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

（鲁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一、踵袭成论——“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说法的发生与接受

贞观二十二年，由房玄龄领衔编修的《晋书》撰成，唐太宗御撰“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1](宋)王溥.唐会要.（日本）株式会社中文出版社,1978.(P1091-1092)，太宗本人对该书的期许和激赏于此可见。最早对该书提出批评者是著名史家刘知幾，《史通·采撰》明确指出：“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2](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P85)此说影响甚大，后世学者论及《晋书》多以此指陈其弊。如四库馆臣曰：“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P625)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言及“新旧《晋书》不同”对刘知幾关于唐修《晋书》采录《搜神记》之论深表赞同[4](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P131)，赵翼《廿二史劄记》亦曰：“论《晋书》者，谓当时修史诸人皆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5](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凤凰出版社,2008.(P104)四库馆臣代表了官方的基本态度，钱、赵皆为一代学术大师，他们的观点反映了学术界的主流声音。时至今日，与小说关系的研究仍然是关于《晋书》研究的最具有温度的话题，甚至这一史学现象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唐朝以后人们对于《晋书》的批评基本上都根源于刘知幾的《史通》，批评的内容也是对《史通》相关批评话语的复述和引申，而批评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新《晋书》从前世‘杂书’中取材上。”[1]陈得媛.刘知幾《史通》对于唐初撰修《晋书》的批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东晋南朝的小说观念赋予了此类文献一定程度的史学特质，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虽然同为小说，但《世说新语》和《搜神记》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别，前者是名人佚事集，后者则为鬼神怪异事件之汇总，简言之，即人和鬼神之别。《世说》刘孝标注对先唐“十八家《晋书》”的大量征引是二者具有袭用关系的鲜活明证，作为先唐晋史发展的新高度，唐修《晋书》与畅销书《世说》的关系毋需赘言。作为取材对象，《世说》和《搜神》在唐修《晋书》中是否呈现出同样状态，换言之，二者的境遇有无差异，据笔者所知，学界对此鲜有关注者。

二、《搜神记》故事被东晋至初唐间史书吸收情况

《搜神记》成书时间诸书未有著录，但撰者干宝之卒年清晰见载于《建康实录》——成帝咸康二年三月，《搜神记》撰成至少不会晚于此年，王隐《晋书》以下诸家史书皆存在袭用《搜神记》的可能性。今传《搜神记》乃明胡应麟整理本，当代学者李剑国捃摭众籍，其《新辑本搜神记》最为学界称道。以李氏新辑本为基准，综合范宁、汪绍楹、李剑国等学者的研究，东晋至初唐间史籍与《搜神记》故事重见者如下：

卷数与故事名称 重见文献 卷数与故事名称 重见文献卷2徐登赵炳卷2左慈《后汉书·方术·徐登传》 卷2寿光侯 《后汉书·方术·寿光侯传》《后汉书·方术·左慈传》 卷2干吉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建康实录》卷1卷3淳于智筮鼠 王隐《晋书》《晋书·艺术·淳于智传》 卷3淳于智卜狐 王隐《晋书》、《晋书·艺术·淳于智传》卷3淳于智卜丧病 王隐《晋书》《晋书·艺术·淳于智传》 卷3郭璞筮偃鼠 《晋书·五行志中》卷3郭璞活马 《晋书·郭璞传》 卷4麟书 《宋书·符瑞志上》卷4黄玉刻文 《宋书·符瑞志上》 卷4陈宝 《宋书·符瑞志上》卷4邢史子臣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宋书·符瑞志上》 卷4张掖开石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卷4马后牛 《宋书·符瑞志上》 卷5应妪 《后汉书·应劭传》卷5窦氏蛇祥 《后汉书·窦武传》 卷5三鱓鱼 《后汉书·杨震传》卷6胡母班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 卷8阴子方 《后汉书·阴识传》

卷7糜竺 《三国志·蜀书·糜竺传》注 卷8张嵩 《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卷9和熹邓后 《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宋书·符瑞卷9张奂妻 《后汉书·张奂传》 卷12荆州童谣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卷14鹊巢陵霄阙 《宋书·五行志三》《晋书·五行志中》 卷14荧惑星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注卷13廷尉府鸡变 《宋书·五行志一》《晋书·五行志上》 卷13青龙黄龙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志上》 卷9孙坚夫人 《三国志·吴书·吴夫人传》注、《宋书·符瑞志上》《建康实录》卷1卷14方头履 《宋书·五行志一》《晋书·五行志上》 卷14胡器胡服 《宋书·五行志一》《晋书·五行志上》卷14鲤鱼现武库 《宋书·五行志四》《晋书·五行志下》 卷14彭蜞化鼠 《宋书·五行志二、五》《晋书·五行志中、下》卷14折杨柳 《宋书·五行志二》《晋书·五行志中》 卷14晋世宁舞 《宋书·五行志一》《南齐书·乐志》《晋书·五行志上》卷14妇人移东方 《宋书·五行志一》 卷14江南童谣 《宋书·五行志二》《晋书·五行志中》卷14吕县流血 《宋书·五行志三》《晋书·五行志中》 卷14炊饭化螺 《宋书·五行志一》卷14缬子髻 《宋书·五行志一》《晋书·五行志上》 卷14高原陵火 《宋书·五行志三》《晋书·五行志上》卷14江淮败屩 《宋书·五行志一》《晋书·五行志上》 卷14五兵佩 《宋书·五行志一》《晋书·五行志上》卷14雲龙门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 卷14石来 《宋书·五行志二》《晋书·五行志中》卷14戟锋皆火 《宋书·五行志二》《晋书·五行志上》 卷14张骋牛言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卷14无颜帢 《宋书·五行志一》《晋书·五行志上》 卷14生笺单衣 《宋书·五行志一》《晋书·五行志上》卷14任侨妻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 卷14男女二体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卷14王谅牛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 卷14淳于伯冤气 《宋书·五行志二》《晋书·五行志中》卷14陈门牛生子两头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 卷14太兴地震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卷14中兴服制 《宋书·五行志一》《晋书·五行志上》 卷14武昌灾 《宋书·五行志三》《晋书·五行志上》卷14吴郡晋陵讹言 《宋书·五行志二》 卷14仪仗生华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

卷14京邑讹言 《宋书·五行志二》 卷15公孙渊 《宋书·五行志二》《晋书·五行志中》卷15诸葛恪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注、《宋书·五行志二》《晋书·五行志中》 卷15王周南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卷17司徒府二蛇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 卷18斑狐书生 张缅《晋书钞》卷20宣骞母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 卷21柳荣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注卷21颜畿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 卷21杜锡婢 《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卷23石子岗 《三国志·吴书·孙休朱夫人传》注、《建康实录》卷4 卷23夏侯恺 王隐《晋书》卷24盘瓠 干宝《晋纪》《后汉书·南蛮传》 卷25爰剑 《后汉书·西羌传》卷25燋尾琴 《后汉书·蔡邕传》 卷26谅辅 《后汉书·独行·谅辅传》卷28火浣布 《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注

综合上表，东晋至初唐史书与《搜神记》故事重见数量如下：

书名 重见条目数量 说明 书名 重见条目数量干宝《晋纪》 1 王隐《晋书》 6《三国志》裴松之注 12 范晔《后汉书》 11《宋书》 46 见于《五行志》者39条，见于《符瑞志》者7条 《十六国春秋》 1《南齐书》 1 《晋书钞》 1《晋书》 38 见于《五行志》者34条 《建康实录》 3

据上表，王隐《晋书》以下至初唐，涉及两晋史事者，与《搜神记》皆存在重见的情况，以重见条目数量而论，沈约《宋书》为冠，《晋书》次之，但《宋书》皆见于《五行志》和《符瑞志》，《晋书》也几乎全见于《五行志》。《搜神记》故事见于《晋书·五行志》者皆重见于《宋书·五行志》，二志显然存在递相袭用关系。排除专门记录阴阳灾异之《五行志》，东晋至初唐史书与《搜神记》故事重见最多者为《三国志》裴松之注、其次为范晔《后汉书》、再次为王隐《晋书》。唐修《晋书》纪传部分与《搜神记》重见者仅四则，其中三则见于《艺术·淳于智传》，且皆同见于王隐《晋书》，馀一则见于《郭璞传》，值得注意的是，淳于智和郭璞皆为著名方术之士。以此观之，东晋南朝至初唐史书采录《搜神记》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唐修《晋书》只不过沿袭旧习罢了，且《晋书》袭用部分基本全部集中在《五行志》，这与唐修《晋书》和《世说》重见者皆为传纪迥然有别。

三、东晋至初唐间史书袭用《搜神记》索源

东晋至初唐史籍普遍袭用《搜神记》作为一种学术现象缘何出现？此风习可追溯及《左传》，但与《汉书》以来的史学传统关系更为直接，而《搜神记》作为汉魏以来史志鬼神怪异之集大成者为此种风习的炽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干宝撰述《搜神记》时的“实录”精神和“鬼之董狐”的盛誉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助力之效。

（一）史书采纳鬼神怪异之事肇于《左传》，《汉书》之后纳入《五行志》成为史学传统

作为私学的先行者和儒学宗师，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未知生，焉知死”的观念赋予了中国早期人文思想理性主义的光芒，但囿于认知或出于猎奇心理，尽管《左传》中也有“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的理念阐述，鬼神怪异之事屡见不鲜，如晋景公之死、荀偃之梦、神降于莘等。后人于此颇有指责：“《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其失也巫，斯之谓与？”[1](清)汪中.左氏春秋释疑.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P384)清人的这一论断，为后世研究者所认可。《左传》入汉伴随儒术独尊上升为经书行列，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治史追求的太史公执著于探寻人事之理而摒弃《左氏》之弊，记录鬼神怪异这一做法为班固所开创的史书之《五行志》所承继。

干宝《搜神记》作为鬼神怪异故事的大汇集，汉魏以来史籍尽被笼罩于笔下，从相反的角度来看，通过该书的吸收情况，我们也能清楚地了解众家史籍关于此类记载的基本情况。以《新辑搜神记》为基准，综合范宁、汪绍楹、李剑国等学者的研究，其吸收前代史籍情况如下：

书名 重见条目数量 书名 重见条目数量 说明《史记》 1 《汉书》 25 见于《五行志》者22条《东观汉记》 2 司马彪《续汉志》 11 皆见于《五行志》《三国志》 2 华峤《汉后书》 1谢承《后汉书》 2 《魏略》 1《帝王世纪》 3 《太康地志》 1

上表所列诸家史籍，除“史汉”、《三国志》和《续汉志》外，馀皆为残卷；残卷中除《东观汉记》尚有一定规模外，馀皆亡佚甚巨。以残缺之史籍考核与《搜神记》的重见情况，和原书相比当有一定程度的折扣。换言之，若上述史籍皆为完帙，其与《搜神记》的重见故事数量当更为可观。采录鬼神怪异故事入史缘何自《汉书》之后形成传统，这与汉代的社会环境有关，更离不开班固在史学体例上的开创。谶纬之学在西汉后期蓬勃发展，臻东汉而极盛，作为汉代社会发展的全方位记录者，《汉书·五行志》于此颇留笔墨。《汉书》撰述的成功开辟了纪传体断代史写作的典范，后世史书踵袭之，《五行志》遂成鬼神怪异之专集。

(二)干宝撰述《搜神记》的“实录”态度和“鬼之董狐”声誉的影响

鬼神之有无是困扰中国古人的一个久远的话题，喜欢阴阳之术的干宝是数千载中鬼神罕见的“知音”。干宝缘何作《搜神记》？《孔氏志怪》曰：“宝父有嬖人，宝母至妒，葬宝父时，因推著藏中。经十年而母丧，开墓，其婢伏棺上，就视犹暖，渐有气息。舆还家，终日而苏。说宝父常致饮食，与之接寝，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因作《搜神记》，中云‘有所感起’是也。”[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P937)此事后为唐修《晋书·干宝传》所采，又补充宝兄死而复生一事作为其撰述《搜神记》的共同诱因，而干氏在《序》文亦明确表示撰述此书的目的是“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对材料选择的态度，《序》文有明确地阐述：“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是，盖非一耳一目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2](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P2150-2151)文而有征是史官涵养和史书实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干氏撰述此书的基本态度。

西晋八王之乱引发的五胡乱华给汉民族带来前所未有之灾难，引发了知识阶层的普遍反思，干宝《晋纪总论》是深远探讨的典范。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其《搜神记》也对西晋的政治和社会进行了反思，以期发现西晋亡国的悲剧根源。如《晋世宁舞》批判西晋统治阶层的腐化奢靡，《折杨柳》牵涉杨峻被杀、杨太后被幽死事，《方头履》《妇人移东方》讽贾后干政，《鲤鱼现武库》《五兵佩》和《男女二体》兆应贾后引起兵乱，《彭蜞化鼠》《戟锋皆火》载八王之乱所见奇事。怪诞和史实的结合给后世对干宝《晋纪》的辑佚带来了许多困惑，如上举《搜神》九事，《鲤鱼现武库》《妇人移东方》《五兵佩》皆被清人误辑入干宝《晋纪》辑本[3]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P221,225,228)。

为使读者相信其所言不虚，干氏所采底层叙事之时间、地点、人物多清晰在案。如宗定伯捉鬼，宗氏为南阳人，事发宛城集市，西晋名士石崇对此事曾有评论。再如李寄斩蛇，寄为西汉武帝时闽地将乐人，因斩蛇之功，父出仕将乐令。当然，以记录史事之方式笔录鬼神非干宝所独有，而是东晋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集体症结，鲁迅论之曰：“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P24)此言得其实也。

以求实之态度撰述鬼神怪异之事，《搜神记》赋予了志怪小说大量史学因子。《世说新语·排调》曰：“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P937)此说绝非虚誉，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已将其视为重要史料看待。譬如“于吉之死”，裴注所引《江表传》和《搜神记》记载相左，裴氏难以定夺是非，遂曰：“案《江表传》、《搜神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在裴氏看来，《搜神记》记载的可靠性不亚于史学著作《江表传》。《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郦道元《水经注》、《后汉书》李贤注等史地纪实类文献多次引用《搜神记》以为佐证，尤其是裴注多达十二次，大量实证性的征引表明《搜神记》虚诞之外的纪实成分颇为东晋至初唐间学者所认可。不仅仅局限于东晋南朝，《搜神记》的声名在刘宋初已传播至遥远的地处河西走廊的国外——北凉，《宋书》卷九十八《胡大且渠蒙逊传》曰：“（宋文帝元嘉）三年，世子兴国遣使奉表，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搜神记》与《周易》等经典同列官方域外输出典籍，此点恐怕是干宝所未想到的，“鬼之董狐”可谓不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