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 布英娜

【内容提要】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对该议题的关注超越了国界和地域限制，对其报道也较少受到强烈意识形态的干扰。可以说，该议题是我国国际传播的重要抓手之一。同时，开展国际传播也可以助力我国在气候变化国际治理体系中塑造更好的国家形象，获得更大话语权。要做好气候变化的国际传播，不仅要从科学、政治和国际治理三个维度来充分认识这个问题，也要考虑由于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中受到影响的不同、在治理体系中诉求的不同、应对方式的不同等因素，国际传播面临较为复杂的局面。要做好气候变化的国际传播，重点要加强议程设置，尤其是针对我国重大战略做好气候议题的设置工作，加强对有中国特色概念、理论和创新实践的解读、阐释，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为发展中国家发声。

【关键词】气候变化 国际传播 生态文明 议程设置

近几个月来，云南一群亚洲象吸引了全球目光。它们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途经普洱市、红河州、玉溪市，一路北上。这场不同寻常的集体旅行一经报道便引发了全球关注，尤其是小象擠在大象中间睡觉的视频更是爆红全网。

截至2021年7月13日，在视频网站优兔（YouTube）上，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视频《中国的流浪大象》（Wandering Elephants： China）获得了49.9万人次观看量；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视频《中国流浪大象在500公里跋涉中打个盹》（Chinas wandering elephants need a nap amid 500km trek）获得了40.5万人次观看量；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视频《正在迁徙的野生大象在森林中睡觉》（Migrating wild elephants found sleeping in a forest）获得了12.4万人次观看量。全球网友的评论中充满了对小象的喜爱和对象群的关心。

一、云南象群的国际媒体报道特点分析

近期，全球重要媒体持续跟踪报道象群北移，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卫报》（The Guardian）、路透社（Reuter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这些报道大多客观详实，持中立或正面态度。

持正面态度的文章，主要表达了对近些年中国环境治理的成绩以及本次象群北移过程中当地民众温和耐心地引导等的认可。以近来因报道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滤镜而饱受批评的英国广播公司为例，它持续关注象群走向，共发布7篇文章，其中长文《大象在中国500公里的跋涉让科学家们感到困惑》（Elephants 500km-trek across China baffles scientists）①提到，中国多年来严厉打击大象偷猎行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大象数量保持增长的国家；此次观察象群过程中使用了无人机拍摄，在没有干扰到大象的同时，拍到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对进一步开展研究有很大帮助；政府用诱饵和路障引导大象走到安全的地方，用温和的方式避免了人象冲突。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中国的流浪大象成了国际明星》（Chinas wandering elephants becoming international stars）②则写道：“大象在中国得到了最高级别的保护，即使自然栖息地缩小，它们的数量也能稳步增加。当地人被告知在遇到大象时要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政府通知民众待在室内，不要盯着看大象或使用放鞭炮等方式吓跑他们。”

还有很多报道没有对象群北上做直接正面或负面的评论，而是侧重于探究象群北移背后的原因，并试图讨论可能的解决办法。例如，《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文章《如何确保任性流浪的中国大象的安全？》（How to keep Chinas wayward wandering elephants safe？）③主要探讨了象群北移的可能原因、防止人象冲突的具体办法以及如何为野象栖息创造一个可持续的长期的可行方案。文章也提到，在引导象群等方面中国还缺少经验、技术和基础设施，可以向巴西和印度学习。

少量持反面态度的文章主要表达了对生态环境和动物生存的担忧，鲜有上纲上线的批判。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文章《在中国，数百万人痴迷于观看一群流浪的大象》（Millions of people in China cant stop watching a pack of wandering elephants）④提到：“这场大象娱乐背后有很严肃的一面，生物学家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大象栖息地退化的一种警示。”

除了对报道角度的分析，我们还选取了10家重要国际媒体——英国广播公司、《卫报》、《泰晤士报》（The Times）、路透社、彭博社（Bloomberg News）、法新社（Agence France Presse， AFP）、《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家地理》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象群北移的10篇主要报道，并对它们进行了关键词抽取，发现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分别有：大象、云南、昆明、中国、栖息地、保护、焦虑、努力，等等（如图1）。

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也涉及人类的未来，此类议题超越了国界和地域限制，也较少涉及意识形态，容易获得较为中立或正面的报道。正如云南象群北移的外媒报道情况显示，很多西方媒体一改遇事指责嘲讽、抹黑打压的常态，转而秉持共同探究原因、寻找解决方式的态度，以中立的角度进行新闻报道。

二、气候变化国际传播的三个维度

（一）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一个科学问题，这也是气候变化报道可以避免强烈意识形态干扰的根本原因

气候变化是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概念，指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改变现象。它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一直是个比较模糊的学术概念。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这个概念才开始出现在公共议题中，科学家们围绕“是否存在气候变化”展开了多年的辩论，被称为“专家间的决斗”，⑤随后慢慢变得清晰并逐渐主流化。

虽然气候变化目前已经超越环境和自然科学本身，成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性战略议题，但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说，关键仍在于科研能力的提升和技术的突破，如深刻理解生态系统的各种复杂关系，提高地球观测技术、污染控制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各类经济社会响应机制等等。⑥

在国际传播中坚持气候变化的科学属性，可以“就事论事”，避免受到强烈意识形态的干扰。如同这次云南象群的北移，其实是人兽冲突问题，关乎生物多样性、物种保护等生态问题，也涉及与野生动物共处的社区安全和可持续发展，⑦是一个复杂的多角度问题。不论是中国媒体还是外国媒体，都意识到该问题的复杂性和未知性，因此进行了客观理性的报道分析。

同时也要看到，科学属性也会带来一些报道风险，其中之一就是科学研究往往带有不确定性，是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科学共识，但读者总是希望读到最新鲜出炉的科学成果、最完美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传播者提高科学素养，长期关注和全面理解气候问题，才能在线索纷杂、资源有限以及截稿时间压力下做出准确的判断。⑧

（二）气候变化是一个政治议题，深刻影响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要应对气候变化，化石燃料是重中之重。而传统化石燃料的使用是工业社会的基础，要改变能源结构，必定涉及一系列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包括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转型、经济重心转移、传统行业就业等等。仅以2021年7月正式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为例，这是用市场手段加快碳减排的一项制度安排，目前仅覆盖电力部门，但却直接影响石化、化工、建材、钢铁、电力、航空、有色金属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这一制度的设计不仅要基于科学的研究与核算，还要综合考虑地域、行业、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经过长期试点才最终得以推出。

在我国政治议题中，气候变化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設”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并列，纳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当中。2018年，“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这一根本大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体系的一部分。党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近年来，气候变化还被广泛视为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议题，各国认为其与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等直接挂钩，并进一步引发贫困、边境安全、冲突和恐怖主义等问题。

因此，气候变化的报道又不能完全“就事论事”，不仅要追求科学性，还必须综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进行分析和考虑。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气候变化也可以成为其他领域报道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如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移民搬迁，曾被不少外媒质疑与诟病，但如果从减轻山地生态压力、恢复退化土壤以及建设可持续居住环境的角度，就是完全符合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举措。

（三）气候变化是一个国际治理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治理模式的具体映射 ⑨

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随着进程的逐渐深入，气候谈判与合作对世界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所产生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长期以来，美欧之间对于该议题的领导权之争，以及南北国家之间的责任与义务之争一直是气候变化谈判和国际治理的博弈主线。⑩

目前，中国已成为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的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巴黎气候协定》的顺利签署和生效中，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特朗普政府退出协定时，中国扛起气候治理的大旗。在2020年9月，中国又宣布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中国宣布“双碳”目标之后短短一个月内，韩国、日本、美国、欧盟、印度等多个主要经济体纷纷提出或更新了自己的气候目标，一直胶着的全球绿色复苏取得重大进展，全球经济技术变革的方向基本明确。

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多边主义受挫的背景下，气候变化成为几个世界各国既有主观意愿也有客观紧迫性的少数合作领域之一。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之后，在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仍不明朗的情况下，气候变化被普遍认为是双方重启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向。2021年4月底，两国政府的气候变化特别代表在上海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就一些具体的减排行动继续磋商、采取行动。

因此，气候变化的国际传播需要特别考虑到国际治理中的合作、博弈等因素。例如，《巴黎气候协定》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实现1.5摄氏度温控的目标。很多国家呼吁中国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应当发挥更大作用，以达成1.5摄氏度目标。但对中国来说，减排不是一句口号，减排目标也不是施压手段，中国有基于科学论证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有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承诺，这需要政府、企业、人民为此付出巨大努力。就二氧化碳的累计排放量而言，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兑现自己的承诺。

三、气候变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性和难点

气候变化议题在我国发展历程中与国际传播紧密相关。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各国未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国际社会陷入巨大失望中。西方主流媒体将会谈进程不畅归咎于中国，而当时我国未能及时将自身立场、努力及关切传播出去，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此次国际舆论旋涡从侧面促进了气候变化议题在国内的快速普及与认知，同时也表明，国际传播能力在我国气候博弈乃至国际治理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之后，国际气候治理已经从《京都议定书》时期的“自上而下”转变为基于国家自主减排行动的“自下而上”模式，让各国持续减排的最主要激励是“国际形象”。11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效的国际传播有助于树立我国积极的国家形象，从而推动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2009年以来，我国逐渐甩掉了被西方国家贴在身上的“环境破坏者”标签。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应对、政策创新、严格执行；另一方面，气候变化行动在国内获得了公众的普遍支持，国内宣传起到了凝聚民众共识、宣导政策、监督执行的重要作用。

同如火如荼的气候变化国内宣传相比，该议题的国际传播显得较为“温和”。尽管在报道频率、话题广度等方面，尤其是每年气候谈判期间，国际传播已经有了较大进步，但效果和影响力仍不够明显。这也凸显了在气候变化领域，国际传播的复杂性。

第一，各个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关注点也不同。例如，即便都是发展中国家，有些小岛屿国家受海平面上升影响较大，有些农业国家容易受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有些缺水国家对自然资源减少特别关注，等等。这对国际传播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要求非常高，既要了解我国政策与立场，又要了解全球层面的发展趋势，还要了解具体对象国的关注点，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报道，否则，或自说自话，或传播效果事与愿违。

第二，在气候变化国际治理体系下，各个国家承担的责任不同，利益诉求不同，行动目标不同。比如在气候谈判中，除了美国、欧盟，还有“伞形集团”、非洲集团、七十七国、基础四国等各种国家阵营，以及数十个利益集团。12他们的利益既有重叠，又有冲突，每次气候大会都会出现的决议难产、会期拖延就是这种冲突与博弈的具体体现。国际传播需要根据具体议题、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报道策略，既要顾及国内的实践水平、国家的整体形象，还要顾及合作国家与组织的利益与诉求，因而比较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掣肘。

第三，尽管我国已经开始展现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力，但当下的气候变化国际治理体系依旧由发达国家主导，其设置议题的能力很强，却又需要中国在很多具体议题上加以配合。因此，国际传播在呼吁国际合作、倡导政策协调的同时，也要有清醒的大局意识，尤其很多政策涉及到未来技术和标准的制定权问题，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方向。例如，几乎在中国启动全国碳市场的同时，欧盟推出关于对部分进口商品征收碳边境税的提案，将进口商品纳入其碳市场中，这个提案不仅会影响我国的出口形势，还将影响国际碳市场的发展方向。国际传播不仅要甄别各项议题本身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还要了解其历史并分析其未来走势，更要了解国内政策和对外口径，这对庞杂而发展变化极快的气候议题而言并不简单。

四、加强气候变化国际传播的路径

（一）加强对气候变化议题的议程设置

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好气候变化国际传播的关键在于议题设置，实现气候变化国际传播的目标也在于议题设置。作为传播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议程设置可以通过提出问题、提供信息、设置相关议题来影响大众的关注点，进而将其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导向议题设置者的预定领域。

欧盟是个很好的案例。欧盟很早就认识到气候变化议题与其能源结构与需求的契合，自1990年气候谈判开启之后，一直努力争取气候议题的主导权，很重要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话语权和议题设置。在《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宣言》《巴黎气候协定》签署前后，欧盟做了大量议程设置工作，如利用其科技方面的优势塑造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包括低碳社会、碳交易、碳排放、碳关税、碳金融、温控警戒线等等；又根据自身诉求搭建起以“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排放贸易机制”等为基础的治理机制。13特别是法国，在《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以后，又建立了“气候雄心峰会”等全球领导者的沟通机制，积极推动双边多边气候谈话，成功将气候变化问题同国际领导力进行连接，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

我国已经在有意识地进行气候议程设置的建构工作，包括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加快“绿色金融”“全国碳市场”研究布局与发展等等。国际传播要紧跟我国政策走向和制度创新，围绕我国领先的领域和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创造性地将中国价值与世界发展融合成全球议题，建设符合我国发展方向的国际舆论场。

（二）加强对有中国特色新概念的解读和宣传

随着我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一话题已经融入到国家层面的戰略规划与政策制定当中，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的概念和理论。比如“生态文明”是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度认识气候与环境问题，“绿色发展”是具有前瞻性的经济转型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破除了人们“先发展后治理”的旧理念，这些都在全球被广泛认知和接受。

但还有很多提法与概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大国担当”中的“中国自主贡献”，“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以及碳达峰和碳中和等等，这些都需要放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框架中进行系统梳理、阐释和解读，为构建中国特色气候话语体系夯实基础。

此外，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创新了很多政策和实践，如河长制、土地红线、万村千乡行动、北方荒漠治理等等，得到了很多国内外气候领域专家的认可和鼓励，这是中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应该深入发掘其中的故事，总结其中的规律，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三）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

尽管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气候治理和谈判中仍属于发展中国家阵营。鉴于此，我国国际传播必须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的立场，努力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在气候变化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更加依赖自然资源，所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而它们进行环境治理的资金较少，手段较为落后，环境恶化程度更快。但由于发达国家控制着话语权，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声音长期被忽视，发达国家往往还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否定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发展权利与空间。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作为经历了气候和环境恶化、又得到切实改善的国家代表，不仅可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技术，还要为他们呼吁发展的权利和空间。在国际传播中，特别需要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双轨制气候谈判中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诉求，为他们发声，争取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促进我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汇聚形成更大合力，发出更大的声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我国气候传播的战略定位与行动策略”（项目批准号：19AXW006）研究成果之一。

刘毅系中国日报社评论部中国观察智库副主任；布英娜系中国日报社评论部中国观察智库编辑

「注释」

①“Elephants 500km-trek across China baffles scientists”， BBC， https：//www. 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7565514， 2021-6-23.

②“Chinas Wandering Elephants Becoming International Stars”， Associated Press， https：//apnews.com/article/china-wandering-elephants-becominginternational-stars-05a39c9aac67013d4e7187285f55ea3e， 2021-6-8.

③“How to keep Chinas wayward wandering elephants safe？”， National Geographic，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animals/article/thiselephant-herd-isnt-where-it-belongs-the-big-city-outskirts， 2021-6-30.

④“Millions of people in China cant stop watching a pack of wandering elephants”，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21/06/09/china/elephants-chinayunnan-intl-hnk/index.html， 2021-6-11.

⑤[美]苏珊·莫瑟：《气候变化传播：历史、挑战、进程和发展方向》，赖晨希译，《东岳论丛》，2013年第10期，第15-23页。

⑥[美]詹姆斯·麦甘，安娜·威登，吉莉恩·拉弗迪：《智库的力量：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如何促进社会发展》，王晓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3-156页。

⑦Gross E， Jayasinghe N.， Brooks A.， Polet G.， Wadhwa R. & HilderinkKoopmans F， A Future for All： The Need for Human-Wildlife Coexistence， Gland（Switzerland）：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2021， p16.

⑧[美]蘇珊娜·普莱斯特：《气候变化与传播： 媒体、科学家与公众的应对策略》，高芳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8-51页。

⑨张志强：《全球治理下的国家气候传播机制研究》，《绿色发展与气候传播》，郑保卫主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80页。

⑩董勤：《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的国际趋势及中国外交对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81-83页。

11朱松丽：《从巴黎到卡托维兹： 全球气候治理的统一和分裂》，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年，第11页。

12张志强：《全球治理下的国家气候传播机制研究》，《绿色发展与气候传播》，郑保卫主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80-82页。

13柳思思：《欧盟气候话语权的建构及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8年，第78-93页。

责编：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