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一鸣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引言

“顶”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词，先秦时期就已出现。金文写作“”，籀文写作“”。许慎《说文解字》释曰：“都挺切，颠也；从页，鼎声。”[1]本义是指“人体的最高部位”，即头的最上端。如下例：

（1）过涉灭顶，凶无咎。（《周易》）

（2）姬隐于齐，肩高于顶。（《庄子》）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顶”一词，除了特殊场合或构词语素中保持本义之外，还产生了诸多其他义项。如：承受、担当、支撑、代替、迎着、冲撞等，甚至还虚化为副词。如：

（3）顶奇怪的是称自己为“鸿渐同情兄。”（《围城》钱钟书）

（4）对人也许算得上顶好的磨练。（《1994年报刊精选》）

此外，“顶”还可以做量词，如：一顶帽子。在名词到副词、量词的语法化链上，“顶”语义经历了多次演化，过程复杂动因多样。目前，学界仅对“顶”字表程度进入现代汉语的过程（赵军，2004；聂志军、唐亚慧，2011；丁娇、吴熹，2011）以及其量词用法的产生和历史演变（何余华，2014）有所研究，但对其整体综合变化状态还描写不够，更缺乏运用相关语言理论进行科学解释。

本文依据CCL语料库，从历时角度对其分化过程进行考察并从认知角度尝试做出解释，希冀为汉语同类副词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人体最上端”映射“物体最高处”

在先秦文献中，“顶”是低频字，《诗经》《楚辞》以及诸子散文等语料中的出现率并不高，除了以上（1）（2）用例外，仅有如下例：

（5）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韩非子》）

（6）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

（7）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列子》）

上例（5）（6）“顶”字语义仍然指“人体头部的最高处”，但例（7）开始指向“山的最高处”.

这种意义在汉代进一步增多，魏晋以后就更常见。可见，在实际的语用中，“顶”字语义在战国中后期开始了第一次分化，即从“人体最上端”映射到“物体最上端”。分化后的“顶”字不仅可以指“山的最高处”，还可以指“天的最高处”“树的最高处”“宫殿的最高处”等等。如：

（8）今不称九天之顶，则言黄泉之底。（《淮南子》）

（9）树顶鸣风梠，草根积霜露。（《昭明文选》）

（10）林端出绮道，殿顶摇华幡。（《全唐诗》）

（11）瀑顶桥形小，溪边店影寒。（《全唐诗》）

完成第一次语义分化后，“顶”字由专指泛化到普指，语义内涵转移，使用范围扩大。言语事实的表征显示，人们在认知事物并对其进行话语表述时，往往存在以自身做参照的习惯，并形成认知上的以己度人或以己度物的倾向。储泽祥先生（2010）在研究汉语空间短语时曾指出：“人类的语言表达总是以人类为中心，人类的身体经验，可以使人类认知事物前后左右甚至上下方位。”[2]

在这过程中，人们根据对自身的认知，将自身特征投射或类推到被认识的事物、事态身上。比如“人体”与“山体”词语的对应，人体词语“头”“腰”“脚”等，山体词语“山头”“山腰”“山脚”等，这种对应性暗示着隐喻（metaphor）思维在人类话语表述中的活动，用一个认知域的事物去理解、表示另一个认知域的事物。可见，作为人类自然存在的一种认知机制，隐喻在语义的扩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顶”字语义分化的前提和基础，在语用需要的刺激下，这一前提和基础，就将“顶”字语义由“人体”概念向“物体”概念转化了。

“顶”字的第一次语义分化，给“顶”字的语用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指称”或“指代”的阈限变化，由早期专指转而泛指，增强了“顶”字的语用适应性，不仅能单用，而且还能降格为语素组成新的词语，能产力加强，语用空间得到拓展。

其次，为“实”转“虚”提供可能。“实词虚化”是语法化的典型途径，其过程常常伴随着原词词义范围的扩大和使用频率的增高，在扩大与增高的语用环境中，话语中蕴含的“自我”性成分容易介入到原词词义当中，迫使语言单位或结构体携带上人类思维的“主观性”（subjectivity）。主体主观性的渗入是语言演变不可少、不能忽视的力量。[3]“顶”语义由人体向物体映射，正是这种力量参与的结果，其实质是主体将客体事物主观化，这为“顶”语义以后的虚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语用环境。

不过，以上两种变化仅发生在“顶”作为名词的内部，还没有触及性质的改变。换句话说，“顶”字的第一次语义分化没有突破名词的边界，只是原始词性内部语义的扩大，其句位、句法功能还没有丝毫的改变，要想继续发展还需要在新的语用中寻找新的分化途径。

二、静态“顶”演化到动态“顶”

静态“顶”演化为动态“顶”，是“顶”字的第二次语义分化。该次分化使得“顶”字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即由原名词变成了动词，其语义功能、句法功能、语用功能等增加了诸多动词性特征，“顶”字的语用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

语料显示，该次分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名词“顶”里隐含的动作性的语义特征呈现；其后，该特征在语境中不断强化；最终，导致表动作的动词“顶”独立出来。

隐含动作性语义特征的名词“顶”的出现，大体在魏晋到隋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顶”字语用出现了一种新情况，那就是，能出现在主位结构的主语位置。如下例：

（12）贪魃之状，顶有千眼，亦有千口。(《唐文拾遗》)

（13）太原城及诸村贵贱男女及府官上下尽来顶礼供养。（唐《佛经·入唐求法》）

（14）手执莲华，顶戴佛像。（唐《佛语录·大唐西域记》

这种新情况在秦汉时期不曾有过。那时，“顶”字只出现在动宾、介宾、定中结构的后置位置，如“灭顶”“搔顶”“摩顶”“于顶”“九天之顶”“树顶”“殿顶”“瀑顶”“其顶”等。在新的句子中，如例（12）组成“顶有XX”结构，例（13）组成“顶礼VP”，例（14）组成“顶戴XX”结构，该类结构中“顶”字均处在前置位置，其性质虽然还是名词，但动作的施受关系悄然发生了改变，已由其前的受事性成分变成了施事性成分，隐含的动作特征开始外露，即“用头去顶（支撑或承载）某某”。其中，“顶礼”一词（今已固化成词）中的“顶”字的动作性特征尤其明显。据《汉典》载：“顶礼，指跪下，两手伏地，以头顶着所尊敬人的脚，是佛教徒最高的敬礼”。显然，该例中的“顶”字动作性特征显化。

北宋中后期，隐含动作性语义特征的“顶”字的使用频率日益增高，动作特征受到强化，最终，导致动词“顶”出现。如下例：

（15）此僧出入常顶一笠。（北宋《朱子语类》）

（16）大士一日批衲、顶冠、趿履朝见。（南宋《五灯会元》）

（17）汝等诸人，个个顶天立地……（南宋《五灯会元》）

（18）第一强添几个注脚，大似笠上顶笠。（南宋《无门关》）

（19）只见一个人背系戴砖顶头巾。（南宋《话本选集》）

以上诸例“顶”呈三个显性特征：其一，占据谓语位置；其二，后带宾语；其三，均表动作。这三个特征是定性动词的主要条件。可见，宋代“顶”已真正转化成了名副其实的动词。

依据宾语类属，宋代动词“顶”可分为两类：一类宾语为帽饰名词。如例（15）（16）（18）（19）等，该类例句数量很大，总比99%左右。足见这种形式为常规用法，句中“顶”可理解为“头上戴着”，元明清往后，该类用法更多见；另一类，如例（14），为孤例。其后宾语为“天”，为非帽饰类名词，此时，“顶”字意义不能理解为“头上戴着”，可作“头上承载”解，含虚拟的“支撑”性语义特征，这说明“顶”字的动词意义在新的语用环境下在做进一步地引申。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元明清三朝案例扩增。如：

（20）妇人打水，著个铜盔，头上顶水。（元《老乞大谚解》）

（21）曹军大惧，皆顶着遮箭牌守御。（明《三国演义》）

（22）他头顶风扇，脚踏火车。（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23）左手一只空碗，碗上顶一碟腌菜叶儿。（明《今古奇观》）

以上各例“顶”后宾语已泛化到各类物质名词，让“顶”动作义由最初的“头戴某某”向“支撑”义转化，使得“顶”字的语境适配性更加宽松，搭配的灵活性更加增强，甚至例（23）的“顶”字的动作施事关系都已突破“人动”语境，由非人的“碗”来承担，这样，“顶”字不仅可以表示用头支撑某某，而且还可以表示用物支撑某某，动作施为的主观性变强，这为语义虚化打下了基础。

元明清时期，现代动词“顶”的主要义项基本都能找到例句。如下例（因篇幅限制，举例仅以显示义项类别为主）：

A.冲撞、顶开

（24）第二箭，竟顶着头一箭的稍上。（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25）你在里面发起性来，把个头一顶，就顶他过一边。”（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B.支撑、承受

（26）你们在外面掀着，我在里面顶着。（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27）我去顶住了门，你把灯吹灭了。（明《二刻拍案惊奇》）

C.迎着、面对

（28）迎着风，顶着砂灰、石子儿。（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D.代替

（29）王老实没儿子，哥哥就顶他的名吃他的米。（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30）不知那一个顶了缺。（明《初刻拍案惊奇》）

（31）凡冒名顶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军法捆打。（明《纪效新书》）

E.担当

(32)这于家本户，有兴州右屯卫顶当祖军一名。（明《初刻拍案惊奇》）

(33)顶着祖爷现成家，享这儿孙自在福。（明《初刻拍案惊奇》）

F.抵得上

（34）他一个人能顶一千人用。（清小说《三侠剑》（下））

（35）“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清小说《三侠剑》（中））

G.抵、抵住

（36）金头虎赶紧打桌子底下钻出来，用磕膝盖一顶腰眼。（清小说《三侠剑》（中））

以上例句中“顶”的语义发展具有如下特征：

1.各类“动作义”分化方式多样。大体三种情形：A型“原始义直接引申”，多发生在早期，如“头戴某某”“头顶着某某”，基本上都由“头的最高部位”直接引申；B型“新动词义的再次引申”。如：“冲撞、顶开、迎着、抵住”等义，基本都由“头顶着某某”再次引申；C型“原始义和新引动词义融合引申”。如“抵得上、顶替、担当”等义。

2.具象向抽象演化。各项引申呈现层次性，早期以具象特征为主，以头“戴、支撑、抵住”某种具体事物为表征，如例（24）（25）（26）（27）（28）等，后期出现抽象性表征，不限于具体事物，可以关涉抽象事物、事件等，如例（29）（30）（31）（32）（33）（34）（35）等。

演化动因可能来自以下方面：首先，语用需要促使“顶”字用量增大。如下表：

（表一）各时代“顶”字用例总数（CCL语料库）

以上数据显示“顶”字用量沿着时代更替逐步增加，元明清三朝呈现倍数增长，恰恰是这一时期“顶”字的动词义项迅速扩大。语词演化的事实表明，当一个语词的使用频率增高时，该语词多维变化的态势越活跃，高频率往往是语法化背后的重要推手。

其次，口语生态空间日益向书面语生态空间渗透。元明清三朝话本、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逐步占据社会文化传播的主渠道，传统以文言表达为主体的书面形式开始让位于以白话表达为主体的书面形式，表达形式的大调整势必带来用词、用句的变化，最终，也会导致语义的变化。语料显示传统文言表述里没有动词“顶”，而俗讲作品中却很多，这恰恰证明了白话语境的发展促动了动词“顶”的语义分化。

最后，汉语使用者认知思维的联想类推以及汉语语用元素的自适与调整，也促动了动词“顶”语义的延申与扩展。联想类推是人类的共有思维范式，也是语词、语义得以扩展的思维范式，不同概念域之间的映射，语言结构体或结构自身就会在特定语境的作用下造出新词或新义。新词或新义一旦频繁使用，人们认知模块就会将这一特定语境中出现的特定意义固化，最终导致新词的产生或原词里添加新的义项。

三、“顶”字虚化

到了宋代，“顶”字开始“虚化”，虚化让其概念性特征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功能性特征，句法上“顶”字可以进入句子的附加位置。具体分为两种情形：

（一）演化为副词

太田辰夫（1958）曾认为从元明到清代前期资料中绝对没有副词“顶”，可能是清代后期进入北京话的。[4]吕叔湘（1981）、张斌（2001）等先生只说是口语词。可见，该问题尚待探索。下面，结合语料库（CCL）来考察，检索显示最早的例句出现在《朱子语类》中。如下例：

（36）星图甚多，只是难得似圆图说得“顶”好。（宋《朱子语类》

该例为孤例，但“顶”却为副词，理由有三：其一，句中“顶”失去了依托的具体事物，不具备名词所指的语义特征，只纯粹表量级；其二，占据状位；其三，后接形容词，且被“顶”修饰。这些都是副词的典型性特征，由此可以断定，副词“顶”是在南宋时期出现的。不过，很少见。此外，《朱子语类》中还有另外两个例句值得商榷，见下例：

（37）须是寻到顶头，却从上贯下来。（宋《朱子语类》（简体字版））

（38）大要未说到顶上头。（宋《朱子语类》（简体字版））

该两例聂志军（2011）、赵军（2004）两位学者都认为是副词，前者理由是该例“句中不存在具体事物，而只是抽象概念，并且由立体空间转向了平面次序。”[5]后者认为“具体事物的最高端虚化为抽象程度的最高量，这时‘顶’字就已经是副词了。”[6]我们认为该两例“顶”字能否做副词还值得商榷：其一，语义作为词性判断的标准，素来不可靠，无论具体事物、抽象概念，还是立体空间、平面次序，其关涉“顶”字语义映射到“最高处”（也可表达为“最顶点”“最极端”）是可以的，但与“顶”是否是副词的性质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若结合前后文语境判断，例（37）的“顶头”文中指的是“为学者做学问的顶头”，例（38）是“道的顶上头”，均有名物所指，具备名词概念属性；其二，在句法功能上，例（37）的“顶头”、例（38）的“顶上头”分别做动词谓语“寻到”“说到”的宾语，两宾语具备物体性特征，并非“顶+方位”结构。因此，例（37）（38）中的“顶”性质仍然是名词。

孤证虽然不足以证明南宋时期“顶”字语义已经完全被虚化了，但“顶头”“顶上头”这类结构的出现却可以说明名词“顶”字在“人体最上端”映射到“物体最上端”的运用中已经演化出表示“程度最高”的语义特征，这种语义特征如果反复使用，且在认知模块中固化，又经常充当谓词修饰成分，特例就容易变成惯常，这样，“顶”字就真正虚化了。语料库（CCL）显示，这一过程是很漫长的，元明两代仍然不见大规模虚化的迹象，也只是偶尔见于话本、小说类作品里，以下例句就是元明两代“顶”字用作副词的案例。（人工统计可能有出入，重复的只选一例做代表，如（39）中“顶富”，语料库中有三例）

（39）虽不是顶富，也是数得着的富家了。（《元代话本选集》（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40）只如南北戏文,极顶好的。（明《初刻拍案惊奇》）

（41）你还去求那顶尖的大财主，我们有甚力量扶持得你起？（明《醒世恒言》）

例（39）（40）（41）“顶”字后搭配的成分分别是“富”“好”“尖”三词，均是形容词。修饰限制形容词是副词的典型特征，也是判定副词的重要句法功能标准；另外，这组形容词语义上还存在级差，“顶”与之搭配表达其最高量级，这也恰恰是程度副词最典型的语义特征。综合观之，三例中的“顶”为副词是可以肯定的。说明太田辰夫先生所说的“从元明到清代前期资料中绝对没有”是不准确的，实质上“顶”字从南宋到元明之际在古白话中正在悄悄地虚化。

到了清代，尤其是清末至民国时期，“顶”字虚化为副词的案例越来越多，不仅通俗文献中常见，就连《孙中山选集》这类正统作品中也常见，可见，“顶”做副词已被各类语体广泛接受。其虚化条件有二：

其一，适宜性的语义。“顶”做名词蕴含的“最高位”，与程度副词“最高量”的语义特征相匹配，在认知上容易相通的。

其二，静态“顶”向动态“顶”的演化过程中主观性（subjectivity）增强。沈家煊（2001）将这种力量归结为言语交际中话语里蕴含的“自我”性成分。[7]一个词能不能虚化，往往都伴随着主观化，主观化介入言语活动，会将某些语词原有的组合限制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突破而重新创造出新的表述样式。[8]“顶”动化后恰恰具备了这种条件。

（二）转借为量词

“顶”做量词起源于何代？目前有三种说法：王力（1980，2004）的魏晋六朝说[8]，刘世儒（1965）的唐代说[9]，向熹（1993）的明代说[10]。因各位先生在著作中文字精短，未作细证，难以判断孰是孰非。在此，依据语料库（CCL）检索来做定论。检索显示，“顶”做量词第一例见于唐佛经《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如下：

（42）李侍御送路物不少，吴绫十匹，檀香木一……毡帽两顶……

该例“顶”定性为量词有三个方面的依据：语义上表名物、动作的语义特征都已脱落，纯粹虚化为“计量单位”；句法功能上“顶”已入“名词+数词+量词”结构；上下文语境上受前后语句的感染，“顶”当且仅当只能归为“单位”类属。不过，上例是整个隋唐以前语料库中的孤例，依据“孤例不足证”的原则，定论唐代是量词“顶”的转借期不可靠。语料显示真正量借的时期在南宋至元代。如下例：

（43）取一顶单青纱头巾裹了。（南宋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44）头上裹一顶高样大桶子头巾。（南宋话本《简贴和尚》）

（45）只见一个人裹顶弯角帽子。（南宋话《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46）见一顶轿儿，两个人抬着。（南宋话本《碾玉观音》）

（47）裹一顶半新不旧乌纱帽。（元《元散曲》）

（48）门上挂一顶半新半旧斑竹帘儿。(元话本《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49）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鬃帽。（元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50）检出一顶青纱帐来。（元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51）头上带一顶新孝头巾……（元话本《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52）又与了他一顶帽子。（元话本《玉堂春落难逢夫》）

依据“不十不立”的训诂立论传统，以上南宋至元代早期的十个案例可做立论对象：形式上各例“顶”字置身于“数量名”结构中，语义上不具备实词内涵，语用上介质粘合性特征明显，且纯粹表单位。可以断定，“顶”字量词化的完成是在南宋到元代这段时期。原因为何？案例也大致显示出端倪，“顶”进入“数量名”结构后与之结合的名词为两类：一类“头巾、帽子”，如例（43）（44）（45）（47）（49）（51）（52）等；另一类“轿子、帐子、帘子”，如例（46）（48）（50）等。前者为人头上裹戴的物件，用“顶”来计量，实在是人头数来转借物量数，这是词汇化“类转”（conversion）[11]；后者是在前者语义基础上的进一步映射，由计量“头戴（或裹）物”类推到计量“一切有顶的器物”，这样，“顶”字做量词的语用范围泛化，计量功能被夯实。

结语

语料库（CCL）真实再现了“顶”字的历时演变情况，现代汉语“顶”一词的存在状态正是历时分化在共时平面保存的结果。从历时研究中可以看出，先秦时期“顶”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起初以名词呈现，用来指称“人体的最高部位”，随着语用的展开，古人类推心理发挥作用，通过转喻将“人体的最高部位”映射到“物体的最高处”，语义泛化指称范围扩大；魏晋时期“顶”做名词在高频使用下，隐藏在名词背后的活动特征被激活，表动作状态的细节得以呈现，开始以“头戴某物”或“头顶某物”为表征的动作义开始使用。其后，元明清三朝随着语用扩张动作义被抽象化，引申出“支撑”“承担”“冲撞”“抵住”等意义。其间，口语使用空间的扩大，汉语内部表达语体的大调整发挥了重大作用；宋代以后，“顶”做实词的语义主观性日益增强发生了虚化，一面演化为副词，另一面转借为量词，这是语用需要促使词语功能再分析的结果。“顶”字语义分裂揭示了汉语名词内部的一些演变规律，这为探寻汉语“名转副”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