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果，李 凯，叶龙涛

（1.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2.宁波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国家级新区是在中央政策主导下对特定区域的战略目标作出重新定位，汇聚大量创新性要素，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区域内经济要素的重新组合，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区域布局［1］。创新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原动力，创新不仅影响区域的增长效率，而且影响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战略目标实施成效［2］。然而，我国区域发展两极分化的现象无疑会阻碍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实现［3］。为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国家级新区肩负着国家创新机制改革与战略目标实现的双重责任，其鲜明的战略定位、特殊的政策供给，已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引擎［4］。国家级新区特殊的战略布局和创新机制改革使其集聚了大量的创新制度要素与经济要素，这些要素对吸引外资和经济结构优化都有着不可比似的优势［1，5］。国家级新区在带动区域要素流通、平衡区域资源竞争和促进区域合作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6］。

国家级新区是实现新兴经济转型，从政策战略规划视角对特定区域制订特色发展方针的重要举措。自1992 年浦东新区设立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国家级新区由稀有性、特殊性向普惠性转变，批复设立的战略定位也从最初的试点开放到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常态转变［4］。随着国家级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学者的研究方向也从早期的新区建设意义、新区战略取向、新区管理体制转变为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新区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新区的发展评价、新区发展困境等方面［1-8］。国家级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着改革试验区的带头作用，通过战略机制与政策体制改革优势实现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当前，已有大量研究对国家级新区的实际效用进行了检验，虽然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各异，但多数研究肯定了国家级新区的战略机制与政策优势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着显著促进作用［5，9］。王志锋等［10］基于2008—2016年9个国家级新区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级新区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调整地区产业结构，但新区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设立较早的国家级新区能够显著促进地区GDP 增长，提升就业率和改善专利质量；设立较晚的国家级新区产业结构倾向于第二产业，专利的数量有显著提升但质量却未明显提升。刘瑞明和赵仁杰［9］的研究也表明，国家级新区能够显著促进地区GDP 和人均GDP 增长，但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较低等级的城市能够从国家高新区的建设中获得更快发展，而对较高等级的城市促进作用有限。此外，随着国家级新区建设规模与建设数量不断增加，新区的批复目的与实际运营出现了背道而驰现象，且部分地区发展呈现出日益疲软状况，陷入了发展困境。薄文广和殷广卫［3］结合19个国家级新区的批复特征和批复目标，对我国新区发展困境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国家级新区顶层制度设计和基层先行先试等中央与地方良性互动还未形成，体制保障上面临着内部利益难以有效协同的发展困境，而地方政府依靠国家级新区拉动土地经济模式的困境仍未摆脱。刘华［8］的研究也表明，国家级新区过多强调“国家战略”角色，忽视了自身发展需求，陷入内生力量不足和资源浪费等发展困境。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以往只追求经济数量而忽视经济质量的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以创新为驱动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过渡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4］。相应地，如何运用各地资源禀赋打造适宜地域特色的发展道路，已然成为国家级新区建设的使命。梁林等［11］通过对2015—2017年16个国家级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监测，研究发现，我国国家级新区整体韧性呈上升趋势，表明我国国家级新区具有一定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内外协调程度较好，但我国各新区韧性值呈现“一高两低”态势，新区发展具有明显地域分化现象。张晓宁和金桢栋［1］对国家级新区产业集聚与产业优化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新区享有的特殊政策照顾与公共资源优先分配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产业集聚、解决产业结构同化等困局，其对外开放通道也能够助力成为向外输出的重要枢纽。此外，部分研究进一步关注了不同新区发展的异质性。一方面，中国内陆城市初始条件及发展差异较大，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级新区设立前后出现效应偏差；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的建立不再是政策洼地，而是深化区域协调发展与体制改革的重要试验田。这当中承载着区域创新发展与深化改革的重担，因此，需要充分考虑国家级新区设立后的区域成效异质性问题。李云新和贾东霖［12］通过对全国17个新区的时空分布、战略定位与政策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新区从稀有性趋势转向普惠性趋势，新区建设与国家区域均衡发展逐渐匹配。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存在核心定位缺失、地域发展定位模糊现象，新区可替性强，在国家级新区中的战略地位较低。张平淡和袁浩铭［4］利用2001—2015 年中国283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立足协同发展视角，分析了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主体城市以及同省其他城市的影响效用。结果表明，国家级新区对同省其他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的带动效应在地理上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特征，将全样本划分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进行估计分析，发现在东北地区的国家级新区对周边城市的带动效果尚未显现。也有学者从行政体制与制度创新等方面分析了国家级新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用，研究发现，在国家级新区建立初期，政府干预对地区创新发展有明显贡献，但这种效应随着时间的增加变为不显著［13-14］。在全球分工格局深化中，位于价值链高端并不断创新突破的主体才能在时局动荡中历久弥新。因此，必须考虑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的价值所在及实际效用，才能进一步发挥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国外已有学者尝试将国家级新区纳入区域创新能力分析框架中，Chrishane［15］利用2012 年与中国开发区协会（CADZ）合作的实证，研究了中国京津冀特区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正在由廉价土地、投资、出口和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向基于科学和创新的增长模式转变，未来的增长将取决于该区域的创新模式。Santoso［16］研究了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设立的造船业特别发展区对该国船舶工业的创新发展贡献，发现造船业特别发展区对区域创新体系有明显支持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国家级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分析了国家级新区局部发展异质性问题，但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仍未得到充分论证。同时，由于我国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可能会导致国家级新区设立后呈现出区位异质性及距离异质性，因此，本研究将对此予以充分关注。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①本文采用2003—2018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多维区域创新能力指标，运用DID及PSM-DID方法实证分析了国家级新区创立对主体及周边城市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②检验了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是否存在距离异质性与区位异质性等特征，并运用PSM-DID 倾向匹配得分法，对比分析国家级新区设立前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③讨论了国家级新区创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分别以产业集群、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国家级新区主要通过产业集群、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三大路径促进区域创新能力。

二、机理分析

国家级新区作为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施路径，是制定区域发展战略的指南针。首先，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要从经济结构、创新环境、金融优化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着手［4］。国家级新区以高质量经济建设作为要领，引导资源向优势产业集聚，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向高端智能化发展，重点培育具有成长性、知识密集性和创新性的新兴产业［9］。因此，在国家级新区明确的战略定位下，区域内创新要素能够得到高效运用，创新空间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创新成果能够快速转换为现实运用，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其次，国家级新区明确的定位与特殊的政策供给，使其拥有多重资源与政策高效批复实施等优势，极大地减轻了区域创新中的资源不足及政策支持不足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区域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柱［6］。此外，各地区政府为了吸引高新企业和高等专业人才汇聚国家级新区，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和人才补贴政策，引导高新产业和专业人才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带动作用［1］。最后，区域创新要素的初始条件与区域创新产出增长具有直接关系，国家级新区能够改善区域创新要素初始条件，调整不合意的分布状态，使其向均衡化、高级化方向移动发展。在国家级新区的优势地位下，区域创新要素能够循环积累与外沿扩展，区域创新能力具有长期带动效应［5］。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提升效应。

为了进一步探讨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本文从产业集群、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三个路径出发，分析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

（一）中介效应分析

国家级新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其设立目的是为了解决地区产业发展僵化与产能过剩困局。以往的研究已证明，特殊经济区的建立能够显著带动当地消费和人员就业，提升生产效率和促进资本流通［5，7，17］。资本家和企业家在投资时首要考虑是投资回报，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提高了地方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加快地方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因而吸引高端产业集群［1］。邵汉华和周磊［18］通过对54 个国家高新区经济效率耦合度与协调度的研究证明，新区经济效率明显高于非新区区域。产业集群会加剧企业间的竞争从而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19］。国家级新区特殊的战略定位与偏成长性的设立理念对地方产业多样化发展更具包容性，产业的多样化使行业之间合作交流机会增加，通过不同产业间的交流能够产生互补效应而非相同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效仿，加速创新活动发生频率，从而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显著提升作用［20］。

国家级新区是以经济数量和经济质量双向发展为宗旨，以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及科技创新为主要方向。在新区设立初期，中央政府重新分配了新区政府权力并加强了对新区发展的干预与控制，通过补给相应地区发展要素和行政权限重构区域创新空间格局［21］。在新区发展中，新区政府要不断降低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投资依赖才能实现对新区的权力和资源控制［22］，因此，新区政府有更多动力推行区域创新发展。国家级新区是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试点城市，拥有政策优先试行的权力，通过适度的放权和政策优惠能够更快地开展创新型活动［6］。国家级新区较高的行政等级也赋予了其制度创新权力，所以新区行政效率与资源调配效率也相对较高［23］。例如：滨海新区率先探索构建新型“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打造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新平台；赣江新区围绕完善管理体制建设、搭建科技创新发展平台、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实现了制度管理新开放；长春新区创立线上经济发展平台，积极开拓新业态，培育地区经济新动能，探索深化地区特色经济发展新路径［1］。国家级新区完备的制度环境为当地区域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政府的“领头羊”作用也拉动了地区创新热情，这些均对国家级新区的区域创新产生持续强化作用。

基础设施环境是区域发展之本，基础设施环境与区域创新发展是双向互动关系。新区的公共设施服务以及高铁、航运和自贸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区域创新提供了基本保障［2］。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也会促使政府提供更为完善与便捷的基础设施环境，以满足创新主体的发展［24］。为了促进产业发展，吸引多方投资，政府为国家级新区提供了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国家级新区已实现100%高铁与机场覆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关联产业发展，降低产业链上下游的交易成本。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有益于形成规模效应，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增加区域创新主体的研发投入，促进创新产出。此外，如天府新区、大连金普新区等多个新区还同时建立自主对外贸易通道。各新区开放程度与贸易量虽然存在差异，但多数都立足外向型经济发展，通过对外发展提升自身的经济效率。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不仅可以促进多方交流合作，还能够激发创新主体自身的创新活力，从而使当地跻身成为创新型地区［1］。依托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其清晰的全球化战略定位也同样为引入全球资本、接轨全球化发展提供新的契机。自国家级新区设立以来，多家外资企业落户国家级新区，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合作机会不断增加，合作壁垒不断减少，这也将进一步推进新区创新发展［25］。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2。

H2：国家级新区通过产业集群效应、完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三条途径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二）距离异质性分析

国家级新区的产业集群效应、制度创新优势与完善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可能会受限距离的限制，使其空间溢出作用逐渐减弱［3］。国家级新区清晰的战略定位与特殊的政策给予，使其拥有其他区域不可比拟的区位优势。国家级新区会对周边地区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大量资本要素集聚在国家级新区，造成周边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和资本要素不对等的矛盾凸现［10］。位于国家级新区中心地段的区域能够吸引较多的优质产业而获得充足的创新要素，但对于国家级新区的周边区域而言，受限资本要素不足，当地特色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区域创新发展也相对落后［13］。当国家级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会逐渐扩散至周边区域，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根据空间经济学理论，地理位置相邻的区域拥有地理优势，能够快速吸收来自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地理距离的增加会使创新要素的流动性受到稀释，使国家级新区的正外部性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变弱［5］。因此，国家级新区对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因为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呈现出距离异质性，即对距离较近的区域有明显促进作用，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效果逐渐减弱。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存在距离异质性特征。

（三）区位异质性分析

从经济效益来看，在总量一定的前提下，资本要素优先向经济效率高的地方集聚。在经济效率较低的区域，资本要素得不到有效满足，区域发展鸿沟被人为扩大［21］。东部地区是市场经济转型的先行区域，在前期发展中累积了大量的先进技术与创新资本，故资源要素配置效率较高，经济发展潜力已得到充分释放［18］。因此，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当地发展更多的是“添砖加瓦”的功效，对地区创新能力的边际效用较小。而中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仍处于建设阶段，要素配置仍未能形成市场化，导致资源流向经济效率较低与技术落后的地方性产业中，资源要素得不到有效利用［8］。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地处内陆省份，外资吸收不足，区域内无法依靠外资来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东部地区“投资热”也造成投资过剩形成资源拥挤效应，而国家级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环境与制度优势有助于推动资源的空间再配置，通过将东部地区拥挤性资源转入中西部地区，缓解中西部地区投资不足问题，提升中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使经济增长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6］。因此，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中西部地区具有“雪中送炭”的功效，能够激发当地主体创新活力，产生更多的创新活动。综上所述，国家级新区设立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可能会由于区域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呈现出区位异质性特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存在区位异质性特征。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自1992 年设立浦东新区开始，至2018 年我国陆续设立了19 个国家级新区，由于浦东新区设立时间最早，其所享受的优惠政策与财政支持也最多，这是后来其他城市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在本研究样本中排除了浦东新区［5］。国家级新区选址一般为区域重点城市，而小城市经济体量较小，发展差距较大，为了使样本更具普遍性与可比性，故本研究样本对象为70个大中城市，全样本时期为2003—2018年70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本文将设立国家级新区的城市作为处理组，未设立国家级新区的城市作为控制组，构建虚拟变量，设处理组treat=1，控制组treat=0。

综上，本文构建如下DID模型用以回归分析：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ln innoit为区域创新能力；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指数（strit）、研发人员投入（rdpit）、研发资金投入（rdit）、人力资本（humit）；β0,β1,β2,…,βn分别为待估参数；εit是随机扰动项，为控制模型的异方差和共线性。对所有指标均取对数处理。

为了进一步探讨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实际效用，本文构建PSM-DID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匹配控制组中与处理组初始条件相近的城市，然后使用DID 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PSMDID模型构建如下：

参考曹清峰（2020）［5］的研究方法，设定如下模型来检验国家级新区政策效应的距离异质性：

式（3）引入了一组新的控制变量，其中，参数s代表周边城市与国家级新区的地理距离，本文采用球面最短距离来衡量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如果在t年距离城市i地理距离超过s，那么，=1，否则=0；系数δs代表国家级新区设立后对周边城市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本文以50 km为基础单位，分别报告了s=50，100，150，…，350，400 时的回归结果，并通过比较不同阈值的回归系数与统计显著性来检验国家级新区对周边城市区域创新能力是否具有距离异质性［5］。

（二）变量解释与数据说明

（1）区域创新能力（inno）。区域创新能力体现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能力扩散、创新环境支持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多维的概念。现有研究多选用专利授权数、专利申请量等单一指标衡量区域创新能力，不能全面地体现其内涵［26］。为此，本文借鉴宋跃刚和杜江［27］的研究，以上述四个方面构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进行指标的合成。该方法既反映了系统整合原理，又避免了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交叉重叠问题，从动态的角度对各城市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性评述［28］。测评方法的基本原理为：设定n个指标，以这些指标的最大值为半径构造（n-1）!/2 个不规则中心n边形，其顶点是n个指标首尾相接的全排列，综合指数为所有不规则多边形面积的均值与中心多边形面积的比值。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构建标准化函数，公式如下：

其中，a、b、c分别表示双曲线函数的参数。

其次，构建双曲线标准化函数F（x），满足F（U）=1、F（T）=0、F（L）=-1，其中，U为指标x的上限；L为指标x的下限；T为指标x的临界值，临界值可以用指标均值表示［29］。由上述条件可得：

由式（5）可以看出：标准化函数F（x）把位于［L，U］的指标值映射到［-1，1］上，标准化过程会引起指标值呈现出快—慢—快的非线性增长趋势。

再次，对于第i个指标，标准化公式表示为：

n边形的顶点由Si=1条件下的值组成，中心点由Si=-1 时的值组成，Si=0 时构成多边形指标的临界值。若在临界值以上，各指标值为正；在指标值以下，各指标值为负［30］。

最后，全排列多边形综合指标，公式如下：

其中：S为综合指标；Si为单项指标。

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构建见表1所列。

表1 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2）中介变量。根据上文机理分析，本文选取基础设施环境、制度环境和产业集群程度作为中介变量。基础设施环境（envir）是指城市的交通设施与通信设施完善程度［29］，本文选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与政府总支出之比来进行衡量；制度环境（inst）是指一个城市制度市场化程度，借鉴曾萍等［21］的测量方法，采用城市市场化指数来进行衡量；产业集群（indus）程度借鉴谢子远和鞠芳辉［7］的测量方法，采用国家级新区企业数量与地区人口之比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选取人力资本（hum）、研发资金投入（rd）、研发人员投入（rdp）、产业结构调整指数（str）作为控制变量，以尽可能地规避不可观测因素对计量结果造成的偏误［31］。以各地区6 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代表人力资本水平；以R&D 人员全量作为研发人员投入的代理变量；以地区研发经费投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研发资金投入强度；以各省份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所列。以上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国家级新区发展报告》、Wind 数据库、国泰君安数据库等整理所得，相关变量缺失数据，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计算拟合系数以得到外插值。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础回归分析

（1）共同支撑假设检验。DID双重差分法假定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不存在显著差异或具有相同方向的变化趋势。为了验证创立了国家级新区的城市与未创立新区的城市在创立前样本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需要进行共同支撑假设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所列。匹配后大部分变量都拒绝了存在显著差异性的原假设，说明基本满足共同支撑假设，进而证明本文使用DID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分析是切实可行的。

表3 共同支撑假设检验

（2）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本文首先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检验，VIF检验均值为1.51，这说明被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表4 报告了DID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模型（1）仅控制了国家级新区这一变量以及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而模型（2）至模型（5）是逐步加入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至模型（5）的回归结果来看，回归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较大波动，说明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R2的系数也在控制变量不断加入后逐渐增大，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性。回归结果显示，国家级新区与区域创新能力回归系数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H1 得以验证。具体表现为国家级新区创设后会导致所在城市区域创新能力平均上升0.312 个百分点，可能是因为国家级新区拥有中央特定政策支持、区位优势和制度创新等特征，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硬件支持，能够形成产业集群，产业的多样化能够带动当地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此外，国家级新区特有的制度环境也为当地创新产出提供了制度保护，故国家级新区的设立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4，11］。

表4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二）异质性检验

（1）距离异质性检验。前文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已表明，国家级新区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国家级新区的选址一般较靠近中心城市区域，而中心城市经济结构丰富，优势产业较多，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也较强。例如，成都都市圈以百公里的空间形态集聚了周围德阳市、眉山市和资阳市，以一城带动多城的抱团模式共同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因此，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周边区域的创新能力也可能存在辐射效应，本文以50～400 km为辐射半径，根据国家级新区与周边城市的地理距离划分样本，以期检验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不同半径范围内的区域异质性影响，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距离异质性检验

表5 是国家级新区对周边区域创新能力的距离异质性检验结果，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国家级新区对周边城市的区域创新能力促进效应逐步减弱，结合图1 能够更为直观地看出这种趋势效果。结果表明，国家级新区的创设对本地城市的创新能力促进作用最大，对50～200 km的周边城市也有明显的带动效应，但带动效应远不及自身所在的城市，但空间距离超过200 km后，国家级新区的带动效应明显降低且不显著。说明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具有距离异质特征，其能促进自身所在城市以及相邻城市的区域创新能力，但对超过200 km的区域没有明显效果。这是由于相近的区域拥有地理优势，使国家级新区对周边区域的扩散效应能够得到有效发挥，而地理距离的增加使创新要素的流动性受到了稀释，故国家级新区的正向作用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变弱［24-25］。由此，H3得以证实。

表5 距离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2）区位异质性检验。上文的研究结果证实，国家级新区能够促进周边地理距离200 km以内的区域创新能力。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内陆区域与沿海区域的资源特色、要素供给、政策实施效果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大中城市样本的总体回归可能忽略了地区差异而导致结果的异质性。故本文根据国家级新区所处区位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1），通过细分区域重新回归国家级新区对三大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见表6所列。

表6 区位异质性检验结果

表6结果显示，国家级新区对东中西部区域创新能力圴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回归系数来看，对西部区域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中部次之，东部最弱。这是因为近年来东部地区产业革新、去产能化和供给侧改革等政策正在深化实施，东部地区正面临向更深层次发展的挑战，导致国家级新区的功能有待进一步释放［4］。西部区域近年来受政策扶持及中部产业西移等外部条件的影响，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搭建了对外交流合作的平台，进一步为当地区域创新提供了多样化要素，所以西部区域创新能力有明显提升［11］。中部区域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实现了沿海城市一体化发展，依托地理优势，中部区域形成了以科技研发、金融服务、现代智慧制造等优势产业集群，产业迭代速度与研发速度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因此，国家级新区对中部区域创新能力有明显促进作用［1］。由此，H4 得以证实。

（三）稳健性检验

（1）PSM-DID 倾向匹配得分法检验。为了区分国家级新区所在的城市是因为建立了国家级新区之后才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而并非其他共性因素导致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本文使用与处理组政策实施前初始条件较为接近的城市重新匹配样本，并按照PSM-DID倾向匹配后得到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7模型（1）所列。结果表明，国家级新区建立后能够显著提升当地区域创新能力1.006个百分点。

（2）变换样本检验。由于直辖市相较其他地级城市具有行政级别更少、运转效率更快、资源更为集中并且经济体量一直靠前等优势，为了避免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将样本浦东新区剔除后再将其他三个直辖市样本也剔除重新进行回归，以检验是否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回归结果见表7 模型（2）所列。结果表明，国家级新区仍在5%水平上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估计结果是较为稳定的。

（3）因果效应检验。为了检验是否存在因果偏误问题，即是否由于处理组的区域创新能力本身较高才会选择在该区域设立国家级新区，而不是因为创设了国家级新区后主体城市的创新能力才得以提升，本文以国家级新区作为因变量，以区域创新能力作为自变量，运用倍差法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7 模型（3）所列。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系数在10%水平上仍不显著，表明国家级新区创设前的区域创新能力对其能否创设国家级新区不存在明显影响。

（4）变量滞后一期检验。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的效用可能存在时滞性，为了检验时间异质性是否会影响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将因变量区域创新能力滞后一期重新回归，回归结果见表7 模型（4）所列。将区域创新能力滞后一期后，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研究假设，说明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效用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结果

五、作用机制检验

上文实证研究表明，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但对于国家级新区主要是通过那些机制影响区域创新能力还未厘清。为此，本文借鉴孙林和周科选［32］的方法，选用DID倍差分析法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方法，构建如下机制模型进行验证：

首先，验证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其次，验证国家级新区设立对三大中介效应的影响：

最后，将国家级新区和三大中介效应同时纳入回归模型：

其中，MID为中介变量，分别代表产业集群、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

表8呈现了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2）是国家级新区对产业集群的回归结果和国家级新区与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回归结果。对模型（1）而言，产业集群的回归系数为0.321，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家级新区设立后能够显著提升区域产业集群比例。在模型（2）中，产业集群和国家级新区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国家级新区能够通过产业集群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其间接效应占比为0.011，表明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能力确实存在中介效应作用。这是因为国家级新区的设立能够促进地方经济流动，吸引资本流入，国家级新区的战略定位与偏成长性的设立理念也使其对地区产业发展更具包容性，能够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与成长，快速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而产业集群区域通过加速创新活动发生频率以及新技术的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外部性作用［12，18］。

表8 作用机制检验

模型（3）、模型（4）呈现了国家级新区与制度环境的回归结果和国家级新区与制度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回归结果。模型（3）中国家级新区对制度环境的回归系数为1.172，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家级新区的创立有助于改善主体区域制度环境。模型（4）中国家级新区与制度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家级新区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促进区域创新，其间接效应占比为0.030，表明制度环境对区域创新确实存在中介效应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国家级新区以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为主要方向，较高的行政等级也赋予其制度创新权力，所以新区行政效率与资源调配效率也相对较高，这为当地区域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区域内创新活动能够快速得以响应，创新产出能够快速得以扩散应用，持续推动区域创新发展［2，11］。

模型（5）、模型（6）呈现的是国家级新区对基础设施环境和国家级新区与基础设施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回归结果。模型（5）中国家级新区对基础设施环境的回归系数为1.252，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地区基础设施环境，为区域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模型（6）中国家级新区与基础设施环境对区域创新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家级新区能够通过改善区域基础设施环境而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分析可知，其中介效应占比为0.078，表明基础设施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确实存在中介效应作用。这是因为国家级新区通过构造完善的基础设施，推动公共设施服务一体化发展，促进国际多边经济体贸易往来，减少科技研发合作壁垒，实现国家级新区创新发展。由此，H2 得以证实。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创新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策略，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是实施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路径。在当前深化经济结构改革的形势下，如何发挥国家级新区在区域创新中的价值，实现以一区带动一省发展，对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有着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8 年我国70 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采用DID 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 模型，检验了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实际效应。结果表明：国家级新区的设立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经距离异质性检验，国家级新区的设立不仅对自身所在区域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其周边200 km 以内区域也有明显影响；经区位异质性检验，国家级新区对西部及中部区域创新能力有明显提升作用，但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较弱。在进行更换样本、样本选择性偏误、因果效应及因变量滞后等检验后，结果仍具有稳健性。本文还进一步进行了作用机制检验，通过文献研究，以产业集群、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家级新区通过促进产业集群形成、完善制度环境和构建全面化的基础设施环境而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促进作用。

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①当前对于国家级新区的研究多数集中在新区的经济绩效演变方面，缺乏从多维角度及数据量化来审视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效应。本文从多维角度实证检验了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设立效应，弥补现有研究中缺乏数据量化及路径单一的不足。②国家级新区因自身经济发展差异及空间上的地理特殊性，对所处中心地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可能也会呈现出异质性，当前研究鲜有从空间距离来考察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国家级新区在空间距离上的异质性效用。③我国内陆各省份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地方资源配置效率及资源富余程度各异，以往研究大多未细分区位差异对国家级新区的异质性影响。本文通过区位异质性分析，厘清了国家级新区在不同区域的效用差异，对区域政策制定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为了充分发挥出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意义，使其更好地契合区域创新发展，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从国家级新区创立对区域创新发展的直接效应来看，对未设立国家级新区的城市而言，其相关部门可以学习并借鉴已设立国家级新区区域的创新经验与制度经验，增加区域之间合作交流，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对于已设立国家级新区的区域应继续维护良好发展基础，同时加快完善新区制度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并结合自身城市的区位条件、现有经济特征构建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避免同质性发展而陷入新区发展困境。

（2）从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异质性来看，国家级新区能够促进距离较近区域的创新发展，但对距离较远的区域没有显著影响。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应建立创新分享机制，促进中心区域与偏远区域的技术交流合作，发挥集体效益价值。政府应运用政策资源搭建区域之间的合作网络，让偏远区域也能够享受新区的创新成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从国家级新区对区域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分析来看，政府部门应积极探寻国家级新区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的多元化路径，构建公平竞争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而带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强化政府在创新市场中的引导作用，增加科技投入，优化创新激励，保障创新政策的有效实施，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设立不同类型的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引进适类适时的创新高端人才，为国家级新区创新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注释：

（1）东部区域包括滨海新区、舟山群岛淅区、南海新区、西海岸新区、金普新区、江北新区、福州新区、雄安新区；中部区域包括湘江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赣江新区；西部区域包括两江新区、兰州新区、西咸新区、贵安新区、天府新区、滇中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