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涓

（湖南图书馆，湖南 长沙 410011）

一 王闿运的史学撰述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因于长沙营盘街建湘绮楼，人称湘绮先生。清咸丰七年（1857）举人。曾客宗室肃顺王邸，甚受礼遇。及肃顺败，又入曾国藩幕，不得意，索然归去。后以讲学为生，曾主讲成都尊经书院、衡阳东洲书院数十年。宣统间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后任清史馆馆长。

王闿运为清末民国间知名文学家，这也是其成就最为卓越之处。清代同光以至民国初年，以复古为旗帜，以追求形式美为风尚，以摹写自然山水为主要内容的汉魏六朝诗派，一度成为当时诗坛主流，而王闿运正是该派领军人物。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论同光以来之诗，将近代诗人按地域分为六派，湖湘派列居首位，“此六派者，在近代诗中皆能卓然自立蔚成风气者也。湖湘夙重保守，有旧派之称，然领袖诗坛，庶几无愧”[1]。

王闿运虽为一代诗文大家，却不以文士居之，而恣情肆力扩充，于经学、史学、子学各领域皆有传世著述。其时及当今学者虽于其经学、子学稍有微言，而于其史部著述，特别是地方志则多持赞允。

王闿运史学撰述最著者为《湘军志》十六卷，因不愿刻意阿谀曾氏兄弟及湘军权贵，所以光绪七年（1881），是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如曾国荃等的攻击，目为“谤书”而毁其版。梁启超称：“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2]302之后郭嵩焘兄弟子侄尝逐条签驳，作《湘军志平议》。而褒之者则称其直笔，如光绪十一年（1885），长沙魏氏养翮斋重刻是书，前有养翮斋主人小识一则，称：“伏考圣清武功迈越往代，道光中叶新化魏默深《圣武记》一编，宏括靡漏，阅者不嫌其繁。今孝廉继起为之，虽仅指湘军而言，而天下才皆旁见侧出，想见中兴懿美，度越汉唐，他日史馆据为张本，又于是书征信焉已。”[3]

除《湘军志》外，王闿运所纂史书以地方志如（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同治）《衡阳县图志》（光绪）《东安县志》（光绪）《湘潭县志》最为人称道，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亦认为王氏所作方志“出于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2]329。

《桂阳直隶州志》纂修于同治七年(1868)，分为17 篇27 卷。第二十五卷为“叙志”一篇，后有编纂人员60 人姓名，王闿运名列第57。

《衡阳县志》刊刻于同治十一年(1873)，分为12 卷。卷十二为“序”，后有编纂人员22 人姓名，首列“钦差巡阅长江水师太子少保一等轻车都尉详勇巴图鲁前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序录，运同衔候选知县湘阴殷家儁作诸图及日星诸表”，其中并无王闿运之名。

《湘潭县志》刊刻于光绪十五年(1889)，分为12 篇12 卷。卷十二仅“序”一篇，约2500 余字，后有编纂人员68 人姓名，王闿运名列第46。

以上三志无论王闿运列名前后或有无王闿运之名，学术界皆认为为王氏所纂。而于其《东安县志》则多认为已失传。然作者以为现存《（光绪）东安县志》实即王闿运所纂。

《（光绪）东安县志》，光绪二年（1876）刻本。书名页镌“东安县志”，背面书牌镌“光绪二年五月刊成”。无序文，首页即“疆域第一”。全书约80000 余字，分为疆域、事纪、田赋、建置、职官、人物、山水八卷，七门二十五目。上书口顶格题“东安县志”，中书口镌卷次、卷目名，下书口刻“光绪元年刊”，可知此志刊刻时间为光绪元年至二年间。

卷八（山水卷七）后附一衔名页，大致分为二部分，前部分为同知衔东安县知县黄心菊，东安县学教谕邹明謦，东安县学训导李九成，芦洪司巡检陶培，东安县典史王琳，东安县汛驻把总候补守备石裕藻，头品顶戴记名布政使骑都尉世职赏花翎黄马褂业铿额巴图鲁前贵州按察使席宝田，布政使衔记名道前署徽宁池太广兵备道赏戴花翎叶兆兰，布政使衔江西道赏花翎黄马褂霍隆武巴图鲁谢兰阶。后部分“同纂录”有县学附生胡元士，县学附生李逢武，县学恩贡生张锡圭，县学附生唐信润等。前部分为修志期间主要行政官员及地方知名绅士，后部分为实际撰写编纂人员。根据地方志著录惯例，《（光绪）东安县志》著者项一般著录为黄心菊等修，胡元士等纂。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此志目前存世较多，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25家公藏单位皆有收藏。

由于该志无序言、无目录、无凡例，故该志编纂过程无从考证。作者通过考察《（光绪）东安县志》版本、内容特征和相关文献，考证该志作者即为王闿运。

二 王闿运编纂《东安县志》的时间和经过

王闿运编纂《东安县志》的时间和过程情况，在其年谱、日记、书信和相关文献中都有记载。

如《湘绮楼日记》记载：

“同治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叶介唐来，论东安修志事。”[4]373

“同治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午间朱香孙遣约往席研香寓，而面论东安修志事。”[4]373

“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研香遣来约会于舟，便访文源。……还拟东安采访章程。”[4]381

“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拟东安采访章程，研香欲以图志事见委也。”[4]381

“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常宁校官李拱轩衣冠来，云东安人，闻余修东安志，欲一见，强出见之。”[4]396

又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记载：

同治十二年癸酉年，四十二岁。“二月五日至衡州府城，笺《墨子》，钞《易说》，始讲《周官》。席丈研香宝田平苗归乡，道过衡州，以足痹，约会于舟，议修《东安县志》，拟定采访章程。”。[5]

同治十三年甲戌年，四十三岁。“二月至东安修县志，四月书成，曰《疆域沿革图志》《事纪志》《田赋志》《建置志》《职官志》《表传人物志》《表传山水志》，凡七篇，都十余万字”[5]。

年谱中所记载《东安县志》类目与《（光绪）东安县志》一书完全一致。

日记、年谱中所言及之席研香为席宝田，叶介唐为叶兆兰，为光绪《东安县志》的主要倡修、组织及出资者。

席宝田(1829－1889)，字研芗，又作研香，永州东安人。因镇压太平天国及贵州苗民起义，官贵州按察使，赏布政使衔，赠太子少保。后因疾还乡，在东安重建孔庙、置学田、创办萍洲书院、修东安县志、兴祁剧，为当地的文教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席宝田与王闿运过从甚密，王闿运曾为席氏祠堂题联：“名位并彭陈，唯公冠冕贤科，应知将略真儒术；崇祠镇淮汉，更此馨香里社，允迪前光佑后人。”[6]38席宝田病逝后，王闿运又作挽联：“书生大将同时夥，独与君论战识兵机，精紧恨先衰，史传功臣输第一；少伯千金当世豪，更筑室藏经聘名士，公多不为累，曾家百顷太寒伧。”[6]61赞席宝田文韬武略，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

叶兆兰（1792－1856），字介唐，东安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曾国藩伟其才，罗致军中，官潜山知县、保定、安庆知府，宁池太广兵备道，加布政使衔。因病归里，居数年卒。

由此可以看出《东安县志》是王闿运应席宝田、叶兆兰之邀而编纂的。

王闿运从受邀编修到志成竣工，发生于同治十二年一月至同治十三年四月左右。至于是志的刊刻时间，据《湘绮楼日记》记载：“光绪二年十月十日，席客送《东安县志》，还玉印盒来。”[4]523由此可证王闿运所纂《东安县志》于光绪二年十月前已刊成。又《湘绮楼笺启·致董兵备》“东安图志已毕，尚未刊青，寄上衡阳县书，聊供浏鉴。”[7]69董兵备为董文涣，别名董研樵、董研秋。王闿运致其书信中提及所编纂的《东安县志》《衡阳县志》两志。董文涣卒于光绪三年（1877），故推断东安县志应在此前刊成。这些皆与《（光绪）东安县志》书牌所镌“光绪二年五月刊成”相符合。

三 《（光绪）东安县志》与王闿运所纂其他三志的比较

现存《（光绪）东安县志》与王闿运所纂其他三志版本特征及内容结构皆极其相似。方志起源于先秦，定型于宋代，发展于元、明两朝。至清代，方志编纂因政府高度重视及众多名家学者参与已进入全盛时期，编纂总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编撰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清代方志呈现出类目繁多、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特征，而王闿运却反其道而行之。《（光绪）东安县志》七门，八卷，约八万余字、半页10 行，行21 字，对比同时期的《（同治）长沙县志》和《（同治）湘乡县志》，从卷数、字数、版式等呈现出体量简洁、无冗赘，字数、卷数少，简明扼要的特征，与其余三部王闿运所纂县志（以下简称“王志”）一致，符合李肖聃在《湘学略》里评价王志“其他桂阳、衡阳之书，湘潭、东安之志，皆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8]93的编修特色。从刊刻时间来看《（光绪）东安县志》与其余三志都在同光时期，行文方式、写作特征也多有一致。

表1 基本版式特征

《（光绪）东安县志》相较同时期其他方志别具一格，体例较为特殊，在类目设置、篇幅、类目排设先后顺序和编纂思路都与其余三志雷同，应出自同一人之手。清初因编修《大清一统志》，对于修志的体例范式进行了严格、具体的规定，颁发了《修志牌照》。后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各州府均严格按照规定修志，虽至清朝后期规定有所放松，但志书体例在清朝已非常成熟。《（光绪）东安县志》却明显不具备清代方志中规中矩的普遍特性。四部方志在纂修方式上符合王闿运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特点，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志首无序、凡例、沿革、星野、前诸志序等常规类目，亦没罗列皇言、诏谕放在卷首以示顶礼膜拜，也没请名人大吏作序。与其余三部王志一样，《（光绪）东安县志》均开宗明义地以《疆域志》开篇。在体例上，重人文，轻经济。光绪之前湖南地处内陆，当地的社会发展缓慢，封建氛围浓厚。清末中西文明猛烈交汇撞碰，王闿运作为当时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复古派、清末湖南通经致用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他身上表现出守旧与创新并存，这在王志中也有直接体现：第一，《（光绪）东安县志》中《疆域志》《人物志》《山水志》类目所占篇幅较大，重人文的实质是宣扬封建礼教、弘扬教化，这也是封建志书修纂的重要目的之一，体现了王闿运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观点。第二，志中经济内容所占比重极少，涉经济类的田赋志仅占全书的1.3%。与其他三部涉及经济的赋役（分别占比为1.6%、2%、1.7%）、货殖（分别占比为2.4%、1%、0.6%），两卷一样所占篇幅极低。文中没有总结经济发展规律，也无经济与社会各方关系的思考。这与王闿运自身偏重于经史，轻视经济、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很大关系。清朝是封建社会体制下商品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经济走向近代化的过渡时期，可写内容极多，但王志并无详细交代。第三，王志都设有记录本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事纪志》。此目对了解本地情况极具参考价值，是别志不常列类目，但王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浮文空言，无益治谱。往事已坠，犹可采睹。三世闻见，略存其绪”[9]。这也是王志“通例”。四部志《事纪志》格式一致，都采用编年体叙述自建县之始，历朝本州、县行政区划、县名变更、县域设立，包括征战、赋税、气象、赈济、兵防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大事件。《东安县志》就记录了晋惠帝时分零陵郡观阳县立应阳县，至同治六年席宝田增募精毅营援黔止。从古至今，一县之重大事件一览无余。

表2 类目对照

四 《（光绪）东安县志》的纂修特点

（一）舆图描绘准确，初具现代地图特征

舆图展现了一方的地理位置和特性，是方志的要素之一。《（光绪）东安县志》在舆图与《（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同治）衡阳县志》《（光绪）湘潭县志》有测绘逐步完善迹象。四志纂修时间跨度21 年，王闿运纂修第一部方志桂阳州志时，年25 岁，该志中的舆图还是延用了旧志的绘图方法。自同治十一年王闿运编修《衡阳县志》时始，他命曾阮卿制造专门用于地理勘测的计里车，该车能做到“一里一鸣”，准确测量县境里程。自此王闿运志书中的舆图风貌就发生了改变，更趋科学精准。《（光绪）东安县志》中疆域志占整个篇幅的11.7%，仅《疆域图》就有十五页之多，《（同治）桂阳直隶州志》中《本州城乡图》17 页、《（光绪）湘潭县志》中的《县境大图》15 页、《（同治）衡阳县志》20 页，这在同期其他方志中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作者地理观念极重，对舆图非常重视，与其“欲研经史，穷究地形”的修史观相符。《（光绪）东安县志》中《疆域志》记载：“今以今县城及天顶为心，地平为界，以定外经度三百六十；以球腰过极线为内经度五十三；以天球距等圈为纬度六十。为图三幅，五排方之，每方五里，计县境积方里万有一百五十，作疆域图凡十五页。欲令观者易于省览，缩之为总图一篇，而列次自汉以来建立省并分合之迹，作沿革图八篇，各为说系于左方”。该图第一次较为科学地反应了东安县城的地理位置。《（同治）衡阳县志》中《疆域志》记载“以县治及天顶为心，地平为界，是即为地平经度。凡各地向所治之方位，皆从此定。其在内者，上下斜对界虚线四十八分，以为经序。次自东而西，左右平行界虚线二十五分，以为纬序”。《（光绪）湘潭县志》中《县境大图》有湘阴殷邦愈题“图中经纬度线、开方里线俱准，治所极高度、偏西度，推算界定，不失毫厘。然度里既明，方位莫辨，似犹有阙。用将二十四方補注于图，以备省视”。从题字中能读到对经纬度、偏西度等的描述。《东安县舆地总图》，与王闿运《（光绪）湘潭县志》中的《县境大图》《（同治）衡阳县志》中的《县地总图》一样，都有比例尺、海拔、偏西度，推算精确。运用经纬度绘图新法、开方计里，采取分区放大的形式，所完成的舆图几乎与现代地图完全一致，体现了王闿运接受西方近代科技，能使用科学方法反映客观事物。其所纂四志中都未沿用提供地理信息不准确、具有迷信色彩的“星野之说”，在绘制地图时亦没有采取询问路人和参考旧志的惯例，而是对所绘县城都进行了严格的实地勘测。四志舆图绘图原则一致，绘制手法、处理特征等都高度契合，与同时期的舆图在绘制手法和界画风格上有很大区别，作者明显为同一人。这也成为证明现存《（光绪）东安县志》为王闿运所作的的重要证据之一。与从桂阳志、衡阳志、东安志再到之后的湘潭志有承前启后、不断发展完善的趋势，为之后嬗变的民国方志舆图绘制走向科学奠定了基础，推动了舆图向实用性功能转变。

（二）《山水志》所占篇幅大，具有人文地理特点

四志皆纂修于同治光绪间，各志皆文笔优美，其中“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之风韵不减《水经注》。

《（光绪）东安县志》与其余三部王志中的《山水篇》一样，所占篇幅颇多，呈现出相同特点：都仿《水经注》写作手法，用不长的篇幅多视角描绘出地理形态，融情于景，兼有地理学意义的同时还有着浓重的文学特色，凸显山川特点，形态各异，具有人文地理的特点。王志都以水为出发点“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光绪）东安县志·山水志》中在描写山川胜迹时有多处神话传说记录，如：“东流径解豸山下，翠峰前起壑耸岩，石壁嵢岈，若神羊张口。上为黄石岩，岩中药炉、石床，传为仙隐飞泉……桥南有来仙亭，亭南有刀摆铺，摆或作把。云昔有樵子逢玉女于此山，凝注之顷，刀柄摆落石罅，诚殊没羽，事类烂柯，故以刀把名山。”又如写蠏泉：“岩北固有响水岩。康熙中，有巫者束缊深入，经二日乃出，云：可行四十里，见泥中巨人履迹，长二尺余，怖惧而返。水石潺潺，南行入龙井水。”还有山鬼、沙门、道士、黄衣九士、仙女等志怪记录，语言生动，趣味盎然。不同于他志《山水志》只注明山川名称或在其后做简要公文式描写，王志文字优美，文句错落有致，每一篇文章都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志中描写龙井水“石壁如前，如是五瀑，乃潺湲成涧，应水涌上，信非虚语，其泉眼沸蒸，烟云郁绕，每石震山鸣，流丹激浊，则此岁恒潦，伺为龙出之验，故云龙井也。”展现了其高超的文学水平。其《山水志》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情趣。符合李肖聃《湘学略》对其评价“旧日湘中山水之记，先儒耆旧之书，较此华章，黯然失色。盖默深圣武之记，无此伟观，玉池湘阴之图，逊兹雅韵。斯其史裁之丽密也”[8]93-94的高度评价。此外，东安《山水志》中自然资源和物产记录极少。这也是重人文、轻经济的一个表现，是王志较为突出的共同特点。

（三）《人物志》倾注笔墨最多，采用《史记》列传格式

通过对照，可发现《（光绪）东安县志》中的《人物志》从以下几个方面同于其余三志，有显着的王志特征：其一，除《（同治）桂阳直隶州志》（30.3%）外，各志《人物志》篇幅都占总篇幅半数之巨，为全书的叙述重点，这是与县志侧重点明显不一致的布局。其二，《人物志》下细目设置都为“列传”“诸表”“烈女”三目。其三，人物传记都采用《史记》“列传”格式，文笔雅炼。按照人物朝代、姓氏排序。大篇幅为本州、县历代官员立传。《（光绪）东安县志》中最为明显，该志人物传自宋哲宗起，为历代东安州官撰写传记近30人。这是其他志书不常见的入选标准，甚至被后人评价为“不符志规”。由此也能看出王闿运认识到治理一方的地方官吏之重要性。人物传中的褒忠传和孝义传，也足见其宣扬的“忠君爱国”的价值取向。其四，《人物志》中所载人物以文仕为主，除褒扬循吏之外，所选人物多为文人读书者为多，也印证了王闿运经史大师的个人偏好。

结 语

通过以上论证，可知《（光绪）东安县志》的作者即为王闿运。明确了这个发现，找到了《东安县志》的存世之书，使“今佚不传”的古籍重现于世。此志虽是王闿运四部志书中体量较小，叙述较为简略的一部志书，在其著述生涯中也只是小小的一笔，却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此发现为王闿运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光绪）东安县志》深入研究和综合利用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