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朵

（武汉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十四世纪末，日本演剧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时代——能乐时代。能乐之于日本，相当于戏曲之于中国，在戏剧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能剧的产生曾受到中国元杂剧的影响。被尊为日本历史上“三圣”之一的“能圣”世阿弥在《风姿花传》中就曾专列一项“唐物”，便是专教中国题材曲目的排练和表演。

而杨贵妃作为一位在传说中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人物，格外受到日本民众的喜爱。这份喜爱在能剧中也得到体现，杨贵妃在能剧中被描绘为极具特色的人物。但是能剧中的杨贵妃，不管是性格还是命运，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杨贵妃大相径庭。

若要细细探究产生这许多不同的缘由，或许要追溯到中日两国各有特色，却又相互交织的多种传统与文化。

杨贵妃依然还是那位美艳无双、引人垂泪的杨贵妃，只是中国和日本这两片土地，让她的性格和命运，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点。

一、中日传统剧目中的爱情差异

谈及杨贵妃，和她扑朔迷离的死后传奇事迹一样令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她与唐明皇的爱情。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到如今昆剧、京剧等传统戏剧艺术以及电影电视等各种现代文化载体，都在频频提及杨贵妃与唐明皇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对这一爱情故事或赞美或扼腕之中，中日不一样的文化特色和心理思想也就展现了出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故事通常都是相关文艺作品中浓墨重彩的部分。《长恨歌》中描写杨贵妃美貌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描写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用“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到后来《梧桐雨》中二人七夕夜在长生殿赏月，因感慨牛郎织女二人一年一聚的遭遇而立下“在天呵做鸳鸯比并，在地呵做连理枝生”的海誓山盟。然而在中国舞台上出现的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多是杨贵妃生前的爱情，杨贵妃死后的“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极少出现在舞台之上。虽然在《长恨歌》中马嵬坡事变后的篇幅要远远长于前一部分，在《长生殿》的后半部有着洋洋万言的篇幅铺张描写杨贵妃的魂魄引发的故事，以及白朴还有另一剧《唐明皇游月宫》专写杨贵妃身亡后的事迹，但是中国的观众似乎更喜欢一个生机勃勃、美艳动人的杨贵妃，因此在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中，杨贵妃永远是丰满、健美的代表，而在众多的舞台上，杨贵妃也总是以丰满、健美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昆曲许多保留剧目如《定情》、《酒楼》中，都仅仅表现了杨贵妃生前与唐明皇的爱情，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一种重视现世的心理。

而在日本能剧中，杨贵妃与唐明皇二人的爱情却大不一样。在金春禅竹的作品《杨贵妃》中，一开始便是唐明皇派方士前往蓬莱国寻访杨贵妃的魂魄。杨贵妃跳起了《霓裳羽衣舞》，回忆起了之前与唐明皇的海誓山盟，伤心感慨至极却又不能回到往昔。这是一个通篇都没有唐明皇出现的爱情故事，以死后的杨贵妃的视角，来回忆这段令人叹息的凄美爱情。能剧《杨贵妃》与中国各剧目不同的是，它只将杨贵妃死后的爱情展现给观众看，而不描写生前唐明皇对她的种种宠爱。这样的处理有效地去除掉了杨贵妃生前一切与政治、家国、伦常相关的世间杂扰。这样一来，全剧的重心更好地集中在了一点上——那就是杨贵妃与唐明皇二人之间的爱情，从而单纯而鲜明地表达了它的主题：歌颂二人生死不渝、超越时空的爱情。

二、中日传统剧目中的形象差异

在中国历史上，“红颜”时常伴随着“祸水”，二者一起被提及。在《长恨歌》中，杨贵妃因一人得宠，而“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足见这一绝世美女的惊艳之处。而所谓“红颜祸水”，自然不是仅有“美”这一部分。在中国本土杨贵妃和唐明皇的系列爱情作品中，杨贵妃一直都是以美女加上荡妇的形象出场的。而杨贵妃之于普通的美女来说，她的身份又多了一层特殊性：她是帝妃。帝妃的特殊性便在于她与唐明皇之间不可能只拥有简简单单的爱情，他们之间的情感总要再加上一层政治色彩。因此不论是这些爱情作品中的哪一部，都可看到杨贵妃与唐王朝的动乱有着脱不开的关系。虽然洪昇在《长生殿》中借剧中人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同情：“那里是西子送吴亡，错冤做宗周为褒丧”，但他终究还是不能将杨贵妃的形象完全地纯洁化。

然而与此不同的是，日本能剧中的杨贵妃成为了纯爱的化身。首先，在日本的能剧中，杨贵妃不再是丰腴的外在形象。《皇帝》中染病不起、惹人怜爱的杨贵妃，有着与中国传统形象迥然不同的病态美；《杨贵妃》中虚无缥缈、暗自垂泪的杨贵妃，有着与祸水妖妃截然不同的忠贞不渝。其次，在日本能剧中，杨贵妃剥去了政治的外衣，她不再是一个与家国天下息息相关的帝妃形象，而只是一个心系情人、忠于爱情的普通女子。在缅怀那段逝去的爱情的同时，杨贵妃还透露她原是天界的仙女，之所以来到人间降生在杨家，只是为了结与唐明皇的一段情劫。这与中国文化中的“祸水”形象大相径庭，而这一形象的产生也离不开日本人对杨贵妃的偏爱，日本民间将她视为“世界三大美女”之一，甚至称她为日本大神明的化身。在这样的民俗文化土壤中产出的能剧，怎会忍心责备她所谓的“祸国殃民”呢？

三、中日传统剧目中的情节差异

中国的传统作品似乎都喜欢将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描述得曲折离奇，比如描述唐明皇为儿子寿王另配妃子的事件，甚至还有唐明皇因占有儿媳故先令其入太真宫当道士后再入宫的情节。而除了杨贵妃与唐明皇二人之间的故事外，中国的传统作品里总还会有其他人的其他事，比如表现统治阶级的荒淫与腐朽，比如描写平民百姓的生活疾苦和怨声载道。与其说这些作品是在写杨贵妃的故事，倒不如说它们是在讲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只不过杨贵妃和唐明皇是两个主线人物而已。或许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中描写的杨贵妃死后唐明皇对其进行思念的后半部分总是不如前半部分那么受大家重视，因为后半部分描写的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太过细小，承担不起大家对一个时代的共鸣。

而在日本能剧中情节却特别简单。在《杨贵妃》中，来自唐土的方士奉皇帝之命到蓬莱岛寻找杨贵妃的魂魄，杨贵妃由此回忆起过去种种和唐明皇的美好，感伤怀念至极，挥泪跳起了《霓裳羽衣舞》。最后贵妃将自己头上的金钗交与方士，目送方士踏上反唐的路途，自己则又返回九华帐里坐着。而在另一部有杨贵妃的能剧《皇帝》中，情节则更加简单：贵妃病重，明皇担忧而前来询问，二人正伤神之时，曾承蒙皇恩的钟馗出现，为贵妃治好了病痛以此来报答皇帝的恩情。简单的故事情节却达到了剧目本身想要达到的效果，即歌颂杨贵妃和唐明皇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

和中国的传统剧目比起来，日本的能剧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专门为了歌颂两人爱情而写的剧目。而不像中国的故事版本那样承载了太多的政治性质和家国情怀，从而散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色彩，压过了两人爱情故事中原本可能存在的一丝浪漫色彩。

四、中日传统剧目中的主题差异

中国文学史上描写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故事的系列作品，似乎都拥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主题的复杂性。如《长恨歌》中的“汉皇重色思倾国”、“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诗句便包含着一种对皇帝的批判；白朴的《梧桐雨》中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剪不断理还乱”也有他指。数部作品所侧重的主题也有所不同，或是重在批判统治阶级的腐朽不堪，或是重在批判红颜祸水杨玉环的“女色误国”。这些作品主题的复杂性，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性质脱不开关系。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决定杨贵妃爱情结果的不是她与唐明皇爱情的忠贞程度，而是他们当时的身份和所处的境地，这便势必让故事的结局带有悲剧性。而作者们在这样的传统社会中，也要肩负起他们身为文人的社会责任——文以载道。他们的使命便是抨击二人的爱情，批判当时的统治阶级不顾家国天下和黎民百姓的所作所为。

而只展示杨贵妃身亡后的爱情故事的日本能剧《杨贵妃》的主题无疑是简单而坚定的，它仅仅只是在歌颂和祭奠这一场没有美好结局的忠贞爱情。这一点除了与日本传统的民俗文化有关以外，还应当与能剧这一戏剧形式脱不开关系。能剧是一种宗教悲剧，它以假面为中心，带有极强的祭祀意味。《杨贵妃》中出场的主角只有杨贵妃一人，爱情故事中的另一主角唐明皇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而只有一个主角的爱情故事也并不着重于讲述这个爱情故事的种种细节，只是以一曲《霓裳羽衣舞》将杨贵妃心中抽象的愤恨与不平统统具体化，以歌舞的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绵绵不尽的恨意被寄托于歌舞之中，将人类无形的千愁万绪化为有形的艺术形式，而并非上演一出曲折离奇的爱恨情仇。在能剧《杨贵妃》中，它所看重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这中间蕴含的无尽的爱与恨，而它所祭祀的，便是这至死不渝的爱情。

五、结语

杨贵妃形象在中日两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如此大的差异，自然与两国的传统思想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中国作品总是习惯于将政治理念与家国情怀带入对美的描写和对故事的讲述之中，而日本作品则更倾向于远离政治，只愿意将此中的喜怒哀乐传递给世人。

同样一个女子，在中国封建官僚和统治阶级眼中是“妖”，在平民百姓眼中是“美”的化身，在日本文学和民俗文化中却被封为了“神”。文化不是单纯地传播，它传播了之后，会在传播到的那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又发展成为适应那片土地的独特的文化。“杨贵妃”不过是这中间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传播和发展还有很多，以后也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