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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合叙述层次结构的划分

近年来，随着叙事学（Narratology）的发展与引进，国内学者对于《当代英雄》的研究重点已经逐渐从对多余人毕巧林的形象分析转移到了作品的叙事结构剖析上来。

国际知名的叙事学理论家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提出了“复合叙述（multiple narrations）”的概念，这一概念为小说叙述层次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当一个叙事中有着多个叙述，其中的一个会引介出另一个，后者依次又引介出下一个，以此类推；或者其中一个可以引介出其他一连串的多个，以此类推。在任何一种情况中，最终引介出所有其他叙述的那个是主要叙述，其他的则是第二叙述或第三叙述，等等。请注意，在特定叙事中的多个层次之间存在着多种联系。这些关联可能是建筑学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层次依据结构的关系规则发展；它们也可能是主题上的；可能是因果关系的……等等。”而在探究《当代英雄》的复合叙述层次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梳理叙述者（Narrator）的基本情况。

莱蒙托夫将《当代英雄》一书分为了两部，第一部包含《贝拉》至《塔曼》三章，第二部包含《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两章，这些故事均有着不尽相同的叙述者。根据普林斯关于“复合叙述者”的观点，即“当一个叙事中有两个以上叙述者时，就有可能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一个等级顺序。最终介绍全部叙事（包括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所有最小叙事）的那一个是主要叙述者。其他的是第二叙述者，或第三叙述者，等等”，我们可以将每一篇章的叙述者进行系统分类。在第一章《贝拉》中，“我”作为主要叙述者，叙述了旅途中的见闻，其中的主要事件为“我”遇到了二级上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并听他讲述了一个故事。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作为第二叙述者，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向“我”讲述了毕巧林和贝拉之间的爱情故事。然而作为被叙对象的毕巧林显然比主要叙述者和第二叙述者更加值得关注。第二章《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有且仅有唯一的叙述者，即“我”，“我”作为主要叙述者出场，讲述了“我”遇到毕巧林本人后发生的故事。而《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三章被作者统一命名为《毕巧林日记》，毕巧林不言而喻成为了这三章的核心人物，但并不是主要叙述者。相反，由于“我”在《毕巧林日记》开篇写了一篇《序言》，因此“我”依然处于主要叙述者的地位。

由此可以推导出该小说复合叙述层级间的关系，即高一级叙述层为低一级叙述层提供叙述者。普林斯认为，“在特定叙事中的多个层次之间存在着多种关联……例如当其中一个层次解释了导致另一个层次上所展现的状态之原因”。这一论断可以演绎为复合叙述结构中的高叙述层级为低叙述层级提供了叙事基础，例如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事件的前因后果等，即架构一个合情合理的叙事空间。第一章《贝拉》中，“我”开门见山，直接透露自己的身份，描写了旅行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毕巧林与贝拉的悲剧情节仅是作为旅途见闻存在而已，该叙述层为主要叙述层并为下一叙述层，即第二叙述层，提供了另一个叙述者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借其之口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第二章《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中，由于只有一个叙述者“我”，因此也只有一个叙述层。而统称为《毕巧林日记》的后三章由于“我”所作《序言》的缘故，其日记正文退居到第二叙述层的地位，“我”进行记叙活动的层次依然为主要叙述层。换言之，《贝拉》中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所在的叙述层和《毕巧林日记》中毕巧林所在的叙述层是并列的关系，二者均是由“我”所在的叙述层引介出来的。因此，在《当代英雄》全书中，“我”始终占据着主要叙述层。然而读者的直观感受却是，居于主要叙述层的“我”在情节发展中的地位无足轻重，甚至可以被忽略，我们可以借助普林斯的观点解释这一现象，即“第三叙述者，可能比第二叙述者更重要，更值得注意”。由此我们还可以总结归纳得出，叙述层级的高低并不能决定叙述者在情节发展中的重要程度。

二、叙述层次间的相互介入现象

第二章《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写到，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遭遇到毕巧林的冷漠之后，将毕巧林寄存在他那里的十个本子全部转手送给了“我”。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第二部的大标题下（即《梅丽公爵小姐》篇首）写了“毕巧林日记的结尾”的字样。这证明“我”在发表毕巧林日记的时候对其内容进行了筛选，对于原版日记手稿进行了人为的干预，因此读者读到的《毕巧林日记》实际上与原始的版本有所出入。这种对于日记手稿的人为筛选拼接，正如电影的剪辑手法一样，素材在剪辑师的手下经过剪辑，势必会将剪辑师的二度创作掺杂其中，不同程度地影响影像叙事的客观性。因此，在《毕巧林日记》的第二叙述层中，叙述事件的并不单纯是毕巧林，主要叙述层的“我”也间接渗透了进来，并根据其个人的叙事意图对日记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动。每一叙述层次之间看似泾渭分明，但实则存在着从高一级叙述层向低一级叙述层的单向渗透现象。

由此可见，主要叙述者“我”的介入性（Intrusiveness）在《当代英雄》一书中尤为突出。根据普林斯在“叙述者”一节中关于“介入”的论述，“无论叙述者是否被称为‘我’，他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介入性，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叙述的自我（narrating self）或多或少地被性格化”，我们可以解释清楚主要叙述层中的“我”自上而下进入到第二叙述层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所在的主要叙述层以外，还有一个“外叙述层”，即本篇小说的真正作者莱蒙托夫所构建的叙述层。《当代英雄》这部小说中亦不乏主要叙述者自下而上进入到外叙述层的实例。在小说第一章《贝拉》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不过，你们也许想知道贝拉这个故事的结局吧？首先得声明，我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旅行笔记，因此，在上尉未主动讲出来之前，我不便请他把故事讲下去。那么，只好请诸位等一下了，要不你们索性跳过几页去看，但我并不奉劝诸位这样做。”这是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我”对现实中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受述者）所讲的。主要叙述层中虚构的“我”跳出原有的层级，直接与真实的读者受众进行对话，即为复合叙事中叙述者自下而上的越级现象。此外，在《毕巧林日记》的《序言》当中也存在相同的例证：“也许有些读者想知道我对毕巧林性格的意见吧？那么，本书的书名就是我的回答。”主要叙述者“我”在此提及了其所著小说的名字《当代英雄》，这一名称实际上是在主要叙述层中虚构存在的，仅是对于小说情节的一种描摹、概括。而莱蒙托夫亦将其著作命名为《当代英雄》，这一名称则是在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中客观存在的，其拥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内涵，蕴含莱蒙托夫本人对于当时社会的真知灼见。因此，主要叙述层的书名与外叙述层的书名相同，产生了相互交织、呼应的艺术效果，使得两个叙述层次的边界变得愈加模糊，致使读者有时混淆了“我”和莱蒙托夫本人。

三、复合叙述层次结构的特点

首先，各个叙述层次间的搭配呼应使得叙事更加饱满、更加立体，构成了《当代英雄》叙事艺术上的鲜明特点。在全书各章均处于主要叙述层的“我”，在《毕巧林日记》的《序言》中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于毕巧林去世这件事的态度，即“这消息使我高兴：现在我可以发表他的日记，并且乘机在人家的作品上署上我的名字了”。由于“我”起初只是从第二叙述者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口中听说了毕巧林的事情，且只与毕巧林有过一面之缘而已，因此对于他的离世表现得有些冷漠。然而“我”对于毕巧林的真实态度是尤为值得考量的，我们可以从小说的复合叙述结构入手对其进行分析。

虽然“我”从始至终都将毕巧林视为小说的主人公，但由于毕巧林在前两章中均没有跻身到叙述层次中来，于是“我”对于毕巧林的了解与认知停留在了“道听途说”与“雾里探花”的阶段，并没有真正了解毕巧林这个人物，从而在叙事过程中间接加入了自己对于其性格、举止的价值评判。而后文《毕巧林日记》的正文是通过主要叙述层引介过来的，日记的作者毕巧林跻身到了第二叙述者的行列，通过“见字如面”的方式拉近了和“我”之间的距离。因此，“我”在反复阅读了第二叙述层的日记内容之后，思想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深信这个把自己的缺点和毛病无情地暴露出来的人是诚实的”，并将第二叙述层的内容当成了“成熟的头脑自我观察所得的结果”。可以发现，“我”实际上是在意毕巧林的心灵历程的。

再者，《当代英雄》一书虽然有着复杂严谨的叙事结构，但却与叙述层次同样精巧的传统框架式小说截然不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的24个故事属于并列的关系，每个故事的主要叙述者与全书的真实作者乔叟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关注点。相反，《当代英雄》每一叙述层级上的叙述者均服务于塑造毕巧林这个人物形象。从外叙述层的莱蒙托夫，经由主要叙述层的“我”，再到第二叙述层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及毕巧林，全部的叙述者都聚焦在毕巧林的身上，这一结构体现出了小说复合叙述层级间的递进式关系。

主要叙述层中的“我”对于小说主人公毕巧林的浅层次印象首先是从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贝拉》一章的讲述中得到的。“我”在第二章《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中偶遇毕巧林之后，获得了关于他外貌及行为的直观感受。随后，“我”在《毕巧林日记》的《序言》中对毕巧林做了提纲挈领式的概述，即“反复阅读这些日记，我深信这个把自己的缺点和毛病无情地暴露出来的人是诚实的”，但“我”仍与主人公毕巧林之间隔着薄薄的一层纱。居于第二叙述层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小说情节中与毕巧林有着大量的交流接触，直接参与到了主要情节的发展过程当中，因此第二叙述者为我们提供的内容更加详实、贴切，他对于毕巧林的叙述不再拘泥于蜻蜓点水式的外围叙事。毕巧林作为《毕巧林日记》原稿的作者，同样切身参与到了主要情节当中，《梅丽公爵小姐》一章干脆直接就是多篇带有日期的日记的集合，毕巧林在此发挥了与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贝拉》一章中相同的作用。毕巧林的人物形象通过外叙述层、主要叙述层和第二叙述层三个叙述层的递推，由表及里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

最后，《当代英雄》撼动了传统小说中叙述者全知全能的地位。根据普林斯的观点，“任何叙事中都至少有一个叙述者……在很多不直呼为‘我’的叙事中，‘我’可能被不留任何痕迹地抹掉了，只剩下叙事本身”，但“在很多叙事中，大量的代表叙述者，标志着其在叙事中出场的信号显而易见，不管代表他的‘我’是否出现”。这里出现的“很多叙事”，指的便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小说。在这类小说中，处于外叙述层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扮演着全知全能的叙事者角色，直接在小说中发表抒情或议论，进而使读者对于事件或人物本身的理解或评判产生一定的倾向性。《当代英雄》打破了这类传统叙事小说的模式，除了偶尔的越级现象以外，几乎每一位叙述者都是在各自的叙述层级里面活动的。例如《贝拉》一章中“我”对于毕巧林的看法完全限制于主要叙述层当中，并没有介入到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所在的第二叙述层。

四、结语

国际著名叙事学理论家普林斯的著作2011 年后译介到中国，对我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第一章“叙述”中对叙述主体和叙述过程进行的详尽阐述与概括，堪称其对于叙事学理论的一大贡献。由此，文学研究的重点从感性的人物、情节研究转移到了理性的结构研究上来，叙事学的发展与译介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础。

莱蒙托夫的代表作《当代英雄》不仅塑造了毕巧林这个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形象，而且在叙事过程中采用复合叙述层级结构，为叙事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权威的文本素材与鲜活的案例。《当代英雄》的叙述层次与普林斯的叙述分层理论不谋而合，并通过丰富的叙述层次和叙述者对毕巧林进行了立体的形象塑造。由此可见，《当代英雄》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厚实深刻，其在叙事艺术上的技巧亦是独具匠心，值得历代学者不断地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