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渊慧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边惇德《事类赋序》曰：“淳化中，博士吴淑进《事类赋》百篇于朝。太宗嘉其精赡，因命注释之，擢为水曹郎。”吴淑于淳化年间（990一994年）写成《事类赋》进献宋太宗，这是在他参与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之后，独自完成的一部作品。此书分设十四部，部下共一百目，因每个子目标题都是一个字，因此此书最初称名为“一字题赋”，后吴淑奉太宗之命加以注解，才正式命名为《事类赋》（现多称为《事类赋注》）。

《事类赋注》的内容从天文地理、歌舞什物到草木虫鱼，包罗万象。此书自问世以来，历时千年，流传至今。在内容上，《事类赋注》门类齐全，内容精炼，文采斐然，广征博引，不仅艺术性强，并且具有朗朗上口便于记诵的实用价值，赢得了世代学者的盛赞。清代学者魏谦升在《赋品·事类》中评价：“吴淑百篇，博采旁搜，各分门户，派别源流，此疆尔界，瓜分竽畴。狐集千腋，鲭合五侯。晋卿巨制，类对春秋。揆厥所元，昭明选楼。”《事类赋注》作为一部类书，必然是工于聚典的，而其选择用赋的形式类事又别具特色。本文以《雪》篇为例来分析《事类赋注》以赋来熔铸典实的特点及其价值。

一、《雪》篇用典

《雪》篇全文如下：

雪之时义远矣哉！盖阴气之凝，五榖之精。始布同云之影，俄飘六出之霙。谢女之风中絮起，侍臣之衣上花明。若夫雪苑创于梁王，雪宫建于齐国，应时而不必封条，为瑞而每闻盈尺。角哀道穷而併衣，东郭履穿而留迹。武王之五车两骑，楚子之翠被豹舄。焦先露寝以自若，袁安高卧而不出。至于王恭鹤氅，曹国麻衣，丽见相如之赋，皓如姑射之肌。楚客之歌阳春，周文之咏来思，曾子梁山之操，穆满黄竹之辞。访戴逵而乘兴，葬滕文而弛期。讶云南于五月，怪空桑于四时。尔其玄阴晦，朔风厉，当空而初认散盐，入夜而犹能映字。青雨广延之国，赤布河阴之地，周王骇昆明之唱，西母贡嵰州之味。亦尝见苏武之持节，明汉女之无罪，悟晏子而流恩，感负薪而施惠。岂独猎钘山而为药，获玉马而称瑞云尔而已哉！

《雪》篇共318字，篇幅不长，但内容精炼。起首以谢惠连《雪赋》中的句子“雪之时义远矣哉”统领全篇，紧接着引《元命苞》内容解释“雪”的基本义项，此一句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雪这一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认知程度；又引《氾胜之书》中的内容介绍雪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体现出当时人们的重农思想，事实上，宋太宗即位后鼓励垦荒，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吴淑不愧是以才思敏捷著称的文人。第三句则描摹出下雪时的情态以及雪花的形状，从“谢女之风中絮起”开始，罗列典实。吴淑才思斐然，这一部分行文流畅，既熔铸事典又对仗工整，骈四俪六，文约事备。观其所用典故，有谢女咏雪和雪集衣白这样的文人雅事，有梁王创雪苑和齐国建雪宫这样的臣谏君失之事，有角哀并衣、东郭履穿、苏武啮雪、孙康映雪这样的贤士乐蹇之事，有武王五车和楚子翠被这样的征伐之事，有焦先雪寝和袁安卧雪这样的高人逸事，有王恭鹤氅、仙居姑射、方士召雪、西母献雪这样的仙术传说，有楚客歌阳春、文王咏来思、曾子思父母、穆天子诗哀民这样的诗文创作之事，有雪夜访戴和弛期葬父这样的情深义重之事，有景公脱裘和卫君施惠这样君者爱民之事。

这些典故均以“雪”为媒介，或是隐喻“与民同乐”之说，或是表达厌战思乡之情，或是阐明君臣之道，或是揭示哀民寒冻之苦。可见，雪早已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也不只是一种饱受赞美的美好事物，更不只是一种代表丰收的祥瑞之兆，它在文学的殿堂中被赋予了无限的深意。它是传达文人情感的载体，是道德比附的对象，蕴含着世人对先贤们拥有的忧国忧民意识以及散发出的人性光辉的深刻感悟和敬重。这种现象也与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意识有关。自然界的万物与人类社会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自然界的千变万化是上天向人类作出的隐秘暗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文人们的笔墨必然不会对自然物象作单纯的描绘，作者的意志情感都会编织在他们的遣词造句之间。尽管《事类赋注》是一部以类事之赋作成的类书，看似只是一部工具书，但其中隐含的思想与意义仍然可以洞见。

二、吴淑用典的取舍

《事类赋注》对先唐作品广加征引，极少选用唐代文学中的典故，这一点从《雪》篇通篇未引用唐代作品的事实上可以窥见一斑。唐代文学亦有很多关于“雪”的诗文或故事，如王维作《袁安卧雪图》引起“雪中芭蕉”之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有“粤犬吠雪”的故事，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韩愈“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等诗句更是流传千古。吴淑却毫无征引，原因何在？笔者对此做出大胆揣测。

《宋史》记载：“韩熙载、潘佑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见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滞义，难于措词者，必命淑赋述。以校书郎直内史。”韩熙载和潘佑是南唐人，则可知吴淑曾仕于南唐，宋灭南唐之后又入北宋朝任职。又载：“江南平，归朝，久不得调，甚穷窘。俄以近臣延荐，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预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尝献《九弦琴五弦阮颂》，太宗赏其学问优博。又作《事类赋》百篇以献，诏令注释，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迁水部员外郎。”吴淑进献《事类赋》多少隐含自荐其才、自我证明的意味，因此出于避讳，吴淑作《事类赋》很少引用唐代作品中的内容。另外，诗与赋这两种文学体裁，在表词达意和体式气质上有着本质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从《事类赋注》的体例和赋作的创作要求来看，吴淑作《事类赋》主要是铺陈物象，熔铸典实是为了更好地阐明所类之事的文化特质，更是为了达到辑录各书相关材料的效果。这样来看，注重抒情言志且艺术性极强的唐诗，既不易于熔铸为赋，也不契合吴淑的创作目的。因此种种，唐代文学中的典实没有成为吴淑《事类赋注》的创作素材。

三、《事类赋注》的文献学价值

《雪》篇中引用的《元命苞》《氾胜之书》《金匮》（即《太公金匮》）《高士传》《录异传》《语林》（应是《裴子语林》）《广志》《晋朝杂事》等书的古本早已不传，有的甚至在吴淑作《事类赋》时就已经亡佚了，另外全书所引用的诸多古籍如《河图括地象》《尚书中候》《范子计然》等今亦早已亡佚，有些引文内容也与所引之书的现代通行本的内容有所出入，①因此，吴淑的《事类赋注》为其世之后的校勘辑佚之学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文献资料。如明徐元太撰《喻林》，清汪继培辑校《尸子》，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洪颐煊辑《太公金匮一卷》，清汤球撰《三十国春秋辑本》、《旧晋书九家辑本》，清丁绍仪撰《全汉诗》，清孔广陶校注《北堂书钞》，杨守敬、熊会贞撰《水经注疏》，鲁迅辑录《中国古小说钩沉》，黄晖著《论衡校释》，逯钦立编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汪荣宝撰《法言义疏》，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方诗铭、王修龄重辑《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陈尚君辑《茶谱》时，均使用《事类赋注》作为他们进行编撰、辑佚以及校释工作的重要材料。关于《事类赋注》此书的研究成果，清代出现了大量的续作——华希闵撰注《广事类赋》四十卷，吴世旃撰注《广广事类赋》三十二卷，王凤喈撰注《续广事类赋》三十卷，张均撰注《事类赋补遗》十四卷，黄葆真增辑《事类赋统编》九十三卷。今人研究成果有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冀勤、王秀梅、马蓉校点的《事类赋注》。

关于《事类赋注》的文献学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引文的来源“自此逸书数种外，皆采自本书，非辗转搏扯者比，其精审益为可贵，不得以习见忽之矣”。晚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曰：“吴氏所引书，今大半亡佚，一字之存，当同一珠。”但亦有一些文章指出，《事类赋注》的注文基本照抄《太平御览》中的引文。关于这一点，魏小虎在其《<事类赋注>引文“采自本书”考辨》（上海博物馆集刊，2008年00期）、《<事类赋注>的文献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和《〈事类赋注〉引汉魏六朝赋考》疏误考——与程章灿先生商榷》（津图学刊，2004年01期）三篇文章中做了详细的列例论述，并针对以往学界给予《事类赋注》的高度评价提出异议，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估其文献学价值。然而，《事类赋注》的注文对已佚古籍多处征引是客观事实，这些征引文字在校勘辑佚等方面具有的文献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四、总结

《事类赋注》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赋体写成的类书，它书写的内容涵括万物，它以赋类事的类书成书手法在当时的文坛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吴淑独到的文学眼光和创作智慧，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事类赋注》一书在文学和文献学领域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但目前学界对《事类赋注》的研究开发程度还十分有限，对其使用、应用的现象更是罕见，尤其具体篇章相关的针对性研究成果极少。《事类赋注》在赋学史上是一大力作，其文学性功能有待进一步的认识与开发。

注释：

①详见《事类赋注》冀勤、马蓉、王秀梅点校本中的《点校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