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登峰　王东明

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我国应注重议程设置效果、在表明我对南海问题立场、观点的同时，从文化入手，大力挖掘中华民族对南海的集体记忆，借助世界共同认可的现代化经验和文化范式，大力塑造中国是南海和平、自由、公正秩序的维护者和南海地区发展的推动者这一共同想象，为我国解决南海问题争端提供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

关键词 议程设置 南海问题 范式 解码

近年来，相关国家持续在南海问题上进行议程设置，炒作中国威胁论，企图对美在南海常态化军事存在制造借口，对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非法占领我南沙岛礁进行合法化和美化。随着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临近，可以预见在未来数月内，对南海问题的报道将成为新闻舆论的热点。如何在新闻报道中，有效回击西方国家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向世界传递中国对南沙诸岛礁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一信息？新闻媒体应“以情动人”，在议程设置上立足于人们对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信念，着力讲好中国开发南沙、保卫南沙、建设南沙的故事，讲好中国维护南海和平与发展的实践与付出的故事，以有效回击西方媒体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和否定。

一、南海问题报道上，相关国家企图以标签化方式实现现实利益最大化

传播学研究表明，新闻媒介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则异常成功。换句话说，新闻媒介可以为公众的思考和讨论设置议程。在西方传播学者看来，现实与新闻的关系是“在政治中，媒介与公众所广泛感知到的事物是虚拟的真实。”因此在南海问题报道上，相关国家媒体企图通过议程设置，为中国贴上了南海自由航行的破坏者、南海资源的掠夺者以及对南海周边诸国的欺凌者等标签，以虚拟的真实来误导舆论、博取同情，实现现实利益的最大化。

纽约时报网站3月31日刊登《危险的寒暄：当中美战舰在南海遭遇》一文，作者通过一系列故事细节，把中国军队正常的维权行动描绘成干扰美军航行自由的例证。在文章中，作者精心描写了三个场景冲突：中国军队舰机协同对美军进行危险接近；中国军队粗鲁的应答方式；中国军队对美军军事行动的窥探。美军被描绘成面临危险仍然坚守国际公约，坚决果断却又彬彬有礼地采取自卫行动，回应了中国军队的挑衅。由于美军被描述为“自卫”，极易产生舆论的同情和道德优势，而这又自然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法性，因为自然法规定了个人与国家都拥有自卫的权利；而“自卫”的合法性又能够强化舆论支持和道德高地，从而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不管我们对居住环境的认识有多么间接……只要我们相信关于环境的图画是真实的，我们便将它当做环境本身来对待。”存在于受众头脑中关于世界的看法，与现实相比虽然总是不完整的，并且通常是不准确的，但是受众行为却是对这个看法的反应，而并非对真实事件的反应。

因此在传播语境中，美军的“自卫”目的又被引申为“捍卫航行自由”。航行自由是一种国家间的政治态度，更是一种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一旦有国家违反或破坏，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因此，“捍卫航行自由”使美军再次站上舆论支持和道德高地，与美军“自卫”话语交织在一起，把美军描绘为主持国际正义的英雄，为美军实现重返亚太、实现在南海的常态化存在提供了道德、舆论以及法律的支持。

越、菲等国在新闻报道中，故意模糊具体事发海域，反复渲染中国驱赶、抓捕越、菲渔民正常作业，中国渔民进行非法捕捞海龟等珍稀野生动物，走私、破坏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企图以弱者的身份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通过把中国塑造为南海资源的掠夺者和南海周边诸国的欺凌者，以占取舆论支持和道德的高地，掩盖越、菲等国长期对中国南海岛礁非法侵占以及对南海资源的疯狂掠夺。

通过对美、越、菲等国议程设置的分析，虽然具体议题不同，但是他们都借助自由、公正、环保等价值观念来建构媒体框架，“有组织的中心观点或者故事线索，为—系列的事件提供意义。”引导受众定位、分辨、认知已发生的事情和信息，从而形成有利于维护他们非法利益的舆论环境和道德支持。

二、我国现有涉南海问题报道在议程设置中存在的若干不足

与之相比，我国对于南海争端的报道，议程设置较为单一，且多为被动式回应而不是主动发声，主要是表达官方对领土争端的基本态度，宣誓中国对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批判当事国有关领土争端的言论和行为，警示当事国单方面行动是挑衅，不能改变主权归属；报道领土争端中的中国民意以及对领土争端中非当事国的态度……虽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的立场，但仅从主权归属的角度、以历史的大叙述来进行议程设置，在引导国际舆论的效果上尚显不足。

首先，从议程设置的效果看，南海岛礁争端，远离国际受众生活，加之中西文化、历史差异巨大，如果仅从历史、国家主权的高度进行议程设置，会因议题显得过于抽象而影响国际受众的接受程度。在国际受众看来，“国家利益是各国对外报道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领土争端关乎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在当事国“媒体的报道中，都体现出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倾向，把对方的行为视为对自己国家领土主权的挑衅。”因此国际受众倾向于把中国相关的报道看成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宣传而呈现一种疏离。

其次，从议程设置的动机看，公众注意力始终是媒体争夺的焦点，因为公众注意力的维持时间与公众拥有的空闲时间等因素都是重要的限制因素。新闻报道正是通过“提供一个语境，并且通过选择、强调、排除、阐释来对议题提供暗示”，以此来引起公众注意力。如果在传播中始终是被动式的回应而不是主动建构，势必使报道无法“选择某个可感知现实的一些方面，让这些方面在一个传播文本中更加显要，以此来形成对所描述事项的某种界定问题的特殊方法、对其因果的解释、道德评估和处理意见的建议。”进而无法向国际受众传递我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观点。

再次，从议程设置的作用机理看，它虽然是一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和意识形态的争夺，但却往往借助社会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想象来发挥作用。“亲身经验、总体文化以及与大众媒介的接触都可能影响我们认识某个具体议题的方式。”议程设置通过立足于现代化的经验和文化范式，来组织新闻故事，规范受众解码的方式，以控制舆论导向，增加社会力量的附和和追随，减少社会的批判和抵制，以形成一个多样而有序的信息消费社会。正是我国对议程设置这一作用机理的忽视，国际受众止步于获知南海争端这一新闻信息源，而对我国的立场、观点却没有产生预想的接受效果。

三、对下一步南海问题报道议程设置的建议

在下一步南海问题报道的议程设置中，不妨统筹规划、软硬兼施、主动发声。统筹规划就是要遵从对外传播的五大基本理念：国家站位、全球视野、事实说话、融通中外、平等交流；在表明我对南海问题立场、观点的同时，从文化入手，大力挖掘中华民族对南海的集体记忆，借助世界共同认可的现代化经验和文化范式，大力塑造中国是南海和平、自由、公正秩序的维护者和南海地区发展的推动者这一共同想象，为我国解决南海问题争端提供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

（一）紧扣“和平、发展、自由、公正”的时代主题，主动发声。

大力报道我国在南海所提供的海上搜救、防灾减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生态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渔业生产等方面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以塑造“中国热爱和平反对冲突”的积极形象，传递在南海争端中“中国追求并维护和平”的态度，表达中国“通过开发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坚持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及南海和平稳定”的良好愿景及原则立场。

（二）在国家宏大叙事的同时，加大平民化的小叙事，增强受众的角色认同和情感互动的喜悦。

地理上的疏隔决定受众无法亲历南海争端，这使得平民化的小叙事能够走向中心舞台，通过个人的情感认知来塑造群体关于南海问题的集体情感认知。因为普通人在南海的生活故事、普通人在南海的真实状态更能唤起受众的参与意识，更能构筑建构起国家和个体共同参与的情感共同体，形成一种公众参与的平等的交谈模式。因此，报道应多采用平民化的视角，关注南海建设者、守卫者本身和其生活状态，通过大众媒介和亲身经验以增强议程设置的有效性。2016年，新华社在报道南沙永暑礁机场试飞中，更多把镜头对准普通人，通过普通人丰富的肢体语言，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不仅拉近了南海与普通受众的心理距离，更使一些外媒对中国破坏南海航行自由、破坏生态环境的指责不攻而破。

（三）多媒体、多形式展示，维持南海中国态度、立场议程设置的热度。

议程设置的有效性与该议程在媒介出现的频率正相关，它需要一定强度和频率的新闻来形成热点，引起受众持续关注，同时应注重不同媒体的传播特点，引导、刺激受众进一步获得更多信息，进而增强受众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立场、观点、做法的认知程度。2016年，新华社在播发南沙海礁春节见闻系列报道后不久，又多方联系和努力，在第一时间播发了南海卫士自发创作的《南沙之歌》，两天内的点击率就达到近80万次，受众跟帖踊跃，纷纷表达对热爱南沙、建功南沙、守卫南沙的建设者和守卫者的敬意。由于形成了一定的强度和频率，引导和刺激了受众由浅阅读走向深阅读，通过网络检索、报刊、书籍等多种渠道，系统了解了南海问题的由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政策，以及我国为南海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实践和努力，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