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红卫 王楠 张惟 丁悦 钱倩 郑璇 李清华 王侃良 汪颖霞

语言是洞察心理健康的窗口

丁红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语言是人类传情达意的工具。人类使用语言不仅是为了传达信息，也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情感，因此，语言也是洞察人们心理健康的窗口。通过语言交流，精神科医师能够诊断出患者的精神障碍;而利用语言大数据，科学家们则可以量化问诊医生的特殊经验，研发精神障碍早期诊断的智能产品;语言学研究者不仅需要通过语言揭示精神健康的信息，还需要探索与之相关的大脑神经机制。

精神健康一直是人类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性的核心。精神障碍指的是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认知、情感、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的总称，包括自闭症、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已成全球严重的社会问题。及早预测并及时干预，是阻止或减缓精神障碍发生的最佳途径。尽管神经影像学等技术在精神医学领域取得了诸多进展，但是至今仍缺乏可以加速精神障碍筛查的生物标志物。目前精神障碍的诊断仍然主要依赖于问诊，这也表明长期以来语言为诊断精神障碍提供了重要信息。

得益于机器学习的迅猛发展，通过分析语言数据来预测精神障碍的准确率也不断提高。临床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师通过语言这个窗口能够评估患者的心理精神状态。人工智能若能将医生的特殊经验加以量化，将会极大提高诊断的客观性与普及性。加之采集的灵活性与广泛性等特点，语言特征作为精神障碍早期筛查的工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社交平台语言大数据也可用于用户的心理状况监测，分析结果能够为政府部门在精神健康方面的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同样，神经和生物科学等研究的飞速进展也为人们探索外显的语言和行为与内在的心理和精神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手段。人类的大脑是语言化的大脑，将人类的语言与精神障碍相关联应该有助于找到精神障碍的根源和解决对策。新文科倡导整合跨学科专业的知识解决日益综合化的社会问题，也为文理医工交叉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赋予了新的使命。

尽管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在利用语言信息探索大脑机制和识别精神障碍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离实际临床应用仍相距甚远。在利用语言数据这扇窗口监测与保护人们心理健康的路上，多学科交融的语言学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精神障碍人群语料库建设及

面向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语言研究”的中期成果）

警惕言语压力导致临床抗生素滥用

王 楠1，张 惟2（1.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 抗生素滥用导致的细菌耐药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当细菌耐药发生，抗生素药物将变得毫无效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国及第二大消耗国，我国的抗生素滥用及耐药问题尤为严重。包括MRSA等多种耐药菌株（俗称超级细菌）的耐药率不仅快速攀升，还有一些菌株的耐药率甚至达到全球最高。十分遗憾的是，我们对该问题的理解并不充分，更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大量研究都是从生物医学视角开展，少有从社会文化及语用行为视角进行研究。然而，这一看似生物医学属性的问题，实际上与社会文化、医患互动行为密切相关。

微观社会互动是抗生素处方滥用发生的第一现场——医患双方通过语言交互达成处方决策。笔者收集并分析了大量中国儿科诊室中的医患沟通语料，发现患方的某些语用行为与交际策略可能会导致医生开出不必要的抗生素。

患方索取药物常用4种语用行为。较为直接的为（1）明确向医生索取药物（“开点抗生素给我”）;较为间接的为（2）表达对抗生素处方的偏好，（3）询问使用抗生素的可能，（4）评价抗生素使用经历。无论直接或间接，患方索取药物的语用行为都给医生带来了人际交往压力。

定量分析验证了索取药物语用行为与处方决策之间的关系：如果患者家属在沟通中使用此类语用行为，抗生素处方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9～14倍。也就是说，患者言语压力对抗生素过度处方有显著影响。分析显示：54%的中国患者家属使用上述语用行为向医生索取抗生素，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为12%。同时，中国患者家属还更倾向于直接索取药物。这意味着，中国医生面临着比美国医生更大的言语压力，也更可能开出不必要的抗生素。

上述事实提示我们：微观社会互动及语用行为的研究，可以对宏观公共健康领域的相关问题带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理解;社会互动及语用行为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干预和解决公共健康领域的相关问题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行动建议。

在发现和证实患者语用行为对抗生素处方滥用的显著影响后，有必要采取以下干预措施：（1）开展公共卫生教育，引导患者建立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观念;（2）开展医生沟通技能培训，有效地应对来自患方的言语压力。作为世界上抗生素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对医患沟通行为开展实证研究，对于解决我国乃至全球抗生素滥用与细菌耐药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工智能技术在精神障碍检测和干预中大有可为

丁 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中国心理健康调查（The China Mental Health Survey）显示，我国精神疾病终生患病率约为16.6%，中国13亿人口中存在着忍受精神疾病折磨的庞大人群。精神疾病会导致患者身心痛苦，影响学业、工作，损害家庭和人际关系，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负担。

目前，评估和检测精神疾病主要依靠患者个人或其护理者的间断性报告，临床诊断也高度依赖医生与患者的结构性访谈。这些报告往往较为主观，易受回忆偏见（如淡化或高估症状）、认知局限或社会污名化顾虑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研究者可以利用可穿戴设备收集健康大数据、改进机器学习技术，辅助精神疾病的智能筛查和诊断，有望提高精神疾病评估的客观性。

在众多的行为数据中，语言数据不仅便捷易得，而且内容丰富。其中不仅有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意图和情感，也隐含着与各种精神疾病相关的语言模式。语言的产生涉及处理听觉、体感及视觉输入、语言感知及產生的大脑网络。精神疾病往往导致上述脑网络异常，因此分析语言模式有助于诊断精神障碍。语言交流缺陷在许多重度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等）中都很明显，尤其是那些涉及精神运动迟钝、情感迟钝、语言内容贫乏的缺陷。语言是检测患者精神状态的有效途径，但人类并不完美，会分心，从而错过微妙的语言线索。移动设备和人工智能有望能每天跟踪患者并监测这些细微变化。现有研究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声音和语言模式，在筛查精神健康问题方面准确率已经相当可观。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将算法开发成人工智能系统，评估语音样本，并与同一患者的既往样本进行比较，对其精神状态评分。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模型评分可以与人类临床医生精度类似。

人工智能不仅能帮助诊断和预判精神健康问题，还能有效参与疾病的干预治疗和管理。在精神疾病的治疗手段中，药物存在依赖性高、个体效果差异大等问题，而认知行为治疗则对医生和治疗师的介入深度及患者的配合度要求较高。与人类精神病医生或心理学家相比，智能算法最大优势是匿名及互动便利。此外，这些应用通常比治疗更经济实惠，因此还能帮助一些本来没有咨询机会的人。

当前，精神健康障碍统计数据日益严峻，精神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健康中国”的一大挑戰。在未来，希望在科技的帮助下，为精神病学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与治疗师一同服务患者，降低抑郁、自杀以及其他精神问题的风险，并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来自数据驱动的洞察和监测。

计算机与智能技术为语言康复开拓新局面

钱 倩（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开始引入发达国家康复模式并设立专业化的语言治疗科。经过多年来学习引进、自主创新，中国的言语语言治疗学科获得了飞速发展。近年来，由于脑血管意外发病率升高、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我国语言障碍患者数量迅速增长，目前广泛采用的治疗师与患者一对一服务的治疗模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计算机与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则为突破传统训练模式下训练环境、强度、地点、时间等方面的局限性提供了可能，为语言康复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1.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

20世纪逐渐兴起的VR技术可提供场景丰富的虚拟环境以及包含视、听、触觉的多感官刺激。使用VR技术，可以采用结构化的言语交流脚本，让虚拟言语语言治疗师与患者进行对话，或让患者在家庭语言训练平台选择个性化的角色和喜欢的交谈环境进行沟通训练。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打破了治疗室环境的局限性，让语言障碍者在丰富的虚拟空间里与周围环境进行更真实的互动，获得积极的情感和社交体验，增加他们融入现实生活的机会。

2.远程语言康复

语言障碍训练侧重视听觉交流，而非身体接触的特点，有利于远程医疗在语言康复中的应用。远程语言康复目前主要有2种技术应用场景：（1）非同步远程治疗，即治疗师不在线，计算机根据患者语言测试中的能力水平推送广泛的训练任务;（2）同步远程治疗，即治疗师通过在线治疗平台为患者提供实时反馈和指导。远程语言康复降低了时间和交通成本，能够让不同地区的患者获得同等的语言训练机会，同时也可以改善患者对长期语言训练的参与度和依从性。

3.计算机辅助训练系统

计算机辅助训练系统能够运用丰富有趣的训练内容，克服语言训练的枯燥感，提供大量密集重复性训练，保证语言康复的强度，实现神经可塑性和功能重组，具有生动、简便、高效等特点，在患者进行家庭康复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语音识别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使计算机辅助训练系统对患者言语反应进行自动判别，实现自动化的语言康复训练，大大降低人力成本。

通过语言康复应用场景与应用深度的开发，新技术应用效果的论证及成套训练体系的研究，计算机与智能技术将在临床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从而突破传统语言训练局限性，真正为语言康复开拓新局面。

重视早期手语输入，谨防听障儿童语言剥夺

郑 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 “语言剥夺”这一术语最早用来描述健全儿童由于某些特殊原因缺乏语言刺激，从而无法在生命早期习得人类语言的现象。语言学界公认儿童的语言发展存在关键期，只要有充足的语言输入和语言互动，儿童到5岁左右便能自然习得母语。如果错过了这个关键期，儿童可能永远也不会完全熟练地使用任何一种语言。对听障儿童来说，由于正常的“听-说”言语链被破坏，所以，他们面临极高的语言剥夺风险。“语言剥夺综合征”不仅对听障儿童的语言习得造成严重影响，而且还会造成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后续问题。

以往早期干预理念尚未普及时，听障儿童往往很晚才被确诊。由于仅有不到10%的听障儿童父母本身也是听障者，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听障儿童在家庭中没有机会接触和习得手语。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到他们入小学时。虽然他们在学校中开始了真正的语言学习历程，然而由于错过了语言发展的关键期，这时的语言学习往往事倍功半。

当今世界，新生儿听力筛查越来越普及，听障儿童佩戴助听器、植入电子耳蜗的比例也不断攀升。人们希望通过打通听觉渠道来帮助听障儿童发展出“正常”的口语能力。但实际上，听力辅具的介入无法绝对消除语言学习的障碍，口语康复训练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预测的。因此，让他们在生命早期获得有效的视觉语言输入至关重要。许多听障儿童正是由于接触手语的时间过晚或接触不充分而遭受语言剥夺，因为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一种流利的第一语言，其口语能力天生薄弱，而手语潜能又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

长期以来，手语一直被认为是有声语言的手势版本。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家才认识到手语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独立语言。研究表明，出生于听障家庭的听障儿童将手语作为母语习得，其时间表和普通儿童的口语发展基本同步，而且在入学后，他们的学业成绩和社会性发展也常常优于其他听障同伴。

可见，由于早期语言输入对儿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为了避免听障儿童的语言剥夺，就必须确保他们获得充足的、高质量的早期语言输入，尤其是视觉语言输入。

2021年颁布的《第二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提出，应在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机构开展听障幼儿学习国家通用手语的试点，促进融合教育学校设立手语兴趣课。在早期教育领域，手语的地位正在被重新认识和评估。

加快构建医学语言学学科

李清华（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医学语言与文化研究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医学语言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应用语言学下加快构建医学语言学学科。

医学语言学是语言学与医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医疗卫生领域使用的语言（包括母语和外语）;语言使用者包括两类：一是语言功能正常的医护工作者和患者，二是有语言障碍的患者。医学语言学包括3个分支学科。

1.医疗语言学：也称医患沟通学。研究对象是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和患者（包括家属、陪同人员）之间交流时使用的口头、书面和体态语;研究目的是提高醫学生和医务人员的语言交际能力和人文素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理论基础是语言学、沟通学、心理学、医学人文等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语言学方法。

2.医用语言学：研究对象是医务工作者使用的语言，包括医学文献、医学专业工作语言（如病例、医学报告）和医学学术研究与交流中使用的语言;研究目的在于，提高医学生和医务人员的专业和学术语言表达能力，提高医疗服务和科研水平;理论基础是语言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语言学方法。

3.临床语言学：研究对象是语言障碍患者的语言，包括口语、书面语和手语;研究目的是探索语言与大脑的关系，揭示语言障碍的机制，服务言语和语言的临床评估、诊断、治疗和康复;理论基础是语言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医学技术等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语言学方法和医学技术方法。

医学语言学是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与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习得、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具有紧密的联系。

语言学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语言研究的自然科学属性越来越凸显。医学语言研究凸显了语言研究的自然科学属性，是语言学与医学的交叉融合。为构建医学语言学学科，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例如，医学语言学与医学人文是什么关系？医患沟通学（医疗语言学）是否应归入医学人文？临床语言学按照语言的层次分为临床语音学、临床音系学、临床形态学、临床句法学、临床语义学、临床语用学、临床社会语言学等，那么，如何看待老年语言学与临床语言学的关系？希望更多学者关注医学语言研究，促进医学语言学学科健康发展。

日本医疗翻译士认定制度值得借鉴

王侃良1，汪颖霞2（1.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2.上海健康医学院护理与健康管理学院） 随着赴华观光、定居的外国人日益增多，如何保障其基本就医权利或更为有效地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设置与推广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的医疗翻译培养与认定体系，是继应急语言服务之后另一个涉及涉外语言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2019年日本医疗翻译士认定制度的出台，可让我们从中总结出一些可借鉴的视角和方法。

1.跨行业、多元化协同认证：医疗翻译资格认定新方向

日本医疗翻译士认定制度允许申请者依据自身背景选择“翻译考试认定”或“实务工作认定”中的任意一种认定方式开始资格认定流程。

从“翻译考试认定”的内容可见，要整合不同行业、领域对医疗翻译服务的需求，可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再经由多行业联盟推荐或创立有资格的第三方机构，推进和落实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的翻译考试及成绩认定。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也能以最经济的方式建立起具有权威性的医疗翻译考试体系。

设置“实务工作认定”给我们的启示是，除了考试之外，医疗翻译资格的认定还应该重视申请人已积累的实际工作经验，考察其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对各医学科室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及对各国家和地域文化差异的认知。医疗翻译是翻译专业在医学这一特殊场域下的深化和实践，所以多元化、多途径的专业领域翻译资格认定方式同样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2.医疗翻译助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iAP，Health in All Policies）是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提出并倡导的新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也将HiAP作为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日本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外国患者的就医问题已成为日本实现其“全民健康覆盖”目标中的薄弱一环，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语言与沟通”。因此，日本政府从大健康、大卫生的角度出发，推出医疗翻译士认定制度，促进建立多部门有效参与的协调机制，提升语言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的医疗福祉，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覆盖面，促进实现外国人更安全和更有效的就医过程。这可以成为中国推行HiAP的一个重要参考案例。

医疗翻译人才是新时代多元卫生人力资源的新角色。未来我们可以结合医疗卫生教育的特点，采用院校教育、继续教育等多种方式促进医学翻译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并借鉴海外经验与自身情况推出合理、权威、专业的医疗翻译资格认定制度，提前应对国际化的医疗问题和医疗需求，让健康融入语言战略发展政策中，让翻译人才融入健康产业中。

责任编辑：王 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