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青

上海大学

《一双长丝袜》(A Pair of Silk Stockings)是美国作家凯特·肖邦(Kate Chopin，1851-1904)于1897 年出版的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被称为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美国文学中的最佳短篇小说之一”。该小说讲述了原本出身较好的索莫斯太太在婚后成为了一名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的下层阶级家庭主妇，完全没有个人的需求。后来一次偶然得到的15 美元唤起了她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进行了一系列的消费狂欢的行为。国内外学者为该作品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多样的视角。国内学者曾桂娥从消费主义的角度探索了消费文化的牢笼下女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苏醒和幻灭；学者申丹则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聚焦于文中以自然主义为主导的隐形叙事进程。国外学者则多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这部短篇小说。本文将从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他者”（the Other）理论出发，探讨作为在各个方面被异化的“他者”，索莫斯太太自我意识觉醒化为泡影的必然性。

一、身份的异化

凯特·肖邦被公认为19 世纪女性主义作家的先驱，“19世纪下半叶，美国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空前高涨，表现得最突出、文化成就最大的可能就是肖邦”（朱刚 433）。作者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女权运动开始兴起的时候。她的作品大多生动地描写追求独立意识，挣脱家庭束缚的南方女性形象。《一双长丝袜》中的索莫斯太太就是这么一位典型的女性形象。

在那个时代，美国依旧是男尊女卑的思想占据主流。当时的南方流行的“淑女”形象是老实，听话，相父教子，时刻警惕外界的诱惑，那时候“淑女”的形象基本是有一定礼貌和教养的传统的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当时的文化要求女性成为婚姻家庭中客体的存在，成为生育和性的工具，而不给她们发展个性自我的机会。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在父权制度下建构的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他者”地位。“‘他者’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波伏娃 3）。西蒙娜·德·波伏娃是二十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她于1949 年发表了代表作《第二性》，波伏娃在著作中把女性个人的问题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在个人的规范和价值与广阔的社会结构之间建立了联系”（Groden et al.21），对于作为“第二性”的女性的“他者”地位进行了诠释，从中揭示出女性存在是父权制度下的异化状态。正如诗人巴特摩尔（Coventry Patmore）发表的一首赞颂自己妻子的诗歌《家中的天使》一样，当时社会称赞的是贤惠的家庭妇女。当时，对于“贤妻”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妻子负责管理好家庭事务；二是在家庭生活中做出道德及修养方面的表率。索莫斯太太就如千千万万的女性一样，不敢迈出“家中的天使”这个雷池半步。

出身较好的索莫斯太太在婚后变成了下层阶级，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15 美元。从她的购物设想中，我们可以看出索莫斯太太所做所想的一切都是围绕自己的家庭还有孩子。“一两美元应该加到珍妮的买鞋费用当中...她会买几匹细棉布给男孩子们还有珍妮和玛格做衬...她还会给男孩子们买军帽，给女孩子们买水手帽。她的孩子们在人生中可以有一次看起来生气勃勃、漂漂亮亮、焕然一新，这个图景令她激动不已，满怀期待地整宿未睡”（Chopin 158）。从这一段话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索莫斯太太为了能够为孩子们添置漂亮的衣裳而兴奋的彻夜未眠，这种消费设想表面看起来是一次完全自主的消费，但是作为消费的主体，索莫斯太太完全没有把自己的需求纳入其中。

但是是否索莫斯太太就完全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其实从文中的描述可以看出，索莫斯太太并不是不想为自己考虑，却是不敢。“这笔钱把她破旧的零钱包塞得鼓鼓的，让她觉得无比珍贵，也想起自己好几年没有享受过了”（Chopin 158）。索莫斯太太在得到15 美元时，即刻涌上的想法就是自己好几年没有享受过了，或许少女时代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在她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或许有很多平时想要却不敢要的东西的景象一闪而过，她不敢细想，“她自己却不会沉浸在这种病态的回想中”（Chopin 159），索莫斯连回忆过去的勇气也已经丧失。“未来的图景有时候像模糊、憔悴的怪物令她恐惧，而幸运的是明天从未到来”（Chopin 159）。对于索莫斯太太来说，未来令她恐惧，生活对她来说没有意义。正如女性主义者艾伦·伍德（Allen Wood）在其《卡尔·马克思》中指出，如果我们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或自身没有价值，或者，只有借助于对我们自己或自身处境的幻想，才能维持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感觉，那么，我们就异化了。在异化了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使众多家庭主妇像索莫斯太太一样，不敢跳脱母亲与妻子的角色，似乎连替自己考虑一下，都是罪过。

19 世纪的美国要求妇女具备“虔诚、贞洁、温顺、持家”（Welter 152）四种品质。这种要求其实就是把女性局限在了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定位中，不允许女性有任何的自我意识。波伏娃认为所谓的“女性气质”并不是女性与生俱来的，而正是男性为了维护其社会霸权地位而不断建构起来的，是父权制的产物，因此，现代社会中才会出现“妻职”，“母职”等异化形式。索莫斯太太在这男性话语权利的统治下，合格地扮演起一个“真正女性”的角色，忘却自由的自我身份，忽略自我，只是一个没有主体意识的异化产物。

二、消费的异化

女性主义者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M.Jagger）认为，异化已经成为女性的基本体验，“在当代社会中，女性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异化了”（453）。除了作为女性的身份被异化，索莫斯太太的购物过程也体现了她的消费被异化。

在给孩子们购买商品的时候，“软弱无力的感觉向她袭来，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一般”（Chopin 159），可见，索莫斯太太虽说是在按照自己的购物设想来买东西，但是她的内心并不是十分地期待，甚至感觉有一点疲惫。这时候，她的手摸到了一条丝袜，“感觉它们犹如蛇一般在她的手指间滑行”（Chopin 159），这条奢侈的丝袜就像伊甸园里那条邪恶的蛇一样，诱惑住索莫斯太太，索莫斯太太的自我意识逐渐苏醒。她买下了这双长丝袜，并没有接下去购物，而是上楼换上了这一双长丝袜。“她没有作任何心理斗争或者规劝自己，也没有试图解释她这么做的动机好让自己心安理得。她根本都没有在思考。她现在仿佛从令人疲乏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任机械的冲动指引自己的行为，卸下责任，得到暂时的释放”（Chopin 159）。索莫斯太太在此刻完全忘记了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责任，沉浸在为自己购物的欣喜之中，她的自我意识在这一刻占了上风。

如果说购买一双长丝袜是索莫斯太太自我意识被唤醒的体现，那么在接下来的购物过程中，索莫斯太太又一步步地迷失了自我。索莫斯太太是整个消费过程的主体，但正是这个主体却在消费的过程中客体化，或者说是导致了消费的异化。所谓的消费异化是指，消费本来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但在现实生活中，消费的功能却被异化了，消费由原本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异化成人类的生存目的。她消费的异化主要表现在“符号性消费”这一个方面。

索莫斯太太在购买完丝袜以后，并没有停止购物，在商品的诱惑下，她的购买欲望进一步膨胀。她为了搭配自己的丝袜，为自己购买了一双新鞋子，但是这还不够，她想要一种绝妙的时髦感，并且告诉售货员小姐，“只要她得到想要的，她不在乎多花一两美元”（Chopin 160），于是又买了一双羊皮手套。在这一段的消费过程中，索莫斯太太的购物动机并不纯粹是自我意识的体现，也是消费被异化的体现。由于虚荣心理作祟，为了实现在外观上得到一种高地位、高身份的假象，以期营造一种属于“有闲阶级”的幻觉，即使索莫斯太太并不具备消费那些奢侈商品的条件，但是她仍然对于那些高端商品有着强烈的欲望，以至于她根本没有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一味片面地追求那些高端商品所附带的高身份、高地位的符号。这与索莫斯太太之前的行为大相径庭，以前她为了一个特价商品可是可以站那好几个小时的！文中最能体现索莫斯太太“符号性消费”的一点就是，她买了两本高价杂志，但是她并没有把它们放进包里面，而是拿在手上，这一点说明了这两本杂志对于索莫斯太太来说并不是什么生活必须品，而是用来突出她身份和地位的符号而已。正如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中提到的一样：“人们从不消费事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48）。

在购买完这些东西以后，索莫斯太太觉得自己饥肠辘辘。要是在以前，她肯定会忍着饥饿，到家再随便应付一点，但是，现在她却选择走进了一家高端的餐厅。她点了一份不算奢侈但却很精致的餐食，“然后拿起一本杂志，边浏览边用钝刀裁页。一切都十分令人惬意”（Chopin 160），索莫斯太太享受着这一切，迷失在这些“符号”带给她的上层阶级的错觉感。最后，她给了服务员小费，服务员对她鞠了一躬，“似乎把她当成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公主”（Chopin 161）。索莫斯太太的优越感到达了极点。

但是她的消费还没有停止。她想去看一场日戏。《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认为，有闲乃是作为上等阶级的几乎唯一证明。在那个时代，剧院作为上层阶级的消遣方式，代表的是一种有闲阶级的符号，给了索莫斯太太一种错觉，似乎她进入到那个剧院，就能与里面那些衣着光鲜亮丽的太太小姐们打成一团，融入到那一个阶层里面去。索莫斯太太沉浸在戏剧的情节之中，与戏中的人物一同哭一同笑，与身边的贵妇分享糖果，讨论剧情，似乎这一天只是极为平常的一天，她已经完全迷失在这种上层阶级的氛围里了。

索莫斯太太湮没在跻身更高级别的阶层的幻想之中，逐渐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人的本质性，作为消费主体被客体化。通过观察索莫斯太太异化的消费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索莫斯太太作为女性的主体性的缺失以及幸福观的扭曲。所谓的女性主体性，即为“女性对自身力量和能力的一种肯定，是女性清楚地认识到自身作为主体的种种力量，自觉要求自身在地位、能力、生活方式、知识水平、人格塑造、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不断提高和完善，并为之努力、奋斗的体现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一种自觉能动性”（赵小华 12）。索莫斯太太在整个消费的过程中，虽然作为主体，但是她为当时的社会阶层的差距感所束缚，由于父权社会的压迫，她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只能希望通过购买那些带有阶层符号的商品来获得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认同感，同时期待以此来改变自身的传统社会定位并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或者是在形象上能够向更高的社会阶级阶层流动，体现了主体性的缺失。另外，索莫斯太太在这一次消费中所体会到的幸福感也是扭曲的。索莫斯太太的消费其实还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所以她所谓的幸福感也是由男性掌控下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操控的。虽然获得了一时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很快会消失，是虚幻的。

从索莫斯太太购买一双长丝袜开始，她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渐被唤醒，但是在购物的过程中，她又沉浸在“符号性消费”的消费文化里，被唤醒的自我意识又逐渐被异化，所以，从索莫斯太太这一购物过程来看，她的自我意识觉醒只是一个瞬间而已。“从根本上来说，女性经济依附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博弈使她变成消费文化的牺牲品和被动承受者，看似追求身份定位的她即使想反抗甚至反抗成功，她可能终究难以逃离消费的牢笼”（曾桂娥 85）。

三、身体的异化

除了索莫斯太太身份的异化，消费观的异化，她购物后的遭遇也体现了她作为女性的身体的异化。所谓身体的异化，如艾莉斯·马利雍·杨（Iris Marion Young）所言：“指的是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身体、行动或行动结果的客体化或挪用，如此她或他就无法辨识该客体化其实源于她或他的经验。当一个主体的经验或行动，被另一个并未共享其假设或目标的主体所定义或控制时，就产生异化”（93）。

戏散场了，音乐停止了，索莫斯太太的美梦也结束了。她随着人群鱼贯而出，走到街角等电缆车。退到街角意味着她的消费之旅至此结束。索莫斯太太坐上了电缆车，对面一个目光锐利的男人凝视着她，“似乎很喜欢研究她苍白的小脸”（Chopin 162）。在这个被凝视的过程中，索莫斯太太经历了身体的客体化以及她对男权内化的过程。在父权制的社会中，视觉一直是不平等的，凝视似乎一直是男性的特权，女性则一直是凝视的对象。作为一种观看方式，凝视是人的目光投射，是凝视动作的实施主体施加于承受客体的一种作用力。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在现代社会，凝视是有形的、具体的和遍在的，凝视象征着一种权力关系，它是一种软暴力。虽然故事中这个男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乘客，但是由于父权社会中男性的优越感，他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目光投射于作为“第二性”的他者--索莫斯太太身上，肆无忌惮着观察她，想要从她的脸上发现一些什么来。在这种观看的过程中，其实渗透着父权制的审美想象。在这种审美想象的过程之中，女性以被动的形式参与到男性的凝视行为中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凝视“成为了主体性赖以建构其自身的一种机制”（Fuery、Mansfield 71）。索莫斯太太被男性的目光物化，身体被任意地解读和建构。她被任意观看，小脸苍白，却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在男权对女性身体客体化时，还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外在的规范权力的围困和侵犯若离开女性对自身活动和姿态的管制与规范化，则不起作用。换句话讲，也就是说，异化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身体异化的出现离不开女性对于男权的内化。所以，索莫斯太太任由那个男乘客观看，却不作任何反抗，正说明了在她的潜意识里面，男性对自己这种肆无忌惮的目光侵犯是很自然的，她作为男权社会中的“第二性”，理所当然接受这种视觉侵犯。

这位男乘客锐利的目光像一记耳光，打醒了索莫斯太太。她意识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压抑的现实中来，她内心涌起一个希望：“那就是电缆车永远不会停，带着她一直一直走下去”（Chopin 162）。索莫斯太太在意识到自己又回到那个父权制的现实中来时，第一反应并不是要反抗，而是希望电缆车永远都不要停下来，她借助一个虚幻的想象希望自己可以逃避残酷的现实。索莫斯太太知道自己无法反抗，终究还是要回归现实。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自己始终都是男权社会的“他者”，是要做“家中的天使”的女性，那突然被唤醒的自我意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就像天空中的流星，转瞬即逝。

四、结语

《一双长丝袜》描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是通过这件小事，我们看到的是19 世纪末美国妇女的生存悲剧。索莫斯太太只是千千万万个女性中的一个，作为父权制度下的“他者”，她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自我意志完全受环境左右。凯特·肖邦不愧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她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独到的见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家庭妇女自我意识的苏醒和幻灭，她的悲剧是千万个妇女悲剧的缩影，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