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 莉，余银芳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

一、引言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制约着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因此，提高创新能力对企业在未来获得更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极为重要。企业的创新不仅包括模仿学习的开发式创新，还包括技术突破的探索式创新，这两种创新的协调发展对保证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获得长远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的创新活动实际上是将企业创新资源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进行配置，对企业资源进行配置的CEO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创新资源的分配方式和决策导向。因此，CEO 是否具有创新意识，将直接影响企业创新资源的配置。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的工作经历深刻影响着高管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进而影响所在公司的战略决策。在高管的工作经历中，学术经历这一现象不容忽视，与没有学术经历的CEO 相比，具有学术经历的CEO 具备更强的心理素质和抗挫折的能力、更强的创新意识，更偏向于创新投资。同时，具有学术经历的CEO 所拥有的学术资源以及人脉关系网络也是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资源。尤其是近些年，随着国家鼓励各类事业单位选派技术人员到企业挂职或者进行项目合作，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和高校教师独自创办企业或者到企业任职，这对于推动企业的创新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也符合国家对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此外，学术界也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发现拥有学术经历的企业管理者尤其是CEO 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根据双元创新理论，企业的创新活动可以分为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开发式创新是一种较为稳健、风险较低、难度较小、创新性较低的创新行为，探索式创新则是一种较为激进、风险较大、难度较高、创新性较高的创新行为。相比于开发式创新，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则更容易陷入困境。企业CEO 在面临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两种创新行为时，拥有学术经历的CEO 是偏向于开发式创新还是探索式创新，抑或两种创新行为都倾向？根据资源能力观，在企业创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如何在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之间进行资源配置，不同产权和规模的企业有什么区别？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程度的差异对CEO 学术经历与双元创新的影响是否不同呢？这些问题均需要进行探究。

为了进一步探究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本文将学术经历定义为高管目前正在从事的或者曾经从事的在高校任教、科研院所和协会任职所带来的经历，包括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经历，它反映了高管通过工作角色的参与所带来的个人经历对个人特质的塑造。本文选取中国2010—2019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的样本，并对CEO 学术经历的数据进行手工整理，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检验了我国CEO 学术经历与双元创新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CEO 学术经历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双元创新，在采用Heck⁃man 两阶段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研究结论仍然保持不变。进一步地，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即学者型CEO 对企业的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促进作用越强；同时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CEO学术经历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开发式创新中的表现则弱于非国有企业；此外，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越强。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①进一步扩充了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行为的相关研究。通过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学者大多关注高管的性别、从军经历、海外留学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很少研究高管学术经历对双元创新的影响。②将企业创新行为进一步细分，不同企业的创新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因此，有些企业偏向于较为稳健的开发式创新，也有些企业偏向于风险更高的探索式创新，但是如果企业长期采用单一的开发式创新方式，企业则会在市场逐渐失去竞争力，对企业未来发展不利；同时，如果企业仅进行探索式创新，企业则会面临资金约束和较大的风险。本文则探索“学术型”的CEO 会如何选择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行为，避免企业单一创新行为带来的弊端。对CEO 学术经历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有效改善企业因过度追求单一创新方式而造成的畸形发展。同时，从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影响的视角出发，探究CEO 学术经历对实现企业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挖掘和阐述了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潜在价值，肯定了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也丰富了企业双元创新前因变量的研究。③与中国情景相结合，因“境”制宜。通过引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规模和股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在企业环境存在差异的情况下，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通过对中国情境下CEO 学术经历对双元创新影响机制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经典的“熊彼特假说”和高层梯队理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CEO学术经历与企业双元创新行为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团队作为公司高层领导团队，负责公司重大战略决策也包括创新决策的制定，当公司面对复杂多变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时，CEO 很难做出决策，此时CEO 通常将自己长期形成的认知和价值观作为自己制定决策的依据（Hambrick&Mason，1984）［1］。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视角来看，研究者一直认为，CEO 的管理技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其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逐渐形成的，特别是CEO 的职业生涯经历极大地决定了其特质性的认知结构、价值取向和决策模式（Benmelech &Frydman，2015；Schoar &Zuo，2017）［2-3］。在众多职业中，学术研究是一个漫长又艰辛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等特点，极大地锻炼了一个人的毅力和耐性，深刻地影响了研究者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CEO 学术经历是指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拥有的与学术经历相关的管理经历和研究经历，对其个人在管理思维和特征的塑造以及以后的企业管理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郭玉冰等，2021）［4］。CEO作为上市公司高层管理团队的核心决策者，其学术经历必然会对自身人格特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以后其在公司的创新决策，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发展。

双元体现了对相互矛盾的知识进行处理的过程，高管团队正好具备对大量信息进行处理的能力、对企业决策进行选择的权利和对冲突问题的处理能力（Heavey et al.，2015）［5］。因此可以认为，高管团队是推进企业实现双元的内部驱动力（Tush⁃man &Michael，1997）［6］。沈颂东和亢秀秋（2019）［7］基于悖论思维的视角解释探索与利用的矛盾关系，认为两者是一个完整事物的两个方面，虽然两者存在差异性，但是两者又是可以进行协同、互补和相互转换化的。CEO学术经历一方面有利于培养CEO 利用已有知识进行开发式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塑造CEO独特的创新特质，促进探索式创新的发展。

从创新过程来看，学术研究是利用已有的专业知识，并运用合适的方法进行严谨的分析和论证的过程，使学者型CEO 形成严谨和理性分析的思维方式。因此，当企业外部环境迅速发生变化时，学者型CEO 在进行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稳健和保守的经营方案（Jiang &Murphy，2007）［8］。学术研究也是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找到值得自己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和发展。这一过程需要研究者利用批判的眼光对待前人的研究，并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有助于培养研究者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使学者型CEO不断推进创新性和风险性较高的探索式创新的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在学术研究中运用常规的知识、方法及范式，对所研究的课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索和变革，有利于克服企业一味追求开发式创新造成的结构惯性和一味追求探索式创新而造成的过度创新问题，进而实现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协同发展。

从创新环境来看，学术经历可以增强失败承受能力，为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学术研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不断试错，不断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并逐步取得成功的过程。这一过程塑造了学者型CEO 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和对失败的高度容忍精神（Beveridge，2004）［9］。因而，学术研究对培养学者型CEO 锲而不舍的精神、敢于失败的气魄和担当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保障企业创新的持续投入，提供了企业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源，发挥对创新的促进作用（Ederer &Manso，2013）［10］，利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发展。不难发现，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宽松的创新环境和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也需要发扬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贯形成的锲而不舍和不断试错的精神以及采用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行为方式，体现了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协同，使CEO 学术经历既有利于企业通过开发式创新获得自身发展的短期利益，又有利于企业通过探索式创新不断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取得长期利益，促进自身的长远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CEO 学术经历可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行为。

H1a：CEO 学术经历可以促进企业开发式创新行为；

H1b：CEO学术经历可以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行为。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机制来影响CEO学术经历发挥作用：

第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道德声誉机制”（Brammer et al.，2006）［11］。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增加自身信息的透明度，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和贷款的难度和成本，提供创新所需的资源，保证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Goss &Roberts，2011）［12］。当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时，企业能以较强的融资能力获得保持双元创新持续进行的资金，解决了CEO 对双元创新过程中因资金短缺造成双元创新难以持续进行的后顾之忧，其学术经历的促进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在公众面前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达到宣传和营销企业产品及服务的目的，在人们心目中塑造良好的口碑和企业品牌，减少创新中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李园园等，2019）［13］。当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较高时，企业会借助自身良好的口碑和企业品牌获得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支持及青睐，解决了CEO 对双元创新成果进行商业化过程中消费市场狭小和消费能力不足的担忧，极大地发挥了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

第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资源整合机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体现了企业不仅仅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而是综合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将诸多关系进行整合，形成自身的社会网络资源（郑庆华等，2019）［14］。这样可以促使企业拥有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为企业获得稀缺资源提供便利（Dahl and Pedersen，2005）［15］。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体现了对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满足过程，同时也有利于对诸多资源进行整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既可以利用网络资源获取异质性和稀缺性的知识和信息，也可以对利益相关者之间已有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利用。由此企业凭借自身强大的资源获取能力，可以减少因知识和信息闭塞而造成的无效创新和重复创新，使自己少走弯路。同时又可以充分利用获取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双元创新，减少CEO对双元创新失败的过度担忧，增强CEO 对双元创新的信心，发挥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

第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交易实现机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使企业提供符合供应商及消费者需求的高质量商品及服务，可以促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即交易关系的实现，为自身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实现交易双方的互利共赢，在获得利益相关者支持的同时，取得有助于实现其决策的各项资源和条件（林煜恩等，2018）［16］。交易双方商品或服务交易的实现，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获得企业持续进行双元创新的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另一方面，有利于供应商及消费者自身需求的满足，更加认可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因此，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会更多地关注利益相关方的需求，生产出符合利益相关方需求的商品，对企业效益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精准捕捉具有重要作用，使企业的双元创新活动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提升双元创新的成功率，减少CEO 对双元创新活动资金回笼困难和创新方向错误的担忧，极大地发挥CEO学术经历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CEO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

H2a：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

H2b：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

（三）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经典的“熊彼特假说”认为，企业规模对创新决策有很大影响，与较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掌握创新所需要的更丰富的资源，所以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进行创新，因此企业规模是企业双元创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首先，从企业创新意愿和资源的角度来看，国内学者池仁勇等（2020）［17］认为，企业规模扩大能够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意愿，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简兆权等（2020）［18］认为，企业规模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所拥有资源的丰富程度。企业进行创新活动不仅需要有创新意愿，同时也离不开各种资源的支持，大规模企业可以为CEO 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创新意愿，发挥学术经历对双元创新的积极作用。其次，从企业议价能力来看，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使企业在与主要客户谈判的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降低主要客户对价格挤压和商业信用占用的风险，有效提升企业营运过程中资金的周转效率（Simona &Thanaset，2018）［19］。大规模企业谈判能力强，可以减少不必要资金的占用，提升资金的周转效率，为CEO进行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更好发挥学术经历对双元创新的积极作用。再次，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来看，与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的信息更加透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更低，在资金、人才和技术方面更具有优势，降低了金融贷款机构对企业偿还贷款能力评估的难度，可以为银行债务融资提供担保（Driverv&Munozbugarin，2019）［20］。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高时，会对其自身的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张璇等，2017）［21］。因为当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时，CEO拥有的学术经历无法在资金限制的情况下将双元创新付诸实践，会抑制学术经历对双元创新促进作用的发挥。然而，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低时，可以为CEO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使学术经历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最后，从企业抗风险能力来看，唐曼萍和李后建（2019）［22］通过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来承担技术创新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与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抗风险能力更强，发生破产的风险较小，可以为CEO创新提供持续的资源支持，保证学术经历对双元创新促进作用的发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CEO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

H3a：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

H3b：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

（四）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首先，从公司内部高管治理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属于全民集体所有，与非国有企业相比，会存在严重的所有者缺位现象，股东的监督作用也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导致CEO的决策空间较大（孙光国、赵健宇，2014；赖黎等，2017）［23-24］。因此，在企业进行创新决策的过程中，CEO 更多地依赖自己的风险偏好等特征进行决策。其次，从企业创新资源的角度来看，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可以保证创新过程中资金的持续性投入，同时大量的资金投入可以使国有企业的投资发挥规模优势的作用，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和竞争力（贾根良、李家瑞，2018）［25］。此外，我国政府通过实行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措施投入大量资源，并设立投资基金来推动企业自主创新（Wong，2016）［26］，然而这些重要资源则由政府进行配置（邓永勤、汪静，2020）［27］。因此，国有企业能够为CEO 开展双元创新活动提供较为充足的资源支撑。再次，从国家创新战略的参与者来看，国有企业是我国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参与者，极大地促进了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的创新，对提高我国科技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创新历史悠久，基础雄厚，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经验，为CEO 学术经历促进双元创新的实现提供了技术、人才支持。最后，从管理者个人利益倾向的角度来看，创新不能一蹴而就，由于国有企业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较高，使国有企业CEO 更积极地采取创新的方式以期获得职位的晋升或个人声誉的提升，不会过多地担心自己被辞退；然而非国有企业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较低，会使CEO 过多地担心由于创新决策失败对自己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此承担沉重的代价（何瑛等，2019）［28］。因此，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拥有更宽松的创新环境和对创新失败更高的容忍度，使CEO 学术经历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极大的发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与非国有企业相比，CEO学术经历对国有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H4a：与非国有企业相比，CEO 学术经历对国有企业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H4b：与非国有企业相比，CEO 学术经历对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综上，本文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9 年我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关于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所需要的专利数据来源于CNRDS 数据库，且根据上市公司本身授权的专利数据类型将专利划分为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其他公司治理和财务数据则来源于CSMAR 和Wind 数据库。本文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①剔除金融和保险类的上市公司；②剔除ST 和*ST 公司样本；③剔除缺失数据；④异常值的处理，使用R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实证检验。经过以上处理，本文共收集了2 940家公司18 519个观测值。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1.模型设定

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采用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公式（1）代表基准回归方程，因变量Y表示企业双元创新，分别是开发式创新（OINNOV）和探索式创新（EINNOV）；核心解释变量X表示CEO 学术经历（ACADE）；Z表示控制变量，包括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两值合一虚拟变量（DUAL）、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占比（INDEP）、亏损虚拟变量（LOSS）、托宾Q值（Q）。公式（2）加入了调节变量，公式（3）加入了调节变量及其交互项。调节变量包括企业社会责任（CSR）、股权性质（NATURE）和企业规模（SIZE）。

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关于双元创新的衡量有较多方法，部分学者采用资本化与费用化的支出占营业收入或者年初总资产的比重衡量双元创新（毕晓方等，2017）［29］。这种方法有一个明显的弊端，样本缺失较为严重。部分学者采用专利数据衡量双元创新，根据IPC国际分类号前4位判断专利所属类别，以5 年观测期滚动计算年度末未重复的专利数量作为探索式创新，重复的专利数量作为开发式创新（曹兴、宋长江，2017）［30］。此外，钟昌标等（2014）将发明专利授权量作为探索式创新，将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之和作为开发式创新［31］。本文认为发明专利实现技术的突破较为符合探索式创新的概念，而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更多是在现有发明基础上的扩展，更偏向于开发式创新。因此，本文偏向于最后一种方法，即采用不同类型专利的授权量来衡量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

（2）解释变量。关于CEO 学术经历的衡量，本文借鉴张晓亮等（2019）的研究，并根据高管职务类别，选取单独CEO 职位与CFO 和CEO 兼任两种［32］。对CEO 学术经历的界定标准是：一是曾在高校任教；二是曾在科研机构任职；三是曾在协会从事研究。采用设计虚拟变量的方法，将有学术经历的CEO 赋值为1，没有学术经历的CEO 赋值为0。

（3）调节变量。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最早通过规范研究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定义，在定量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主要采用问卷设计的方法进行分析。目前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主要有三种：第一是采用润灵环球（RKS）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评分结果；第二是采用和讯网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第三种是设计问卷对企业社会责任指标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则采用第二种和讯网数据进行分析，因为和讯网CSR评价体系从2010年开始对我国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进行评价，共包含5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和37 个三级指标，能较为整体、客观地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已得到国内众多学者认可及使用（王站杰、买生，2019）［33］。

关于股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衡量，主要沿用以往的研究，股权性质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将国有控股企业赋值为1，非国有控股企业赋值为0。企业规模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4）控制变量。本文参考以往CEO 学术经历以及双元创新的相关文献，如毕晓方等（2017）、周楷唐等（2017）、沈华玉等（2018）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在此基础上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两值合一虚拟变量、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亏损虚拟变量、托宾Q值，同时本文为了控制行业及年份固定效应，引入行业和年份两个虚拟变量［29，34-35］。变量具体测量方式见表1所列。

表1 变量定义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收集的数据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列出各主要变量的观测值个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情况。观测值个数18 519，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均值为1.04 和0.64，标准差为1.4和1.01。具体见表2所列。

根据表2结果可以看出，各项指标数据统计分析并无出现异常的情况。为进一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并将各变量相关系数汇总，具体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见表3 所列。根据表3 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开发式创新与CEO 学术经历的相关系数为0.031，表现为显著；探索式创新与CEO 学术经历的相关系数为0.026，表现为显著。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 各变量相关系数检验

（二）回归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1）对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采用控制行业和年份面板模型进行层次回归，先将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再对加入控制变量后的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所列。

表4模型（1）和模型（2）是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是加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同时，考虑了行业和时间的固定效应。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CEO 学术经历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CEO 学术经历对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表现出正向显著影响，由此验证了H1、H1a 和H1b。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的回归系数均表现为正数且较为显著，这说明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等因素对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两职合一、亏损虚拟变量、托宾Q值对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产生负向抑制作用。这说明有学术经历的CEO 比没有学术经历的CEO更能够促进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同时，也可以发现企业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占比均能够促进企业的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但是两职合一、亏损虚拟变量、托宾Q值则表现为抑制企业的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2.调节机制分析

基于基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CEO的学术经历对双元创新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是，CEO学术经历与双元创新的关系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规模和股权性质等。为更进一步研究CEO学术经历、企业社会责任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回归，结果见表5所列。本文的做法是：第一步进行基准回归；第二步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加入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回归；第三步是在第二步的基础上加入CEO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互项进行回归。

表5 的回归结果展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CEO学术经历与企业双元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1）和模型（4）回归结果展示了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显著促进作用，与H1相符。模型（2）和模型（5）回归结果展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显著促进作用，模型（3）和模型（6）回归结果展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CEO学术经历与企业双元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也即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较好时，CEO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与H2、H2a 和H2b 相吻合。通过以上分析发现，CEO学术经历和企业社会责任两者均对企业双元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同时，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即在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更高的企业中，CEO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表5 调节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CEO 学术经历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关系受到企业规模和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本文利用调节效应对此进一步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6所列。

表6 回归结果展现了CEO 学术经历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关系受到企业规模和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模型（1）—（4）回归结果为CEO 学术经历系数显著为正，说明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股权性质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股权性质对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均表现为促进作用。CEO 学术经历与股权性质的交互项系数对开发式创新表现为负且不显著，对探索式创新表现显著为正。股权性质对CEO 学术经历和企业开发式创新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也即是在企业的开发式创新方面，国有企业的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开发式创新影响要弱于非国有企业，这与H4a 不符合。这是因为我国国有企业创新更多地体现在“从无到有”的技术突破和商业化过程、创造出外部性强的高端行业的过程和服务于整个社会产业升级的过程，决定了国有企业更注重创新性更强的探索式创新的发展，忽视开发式创新的发展。在探索式创新方面，国有企业CEO 学术经历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要强于非国有企业，这与H4b相符合。股权性质对开发式创新的负向调节作用及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说明与H4 部分相吻合，即与H4a不吻合，与H4b吻合。模型（5）—（8）回归结果为CEO 学术经历系数显著为正，企业规模系数显著为正，CEO学术经历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规模对企业双元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越强，这与H3、H3a和H3b相吻合。

表6 扩展调节机制分析

3.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为解决企业CEO 学术经历所导致的样本选择误差问题，本文选择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是选择CEO 学术经历的工具变量，本文借鉴沈华玉等（2018）［33］研究高管学术经历的工具变量，认为上市公司所在地本科院校密度与高管学术经历的比例呈现正相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教育情况，与上市公司本身没有直接联系，具有外生性。因此，本文选择本科高校数量作为CEO 学术经历的工具变量。在进行Heckman 第一阶段回归时，将工具变量与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同CEO 学术经历进行回归，第二阶段与基准回归模型一致。在进行Heckman 两阶段回归的同时，考虑双元创新衡量方式的多样性，选择将上市公司及子公司联合授权的专利数量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7 所列。模型（1）—（4）为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5）和模型（6）是进行Heckman 两阶段回归的模型。

根据表7回归结果可以发现，CEO学术经历对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依旧表现为正向显著作用。因此，可以认为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通过Heckman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样本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及样本自选择的问题时，CEO学术经历对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依旧是正向显著作用。

表7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虽然已有学者对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很少对高管学术背景与双元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规模和股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分析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一是CEO学术经历对企业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二是社会责任水平越高的企业，CEO学术经历对企业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越高；三是企业规模越大，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四是与非国有企业相比，CEO学术经历对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的促进程度更高，但对开发式创新的影响较弱。

尽管本文实证研究结论证明了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并不代表CEO 拥有学术经历一定能够促进企业的双元创新。能够促进企业进行双元创新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加强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引进更多的科技人才等。同时，本文的实证也为上市公司制定合理的CEO 聘选机制提供一定的依据，即具有一定创新意愿及科研经历的CEO 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双元创新；此外，企业要注重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水平，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发挥社会责任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新优势，不断推进探索式创新的发展，同时也要合理分配企业资源，注重开发式创新在企业短期利益中发挥的作用，促进开发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的协同发展；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具有创新意愿和优势，企业应适当扩大自身规模，发挥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