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琳 梁子炜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6000）

《周易·系辞》有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公文历来被视为临民治世的有效工具，概因其便于传递的特点能够克服其他管理方式无法克服的时空限制，为统治阶级营造一个更加广阔的管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公文作用的有效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文传递的迅速和及时。在相对封闭的古代社会，及时有效的公文传递显得尤为可贵。在特殊的时候，能否及时获取信息甚至意味着国家的兴亡、百姓的安危、个体的存毁。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均对建立和完善邮驿制度，提升公文传递速度予以了极大的重视，并在改善传递设施、改进传递策略、制定公文传递律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一、改善传递设施

（一）铺设驿路

如果说邮驿制度是一棵茂密的树，那么通往四面八方的道路就是孕育这棵树的土壤，邮驿的根是深深地扎在“道路交通”这捧肥沃的土壤里的。道路是邮驿的基础，拥有通畅易行、四通八达的道路是提高公文传递效率最根本的途径。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修建和维护道路都是国家的大事。最早的道路是什么时候修建，最早的邮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都已淹没在的历史长河中。现存最早的关于道路维护的记载，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国语》有云：“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法教也。”由此可以推知，春秋战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道路交通网络，对于道路的维护，在当时是一件上升到“法教”高度和十分重要的事。“《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对于道路，国家不仅要修建，还要定时维护，派遣专人守卫，可见其重要性。中国古代，曾有过多次规模浩大的筑路工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修建以国都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的驰道，这九条驰道是我国最早的“国道”。汉代广泛修筑了驿路，以保证公文的顺利传递。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武帝时期打通的，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近世出土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中有大量汉室和西域地区来往的文书，可见丝绸之路对于传达中央政府的政令，加强汉室的统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隋朝时，著名的京杭大运河扩建成形，形成了贯通南北的水上交通。到唐朝时，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朝上都与各州之间都有完备的陆路相连，且道路的里程都厘定得相当清楚。以上都到西北为例，从上都往西北走，300 里到达邠州，180 里到达泾州，330 里到达原州，390 里到达会州等等。唐朝的水上交通也已十分发达。按照《旧唐书》的说法，唐时水道数目达320003559 条之多，排除少数湍急不能通航的，余下的数目也相当惊人。唐以后，历代维护已有道路，又陆续开发新的道路，为公文的及时顺利传递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修建驿站

古代的公文主要依靠马和人进行传递，人和马的体力都是有限的，难免出现人困马乏的情况，降低公文传递的速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驿站应运而生。在公文传递过程中，驿站是供公文传递人员中途休息、换马、补给的处所，它为提高公文传递速度立下了汗马功劳。

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就已经建立起邮驿网，交通要道上一般每隔30 里就设有一个馆驿。《孟子》有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邮驿传递成为当时速度最快的传递方式，非“德”不能及。汉代五里一邮，十里一亭，邮亭驿站星罗棋布，西汉仅邮亭就达29635 所。

唐朝拥有陆驿1297 所，水驿260 所，水陆相兼者86 所，最好的陆驿拥有75 匹马，最好的水驿拥有4 只船。

到宋朝，据有关资料推算，北宋拥有近6000 个递铺，铺卒达10 万余人；南宋拥有近3500 个递铺，铺卒5 万余人。

元朝由于统治范围的急剧扩大，邮驿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中书省在辽阳、甘肃、云南等9 个行省的1339 处驿站共有马43300 匹、车4037 辆、船5921 只、轿4037 乘、牛8889 头、驴6007 头、羊1150 只、狗3000 只，大驿站中马匹上千也是稀松平常的事。

到明朝，嘉靖二十八年（1549）前，全国有水马驿1295 处，万历年间裁撤后仍留下1036 处。要冲处的马匹最多可达80 匹，船只最多可有20 只。明朝中后期又设立递运所，最多时有337 处。

清朝光绪年间，全国总共有驿、站、塘、台、所1969 个，急递铺14316 个。

从以上数据可知，虽然驿站的数量会随国家的统治范围、财力的变化而有所增加，历朝对驿站的称呼也多有不同，但总体来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驿站的数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由此可见，驿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是因为统治者对驿站的重视和高投入，封建时代的公文传递才得以及时、顺利运行。

二、改进传递举措

（一）因地制宜的传递方式

公文传递方式直接关系着传递的速度。为了提高公文的传送效率，保证最重要的事务得到最迅速地传达，朝廷习惯于按文书的紧急程度对文书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分类采取不同的传递方式。

西周时期，公文有平时通信和战事紧急通信两种，公文传递方式分为专人传递和驿递马车传递，后者的广泛使用在当时是一个创新和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战争环境使平常文书和战报的传递需求都迅速增加，因而邮驿方式出现了许多新的变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时，马的单骑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地推广，相比于徒步传递和车传，单匹马的速度显然快得多。到战国时期，骑马传递已经成为递、驿、徒三种主要传递方式之一，甚至出现了专门的汉字，用以表示骑马快递。同样发源于这一时期的还有分段接力传递，它克服了人体力有限的障碍，进一步提高了传递速度。

秦汉时，人们根据文书的缓急程度依次对其采用步行传递、车传和马传。汉简中有“吏马驰行”的说法，指的就是紧急的公文要派专人乘马递送。

唐朝时，紧急公文都由地方各道、州在京城设的进奏院传递，一般的政令、刑案、报册文书则由驿接力传递，驿又有路驿、水驿、水陆兼有驿三种。

到了宋代，除了用步递传送普通公文，用马递传递紧急公文及赦书外，还新增了急脚递，用以下达朝廷及中央主要机关的重要文书以及上传地方的紧急军情，日行可达四百里。其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专传赦书及军机要务，日行五百里。

元代的公文同样分为紧急公文和一般公文。文书传递方式分为使臣顺带传递、驿站传递和专人传递三种。值得注意的是，用顺带的方式传递公文本意也是为了提高传递效率，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带公文的人并不是专门为传递公文而出行，往往会被其他事情牵绊住，公文传递时限反而得不到保证，经常被延误。另外，元代比较有特色的是，有一种持海东青牌的驰驿者，他们专门负责传递紧急军情，为了达到更快的传递速度，朝廷规定通往岭北的三条驿道之一的“纳怜道”，专门供这些传递紧急机密情报的使者通行。明朝的公文传递方式与元代相似，主要依靠递铺和驿站，“常事入递，重事给驿”。急递铺发源于宋朝，到明朝时已经相当成熟。明朝的急递铺主要用于递送普通公文，虽然传递方式为步递，但它的速度却并不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它采用接力传递；另一方面，急递铺的传递不分白天黑夜，不放过任何一点提高传递速度的机会，就像一部不知疲劳的机器，永远处于运行当中，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

清代集历代邮驿制度之大成，公文传递方式有驿、站、塘、台、所、铺等六种，各机构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细致：驿站负责递送重要公文；军站、塘、台、所负责传递军事信息；急递铺则传递普通公文。在传递制度方面也更加地灵活和完善，例如在传递事关军机及紧要刻不容缓的急件时，一面由马上飞递，一面将飞递缘由由驿传道备案，双管齐下，既节省了各驿站交接的时间，又避免了对驿站交接制度的破坏。

（二）精挑细选的传递人员

公文传递人员是公文传递任务的直接承担者，传递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着公文能否及时送达。为了保证公文传递的及时性，官府对公文传递人员的体质有严格规定。秦时，有“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的规定。明朝也明确要求要选择“少壮正身”的人来充当铺兵，如果铺兵中有老、弱、病者，负责巡查的官员要及时挑拣出来。宋以前，驿夫都由百姓充当，到了宋朝，出于公文安全性和及时性的考虑，兵卒逐渐取代百姓成为公文传递的主要力量。

（三）争分夺秒的传递过程

古代政府部门在公文传递上可以算得上是争分夺秒了，让传递公文的驿夫形象更加突出，驿夫的穿着打扮十分有特色。以便让下一个驿站的人离得很远就能发现，及时做好交接准备；同时，也为了让路途上的行人让行，尽可能地缩短传递时间、提高传递速度。汉代时，驿使在传递边关寄来的公文时的标准配备是：头上戴红头巾，手臂上戴红色套袖，将公文放入赤白囊中，背于身后。或许是这样一个色彩鲜明的人坐在马背上，风一样地从人们面前跑过的形象给人的印象太过深刻，人们给边关文书起了一个形象的绰号：奔命书。元朝时，“铺兵每各备夹板、攀铃各一副，缨枪一，软绢三尺。衣一领，回历一本。 ”“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前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明朝时对铺兵装束的要求也大致相同。这样与众不同的打扮任谁都能看出来他们不是一般人。在驿夫“疲于奔命”的时候，驿站里的人也丝毫不能松懈。元明等朝都有规定，文书必须随到随传，不得耽误。因此，驿站里的人要随时关注驿站外的铃声，听到铃声就要及时做好接力传递的准备工作。

三、推行邮驿律

尽管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提高公文传递速度，避免公文迟滞现象，但传送公文误期的事例仍时有发生。“凡军马钱粮等急务公文入进者，动辄经年方到，事多稽误”，事关军务的紧急公文也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才能传递到，不难想象平常公文的传递效率有多低。在这种情况下，历代都制定了邮驿律，对公文传递的方式、人员、路线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邮递时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律法中的各种关于误期的惩罚，鞭策着驿夫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办事。如果说前面的措施都只是有利于提高公文传递速度，那么法律则是提升公文传递速度最有力的保障。

秦朝《行书律》规定：“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即标明是急件的文书要立即递送，普通文书也要及时传递，不可积压。三国时期的蜀国，诸葛亮治军严谨，《武侯兵法》中规定：“受令不传，传之不审，以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覩，此谓慢军。”而“慢军”，是要以军法处置的。唐朝《唐律·职制律》中规定：“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两年。若军务要速，加三等；有所废阙者，违一日，加役流。”宋朝，分别对乘驿递送公文稽程和递铺传递公文稽程做了规定。《宋刑统》中对乘驿递送公文稽程的处罚规定与唐律相同：“诸驿使稽程者， 一日杖八十， 二日加一等……。”《金玉新书》中，对递铺传递公文稽程的处罚规定达11 条之多。其中一条是：“诸马递乘传文书，违一时杖八十，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配五百里重役处。 急脚递各递加二等。”清代虽没有专门的邮驿律，但《大清律例》中也有详细的规定：“凡铺兵递送公文，昼夜须行三百里。稽留三刻，笞二十，每三刻加一等，罪止笞五十。”

纵观历代律法，对公文稽滞的处罚大体上是一致的，一般根据公文的重要程度和延误时间的长短划定惩罚标准，在惩罚力度上虽未直言死罪，但也不可谓不重了。从律法的变化幅度较小这一点或许可以推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公文误期的情况虽时有发生，但总体上处于可接受的范围，邮驿律对驿夫实实在在地发挥着督导的作用，促使驿夫勤勤恳恳地在路上奔忙，为公文的顺利传递、为政府控制力的传播而兢兢业业、不敢懈怠。

中国古代各朝代都为提高公文传递效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积极有效的措施为后世所保留，经过一代代地积累，公文传递速度一直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在汉朝时，接力的快马每昼夜可跑三四百里，到了清朝，驿骑最快已可日行六七百里。公文传递效率的持续提升，为王朝的有效统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回望历史长河，那一个个怀揣公文疾驰的身影，宛如一枚枚最灵活的绣花针，在帝国的版图上织就了一幕幕盛世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