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向英

提 要：“不平等”是21 世纪的热门话题。无论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反对过程不公正、机会不均等，这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底线。然而，结果不平等到底是真正的平等还是真正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无法达成共识。可见，结果不平等才是平等问题的焦点，与之相关的政府干预的合法性问题则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平等理论以资产阶级平等理论为参照系，又给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者将“不平等”的国内根源指向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在所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后要求兼顾各方利益，避免在分配环节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既注意到了机会平等，也注意到了结果平等，同时对绝对平均主义保持警惕，这对西方传统的不平等观是一种扬弃。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马克思主义者加大了对“不平等”的国际根源的研究，认为帝国主义与新兴独立国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矛盾是造成“不平等”国际化的重要原因。自从不平等的秘密被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开来，争取平等的政治运动就风起云涌，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共存的前提下，绝对的平等和公正是不可能实现的。萨米尔·阿明倡导的“脱钩”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对于已深度融入世界体系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如何把握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延长改革开放的窗口期，在与资本主义世界共同的舞台上发展壮大自己，对中国仍是一个考验。

“不平等”是21 世纪的热门话题。联合国《2020 年世界社会报告：剧变世界中的不平等》指出，自1990 年以来，不平等程度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有增长，全球70%的人生活在1990 年以来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国家。报告预测，到2050 年全球仅1%的富人将会占有全球40%的财富。财富越来越向顶级富豪阶层集中，已成为可预见的事情。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贫困人口难以打破贫穷所带来的恶性循环，经济和社会发展受阻。“不平等”已成为一个毒瘤，不仅对个人、对国家，甚至对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不平等理论的焦点是结果不平等

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言，“不平等思想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①[印度]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王利文、于占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序言第1 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对“不平等”往往从印象和常识出发，作出模糊的判断。“不平等”的前概念是“平等”。在思想家们对“平等”尚有诸多争议的情况下，“不平等”的内涵和外延自然无法清晰。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发现，对“平等”的讨论从天赋、人权到法律以至经济—社会内容，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柏拉图反对“平等即正义”，是从天赋上讲的。在他看来，少数人具有哲学的天赋和训练，是当之无愧的“哲学王”，他与其他人不平等是正常的。这是一种等级社会的不平等的“平等观”。托马斯·霍布斯持相反观点，认为人在纯粹世俗素质上是平等的，因而人应受同等的尊重而不应受同等的蔑视，但他与柏拉图的不同只是表面上的。霍布斯认为，人是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会引发争斗，所以应当把自然权利让渡给政府，使“利维坦”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时，他与柏拉图的区别就只在于一个为抽象贵族，而另一个为抽象国家的不平等性辩护了。约翰·洛克不相信人在可观察到的素质方面是平等的，在他看来，人只是在上帝恩赐的权利方面是平等的。人权平等的观念在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文献《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得到加持，正文第一条就写着：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与法律平等或曰机会均等相对应，多数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结果的平等或称事实上的平等。他们将事实上的平等或将造成结果平等的努力称为“拉平”，并拒绝和痛斥这种做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平等的真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的距离，就像天和地一样。”②[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114 页。尼采对“平等”观念不屑一顾，“平等的说教……世上没有比这更毒的毒药了，这看起来似乎是正义本身所鼓吹的……‘相同的人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不同的人只能享受不平等的待遇’，这才是真正的正义之声”③[美]莫特玛·阿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周汉林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年版，第844 页。。可见，在20 世纪以前，思想家们对“平等”是持保守主义态度的，并且认可“结果的不平等”，认为这才是平等。

进入20 世纪之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在短短30 年中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文明受到严重摧残。严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编造的种种神话，其中也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意味着社会公正的神话。强烈的贫富反差和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平等的真实内涵，以及实现平等的有效途径。西方传统的平等观念逐渐发生了演化，出现各种新的关于平等的观点和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的福利主义经济学说形成了对西方社会传统平等观的一次真正的冲击，而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是庇古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庇古依据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功利原则，将福利定义为个人获得的效用和满足，将社会福利定义为个人福利的总和，并提出要使社会福利增加，就应当使社会上较多的人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也就是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满足。庇古的福利主义经济理论的政治意义在于：他实际上离开了传统的机会平等的原则，而要求在国民财富的分配结果上搞一定程度的平均化，而这正是为传统的平等观所拒斥的。凯恩斯主义是对庇古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凯恩斯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以体现一种新的意义上的社会平等，因而他赞成对一般家庭发放现金补贴、促进工人财富的逐渐积累、廉价分配必需品，以及在战后征收资本税等措施，以推动经济平等的切实进展。罗尔斯既坚持机会的均等，认为机会均等就意味着平等，又要求对结果的不平等或事实的不平等加以人为的限制和补偿。他认为，动员资本家从剥削的巨额财富中拿出一小部分去救济贫困的无产者，这不仅对资本家无损，而且对整个资产阶级是有利无害的。按照罗尔斯的设计，当“最少得益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补偿”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就算是实现了。①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95-103 页。福利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平等观的修改，引起了许多保守主义理论家的强烈不满。保守主义者坚持机会均等的平等观，反对任何人为的调节和设计。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理论家柯克说，“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宪法条款只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人的能力应得到报偿，结果上的不平等是必然的。②转引自房宁、赵会民：《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年版，第35 页。

由此可见，什么是真正的“平等”，怎样才能做到“平等”，用什么来衡量“平等”，西方思想史上有复杂的演变过程，至今也无定论。总的来说，从承认机会平等到要求结果平等，在彼此独立又相互冲突的个体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势必为国家或政府的干预敞开大门，而这会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乃至资本主义的信条“自由”原则。虽然自由和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两面旗帜，但这两大目标之间存在冲突。有资产阶级剥削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反对剥削的自由，资本主义内含的经济—社会结构使得社会各阶层在“自由”的基础上无法实现财富和地位的平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认为，平均主义似乎越来越把专制主义权力置于多数人的掌握之中——这种权力往往通过舆论而不是通过政府加以实施——并把个人自由周围的边界线划得越来越狭窄。托克维尔的观点和密尔的观点惊人地相似。托克维尔认为，平等的渐进是历史上的必然现象，但追求平等的一个主要结果是自由的削弱，这与其说是因为政府进行干预，不如说是因为民众随时随地投以批评的目光。另一位保守主义学者迈耶则提出平等与自由矛盾说。他认为，自由与平等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人越自由，就越能显示出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任何政治的或社会的人为促使平等的干预，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损害自由。哈耶克认为，由特殊干预行动对自发过程中造成的分配状况的“纠正”，就一个原则同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而言从来不可能是公正的。李普塞特欣赏里根的自由放任而反对罗斯福新政，认同哈耶克、弗里德曼而反对凯恩斯，就是因为他强调机会均等，而不认同结果平等。保守主义者认为，过程公正所达致的结果虽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比过程不公正导致的结果不平等在道义上更合法，而且，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过程公正导致的结果不平等通常也比过程不公正导致的结果不平等在程度上更小，即使在后一过程中施加“抑强扶弱”的干预。

无论新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反对过程不公正、机会不均等，可见过程公正已成为现代政治的底线。然而，结果不平等到底是真正的平等还是真正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无法达成共识。因此，结果不平等才是平等问题的焦点，与之相关的政府干预的合法性问题则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不平等理论旨在解决结果不平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平等理论以资产阶级平等理论为参照系，又给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平等”是一个历史概念，那么“不平等”自然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484-485 页。平等历来是具体的、相对的、阶级的、历史的，不存在超越特定历史条件、超越阶级的抽象的“永恒公平”。以阶级而不是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是马克思主义不平等理论的鲜明特点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是被承认了，但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只是用金钱的特权代替以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法律上的平等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648 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相”？秘密就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资本家辩护的，因此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解释为平等，也就是天经地义。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不在于资产阶级的法律，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不平等就是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即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一无所有。这种所有制，决定了工人必然要受资本家的剥削，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将原因聚焦到经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不平等理论的又一特点。既看到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进步性，又看到穷人和富人不平等的局限性，是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学者的不同之处。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既重视机会平等，也重视结果平等的。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平、实现无产阶级所要求的公平，决不能把争取分配上的公平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口号，而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人类解放。“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甚至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47 页。因此，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并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资产阶级本身。私有制不仅是资产阶级自在规定性的根据，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也是社会政治奴役关系的基础。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有可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实现无产阶级公平观的根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414 页。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求的结果平等，不是收入分配意义上的，而是经济基础乃至政治制度的变革。

同马克思一样，列宁也主张在经济上消灭阶级，消除私有制。他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他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即商品经济产生竞争，使得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进而加剧社会不平等程度。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⑤参见《列宁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24 页。无产阶级革命将彻底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因而也将彻底消灭由这种划分所产生的任何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⑥参见《列宁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3 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①参见《列宁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24 页。列宁的不平等理论与马克思如出一辙，却又在现实性上有所推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提出了要求。20 世纪30 年代，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认为社会主义只存在产品经济或自然经济而不应有商品经济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一些理论家不仅否定商品货币关系，而且否定货币和经济核算存在的必要性，引起另一些经济学家的反对。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基本主张。他在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写道：“商品流通是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②转引自王金存：《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和后果》，《东欧中亚研究》，1992 年第3 期。工商企业全部国有化、集体农庄准国有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扩大内部资金积累，这对苏联迅速成为当时欧洲政治、军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与当时苏联处于粗放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完全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的做法逐渐行不通，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20 世纪60 年代后，关于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争论再度爆发。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加托夫斯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利用价值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但经济学家阿特拉斯和库德里亚采夫等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按其实质并不是商品生产。对于这段长达20 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争论，苏联经济改革的设计师之一阿巴尔金院士总结道，这是苏联经济科学中典型的烦琐哲学的争论，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这是极其明显的。阿甘别吉扬明确指出，苏联需要的不是自发的、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调节的、平衡的产品（消费品与生产资料）市场。国家将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控市场。③参见陆建人：《当前苏联经济改革理论的突出变化》，《广州研究》，1988 年第10 期。此后，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围绕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企业经营自主权等问题，理论上的争论也日益激烈。一些更为激进的学者指出，改革的重要原则就是要把20 年代末以来实行的无视市场机制的“行政命令社会主义”模式变为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经济核算制社会主义”模式。这些观点表明，从苏联成立之初到20 世纪80 年代，苏联学术界在对待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等问题上已发生很大转变。这是苏联4 次大的经济改革，包括1957 年赫鲁晓夫对工业和建筑业重组，勃列日涅夫1965 年经济改革和1979 年经济体制调整，1982 年安德罗波夫改革和1987 年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思想基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已让位于经济发展，经济停滞谈何平等已成为社会主义无可回避的理论问题。

在不平等理论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经济根源，但在如何破解“不平等”问题上，他主张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④参见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78-679 页。他认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⑤参见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0-31 页。毛泽东反对绝对的平均主义，但主张大体平均，防止过分悬殊和两极分化。①参见赖亦明、柴定红：《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平等观探讨》，《湖北社会科学》，2005 年第12 期。由此开启了社会主义在分配制度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先河。和苏联一样，中国也经历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经济运行模式的多次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拨乱反正，要求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然而，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社会各阶层间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邓小平注意到了国内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加大的现象，提出先富带动后富，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逐渐缩小差距，乃至最终消灭差距，但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至少需要一二十代人的努力……这件事情只能慢慢来。②参见《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367 页。与国内贫富不均并存的，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问题。“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帝国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③《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351 页。然而，同西方国家加强交往和合作，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同时警惕一些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国内、国际的不平等有着深切的认识，但之所以能够在一定时期容忍一定程度不平等的存在纯粹是一个战略问题，希望发展中产生的问题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83、215 页。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83、215 页。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不是平均主义，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依托新发展理念实现社会成员个体拥有的财富和资源逐步增长，通过精准扶贫战略实现社会弱势群体的财富和资源更快增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公平的物质基础。⑥参见赵洁：《习近平关于社会公正重要论述探析》，《科学社会主义》，2020 年第2 期。对于国际不平等问题，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将旗帜鲜明地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致力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题，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各方开展贸易合作，实现共赢。⑦参见习近平：《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创繁荣美好世界——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9年6 月8 日。总结新时代中国对结果不平等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四条：一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夯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二是在经济新常态下仍要求GDP 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寻求更好的切分蛋糕的方法；三是精准扶贫扶持弱势群体实现财富增长；四是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平公正方向发展。中国对不平等问题的现实主义立场和多管齐下的做法，使经济体制兼容并包、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减少结果不平等成为可能。

此外，一些西方左翼学者也对“不平等”理论作出积极探索。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中权力起着中心作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就是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是巨大的由各种政治结构分割的一体化生产的不平等链条，其基本逻辑是积累的剩余价值被不平等地加以分配，以支持那些在市场体系中能够获得各种暂时垄断的人。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逻辑。①[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74-175、311 页。体系内的核心国家可以不按比例地占有这个体系内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而这个体系的形成是体系内部国家和地区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沃勒斯坦强调政治因素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资本主义是由生产要素的部分自由流动来定义的，是政治机器有选择地干涉市场来定义的。”②[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74-175、311 页。一旦我们注意到国家机器力量上的差距，便能明白强大国家对弱小国家、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强制进行的“不平等交换”。霸权就是这样产生的。萨米尔·阿明认为，国家间的贫富两极分化不是纯粹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而实质上是国家间的发展不平等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规模的积累导致剩余价值由发展中国家（外围）持续向发达国家（中心）转移，造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丧失发展资本，无力走自主性发展道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关系是一种入侵与被入侵、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资本主义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以满足其原料需求，并剥削为其提供原料和劳动的边缘国家。中心对边缘的剥削是经济在资本主义模式中的统治地位，以及资本积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体现。③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68 页。在外国经济的统治和国际专业化下，外围国家失去了发展的前景，进一步依赖中心国家，更加贫困化，又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世界货币体系作为服务于世界规模积累规律的一种手段，只会促使货币向体系的中心（发达国家）集中从而更不利于外围国家。④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杨明柱、杨光、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326 页。“只要交换关系还建立在国际专业化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参加世界市场的基础上，货币就仍然是促使世界体系的‘欠发达’外围向发达的中心进行价值转移的有效工具。”⑤[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杨明柱、杨光、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295-296 页。在21 世纪获得了巨大学术声誉的法国青年经济学家托马斯· 皮凯蒂认为：“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明显而细小的差距，将在长期内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演变产生强大而不稳定的影响。”⑥[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包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版，第77 页。皮凯蒂通过对收入分配数据的整理分析，发现资本收益率明显而持久地高于经济增长率（r >g）这一事实，是推动财富分配更加不平等的强大动力，社会财富的分配对资本所有者总是更有利。西方左翼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国家促进国内、国际公平提供了新思路。

总之，马克思主义者将“不平等”的国内根源指向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在所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后要求兼顾各方利益，避免在分配环节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既注意到了机会平等，也注意到了结果平等，同时对绝对平均主义保持警惕，这对西方传统的不平等观是一种扬弃。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马克思主义者加大了对“不平等”的国际根源的研究，认为帝国主义与新兴独立国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矛盾是造成“不平等”国际化的重要原因。对比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思想家的不平等观，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角度分析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的“不平等”现象，不仅对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看得更为透彻，而且更具行动力。马克思主义者不纠结于空洞的概念本身，而是号召发起社会主义革命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脱钩”运动，对社会所有制、阶级和全球价值链进行深刻的改造，为实现社会的全面平等打下基础。

三、经济不平等是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源

经济与政治从来都是关联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注意到贫富不均对政治的影响，指出贫穷—受贿—不公是一个链条，并在《政治学》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实，经济不平等从来都是政治变迁最重要的根源，比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是经济不平等的结果，但当我们放眼世界，分析不平等对世界政治变迁的影响时，关注的历史时段应是资本主义形成以来。从资本主义时期开始，人类历史才成为世界史，其中最重要的视角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只有这个层面的斗争才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而不是一国一地的政治生态。

自从不平等的秘密被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开来，争取平等的政治运动就风起云涌，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显著影响。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以空前的速度发展。无产阶级为了改变不平等状况，发起了一系列运动，其中规模最大的1848年欧洲革命使整个欧洲重新审视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1857 年经济危机让资本主义弊端暴露无遗，也让工人运动走向联合。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经验教训，培养、教育工人阶级运动骨干，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为无产阶级同各国资产阶级作斗争提供了组织动员和思想支持。1866 年和1867 年伦敦缝纫工人罢工、1867 年巴黎铜业工人罢工、1868 年日内瓦建筑工人罢工、1868 年比利时沙勒罗瓦煤矿工人罢工等，都得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大力支持。同时，国际工人协会也大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比如波兰民族起义和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等。这一系列运动对资产阶级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也推动了被压迫民族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公社，它在国际工人协会精神指引下和法国支部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剥夺，对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加以改善，明确提出“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主张。巴黎公社是马克思主义不平等理论的第一次重大实践，揭示了在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抗争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丰富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平等学说。

尽管巴黎公社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就是对该结论的最好验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被削弱，俄国更是暴露出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列宁潜心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鼓励工人阶级用革命的方式拿回自己的权益，并在《四月提纲》中将武装起义正式提上日程。1917 年11 月7 日，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等一系列草案被迅速通过，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诞生。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打破了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局面，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十月革命的精神在亚洲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一系列亚非拉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其中不少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革命的曙光。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其中明确写道：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据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经过28 年浴血奋战，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3 年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开始对国家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目的就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不平等的根源。到1956 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随后，提出“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战略，目标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此后，中国经济以相当快的增速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还希望得到进一步提高。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路线；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经过40 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仍存在经济结构不尽合理、要素配置尚需优化，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还应提升等问题，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等方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中国与西方的竞争态势更加明显，引起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美国的敌意与打压。这恰恰表明，中心国家不甘心丧失主导地位，对正在崛起的国家无所不用其极，国际社会面临失序风险。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不平等无所不在，追求平等之路漫长且阻碍重重。

工人阶级争取平等的运动不仅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还对资本主义敲响了警钟。费边社会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社会民主主义者理查德·蒂特马斯的理论直接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建立，同时T.H.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将社会福利作为公民权利固定下来，对福利国家的产生也起到了助推作用。欧洲各国普遍受到福利观念的影响，形成了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福利国家制度（如撒切尔改革后的英国）、社会民主主义主导下的福利国家制度（如北欧）和保守主义主导下的福利国家制度（如德国、法国等）三种类型，资本主义多样性得到充分培育。“从福利国家社会政策产出结果来看它不仅仅是一种对失衡的社会结构进行干预和矫正的机制，它同时也是规范社会关系的积极力量。”①Gosta Esping-Andersen,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3.尽管后来，重视市场的新自由主义、重视家庭和社区的新保守主义，以及力图超越左与右走第三条道路的新社会民主主义，都对福利国家提出了修正，同时福利国家并非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总的来说，福利国家是在不平等理论推动下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允许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以解决失业、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困等社会问题，无疑对野蛮资本主义是一种有效改进。与欧洲相比，贫富更加两极分化的美国，近年来从华尔街运动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无不预示着不平等有可能引起更深刻的政治变革。应当看到，美国涌起反资本主义浪潮，是与左翼思想重返美国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人在反思之后，将问题归结于资本主义自身，认为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和对民主的损害是左翼思潮回归的重要原因。平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不平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之前，世界局势不会风平浪静。

四、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解决国际不平等问题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变局中，中美关系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对主要矛盾。制度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促使人们思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互补是否可能。如果资本主义也承认政府干预或调节的模式，那么两种制度的相互理解就容易得多。2021 年1 月26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达沃斯视频对话会上指出，资本主义面临四种危机，即社会不平等危机、民主危机、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危机和气候危机。“同开放市场经济连在一起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无法在这种环境下运转了。……人们应当将解决问题置于这种模式的核心位置。”①[法]马克龙：《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无法运转》，《参考消息》2021 年2 月8 日。马克龙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照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得出的结论，因此他号召国际社会需要凝聚各种力量形成全新共识，这是“打造有效率的多边主义”的基础。没有偏见的人们都会看到，中国不仅在国内采取了应对不平等的种种措施，而且在国际上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并进行人道主义救援。世界各国应该直面全球不平等问题，并向导致不平等结果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发起挑战。“小智治事，大智治制。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303 页。中国的这一号召是具有建设性的。相比把一己私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的“美国优先”，其道义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毋庸判断。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如沃勒斯坦所说，是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按沃勒斯坦的设想，反体系运动将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世界政府”，这个想法可能太过乐观。展望世界前景，如何克服无所不在的不平等，又不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形成颠覆性威胁，与各国人民一道共建公平美好的新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其非强制性和包容性成为一种可能。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携手解决威胁人类健康和安全的种种难题。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坚定认为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拓展互利合作空间，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倡议世界各国应谋求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目前，新冠疫情是对全球化的极大考验。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新冠疫苗鸿沟正日益恶化，而法国、西班牙、阿根廷、美国、俄国、日本等多国媒体也注意到全球疫苗分配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作为非西方成员的两个大国，中国和俄罗斯在致力研发和推广疫苗的同时，还要分出精力破除“意识形态干扰”，不得不说某些人还远远没有意识到“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性和重要性。

综上所述，不平等既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又是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源，亟待各国高度重视，加以解决。然而，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未来社会的公平必然经历一个从相对不公平到相对公平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快速发展生产力是实现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但关键还是社会制度的公正。当今世界，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共存的前提下，绝对的平等和公正是不可能实现的。阿明倡导的“脱钩”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对于已深度融入世界体系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如何把握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延长改革开放的窗口期，在与资本主义世界共同的历史舞台上发展壮大自己，对中国仍是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