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鹏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美育”本身包含“有教无类”，即针对全体“国民”的教育之意。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逐渐将“美育”作为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中。2019年4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在政策层面将“美育”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早在民国时期，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美育”的概念。他在1930年的《美育》一文中谈到“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还提到“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他又在《美术的起源》一文中，将美术的概念分为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在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后，蔡元培针对更广阔的社会群体——“全民”进行美的教育的夙愿；另一方面，他将“美育”和智育、德育进行密切联系，关注人的情感塑造和创造力的培养，将美术概念的外延扩大而不局限于学校教育。蔡元培的“美育”理论较为完善，却无法在积贫积弱、战火连连的时代付诸实践。我国的“美育”教育在实践中步履维艰、难以体系化，究其原因，既有师资力量、财政投入、课程设置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观念中对“美”育的忽视，没有奠定对国民“视觉美”教育的基础。

“真、善、美”是对人类价值观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真”是指“真理”，即对客观世界的本源的认知，更多的是自然科学领域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美”是依托人的感官和情感的要素，是关乎个人的美与丑的感受辨别，“美”是高度“视觉化的”和“情感化的”要素。“美”的教育是由人的感官而至人的灵魂的教育，关乎人情感的表达、个性的释放以及创造力的发展。

“善”字面上是相对于“恶”的，但其广义上的概念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我国两千多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教育思想，将“善”这一观念寓于“仁”与“礼”之中，藏于“忠信”与“孝悌”之内，经过历代统治者的进一步诠释和解读，成为封建道德的标志。“美”的教育则隐于“善”之中，列于“道德”之下，而针对民众“视觉美”培养的美术教育则始终未得孕育成型。如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教育早已将国民从充满迷信和蒙昧无知的旧时代解救出来，在求“真”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同时，国家全面推行依法治国以惩恶扬善，但是求“美”的使命却远远没有完成。大众能“辨真假”、“识善恶”，但通过视觉和图像以“辨美丑”、消除“美盲”的道路还很漫长。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未奠定针对民众“视觉美”教育的基础

孔子的教育继承西周时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并创设了新的内容和科目，以此拓展了教学的范围。但是孔子的教学更加注重“诗、礼、乐”的教育，其中未涉及绘画艺术相关的门类。

孔子极为重视对弟子道德的教育，“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①孔子的道德教育集中体现在“仁”与“礼”、“孝悌”与“忠信”上。

（一）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仁”与“礼”

首先，“仁”是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操。孔子将“仁”视为处理人我关系的最高道德准则。“仁”的内涵包括恭、宽、信、敏、惠，还包括智、勇、孝、悌、忠等。孔子轻易不用“仁”来进行评价，在孔子看来，达到“仁”的至高境界绝非易事。其次，“仁”的内涵包括“克己复礼”②，即克制自己的私欲，而服从各种礼的社会规范，可以称之为“仁”。再次，“仁”包括仁者爱人的内涵。孔子“仁”的观念是在西周的“仁”的基础上沿革而来的，此时的“仁”的理念比起西周时期建立在宗法关系之上的“仁”具有更加宽泛的社会性，他指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③。孟子和墨家都指出孔子的“仁”是具有等级性的，“仁”受“礼”的制约。

“礼”的核心是社会等级秩序，既包括上下尊卑的政治等级，也包括人际交往和礼尚往来的规则和礼貌。孔子在继承周朝礼制的基础上做出重要的突破，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基础上，将“礼”的教化扩大到庶人，即“齐之以礼”。

另外，孔子强调“仁”对“礼”的作用。一方面强调“礼”与“仁”的结合，另一方面强调“仁”对“礼”的制约。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④孔子提出以“仁”充实“礼”，以此来使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相互制约，“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⑤，“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⑥，都体现了一定的时代进步性。

（二）以“孝悌”与“忠信”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

孔子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提出“孝悌”，作为人处理家族成员关系的道德准则。“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欤”⑦是说孝悌是建立社会伦理观念的基本准则，对统治者来说“孝慈则忠”⑧，即国君若能以孝悌治家就会得到臣民的效忠；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忠”、“信”则是处理朋友和上下等级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尽心竭力谓之“忠”，诚实守诺谓之“信”。孔子倡导的“忠”体现的是君与臣的双向道德义务，而不是单向的。孔子将“信”列为维系统治阶级与民众关系的一种道德观念，强调“取信于民”的重要性。

二、汉代之后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束缚了民众“美”的教育

汉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导的教育思想，儒家经学开始成为汉代教育的主体。汉代时期在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融入了“春秋公羊学”和“易经阴阳学”的思想，融合了各个学派有利于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形成了新的儒学，从而在教育上形成了“独尊儒术”的态势。“独尊儒术”在长期演化中演变成为宗教神学体系，使得封建伦理纲常带有强烈的宗教迷信色彩。董仲舒以儒家“道德教育”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兴设太学以“养士”，培养熟识儒家经典的治世之才。他主张施行对民众的教化，以“正万民”，曾言：“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行而习俗美也。”⑨意欲通过教化起到“变民风”、“化民俗”的目的，并将此作为各级行政官员的重要职责。此句中的“习俗美”并非“审美”、“感官之美”，而是相对于“野蛮”的“文明”，属于“善”的范畴。董仲舒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我国早期的国家教育体系，并且开启了对民众的教育，在当时有着积极意义。但是从长期的历史发展来看，“教化”是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教育，是利用宗教迷信和封建道德抹杀民众独立思考和创造力的教育，反而使得民众对“美”的追求受到压制和束缚。

自秦代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帝国之后，君主专制在两千多年的逐步强化过程中走向衰亡。期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式微，北方佛教兴盛，而南方士族阶层形成了玄学教育思潮。在此大背景之下，艺术活动和艺术教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绘画在这一时期逐渐脱离建筑这一载体，完全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并且在谢赫绘画理论的概括下形成了浓缩中国艺术精神的“六法”，对中国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的300多年间基本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在艺术成就上的体现主要是石窟造像、石窟壁画和寺庙壁画。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能工巧匠，他们主要在创作实践中“言传身教”，并借助物象和文字形成了综合的美术教学形式。在众多的佛教艺术面前，民众“受教”更多的是体现在“宗教教义”范畴，佛教艺术之于民众的直接作用仍是“解救灵魂”和“教化万民”。

唐宋时期，我国的士大夫阶层的艺术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宋郭熙著《林泉高致》有《画诀》一篇专讲山水画技法，他将山水画中的山赋予“人格化”内涵，称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噫吁戏！危乎高哉！”⑩郭熙将“堂堂大山”喻为君主，“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他在画面布局时，将画中大小山峰的关系比作君与臣的关系，“先理会大山，名为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以次，近者、远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之于此，故曰主峰，如君臣上下也。”⑪可见文人士大夫阶层将等级伦理观念融入艺术创作当中。

明代随着城市手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渐渐产生，市民中出现众多小私有者，这一阶层的出现是推动民间美术发展的重要势力。这一时期的文人画也出现了“世俗倾向”，众多画家可以依赖新兴的“审美市场”生存和创作。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这一时期美术发展和“美术教育”发展的原始动力。然而，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将民众对“美”的追求限制在了极低的水平上。直到民国时期，有识之士学习西方先进观念，意欲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在民主和科学的思潮中，涌现了像蔡元培、陶行知、胡适、鲁迅等欲通过教育改变国民愚昧的精神状况的有识之士。蔡元培先生系统地提出了国民“美育”和高等“美育”的理论。他不但提出了学校美育的概念，还提出了社会美育和家庭美育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然而，在军阀混战和外敌入侵时期，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命都难以保障，这些美好的思想也无法在现实中践行。

三、关于“美育”困境的思考

“美育”是全社会的“美”的教育，不仅仅是“至善”的道德教育，还应该是“尽美”的教育，是为了满足人的个体的情感幸福的教育，是提高整体国民“审美素养”和“感性能力”的教育。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美育”无法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进行，也无法在动荡不安、积贫积弱的社会中进行。

对于“美育”中美术教育的评价，应该更加注重对教育过程的评价，而不是所谓的“成果”评价，一方面，“美育”的价值更加体现在对人的情感和心灵的作用和人的感性能力的培养上；另一方面，“美育”的效果应该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它深刻体现在平凡的社会生活中。“美育”的回报是更针对个体进而影响到全社会的，往往给投入者的回报是长远的而不是眼前的。所以，“美育”不可能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环境中进行。

注释：

①论语·学而

②论语·颜渊

③论语·雍也

④论语·八佾

⑤论语·八佾

⑥论语·子路

⑦论语·学而

⑧论语·为政

⑨汉书·董仲舒传

⑩宋.郭熙.林泉高致·画诀

⑪宋.郭熙.林泉高致·画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