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默彧 王振国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太原 030073；山西省政协，太原 030009）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审判日本战犯。太原审判的两案、9人，除富永顺太郎战争犯罪、特务间谍犯罪案外，余城野宏等8人战争犯罪案，与高法特别军事法庭审理的其他案件不同，那就是“被告人在中国犯下了双重的战争罪行，他们不仅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是侵略战争的坚决执行者，而且在日本投降以后，还是新的侵略武装的拼凑者和新的侵略战争阴谋组织者”[1]山西省检察院.侦讯日本战犯纪实[M].新华出版社,1995-8.(P307)。案件中拼凑新的侵略武装、组织新的侵略战争阴谋的重要历史事件，就是战后侵华日军“残留”事件。

一、牢记历史，并未消散的日军“残留”事件

“二战”结束后，按照《波茨坦公告》与其他相关国际法，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军队完全解除武装，驱逐出被侵略国国土，战犯处以法律严厉裁判，交特设之军事法庭审判。但是在中国山西省，投降后的驻晋日军第一军，却有组织地大规模“残留”，成建制地组建“残留”武装，附植于地方实力派、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军队，明火执仗对人民军队作战。而战犯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曾经策划实施“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等，则逍遥于法外，继续破坏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宁。

日军“残留”主要策划组织者是驻晋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参谋岩田清一，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主要组织者还有日军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高级参谋今村方策等。当世界风云把全面失败、无条件投降的现实抛向日本时，面对本土被同盟国军事占领及殖民地丧失，“在海外的几百万日军日侨，是顺从地卷起旗帜、沮丧地回国呢？还是想什么别的办法把日本人的势力残留海外，以图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呢？”[1](日)城野宏.山西独立战记.日本东京雪花出版社,1967-1.译文：政协山西省委文史委.山西文史精选.第5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8.(P185)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原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说：“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在华中长江与黄河，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围剿共军。”[2]政协山西省委文史委.文史月刊.2005,(2).(P63)这一图谋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在东北、华中、华南、华北北平等地日本人中，“卷土重来和确保海外日本人势力”的谋虑，也都成为泡影。

但是在山西省，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特殊的原因与条件，日军“残留”却得以实施。经济方面的原因，是日本侵略者对山西资源深深觊觎的战略图谋，即利用山西丰富的资源与潜在生产力，服务于他们妄想的皇国“复兴”。政治方面的条件，是阎锡山的存在，日本侵华期间“对伯工作”（阎锡山，字“伯川”）的基础，及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利用投降后的日军对抗解放军的企图。由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阴谋构想，即经由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通过第一军的战后“残留”来实施。当时驻山西日军“残留”采用了与阎合谋的运作方式。战争刚一结束，第一军就照日本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的电报，与阎锡山的代表赵承绶在8月17日秘密订立《妥订事项》[3]政协山西省委文史委.山西文史精选(第5集)[M].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8.(P96)。内容中有：（一）日军仍在原驻防地候令，勿将防区交与共产党军队。（二）若共产党派大军接收太原，由日、阎双方共同堵击，日军负主要责任。……10月间，“合谋社”正式成立，地址在太原海子边日本侵华期间原日华俱乐部“万字楼”[3]政协山西省委文史委.山西文史精选(第5集)[M].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8.(P105)。就在这里，共同合谋了日军“残留”、组编武装部队，及包括组织日侨“残留”在内，切入山西社会，特别是经济实业单位、特务情报机构的“社会残留”。幻想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山西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的先遣队”，“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发展的前进基地”[4]山西省检察院.侦讯日本战犯纪实[M].新华出版社,1995-8.(P210-211)。

日军“残留”后，以编入山西军的残留军事体制，“穿阎锡山的军装，保持日本人的心”[4]山西省检察院.侦讯日本战犯纪实[M].新华出版社,1995-8.(P322)。“残留”武装1946年1月开始组编，主体部队名称初为“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后改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山西野战军司令部”。1947年6月改编为正规军编制的“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下属6个团及司令部直属特务营、工兵营、通讯营等，还有大同总队。“残留”日军有着明确的目标和纲领。发动、组编时期，城野宏所撰《日本人的立场》，就提出“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的先遣队”。1947年“残留”日军纲领性文件《总队部服务规定》中，更明文规定：“总队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宗旨。”[5]山西省档案馆.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文献版）[A].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11.(P158)就是在这样的目标宗旨下，“残留”日军重新拿起武器，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作战。三年多时间里，先后参加了东沁路作战、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汾孝战役、正太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重要战事及大大小小的战斗。太原战役中，甚至多次施放侵华期间残害中国人民的毒气弹。据时任残留日军司令部部附、政工处处长的城野宏接受审判时交代，“仅在牛驼寨前面，就杀伤了1600余名解放军战士……并且在东山一带，与三十军、十九军共同杀伤16000人。”[1]山西省检察院.侦讯日本战犯纪实[M].新华出版社,1995-8.(P322)“残留”日军将领还在“郑总顾问室”（澄田睐四郎，残留后华名“郑天来”“郑成天”）“武顾问室”（山冈道武，残留后华名“武道三”）等高级顾问机构，指导中国人打中国人。中下级官佐则对阎军亲训团、亲训师、炮训团、机甲队等进行训练。然而，逆天道而行必殁！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炮火中，“残留”日军屡遭打击挫败，在太原战役中被彻底消灭[2]孔繁芝.残留[M].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11.。

战后侵华日军“残留”事件，是历史留存的身影与记忆。它已经过去，却并未消散。

二、知往鉴今，把事件的历史真实告诸世人

侵华日军战后“残留”，是世界“二战”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中的重要事件，但世人对它知之甚少。“残留”日军的纲领宗旨，更鲜为人知。之前国内有关日军“残留”重要而可信的书籍记载，主要是山西省检察院《侦讯日本战犯纪实》、中央档案馆等三单位《何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这两部书主要选编审判日本战犯材料），还有政协山西省委文史委《山西文史资料全编》中有关文章。其他如《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阎锡山传》等史书，虽然也提到日军“残留”，但只涉及事件开始阶段不多内容。上述书籍所载，就整个“残留”事件而言，皆属于片断性的。在日本，虽有城野宏所撰《山西独立战记》，有其他“残留”日本军人的忆述，但或者有意隐讳部分史实，或者难于了解事件深层真相，所以不能全面准确反映事件。当然也不可能把日军“残留”置于日本侵华战争与山西解放战争中记述其历史真实，更遑论以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中国人民民族利益之立场观点来记载事件。

山西省档案馆编研丛书之《残留》（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将事件置于“二战”国际背景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大环境中，结合山西解放战争相关大事要事和重要战役来写。作者孔繁芝在主持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关于日军“残留”问题的课题研究，主编“残留”日军原始档案《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220万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的基础上，花费大量时间发掘筛选第一历史亲历者的撰述。披览徐向前元帅《历史的回顾》、解放军指战员战事记述，阎锡山《年谱》《日记》、阎锡山身边军政人员的文章，城野宏《山西独立战记》、从日本国内征集到的档案和“残留”日本军人的书信图文等，并与“残留”老兵近距离座谈，协助日本纪实影片《蚁的兵队》拍摄，还多次实地考察“残留”事件主要遗址遗迹。将系统的原始档案与档案记录之外丰富的、原态的历史情境融汇综合，反复对照考订，相互参证释证。用亦史亦文的叙事方式，朗畅清丽的语言表达，真实记述日军“残留”事件的经过与结果、台前与幕后。揭露“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日军“残留”的策划、实施；重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对“残留”日军的打击、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事件中日本战犯的审判、改造。将整个事件全景纵深地呈现出来，把日军“残留”的历史真实与历史警示告诸世人、留给历史。《残留》填补了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与世界“二战”史中这一题材专著的空白。

三、珍爱和平，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

《残留》付梓选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之际，旨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肯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展现我们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积极姿态。”[1]习近平.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新华网,2015-7-31.

书中揭示侵华日军“残留”的纲领与实质，彰显中国人民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的决心与浩气。记述“残留”日军从一开始就被揭露打击，“残留”活动遭遇遏制。1946年初配合阎军与八路军作战的驻东沁线日军即遭迎头痛击。八路军义正辞严向日军发出通告：“日军在投降后仍然保持和战争结束前同样的武器装备状态，不将兵力集结一处，而是部署各个要点，这违反《波茨坦公告》。”[2]山西省档案馆.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文献版）[A].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11.(P59)“三人委员会”和军事调处执行部及太原、东沁执行小组，也对日军“残留”、继续战争等进行调查视察。尽管策划组织者以就地复员、伪造技术人员身份等手段，继续“残留”武装部队，仍有大几千“残留”日本军人被遣返回国。之后，随着山西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残留”日军从遭受重创，到“向溃灭的道路踉跄而行”，最后被干净彻底消灭。战役战地真实情境重现读者眼前，如正太战役薮田信雄五大队（五团）狮脑山投降，晋中战役元泉馨小常村中弹自决身亡，太原战役牛驼寨恶战今村方策率队撤逃，解放军包围“复兴楼”、残留日军在其司令部偃旗纳降。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残留”图谋最后破产。

写到“残留”日军被彻底消灭，全书并未收笔，而继续拓展篇章，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对“残留”事件中日本战犯的审判、改造。叙述山西调查日本战犯联合办公室、太原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及战俘教育改造的过程。实录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公开审理城野宏等战争犯罪案。从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出发，以法律的庄严和神圣，认定战后侵华日军“残留”事件的性质。指出“残留”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日本投降后“拼凑新的侵略武装”和“组织新的侵略战争阴谋”[3]山西省检察院.侦讯日本战犯纪实[M].新华出版社,1995-8.(P307)的重要事件。对事件中“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战争责任，进行依法追究、严正判决。指出他们在日本侵华期间犯有严重罪行，日本投降后又犯有“阴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在中国犯下了双重的战争罪行”[3]山西省检察院.侦讯日本战犯纪实[M].新华出版社,1995-8.(P306-307)。城野宏等8人分别被判处8年至20年徒刑。“残留”事件中其余111名“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6月至8月分三批宣布宽大处理，免予起诉释放回日[3]山西省检察院.侦讯日本战犯纪实[M].新华出版社,1995-8.(P362,367,378)。充分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向世界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积极姿态。

四、史实说话，促进人类和平事业发展进步

“我们既然共同生活在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为什么要搞起战争来互相残杀呢？”这句话出自中国政府宽大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后成立的中国归还者连合会《三光》第二辑前言。《残留》引为全书结尾，把这一流响天宇的问句再次提给日本，也提给世界。侵华日军“残留”，是中日关系史中重要事件。知往鉴今，《残留》对事件真相的揭露，“让这个发生在战后、已经过去却并未消散的‘旧日本军残留’事件，被中、日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关注”[4]孔繁芝.残留[M].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11.。警示日本政府和一些政要正视历史，反省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侵华日军战后“残留”，在别国土地上制造战祸的同时，到底给日本、给“残留”军民带来了什么？为现实与未来给出怎样的前鉴？对中日关系走向和发展，亚洲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应该有怎样的历史认识与正确态度。这有利于促进真正意义的日中友好。

之前在日本国内，这一有组织、大规模的日军“残留”事件，被官方认定为“残留兵按自己的意志残留下来”[1]全国（指日本）山西省在留者团体协议会.决意为恢复名誉提起诉讼——我们是为国家而残留.日本.读卖新闻,2000-8-29.的个体行为，说他们充当了阎锡山的雇佣兵。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承认事实就等于承认违反《波茨坦公告》。但是不承认事实，就不可能正视历史。《残留》凡50万字，插图40余幅，真实记述事件的整个过程。书内多处引用、实录原始档案，将日军第一军组建“残留”武装的命令、“残留”日军纲领性文件《总队部服务规定》等原始档案，全文公之于世。印有“总队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宗旨”的《总队长训》原件，并以插图影印。如此，日军“残留”的事实与实质昭然若揭。

《残留》不仅让庋存的档案与资料活起来，走进人们的视线，还让档案背后的人和事出现在历史台前。书内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图谋策划、组织指挥。主要人物出场活动、下场结局均有叙述。同时，将笔触伸向“残留”日军中的中下层军人，实写他们的兵战遭逢、命运演绎。从另一深层次上，对这些战争执行者、加害者又是战争受害者、反省者的日本军人，在军国主义势力驱策的战车下，遭受碾压和践踏的“蝼蚁”命运，对他们经历日本侵华战争、战后日军“残留”的身受实感与悔罪反思，由战争恶魔变为和平使者、积极参加反战维和活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给予了历史诠释。笔下也旁及日军“残留”事件中裹挟的日本侨民，反映他们的颠沛摇荡、际遇浮沉。特别是从资料信息中，选取最能反映、代表“残留”军民心声和呐喊的话语凸显出来：河本大作的秘书儿玉华子日记中“希望今后日本要真正地放弃侵略主义”的笔迹原件，被选为书中插图；“中国归还者连合会”《三光》第二辑前言中“我们既然共同生活在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为什么要搞起战争来互相残杀呢？”列为醒目的标题；《三光》跋语中“我们不允许把祖国和青年们再次驱入这种可恨的战争”引入全书后跋。这些响亮的语言，无疑代表着真正的日本民意，也是中日友好的重要基础民意。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如前所述，书中记载了中国审判、改造日本战犯创造的人间奇迹。新中国成立后对日本战犯侦讯工作开始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提出，20年后看效果。对城野宏等日本战犯的审理过程，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推动、维护世界和平，对日本战犯“只憎恨罪、不憎恨人”，进行教育改造的视野、胸襟、过程，及经过教育改造的日本战犯和战俘忏悔战罪，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罪恶的事实，留在人类战争与和平史册上。历史已经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公平正义，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对日本战犯及战俘的教育改造，为举世瞩望的世界和平事业，为一衣带水的中日邻邦关系，写出震古烁今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