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外国语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罗兰·巴特是20 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忠实的追随者，深受其影响并走上文学批评之路。但是，巴特在萨特的指引下渐渐有了自己的主张，常常作为萨特的对立面出现，甚至在文中有批评之言，显著影响了其后西方当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其著作被视为是最具文学批评价值的文学作品。

一、“作者之死”的含义及地位

所谓作者之死，按照常规理解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实在罗兰·巴特之前，作者危机已经渐渐开始显现。作者在现代作品中趋向死亡，他的神圣的主体性受到了动摇，甚至消失。荣格和弗洛伊德认为，用无意识代替了作者的意图，作者的主体性一步步开始动摇。早在《作者之死》前，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提出一个“零度写作”，即清除外在因素对写作的干预性，消除写作中主体介入性的价值评判，消除写作中的功利色彩。

巴特热爱语言，其处女作《写作的零度》明显受到当时的语言师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除了文学本身，语言学也为破坏作者提供了珍贵的分析工具”，作者只不过是写作的人，只是一个“writer”，而不是一个“author”。在这样的系统下，作者是多余的，必然走向死亡。

二、“作者之死”在戏剧中的应用与导演的二度创作

（一）“作者之死”在中西方两版《人民公敌》中的应用

作者之死，也就是作者的思想、情感等方面不是作品的唯一源泉，作者不是作品的起源，也不是作品的主体，也就意味着读者获得自由的阐释权，罗兰·巴特在这里追寻的是一种文本自由，摆脱以作者为中心后，给予了文本无限的自由解读。例如，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易卜生一生创作了20余部作品，其中以《人民公敌》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剧”更是享誉世界，被不同国家、多种语言和戏剧导演不断改编，进行多重演绎，颇具时代意义。

2018 年9 月6 日，备受瞩目的德国戏剧“梦之队”柏林邵宾纳剧院携话剧《人民公敌》登陆国家大剧院，剧中强烈的解构手法和思辨风格更是赋经典以新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思考。舞台上，开放的现代家庭空间、涂鸦式的墙壁、热爱摇滚的斯多克芒夫妇和朋友……导演奥斯特玛雅运用现代语汇，营造出一个符合当代观众审美的舞台空间，让观众在观剧的同时，也不禁移情自身，去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正在经历的社会问题，以及面对利益与真相冲突的两难境地，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值得一提的是，该版的结尾做了艺术化处理，即开放式结局。

同样，我国著名戏剧导演林兆华版《人民公敌》颇具社会问题剧中的“写意”感。导演林兆华似乎有意将“排练场”搬上人艺舞台。每位演员不时在角色内外“跳进跳出”，相对于体现天性、追求“沉浸”状态和真实反映生活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和主张“陌生化效果”和“间离方法”的布莱希特戏剧理论，这版《人民公敌》多了一些中国传统戏曲美学中的“写意”感。

将近三个小时的演出中，胡军在“斯多克芒医生”和“导演”的双重身份中自如转换，伴随着第四幕市民大会的召开，演员们终于扔掉手中台本，全情投入。斯多克芒医生的昔日盟友纷纷倒戈，而坚持真理的自己被判定为“人民公敌”。人群散去后，斯多克芒医生低头黯然拭去眼角的泪水，全剧达到高潮……就在这时，胡军忽然抬头喊“停”。剧情到此戛然而止，留给观众充足的想象空间。纵观这版《人民公敌》，从演员表演所体现的“写意”感可以看出，西方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碰撞出了奇特的火花。

不论是德国邵宾纳版还是我国林兆华版的《人民公敌》，都在易卜生的原作基础上进行大胆的解读和重新再创作，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意义。“作者之死”给予了《人民公敌》不同的解读和演绎的权力，结合时代，贴合生活，颇具时代意义，将易卜生的精神世界跨越时空与我们发生碰撞。

（二）“作者之死”在中西方两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的应用

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目的并不是简单的读者摒弃作者，而是希望读者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不被作者的想法和写作目的或是作者本人之魅力所束缚。同时，我们更应该明确：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是不能被完全割裂的，只是读者要从“作者中心制”中解放出来，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观察、思考、领悟和诠释。

孟京辉，我国当代先锋派戏剧的标杆，他改编重新演绎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保留了“疯子”这个角色，但这个“疯子”并没有像达里奥·福的原作那样主动侦破案件，而是作为警察局掩饰罪证、寻找理由的“点子”式人物出现的。这样，孟京辉版的“疯子”就特别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滑稽小丑”。整部话剧在嬉笑怒骂、冷嘲热讽、黑色幽默中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深刻、尖锐、严肃的批判和挑衅，直面荒诞的现实，贬斥强权和不公，维护被压迫者的尊严，带给我们笑声的同时，也让我们内心激荡起对现实、对人性的反思。剧中的演员充满激情，冷酷坚毅的眼神，因全情投入而满是汗水的脸，在演出中带给我们一次心灵的震撼。其中套用的《茶馆》片段让人印象深刻，还有警察一起演唱的“圣斗士星矢”，以及女警察说话的台湾腔，都是令观众捧腹的片段。令人深刻的舞台布景有黄色摩托车、后面整排的铁皮柜、黑板、粉笔画、黑板上书写的“打倒强权”、说书人和吉他、铁皮柜后面露出的达里奥·福的眼睛、中间插播的达里奥·福的黑白胶片短片、话剧结尾时整面墙轰然倒下后呈现给我们两个大字——“剧终”。

从达里奥·福到孟京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经过无数次的改编和演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是一部令人捧腹的喜剧，笔者认为孟京辉改编后的剧作是一出向达里奥·福致敬的作品，继承了达里奥·福剧作中的喜剧性、革命性和游吟风格及针砭时弊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了当代中国的元素。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理论提出的目的更是在该剧的改编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剧本经过导演的二度创作，重新解读与艺术性的解构，融入当代社会元素，将达里奥·福之先锋性随之带至当下，发人深省，回味无穷。

三、“作者之死”对后世戏剧舞台演绎的影响

罗兰·巴特通过“作者之死”确立一种自由开放的阅读空间，实现了文本解读的多重性，让读者充分享受解读后带来的快乐和享受，纵情在文本自我放逐之中。这一点对当代戏剧导演的二度创作颇具重要意义和影响。戏剧导演孟京辉、赖声川、田沁鑫等都是我国先锋戏剧代表人物，在戏剧创作与革新的道路上更是不断推陈出新，将优秀的戏剧文本重新解读与解构。如林兆华改编迪伦马特巨著《罗慕路斯大帝》，剧中演员身着现代人服饰，偶尔说出些许带有现代语言色彩的调侃话语，无不拉近了观众与这段西罗马帝国灭亡史的距离。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舞台中央更是增设一个提线木偶与演员同时表演的形式，与中国传统戏剧因素相互融合，让中国观众能更加真切和深刻地理解迪伦马特这出“非历史的”充满黑色幽默的寓言喜剧。

戏剧史上耀眼的明星莎士比亚的杰出巨著《哈姆雷特》更是被无数次改编，演出国家及城市之多，已经到了几乎每天在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都有某个版本上演的地步。观众们对哈姆雷特王子津津乐道，对各个明星的版本如数家珍，仅仅是英国，就有卷福版、抖森版、莫娘版等等。我国著名戏剧导演李六乙更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这一世界经典台词自动转化为“生存还是毁灭”的当下，此版排演不仅根据李健鸣译本提出“在还是不在”，还将卞之琳译本中的“活下去还是不活”、梁实秋译本中的“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等多个译本并置，让哈姆雷特站在宇宙中心发问，即便原原本本地将经典放诸当代，因为时间的变更，它亦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如同每一次的提问，同样的句子在不同时代译者或读者的笔下却在阐释不同的困惑。李六乙执导的这版《哈姆雷特》更是具有当代先锋性，在多重解读的基础上，融合当代社会元素，贴合时代特点，为我们呈现多姿多彩的戏剧世界，将戏剧史上经典之作赋予全新的时代意义。

四、结论

诚然，“作者之死”的意义终结了作者与作品的“连带关系”的神话。作者死了，文本中的特定意义才能获得解放。“作者之死”的意义在于建立一个自由并且开放的阅读空间，赋予读者以主动性。巴特的初衷是要寻求一个自由的阅读空间，在戏剧舞台上，将历史经典剧目跨越时间长河进行导演或编剧的二度创作、多维解读和演绎，赋予文本或者戏剧艺术以全新的生命力，虽年代久远，但意义却在不断更新与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