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栋，张宇婷，胡登峰

（1.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安徽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一、引言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阶段性目标，在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成为新的现实问题［1-3］。自党中央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以来，围绕这一主题，学者们展开了积极探索，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部分学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赵剑波等，2019［4］；张军扩等，2019［5］）；全国范围的高质量发展目标需要通过区域、产业等方面进行分解，如在黄河流域（安树伟和李瑞鹏，2020［6］）、粤港澳大湾区（肖建辉，2020［7］）、农业领域（孙江超，2019［8］）等都形成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力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将产业升级、产业集聚、科技创新等因素纳入研究范畴。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新动能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提出了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9］，刘淑春（2019）提出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和政策制度［10］。数字经济因其创新的本质和产业溢出效应，在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升、绿色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数字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着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数字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2016年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积极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引擎。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任保平，2020［11］）。然而，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的综合性和数字经济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导致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理存在差异。现有研究虽然发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但受制于回归方法的局限（假设自变量之间的独立性），并没有研究数字经济影响因素的组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组态效应，难以解释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和实现路径的多样性。

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放松了线性回归中因果关系效应的统一性假定，能够更好地解释案例间的差异性以及条件间相互依赖的组态效应（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12］），非常适合解释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驱动路径差异化问题。同时，考虑本文中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均是程度变量，不是非高即低的条件，适用模糊集方法进行分析。因此，本文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作为研究方法，为探究地方特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驱动路径提供新的视角。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核心条件是什么？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驱动路径是否相同？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和评估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充分认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理解高质量发展目标和途径的必要条件。高质量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经济发展质量状态（任保平，2018）［13］，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张军扩等，2019）［5］，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区、国民经济管理以及政治生活等社会经济生活全过程的发展（安淑新，2018）［14］。因此，本文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是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来实现生产效率提升，以实体经济发展为核心，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基础，以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为特征。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度评价指标。任保平（2018）［13］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应包含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和分享性五个方面。田鑫（2020）在评价长三角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时选择经济活力、经济创新、绿色发展以及民生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四个评估维度［15］。李金昌等（2019）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项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6］。因此，通过构建健康、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才能对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更清晰的认知。

（二）数字经济：经济发展新动能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席卷全球。随着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在各产业中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正以一种更加成熟的姿态逐渐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数字经济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学者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1.数字基础设施

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打好了坚实基础，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保障。钞小静（2020）认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动能转换、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三个层面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17］。郭朝先等（2020）研究认为“数字基建”是“新基建”的内核，“新基建”具有新技术、新高度、新领域、新模式、新业态和新治理的“六新”特征，是“新基建”为中国经济“赋能”的条件［18］。师博（2020）的研究发现，在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层面，数字基础设施会释放信息技术的创新效应，为智能化城市应用赋能［19］。

2.与传统产业的融合

有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荆文君等（2019）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阐述了数字经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机制，认为匹配机制和创新激励是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融合的发展动力［9］。郭晗（2020）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能够增强实体经济创新动力，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推动实体经济制度环境优化，加快实体经济绿色化转型，提升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数字化重塑实体经济，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20］。

3.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

有观点认为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积极的调节和统筹作用。数字经济由于其速度性、创新性和全球性的属性，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不同以往经济形态的特点，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从监管者变成了服务者，同时政府也置身于数字经济的浪潮中，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建立数字型政府是对政府提出的新挑战。刘建平（2002）提出政府需要在面对数字经济时研究其规制政策如何与数字经济接轨、兼容的问题，构建国际化、服务型和数字型政府，重视规制手段的创新［21］。何枭吟（2013）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过程中，发现构建服务型数字政府、平衡数字资源、提升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政府加速经济改革的必要途径［22］。杨炎（2019）在对中国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数字战略比较后，认为政府战略主导决定了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在数字化进程的基石层、平台层和应用层三个方面配套数字安全和人才建设，推进数字生态系统的打造［23］。

4.数字人才的发展

有观点认为数字经济时代固然是数字科技、数字技术起主导作用，但数字人才却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加快营商环境的改善、增加吸引人才的政策机制已经成为各地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共识。宋大伟（2019）在研究创新驱动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上，提出关键在教育，根本在人才，认为既要通过教育体系改革培养人才，也需要形成吸引全球数字化人才的创新生态环境［24］。杨佩卿（2020）认为，建立数字经济人才库、创新数字人才引进模式、强化数字人才培养和培训、改革数字经济人才激励体系，可以突破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智力瓶颈［25］。

已有的文献为数字经济驱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同时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评判标准。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不同区域间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26］，故发展道路应存在多样性，但现有研究缺乏对于数字经济因素形成的条件组态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复杂因果关系的研究，忽略了通过定量方法探究多因素共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事实，无法为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提供适合的、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基础设施、既有产业、政府和人才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探索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化学反应”，有助于发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多样、等效的驱动路径。

（三）研究框架

综合前文分析，本文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组态分析框架中，在组态视角下，数字经济影响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并非独立，而是通过联动匹配的方式协调发挥整体作用。因此，本文结合案例实证探究不同地区如何通过“殊途同归”的数字经济驱动路径来实现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文献梳理，结合数字经济在中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场景，本文构建了一个多元前置条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模型

图1中，数字基础设施、传统产业数字化、政府数字化和数字人才构成了数字经济的驱动因素，通过组态匹配形成了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组合路径。模型区别于传统的线性研究方法，并非单一的因果逻辑。

三、研究设计及数据处理

（一）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的27 个中心城市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①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代表着中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27 个中心城市又是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代表，具有代表性案例选取意义；②长三角一体化的27 个中心城市同样也是中国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代表性城市，对于其他资源禀赋相似的地区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因此，探究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问题，对中国其他地区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二）研究方法

1987 年Ragin 提出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关注以案例为研究对象的条件组态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其具有承认在因果复杂性的前提下，能识别多重条件变量协同效应的典型特点，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的相关研究中（冯展林，2017［27］；郝瑾等，2017［28］；谭海波等，2019［29］；徐广平等，2020［30］；李永发，2020［31］）。

本文尝试在组态视角下研究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元路径，因此选用fsQCA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相较于以往研究，应用该方法的优势有：①以往研究以定性研究和宏观政策建议为主，缺乏对地区通过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QCA可以在识别出条件变量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确保一定程度上实证结果的外推性（谭海波等，2019［29］）；②QCA 方法可以识别出等效结果的条件组态，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不同案例中差异化的条件驱动模式，并进一步讨论前因条件的搭配问题；③传统的计量方法更多是考察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二元关系，而高质量发展水平却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指标（任保平和文丰安，2018［13］），从整体上考察多因素复杂交互作用的路径及其影响机理，这恰好是QCA方法的长处。

（三）数据处理

1.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本文的结果变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参照吴志军等（2020）［32］、李金昌等（2019）［16］和田鑫（2020）［15］的研究，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设定为一级指标，并划分为综合质效、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6 个二级指标以及24 个三级指标，具体见表1所列。其中，综合质效强调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创新发展突出经济的创新能力，协调发展表明经济的平衡发展能力，绿色发展突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开放发展体现了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共享发展侧重于经济发展的普惠程度。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评指标

在确定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评指标后，本文使用熵值法计算得出27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见表2所列。具体数据来源于各城市2019年统计年鉴和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2 长三角一体化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1）数字基础设施（inf）。使用“数字基础设施指数”进行测量，数据来源于21 经济研究院与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打造全球数字经济高地：2019 数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报告》（下称《报告》）。该指数反映了特定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包含信息基础设施指数、物流基础设施指数和数字化办公指数。

（2）传统产业数字化（ind 和arg）。工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和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融合。工业数字化水平（ind）参考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中的工业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城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arg）则选取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20 淘宝镇和淘宝村数量来确定。

（3）政府数字化（gov）。使用“数字政务指数”进行测量，数据来源于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该指数反映该地区的数字政务的建设和实际使用水平，涵盖了数字政务服务在线使用水平和数字政务平台建设水平。

（4）数字人才（hum）。使用智联招聘和恒大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作为衡量标准。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该排名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该地区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力，排名较高的城市会吸引更多的数字人才。

将样本数据按照选取的定性锚点（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建立变量的模糊隶属度（Ra⁃gin，2008［33］），参照既有研究的做法（Andrews 等，2016［34］）及案例的实际情景对变量进行校准，使之分布在0～1之间。

四、分析结果

QCA分析的单位是条件组态，将前因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校准后，利用fsQCA3.0 软件可以得到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所有组合的布尔最小化运算，进而得出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和条件组合情况。

（一）必要条件分析

进行条件组态分析的前提是各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即评估实证证据与探讨的集合之间理论关系的一致性程度，Ragin（2006）［35］使用了一种基于模糊隶属度来测量集合的理论关系一致性的方法：

其中：min指两者中的较小值；Xi指条件组合中的隶属分数；Yi指结果的隶属分数。一般认为一致性指标大于0.9，则X是Y的必要条件。通过fsQCA软件计算后得出各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见表3所列。

表3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表3 中对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低于0.9，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指标，代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状态，无法由单一条件变量决定，也意味着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可以做到“殊途同归”。在单一变量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下文将结合fsQCA 软件，进一步分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数字经济组合路径。

（二）条件组态分析

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可以得到三种解，即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三种解的区别在于对待“逻辑余项”的选择，纳入与理论和实际知识一致“逻辑余项”的中间解更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Rihoux 和Ragin，2017［36］）。本文采用Ragin 和Fiss（2008）［37］提出的组态分析结果的呈现方式，可以清晰地表示各个前因条件在组态中的相对重要性，如前因条件出现在简约解中，说明该条件为核心条件；如前因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中，则表示该条件为边缘条件。

采用fsQCA3.0对长三角一体化27个中心城市进行分析，选择频数大于1，一致性大于0.8，计算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有5条，见表4所列。解的一致性为0.791，意味着在满足5条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路径的案例中，有79.1%的城市表现出较高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解的覆盖度为0.847，意味着5条发展路径可以解释84.7%的案例。解的一致性和覆盖度均表明，实证分析有效。经计算可得，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表示为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存在条件，除此之外的其他条件均为边缘条件，结果中并未出现核心条件缺失。

表4 高水平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的数字经济组态分析

1.组态1——数字工业型

条件组态1表明，具有较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兼具数字经济人才的城市，如果其工业数字化水平较高，将会有更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是该组态的核心条件，工业数字化水平是补充条件，在此组态下，通过传统工业数字化可以提供一条通过工业发展的特色道路，因此将此路径命名为“数字工业型”，意味着在基础设施良好和人才聚集的城市，可以通过工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找到发展动力。该路径能够解释62.9%的案例城市，有24.9%的具有较好高水平发展的城市仅能由此路径解释。符合数字工业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案例包括杭州市、南京市、上海市、苏州市、无锡市、合肥市、宁波市、常州市和嘉兴市，其包含了表2 中排名前六的城市，是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通过工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可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2.组态2——数字人才型

条件组态2 表明，如果某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低、工业数字化水平较低、同时政府数字化水平也较低，但如果数字经济人才资源足够丰富，也可以创造较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组态中，数字人才水平是核心条件，可以在其他条件水平较低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将此路径命名为“数字人才型”。该路径能够解释26.2%的案例城市，其中有8.7%的城市仅能由此路径解释。此路径的代表性城市为温州市和扬州市。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数字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可以通过吸引数字经济人才来达到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3.组态3——数字基础设施型

条件组态3表明，如果所有的前因条件除基础设施较好外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该城市也可以拥有较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该组态中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是核心变量，起到主导作用，故将此路径命名为“数字基础设施型”。该路径能解释16.2%较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案例城市，其中仅有0.5%的城市仅能被此路径解释。此路径的代表城市是芜湖市。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数字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可以通过建设高水平的数字基础设施来达到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4.组态4——综合型I（数字基础设施主导）

条件组态4 表明，对于具有良好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同时发展高水平的工业数字化和农村电商，也将拥有较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中，数字基础设施是核心条件，工业数字化水平、农村电商水平和政府数字化水平是补充条件。由于该路径要求案例城市同时要具有较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条件，结合核心条件，将此路径命名为“综合型I（数字基础设施主导）”。该路径可以解释31.8%的较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案例城市，其中只有1.6%的城市仅能被此路径所解。杭州市、宁波市、苏州市、金华市和上海市为该路径的代表城市。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数字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可以通过高水平的数字基础设施为主导来达到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5.组态5——综合型II（数字人才主导）

条件组态5表明，对于政府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和具有良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环境的城市，同时发展高水平的工业数字化和农村电商，也将拥有较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中，数字人才是核心条件，工业数字化水平、农村电商水平和政府数字化水平是补充条件。由于该路径和组态4类似，结合核心条件，将此路径命名为“综合型II（数字人才主导）”。32.4%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好的案例城市可以由此路径解释，其中1.5%的城市仅能被这条路径解释。此路径的代表性城市为杭州市、宁波市、苏州市、南通市和上海市。据此，本文提出假设5。

假设5：数字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可以通过数字经济人才为主导来达到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在所有的5条路径中，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都分别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这也说明了两个条件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程度。数字人才是地区发展中提供创新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健全地区数字人才吸引机制，提高自身数字人才教育水平，多措并举，是地区强化数字人才条件的根本道路。数字基础设施是另一个核心条件，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同样是国家“新基建”发展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条件组态视角出发，将长三角一体化27 个中心城市作为案例，使用fsQCA3.0 软件进行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了驱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影响因素的组合路径。研究结论如下：

（1）数字基础设施、传统产业数字化、政府数字化和数字人才都无法构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可以通过组态形成5条驱动路径：第1条路径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和人才基础上的“数字工业型”，这也是主要的驱动路径；第2条路径是在其他条件处于较低水平时以数字经济人才作为动力的“数字人才型”；第3条路径是其他数字经济条件不理想时以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为基础的“数字基础设施型”；第4条路径是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主导的、城市数字经济综合发展程度较高的“综合型I（数字基础设施主导）”；第5条路径是以数字经济人才为主导的、城市数字经济综合发展程度较高的“综合型II（数字人才主导）”。这5 条路径为不同数字经济资源禀赋的城市在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时提供了发展模板。

（2）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是驱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条件，是以数字经济作为发展新动能以达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城市建设先决条件。对于一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城市，可以考虑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制定有吸引力的数字人才引进政策作为促进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道路；同样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保持住数字人才存量、深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水平，也是这些城市维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不二选择。

（3）在得出的5 条道路中有3 条都有高水平工业数字化条件，同时“数字工业型”道路也是本文得出的标志性发展道路，这说明工业数字化是地方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中有效的可行路径。对于一些具有工业化基础的城市，应该着力为工业企业数字化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努力找到制约地方工业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和短板，为传统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扫清障碍。

（二）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1）构建了一个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与已有文献中变量间单一关系不同，本文的分析框架考虑条件之间的组合关系，较传统定量分析的明确假设的做法更具有探索性（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12］），可以获得“反事实”的等效组态方案和因果结论，为探索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2）提出了数字经济对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多条等效驱动路径。以往研究以定性为主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给出的发展建议较为宏观和笼统，难以为建设有地方特色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指导。本文提出5种发展路径，为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城市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殊途同归”的参考。

（3）从组态视角剖析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并发协同效应。本文通过“条件组态”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长三角一体化27 个中心城市通过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并发协同效应，进一步扩宽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上的应用，同时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方法。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样的多维综合目标，在回归统计的方法上只能讨论单个数字经济因素的“边际净效应”，鲜有研究讨论多重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和条件的相对重要性，本文提出的思路有助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背后复杂驱动机理的理解。

（三）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建设具有区域特色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如下实践启示：

（1）数字基础设施、工业数字化水平、农村电商水平、政府数字化程度和数字经济人才水平的并发协同效应和联动匹配，揭示驱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杂性，但这也为地方政府根据各自数字经济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建设特色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了多种模板，也为一些数字经济发展“底子薄”的城市带来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地方政府通过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本文提出的5条发展路径中的模板城市，通过“模仿+内化”，形成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特色方案。

（2）通过改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形成吸引数字经济人才发展的社会环境是达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首要选择。在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加快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要着手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还要积极引进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地方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相应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通过市场机制引领企业参与其中，通过产业聚集效应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数字人才储备方面，一方面要形成数字人才队伍多样化和阶段化的战略布局，另一方面做好数字人才的职业预测，促进数字人才储配的独特价值。

（3）在数字经济发展较为先进的地区，应着重提升传统工业的数字化水平，通过工业数字化带动产业生产效率提升、创新能力增强、绿色可持续能力加大，从而带动关联产业进步，居民收入增加，继而达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设目标。为了达到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目标，各地都出台了刺激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通过产业数字化发挥传统优势工业的既有动力，然后通过市场机制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协同进步，进而促进地区经济结构高级化发展，则应该是多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适宜做法。

（四）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虽然本文尝试运用fsQCA 方法，从组态分析的角度探索了数字经济驱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元等效路径，但囿于时间和能力的局限，仍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可供拓展的地方。首先，本文选取的是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长三角一体化27 个中心城市作为研究案例，虽然为不同城市提供了发展模板，但也存在小城市难以模仿的问题，今后的研究可以选择京津冀或者珠三角城市群来进一步验证；其次，本文是通过跨案例比较研究的方式来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虽然能得到不同的发展模式，但难以像个案研究那样纵深地去了解发展的具体问题，未来可以选择具体的代表性城市进行案例研究，深入挖掘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动态机理；最后，受研究数据可得性的限制，仅对一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限制了研究结论在时间维度的解释力度，未来的研究可以利用多年数据来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