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作家这个概念已经有30年的历史，当年的青年才俊，已跻身文坛主力阵容。广西作家东西可以说是新生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东西作品量少质高，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改编为电影，2004年获金鸡奖提名;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改编电影获2001年东京電影节奖，由此证明文学界对他作品的认可。依我对东西创作的观察，用荒诞手法暗喻真实，塑造极度戏剧化的人物，通过变形呈现生活的本质内核，应该说是其文学创作的核心形式。批评界对这代作家的评价和分析已足够丰富，而文学史对新生代作家的定位尚未定型。因此，如何界定东西的文学史位置，还是个未被开采的富矿。本文将从这一视角出发，希望对相关问题有所厘清。

一

20世纪90年代以降，文学中的英雄史诗逊位于日常生活叙事，已是一个普遍现象。1767年，莱辛在德国汉堡剧院，对上演的市民戏剧有一个有趣的观察：“王公和英雄人物的名字可以为戏剧带来华丽和威严，却不能令人感动。”【〔德〕莱辛：《汉堡剧评》，第74页，张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这对解释当代文学史中的这一次转折，颇为有效。

新生代作家，尤其是东西的小说似乎是有意地在发生着这种转变。中篇《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瞎子父亲王老炳和聋人儿子王家宽因为各自的身体残障，只能互相依靠过活，他们剩余的听力和视觉，恰好互补。小说用大量篇幅，详尽刻画了人类感官最大限度的灵敏。残疾人剩余的感官，对于人声、鸟鸣、牲口的叫声、大自然水流声，以及非正常状态下的声响，都有着超乎寻常的敏锐捕捉。王家宽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受尽了村人的嘲弄挖苦，几次意外的栽赃事件，让父子俩对村庄的生活环境彻底失望，于是全家迁居至河对岸的高处，与村民们再不往来。可惜的是，孙子长大上学后，学到的第一支歌谣依然是对这个残障家庭的羞辱。故事在此戛然而止，作者意在说明没有人能彻底逃离伪善丑恶的人情氛围，心灵的净土并不存在于人类社会。

如果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东西的成名作，那么长篇《耳光响亮》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创作高峰。小说叙述了南宁一家人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命运变迁，身为教师的父亲突然失踪，单亲母亲抚育两儿一女的生活骤然陷入困境，牛翠柏、牛青松兄弟俩步入了叛逆混乱的青春期;姐姐牛红梅风姿绰约，却因性格的缺陷一次次陷入感情危机，最后将自己推向濒临堕落的边缘。小说结尾，牛红梅嫁给继父的结局将情节推向了荒诞不经的高潮。一切都是合理的发展，可又显得那么荒谬。

东西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讲述了主人公汪长尺高考过了分数线，却被人冒名顶替，不得已进城打工，遇到一系列挫败。为改变世代农民的命运，他偷偷把出生不久的儿子送给有钱人抚养，试图“篡改”儿子的人生，最后，又为维护亲生儿子在养育家庭的稳固地位而自杀。

除了上述作品，东西还创作了一系列风格各异的中短篇小说。《猜到尽头》忠实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中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濒临崩溃的险境。这篇故事的人物构造、背景环境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很容易让读者回想起那个人心浮动、价值分裂的特殊时期。女主人公和丈夫原本都是作家，过着小康幸福生活，男主人公因某种机遇变成公司总经理，掌握了权力，这让妻子嗅出了出轨的危险气息。自此，妻子一边照顾儿子，一边周密策划，费尽心力地跟踪丈夫，想要搞清楚丈夫的真实状态。情节就在猫捉老鼠、东躲西藏的悬疑气氛中铺陈开来。妻子的整个行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心力交瘁、濒临崩溃的心理状态下，却发现丈夫情人竟然是自己的妹妹，于是下定决心离婚。

《慢慢成长》的情节叙述受到80年代风靡文坛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欧美现代派小说影响。具有异质性人格的男主人公马雄，行为心理反常出奇，做出了一系列离奇荒诞的事情，这些事情推动了他人生事业的不断升级，但古怪反常态的事情一件件累积起来，最终让处于常态人生的人们不胜其烦，结局是马雄被开除公职，又回到家乡小镇。另一部作品《原始坑洞》以原始人性呈现本民族的自然状态。广西乡间青年谋子因通奸曝光，意外杀死了情人的丈夫，逃进深山躲避警方的一再追捕，后来只能依靠母亲秦娥递送食物。情人的婆婆忍耐多日之后，发现了藏于深山的谋子，将其打死。又过一段时间，情人诞下婴儿，婆婆也觉高兴，而失去儿子的秦娥终于发现，仇家孙子就是自己儿子的后代。于是，乡村社会的生息繁衍宛如一个轮回，失去与获得在小说中交错出现。

《祖先》的情节内容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民国时期，城里富家女儿冬草送情人尸骨回乡安葬，不幸被情人的妻子所软禁，变成了情人妻子换取田产和发泄仇恨的工具。身处如此屈辱处境的冬草忍辱含羞地活了下来，经历了非人的凌辱折磨，最后嫁给一个丑陋的农人。故事里，丑恶乡民映射的不仅是人心，还有时代的劣根性。

二

爬梳作品的目的，在于让研究者更深入发掘作家创作中最本真的心灵体验。东西作为新生代的代表作家，生于20世纪60年代，崛起于90年代中期文坛，创作风格与活跃于80年代文坛的“50后”作家具有很大的区别。

“50后”作家身历非凡的大时代，作品着意把握个人与社会牵绊，历史叙述是他们的主攻方向。这也应和了80年代强调理想和英雄情结的时代潮。进入90年代，从英雄到平民，从精神到物质，日常生活世俗化的浪潮汹涌。这些构成了新生代作家们的写作背景。

“60后”的新生代作家，在“文革”期间尚是幼童，他们与大时代可以说是擦身而过，这种历史的失重感，也许是他们强调个人欲望表达、戏仿历史的诱因。对于习惯“50后”作家作品的读者来说，对新生代这种纯叙事技巧，人物命运中突然而至的戏剧性，触目皆是的荒诞感，不免有一个转换脑筋的过程。然而，它们又是真实的，这代作家就像历史落潮之后海滩上的拾贝者，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真相，竟然在他们手上一一呈现。

就像在意大利经典电影《美丽人生》里，落入纳粹集中营的犹太父亲在幼子面前，通过喜剧口吻，肢体语言，加上其表情神态，将集中营经历营造为一个游戏的大舞台。这个剧情在生活中非常少见，通过父子俩长出翅膀飞出集中营的情节构造，观众忽然发现这就是生活本身，只是它隐藏于生活底部，平素视而不见而已。传奇和神话的素材来源，在故事架构中有相似性，但仍然不是同一事物。传奇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少见，却有发生的极小可能性，而神话永远只是超越凡俗生活的传说。罕见性的人物故事，是东西小说中一个非常触目的叙事特征，它引导读者在阅读中获取全新体验，体验真实生活中永远不会经历的人生。我们甚至可以说，东西小说创作中有某种超自然的元素，它推动作者的思维一直朝那个方向走。这种元素究竟多少来自他90年代的生活体察，多少来自广西神秘的地域文化，多少又是来自他对西方小说的创造性阅读，有待进一步考察。

《篡改的命》中的汪长尺，遭遇基层制度腐败的重压，想奋力突破命运的宿命，一心成为城里人的白日梦，驱使他不断尝试用冒险手段来实现自我。于是，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加剧了这个人物行为的乖张色彩，这种乖张又呈现出一种深渊般的生活体验。故事结尾，汪长尺投河自尽，保住了被富家收养的儿子身世的秘密。小说主角在心灵和生活中的双重体验，在作品形式上，创造出汪长尺的日常生活和幻想生活的高度统一。他的肉身灰飞烟灭，灵魂或许能带来暂时满足，因为从此岸走向另一个彼岸，毕竟是举步维艰的普通人最后的心灵寄存。这也是小说最能够震撼读者心灵的地方。这正如卢卡奇《小说理论》所精辟发现的：“小说是成问题的人物在疏离的世界中追求意义的过程，因此就定义而言，心灵与世界就永远不会完全相适应。”【〔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第9页，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耳光响亮》是另一部行为描写多于心理描写的小说。姐姐牛红梅和弟弟牛翠柏、他们的母亲、继父，缺乏合理动机的冲动性行为充斥在小说情节中。每一个人都是典型的问题型人物，缺少严密理性的头脑，试图在对他们不友好的世界中追寻生存的意义。不友善的社会环境确实是社会发展的局限，但另一方面，这些角色的存在，也把世界变得更加偏狭和局促，所以，这些异质性人物的心灵与外部环境很难相互适应。带有异质性人格的主人公在真实世界里若隐若现，而把他们搜集到小说故事里，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糅合，就足见作家的创作功力。牛家诸多成问题的人物在这部小说里此起彼伏地制造事端，招惹追罚，又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一次次涉险闯关，令人不可思议。

《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一出语言写出的默剧。故事是一家三口残障人的生活情景，健全人少见的挫折麻烦，在王家人的生存状态中随处可见。小说用现实世界的材料所铸就的，是另一种心灵世界。真实生活中，聋哑人往往缺乏完善自己的动力，而小说仍然在这个残缺的空间中，找寻包容别人和完善自我的可能性。这就是小说所希望建构的超越性存在。王家孙子上小学时，学到的是羞辱他们全家的童谣，大家不免垂头丧气，但是小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转移开紧张气氛，一种自我解脱同时宽谅他人的心理活动，在同时暗暗滋生。作者深知冤冤相报，不是小说的最终归宿，他通过重塑人物心靈，最终重塑的还是自己。这番情景，让我们想到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罪犯冉阿让携带小女逃命的身影。读者屏息地跟踪故事进展，恍然看到其中亦有作者雨果的身影，那是作者与人物的双重塑造。不朽的文学作品，往往在此重获新生。

如果用“简单”来概括东西这两部长篇的故事主题，其实是一个褒义，它符合伊丽莎白·鲍温对优秀小说的鉴定。鲍温说，检验一个优秀作品是不是好故事，其中有两个标志：“第一，必须简单，我所谓的简单就是直截了当，易于理解，因此也易于记忆。”“一篇好故事的第二个标志，毫无疑问，在于它能否广泛引起读者的兴趣。”【〔英〕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191-19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举例来说，《耳光响亮》女主人公牛红梅在整部小说的行动，无非是追求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尽管屡战屡败，但每一段简单的婚恋故事环环相接，清晰的线性线索一直贯穿故事始终。《篡改的命》里汪长尺与命运抗争，亦是一个简洁直线的旅程。研究者发现，这种简约处理节省了读者的精力，尤其在奔波一天后，能够静静坐下来读书的时候，这种简约叙事，足以直达和戳穿他们的心灵。从小说角度看，这种颇具现代感的简约叙事，能够适应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与受众达成某种默契。

三

在翻阅莱辛的《汉堡剧评》一书时，我首先注意到他说“王公和英雄人物的名字可以为戏剧带来华丽和威严，却不能令人感动”，【② 〔德〕莱辛：《汉堡剧评》，第74、168-169页，张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由此联想到八九十年代英雄叙事转换为日常叙事，进而作家代际更迭。但他接着在“第三十二篇”中，又评价了高乃依戏剧的非凡之处：剧作家需要虚构一系列动机和效果，让那些不真实的犯罪发生。这种“可能性只是建筑在历史可信性的基础上是不够的”。然而，高乃依不仅设法让那些不同性格的人物活动起来的事件合情合理、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叫“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最自然、最有秩序的进程”，由此生发出对“自然发生”的人物命运的“最深切的同情”。

②

我理解，这是“重返”了英雄人物戏剧带来的“华丽和威严”，也因此被更深地“感动”了。后一句，对新生代文学的历史包含某种反思。它好像在说，离奇性虚构终不是文学最后的价值取向，它还应有庄严之中的“最深切的同情”。

东西这一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开端于先锋文学热潮的尾期，创作手段自然受到先锋思潮的影响，但也糅合了新写实主义的现实根底。小说人物经常具有荒诞不经的形神，出格古怪的言语心态，这样的写法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隐藏自己内心、小心翼翼的大多数人心底深处狂放叛逆的色彩。在社会生活中，很多普通人没有机会释放这样的性格取向，而小说家将其描写出来，以荒诞手法表现心理真实。这是由于，90年代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事情，确实流露出日益荒诞化的迹象，物质膨胀更加剧了这一进程;更是由于，某些单一的宏大叙事已经丧失了吸引力，而平凡的生活确比空洞的东西更加吸引人。看似离奇荒诞的文学叙事，对前者既有批判，实际也有配合。而倏忽一过30年，从“彼时”到“此时”，新生代作家仍然有可持续性的、进一步加深拓宽的叙事空间。

因此鲍温说，好小说主题还须具备两个属性：“第一是道德因素”，“其次，主题还必须深蕴在故事中间”。除此，好作品“还要有一个东西——情景。情景不仅指故事借以展开的一连串插曲和事件。小说几乎都有一个总的情景，起着‘控制全局的作用。这一总的情景常常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和伏龙斯基之间的不幸的激情，《呼啸山庄》中卡塞琳和希思克利夫的比死还坚强的纽带，等等。这种贯穿全书的、描写两人之间的情景有无穷无尽的变体”。【〔英〕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198-1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篡改的命》和《耳光响亮》中显然不缺乏道德因素。不论是基层正义的缺失，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还是牛家姐弟对失踪父亲的寻找，这些故事中都体现着善良得不到应有报偿、家庭情感缺失对子女成长的负面影响这样的主题思想。汪长尺与他生命中的债主林老板的纠葛从县城到省城，从私人恩怨到孩子收养，再到最后汪被林老板逼迫自杀。两人之间虽出现了无数变体，但核心线索却贯穿了小说始终。然而，读者会要求，导致这一切的总体性的东西呢？除个人因素，除偶然性，是否还应有“控制全局”的总体情景被形象地呈现，给人们思想充分的满足？这些感受，均在作品阅读中反复浮现，挥之不去，不禁令人重习鲍温的警示。

前面已涉及，怜悯与同情是戏剧吸引观众的两大心理要素。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此也有深刻的界定：“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别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①按照他的观点延伸地说，文学作品的悲剧性并非目的，它还要诉诸别人以怜悯和同情;悲剧因为有怜悯和同情而显示出深度，怜悯和同情也因悲剧而体现为崇高。创作文学作品的人，需要有更高更深远的境界。东西的中短篇代表作《猜到尽头》《慢慢成长》《原始坑洞》《祖先》和《迈出时间的门槛》等，在运用小说素材唤起读者同情心方面做得很不错。无论是丈夫出轨的贤良主妇，身有残疾的小镇少年，还是无意中杀人的农村青年，命运悲惨的美丽女子冬草，死后被家人遗忘的中年男性等，他们的身上集聚了可以打动人心的悲情元素。或者说无论悲剧在生活中覆盖的概率有多大，都足以令人生发同情。至少，在读者用心灵唤醒铅字中这些深藏的灵魂时，它们产生了心理抚慰的作用。

小说的动力性，或者说，小说人物在文字里活动时的力量感和强烈动机，是东西的作品中体现出的另一個很明显的特点。如果说，荒诞手法在加速故事进展，释放紧张感，那么这样的叙事，由此也在转变为不断增强的动力，作品的真实感因此被大大加强。这也是鲍温所看到的：“虽然情节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物，但是情节也起着给人物以力量的目的的作用。”因为，优秀作家有能力独特地构造出人物自身的行为逻辑，“人物一旦产生，他们就有了一种非常奇特的、令人无法置疑的现实性”。

②牛红梅对爱情、家庭的极端向往，汪长尺对改变命运强烈到有些扭曲的渴望，都在人物的自身逻辑中生发出强大的动能，这样强悍的能量推动情节进展，燃烧着主角们内心的火焰。它们有时候会变得不可思议，无法收拾，仿佛要把阅读者也湮灭其中。90年代文学因特殊的时代症候，有一段时间似乎一直在加强着这种动力，有一段时间似乎又减弱了下来。而东西的创作则代表着前者，这也许正是他小说的魅力。

【作者简介】程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 荣）

①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5页，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② 〔英〕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200、20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