 薛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