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乔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山西 太原 030024)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使全球经济不得不放缓脚步,共赴抗疫战争,我国企业紧急响应,各展所长，积极投入到抗疫战斗中。在经济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本次疫情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和巨大挑战,对部分抗风险能力较低的企业冲击巨大。可以预见的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我国企业面临的考验并未结束,国际疫情控制的反复化,国内疫情控制的常态化,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严格有效的内部控制使一些公司在危机中得以生存甚至更好地发展,而新的经营管理模式也是对内部控制的又一次考验。本文借鉴总结了学术界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从企业决策权配置这一新的角度,研究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素。

本文以我国2014—2019年上证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决策权配置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决策权配置是多维概念,分为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两个维度分别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研究发现,企业决策权的纵向集权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决策权的横向集权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差。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一是丰富了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二是将决策权配置分为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两个维度进行研究,为企业决策权的具体配置提供思路。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主要集中于从公司治理角度对内部控制质量进行研究:一是股权结构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主要从股权集中度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二是董事会及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包括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数量与薪酬等角度；三是管理层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主要包括高管薪酬、股权激励等角度；四是审计委员会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主要从审计委员会的规模、专业性、独立性等角度进行研究。

以上文献中,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审计委员会等各个机构给内部控制带来的影响,而关于企业权力配置的影响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由于决策权配置是企业自身的可控因素,企业可以通过改变决策权的配置情况改善内部控制效果。所以,本文通过对企业决策权配置影响研究,为企业调整决策权配置以及内部控制建设提供有效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决策是现代组织最为核心的活动之一。在管理学中,决策是决策者为实现组织目标而不断评价方案的连续过程。怎样控制决策过程,使组织实现其增效潜力,是决策权配置的关键所在。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决策权配置一般被视为单维概念,学者们通常认为它是决策权沿高层级向低层级之间集权或分权的分配。本文认为,决策权配置不只是纵向的单维概念,而是一个多维概念,因此本文将决策权配置分解为两个维度,即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

(一)企业决策权的纵向配置与内部控制质量

企业决策权的纵向配置反映的是决策权在不同层级之间的分配,即某一项决策的决策点应当设置在哪一个或者哪几个层级。企业的决策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每一方面的决策权分配不尽相同,最能体现决策权配置的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企业来说,财务管理是其各项管理活动的中心,是一种对各项资本活动及其体现的经济关系进行的计划、管控以及协调的活动,而资金管理又是财务管理的核心,资金管理关乎整个企业的生存发展,资金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决定了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作为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资金管理是企业管理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资金管理集中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决策权纵向配置的程度,而资金集中管理的典型模式就是设立财务公司。当企业设立专门的财务公司管理企业财务问题时,资金管理集中度较高,表明企业财务决策权在纵向配置上相对集中。因此,本文选择是否设有财务公司作为企业决策权纵向配置集权度的替代变量。

资金管理决策作为企业管理决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在市场经营过程中交易发生需要支付相当费用,如果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通过该机构对市场资源进行分配,可以有效降低这项费用。财务公司正属于这样一种机构,其基本工作主要是资金的集中,而资金的集中是其他工作的基础。在企业中,财务公司首先需要保证企业内部资金得到合理使用,再将企业内部各部门的剩余资金聚集在一起,建立资金池,最后对资金进行经营运作,确保经济效益最大化。设立财务公司能够实现企业对资金的高效管理,确保资金的稳定运行,推升资金的使用能力。同时，财务公司的内部结算功能还可以有效地使用内部各部门的剩余金额,完成企业的统一结算、调拨与综合管理,降低银行贷款数量,由此实现企业财务费用最小化。财务公司对资金管理的效果越显著,企业资金越集中,筹融资交易费用就越少。因此,企业设立财务公司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2.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理论的分析。内部资本是企业拥有和管控的资本,在内部资本市场中，一般由公司内部依靠价格机制和资本操作来完成内部资源的分配,相对于外部资本来说,更容易被企业所管控。所以内部资本市场理论认为,内部市场具有降低交易成本、进行有效监督、优化资源配置、放松外部融资约束等优势。当企业设立财务公司时,内部资本市场资源的分配一般由财务公司依靠价格机制和资本操作来完成。财务公司利用内部资本,不仅可以开展筹资融资、资本管控、资源分配等对内业务,还可以开展融资租赁、消费信贷、投资管理、财务顾问等对外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企业投资平台、筹资平台、结算平台、信贷平台等机构的工作。这种内部资本的充分利用既是企业融资渠道的延伸,也能通过汇聚企业剩余资金更有效地开展投资活动,在降低融资费用的同时，促进了资金收益的提升,实现企业资金价值最大化。除此之外,财务公司还能构建资金结算中心,降低内部关联交易资金“内循环”的风险。企业内部各部门因为跨行业、跨区域交易而出现的资金结算业务以往是由银行一手办理,付款方的资金先进入银行结算账户,再通过银行发送至收款方手中,资金到账时间较长且需要支付银行交易费用,这种资金外部运转的风险也随之产生,而财务公司设立的资金结算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这种外部风险。因此,设立财务公司发挥了内部市场的优势,提升了资金收益,降低了财务风险,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综上所述,企业设立财务公司,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风险,此时内部控制效果更好。由此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设立财务公司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

(二)企业决策权的横向配置与内部控制质量

企业决策权的横向配置反映了决策权在同一层级内,即在距产权所有者相同的个体或组织单元之间的分布。企业作为一种较为复杂的组织形式,具有多层次的特点。尤其是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有稳定的且较多的组织层级,因此逐一研究每一层级的决策权配置情况是很难做到的。综合各层级的重要程度和典型性来说,最高层的决策权配置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企业决策权的横向配置情况。首先,从重要程度来说,最高层的决策影响着每一层级的决策;其次,下属层级的决策权配置模式是由最高层决定的,决策权在最高层的配置是整个企业决策权横向配置的缩影。而在企业的最高层级中,决策是由董事会和管理层共同完成的,董事会行使决策的制定权,管理层行使决策的执行权,以此实现决策制定权与决策执行权相互分离,形成制衡机制。但当企业存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相互兼任的现象时,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执行权实质上由同一部分人员完成,此时,决策权横向配置的集权程度较高。因此,本文选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中兼任董事的比例作为决策权横向配置集权度的替代变量。

董事会与管理层的权责分配作为公司治理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代理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是委托人要求代理人从事某种活动,同时授予代理人一定决策权利的行为。该理论认为，当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各自独立时,代理人有更大的动力实现决策效果,代理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更低。在现代企业组织中,董事会是企业经营决策的制定者,即委托人,其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负责管理并做出各项经营决策,但不直接参与决策的具体执行,而将决策执行权授予管理层,即代理人。因此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当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相互独立时,委托代理效果最好。朱海珅和闫贤贤(2010)提出,董事会的独立性对内部控制而言举足轻重,作为企业决策的最高层,董事会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领导者,负责进行自身与高级管理人员、与监事会之间的权责分配,通过建立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委托代理关系的效益,防止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因此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二者的权责分配方式在企业内部控制中发挥着绝对的导向作用,并通过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影响内部控制的效果。因此,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可以得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兼任损害了二者的独立性,对内部控制质量存在不利影响。

2.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分析。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人们对同一信息掌握的详尽程度存在差别,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往往不与他人共享市场信息,其在利用自身优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会损害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的利益;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会想方设法获得信息,但由于无法掌握全部信息有可能会做出错误决策。在企业中，股东与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造成股东利益与管理层背离的两种不利行为，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而使资源无法优化配置,降低经营效率。信息不对称现象既发生在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也存在于企业内部各组织机构之间,如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监事会与董事会之间,而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兼任更加剧了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执行权的分离程度来看,一方面,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兼任损害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使他们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此时董事会与管理层的牵制作用和监督效率都会降低,决策的执行效果反而不佳。另一方面,二者的重合加强了管理层对企业的控制能力,为高级管理人员的逆向选择提供了机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的成本更高。而在分离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彼此独立,董事会与管理层的监督制衡机制更加有效,决策的执行效果可以得到保证,高级管理人员违规风险也较小,内部控制更为有效。因此,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可以得出,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兼任的情况下,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有所降低。

综上所述,当高级管理人员中兼任董事的比例越高时,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执行权的分离程度越低,更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加显著,内部控制质量降低。由此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H2:高级管理人员中兼任董事的比例与内部控制质量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2014—2019年上证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ST(特别处理)公司与PT(特别转让)公司、金融行业公司、在此期间退市和上市的公司以及样本数据不完整的公司后,获得的样本总数共4 758个。本文的样本数据一部分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另一部分数据通过手工查阅样本公司2014—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报告得到。

(二)变量选择与解释

1.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质量是一个抽象概念,所以并没有统一的方法直接计量。本文综合比较各种方法后,选择迪博指数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首先,迪博指数在企业年度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以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选取变量指标,更具有权威性;其次,迪博指数从内部控制五要素出发,在注重内部控制结果的目标下,更关注内部控制的运行过程。因此本文采用迪博指数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本文以是否设立财务公司作为决策权纵向配置集权度的代理变量。若企业设立专门的财务公司,取值为1;若未设立专门的财务公司,取值为0。本文以高管中兼任董事比例作为决策权横向配置集权度的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综合考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了公司成立时间、公司财务状况、公司经营能力、公司成长性和独立董事比例等5个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设计

针对假设1和假设2,建立以下两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ICQ=C+b1CMM+b2TIME+b3LEV+b4OC+b5GROWTH+b6INDR+β

(1)

ICQ=C+b1MDR+b2TIME+b3LEV+b4OC+b5GROWTH+b6INDR+β

(2)

其中,C为常数,表示截距;β为随机干扰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STATA软件进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内部控制质量(ICQ)数值在0到941.310之间,说明个别企业存在内部控制失效的情况;均值为626.823,说明样本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整体较好。是否设立财务公司(CMM)为虚拟变量,取值为0或1,均值为0.267,说明设有财务公司的企业属于少数,资金管理集中度较低,即决策权在组织层级之间集聚程度较低。高管中兼任董事比例(MDR)在0到1之间,说明有的上市公司完全不存在高管和董事的兼任现象,有的上市公司则高管和董事完全兼任;高管中兼任董事比例的均值为0.31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和董事的兼任现象较为普遍。此外公司成立时间、公司财务状况、公司经营能力、公司成长性以及独立董事比例等的极值之间差距都较大,将直接影响到企业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如果企业成立时间较长、资本结构合理、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经营能力和成长性较好,其内部控制制度就更加健全,管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因此把以上5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STATA软件进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CMM与ICQ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065,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与假设H1相符。MDR与ICQ的相关系数为-0.032,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假设H2相符。所有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小于1,初步判断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表3 相关性分析

(三)实证分析

1.决策权纵向配置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根据前文构建的模型,借助方差膨胀因子(VIF)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在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前提下,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以是否设立财务公司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调整的R方为0.069,表示根据本文假设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模型的解释变量CMM能够在6.9%的程度上解释被解释变量ICQ。由于内部控制质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仅从所研究的变量出发,没有全面考虑所有影响因素,因此可以接受这种拟合优度。F值为58.760,在0.000的水平上十分显著,这说明模型的线性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是有效的,模型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较高。

从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假设H1得到了验证,p值为0.000,相关系数B为27.767,是否设立财务公司与内部控制质量在1% 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设立财务公司对内部控制质量有积极作用。

2.决策权横向配置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根据前文构建的模型,借助方差膨胀因子(VIF)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在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前提下,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以高管中兼任董事比例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5(续)

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调整的R方为0.064,表示根据本文假设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模型的解释变量MDR能够在6.4% 的程度上解释被解释变量ICQ。由于内部控制质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仅从所研究的变量出发,没有全面考虑所有影响因素,因此可以接受这种拟合优度。F值为54.391,在0.000的水平上十分显著,这说明模型的线性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是有效的,模型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较高。

从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假设H2得到了验证,p值为0.031,相关系数B为-25.133,高管中兼任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质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高管中兼任董事比例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差。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排除样本数据的干扰因素,验证以上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调整模型的控制变量,用每股收益代替净经营资产净利率作为公司经营能力的替代变量;用销售收入代替营业利润增长率作为公司成长性的替代变量,再次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显示,是否设有财务公司与内部控制质量在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高管中兼任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质量在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以上结果与前文所得的回归分析结果一致,验证了本文的研究模型稳健性较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决策权配置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我国2014—2019年上证A股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决策权纵向配置的集权度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说明企业纵向集权度较高时,内部控制质量较好；其次，决策权横向配置的集权度与内部控制质量负相关,说明企业横向集权度较高时,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由此提出相关建议。

首先,在决策权的纵向配置方面保持一定的集中度。尤其是统一资金管理权有利于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如设置企业专门的财务公司、内部银行、结算中心等,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利益侵占,在降低代理成本的同时提高决策效率。

其次,在决策权的横向配置方面保持适当的制衡度。尤其是在强化董事会功能的同时提高管理层的独立性。一是将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国有企业普遍意义上的股东是国家,相对来说股东监督力不足,两职合一使得总经理获得了更大的决策权,为总经理的寻租行为留下了空间,因此分设董事长与总经理非常必要。二是降低董事与高管的兼任比例。除董事长与总经理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也会使管理层获得更大决策权,为其留下寻租空间,同时使董事会的监督力不足。三是形成独立董事的培育市场。在注重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同时，还应注重独立董事的专业胜任能力,只有两者兼具才能够履行其监督职责,因此应加快建立独立董事的培育市场,注重行业的声誉激励作用,发挥独立董事行业效应,从制度上为其独立性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