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建设作为时代命题的基本背景下，生态文学在当代文学现场方兴未艾。与此同时，散文领域内生态主题的写作实践早已开启，不管是出于对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的怜惜，还是出于对山明水秀的大自然的神往，越来越多的散文写作者利用这一较自由的文体，为动植物，为高山流水发声，书写它们的生存之道，呈现出自然意志，并将个人的生态之思注入其中。

郭建强散文内蕴着独特的西部生命体验，他将目光投向了“高原之舟”——牦牛。从高原独特的生命经验出发，牦牛作为最佳载体而被作家所观照。在他的笔下，《青藏牦牛记》中的牦牛是富有个体生命的物种，它们坚韧、强健、勇敢，不仅不需要人类太多的照料，反而给了人们许多的帮助和希望。高原之上的牦牛同牧民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牦牛粪便给草原牧民的生活带来火焰，皮毛赋予牧民帐篷御寒功能，强壮的体魄是牧民最好的动力。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牦牛的存在都给予了藏家儿女莫大的抚慰。同样的，藏家儿女也给予了牦牛应有的尊重与敬畏。作者用“平视”一词便体现出草原牧民与牦牛之间的平等依存关系：“安闲地咀嚼青草的牦牛，平视着女主人走过藏獒身旁，走过门前那一道隐秘的坎坷，走过前面牧草丰茂之地。”俨然一副融洽静好，自然生命和谐共振的景象。作者将青藏的牦牛完全看作了一个生命主体，不仅是牦牛，这里的大地、河流、野花、青草等等，都亦如此：晨曦之下，万物苏醒，梦呓的藏獒、跳舞的火焰、喷香的奶茶，均自由地表达着它们的情绪，就连那一缕缕的青烟，都会书写藏文古字。在作家笔下，草原上的一切可见之物仿佛都有了活脱的生命，没有哪种生命更高尚，也没有哪种生命是卑微的，这里的自然是一个整体，生命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得到保护，得以书写。

牦牛是草原力量美的代表，是草原居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图腾，作者毫不吝啬地用大量笔墨描绘牦牛的体态特征和精神气概，从古时的汉文典籍到当代的诗歌文集，引用了诸多关于牦牛的表述，包括“在藏族民众的传说和涉及历史地理、神话宗教、民俗民风的册页里，同样不乏关于野牦牛的书写”。不管是说它那飓风般的强劲气势，还是讲它那创世般的伟岸气质，都表明了牦牛是宇宙间神圣的存在。可就是这样一个伴随着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生存至今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神圣物种，在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枪声和机心百变的人类面前，仍是弱小无助的，仍無法避免濒临灭绝的处境。“从奔走到静止，从自由之躯到一具头颅，其实这是近百十年来野牦牛的命运”，命运之悲，本可用哀惋叹息的口吻加重这一情感基调，作者却放弃了这种表达方式，反而对牦牛那来自旷野的能量加以强调，直言即便只剩下头颅，也能从中窥见牦牛撼动人心的气魄，也当得起时光的致礼。这样一来，恢宏厚重的悲壮之气便替代了孱弱无力的感伤叹惋。作者还将散文诗融入其中，呈现被时光雕琢过的野牦牛骸骨：此时生命虽已停止，但彼时牦牛的磅礴气势，在消逝的时间里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呈现出一种庄严姿态，更显生命力度。与此同时，在这里也暗含着一种警醒：这样一种有力度的生命体，如今却在人的力量和意志的过度入侵下，面临着生存困境，野牦牛何以为家，人类如何救赎，需要我们去思考，并付诸于行。

青藏地区作为我国地广人稀的高海拔地域性存在，其生态环境也同样脆弱，藏族人民秉持的自然观和生活观，体现了对自身生存条件的清醒认知。郭建强的散文，镜头式地展现了从青草到牦牛的食物，再到把牦牛粪作为家用燃料，这一系列畜牧放养的生活情境，将人与动植物的生存关系置于同一个空间，让我们知悉了藏族的生活物质链条——以最小的代价取之于自然，却又以最大的可能归还于自然。这也是身处传统藏文化区域的青海牧民，他们独特的自然观和生活观的体现，这些朴素的理念的背后，表明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和对自然恩赐之物即资源的珍惜，这种观念与当代生态主义互通有无。作家将藏族人民的生命观、生活观加以细节勾勒，并表达出认可与敬重，这些细节性的描述，是其独特的高原经验的呈现，也包含着对牧民生活的理解和体悟，同时孕育着自身的生态观念，并将其诉诸于笔端。

生态意识呈现在作家笔下，不仅能以写实的方式表达出，还可有另一种创作范式，比如，诗性想象的融入。然而无论是哪种范式，皆是紧贴着青海这一古老的大地之上，皆内蕴着作家对一方水土的情感投射。《青海湖涌起十四朵浪花》以“梦水”开篇，以梦境中灵魂的神游为依托，“我”是梦的主体，“水”是梦的对象，在富有层次感的想象力中逐渐融为一体。作者在梦境中游走，去触摸青海湖水以及它周围的所有自然生命，这是他想象的产物，实际上也是个人经历的再现。只有对所描摹之物极其熟悉才能生发出若虚若实的氛围感，就如这篇“梦水”，很明显可以看出文字的虚构之处，作者也坦言“我在睡眠之前就会生出这样的幻觉”。然而这些幻觉并不是凭空而来，可以说是作者过去的亲身经验在心中的凝聚和升华。顺着青海湖水凸出地表、流溢而来的脉络，“古城西宁已经在湖水的抚慰下回味往事”，西宁是作者安身之地，这句话实则也在暗示作者自己即是回味往事的主体，梦境的出现是个体经历的集结变形，也是作家有意为之，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写作话语，可供品味琢磨，不至于空泛肤浅。此外，周边的一切事物均“成为水底世界的道具，焕发着一种原始单纯的光芒”，亦是作家有意引导我们进入这“水底”，去发现光芒的源头，感知存在已久的青海湖，无论是小小的浪花还是它背后的故事，都在“诱使我们集中精力去研察隐匿其中的巨大秘密”。与风光描绘式的自然散文不同，郭建强的这篇散文主题虽为青海湖，但重心并不在于如何勾勒出湖水之清风光之美，而是以其内在的体验，将想象与记忆结合，欲通过人与湖水的浮游引发精神上的思辨。后又以“月亮”为题，指出“这水浪记忆深远，神性独具，理所当然来自天上”，“准确地表达——就是来自月亮”，将其作为一种提示和呼唤，提示着青海湖之水的纯洁神圣，并意图唤起读者的生态之思。

以“梦”为引，用“月”寄托，最终指向的仍是现实之境。作者将时间追溯到第一次来到青海湖时，从中亦可以窥见梦境形成之由：“我”第一次见到青海湖，留下的便是“无数湟鱼浮尸水面……腥气直冲肺叶”的印象，或许从那时起这一湖中境况便让年幼的“我”一直耿耿于怀，自我意识觉醒之时，便化而为梦，梦是个体经验的凝结物，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补偿。在梦里，可以看到这“超出地表的纯洁之水”本该有的模样——轻盈、澄澈，而梦醒后，却只能被“晕眩和漂浮的感觉”，以及“死亡的形态和气息”所包围，这才是自我最真实的感受。梦幻与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正是外部世界在感官中强烈的投影，童年记忆和长大后成为记者的所见所闻，无可阻隔地叠加起来，形成一幅幅具有强烈视觉压迫感的画面，在梦里扭曲着、变形着出现。作者将自身的所见所感诉诸笔端，梦境揭下的背后皆是一幕幕带着痛感的画面，这份痛附着在大自然身上，也压迫着作者的感官神经。

回望属于青海湖的历史，人与湖本是交融生息的存在，只不过属于人类的文明过于迫不及待，似乎只有与自然分裂开来才能完成时代使命。作者在散文中细梳史料，不管是留下西海郡的虎符石匮于草海深处的王莽，还是把凡尘的最后痕迹留在了青海湖畔的仓央加措，亦或是带领草原人民重寻家园的夏茸尕布，与青海湖皆有着甚深的渊源，人类的生命进程在青海湖天青色的图景下展开。不同的是有人为了私欲有人却向着众生，私欲贪婪者所持有的最终只留下残渣骨架，为众生者的品行事迹则受世代传颂，但后者所受的苦难也是抹不去的：青碧的湖水变得污浊，畅游的鱼群变得腥臭，这是贪恋所留下的罪证，也是青海湖守护者的伤痛。作者的笔触从空灵诗意逐渐转为干练有力，将被遮蔽的事实暴露在生态链濒于断裂的青海湖现状下，将对现实的体验抱以有温度的思考，希冀以个体的体温进入他者的内心，一同踏上拯救自然亦拯救人类自身的征途。

郭建强的散文写作围绕着青海独特的地域产物——高原牦牛和高原湖泊加以展开。对于高原之上动植物的描绘，不是生硬乏味地平铺罗列，而是赋予它们以生命意志，呈现出同人类相似的气息，拉近读者与他笔下自然生命的感知距离；对于生态与人之间关系的阐发，也不是说教式的讲述，而是通过意象、比喻、象征等多种具有诗性特征的语言，使其感性表达下呈现出理性的真知灼见，发人深省。从郭建强散文所展现出的诸多高原事物的衰退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进逼，也能勘察到作家的生态忧思和内在批判。

【作者简介】孙亚楠，河南泌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文艺学专业，研究方向为生态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