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远

商朝自商汤伐夏，到仲丁征兰夷，再到商末征人方都离不开东夷族。“夷”广义上指的是东方的部落，故也称东夷。《礼记·王制》记载：“东方曰夷”，《说文解字》载：“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夏初曾有一度夺取夏王朝政权的后羿，被称为夷羿；《尚书·禹贡》中也把东方一些州的居民称“莱夷”“崳夷”“淮夷”。由此可看出，“夷”只是一个泛称。而商时期的夷族被称为“方尸（夷）”，多见于甲骨卜辞。结合甲骨卜辞和后世的史料记载，商王朝与夷族的关系密切，有和平也有战争。早在夏代，商人就已活跃于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广大平原。商人与夷族紧密相邻，但一直友好相处，相安无事。至夏末，商汤伐夏与各夷族部落建立了广泛的联盟，夷族和商人是合作关系。豫东杞县一带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商初夷族和商人交错而居[1]。因此，早商时期我们可以说商人和夷族是和平共处的。到了中商，有后世史料记载，“仲丁即位，征于蓝夷[2]”“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3]。”可见商代中期，商人与东夷改变了和平共处的政策，商人开始东征，与夷族战争频繁。商代晚期，商王朝延续了对东夷族的政策，史料多见于甲骨卜辞，在卜辞中体现为“人方（尸方）”。据郭沫若考证，“尸方”即东夷，“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4]”。而严文明先生认为“商末的东征主要是对淮夷用兵而并非对东夷的全面征讨[5]。”虽然“人方”为东夷族还是东夷族的一支尚无定论，但总之是东夷族的文化。这与后世史料记载《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可以相对应。商晚期的战争加速了商文化对东夷文化的侵入和同化，但也因此兵力疲乏，受到周人的攻击而灭亡。

史料所载的商朝和夷方的斗争是不可否定的，谁胜谁败也无从探究，但从考古资料来看，在文化方面商王朝与东夷族有一定的交融。本文试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在商与夷交融区域推测出一条商族与夷族的分界线。

关于商文化的发展，刘绪将其分为三段：二里岗下层为第一阶段，二里岗上层至殷墟第一期为第二阶段，殷墟第二至四期是第三阶段[6]。而江苏地域内商文化的进程和全国基本保持一致，燕生东在《江苏地区的商文化》一文中将其拓展成四个阶段，即：二里岗下层为第一阶段，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前段为第二阶段，殷墟一期后段、二期、三期为第三阶段，殷墟四期可单独划出，为第四阶段。[7]本文借此分期来探讨江苏地区商、夷文化的关系。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第一阶段商文化已经开始向东发展，达到了淮河南岸；第二阶段时期，商文化对于江苏地区的扩张达到顶峰，苏南宁镇地区受到强烈影响；第三阶段苏北不见具有商文化的遗址；第四阶段商文化卷土重来，到达了苏北地区，而此时苏南地区则受到的是西边的大城墩类型商文化因素的影响。

一、商文化的东渐

在二里岗下层时期，商文化开始向东发展，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共发掘或勘探了5处主要的带有商文化因素的遗址（表1），由此可知，商文化在东北方向达到了山东济南一带，而东南方向则达到了淮河南岸的安徽六安。

济南大辛庄遗址是山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处商文化遗址，1955年及1958年进行过两次考古试掘和勘探，在出土的陶器中，素面鬲、素面甗接近于郑州二里岗下层时期出土的遗物，可见此时的商文化因素在山东地区已到达了济南一带；豫东柘城县孟庄遗址[8]、鹿邑县栾台遗址[9]、夏邑县清凉山遗址[10]都出土过二里岗下层时期的典型器物——圆唇、卷沿、深腹、薄胎、细绳纹鬲、折沿、鼓腹盆等，可见商文化因素渐渐往东推进，已到达了豫东皖西地区；六安众德寺遗址[11]位于淮河南岸，198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对此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其二期和三期被认定为商代遗存，二期出土的圆唇、卷缘、高实足、细绳纹鬲等，具有二里岗下层时期的商文化因素。此时期的商文化因素从考古遗址上来看已经到达了淮河南岸的安徽六安地区。

表1 二里岗下层时期商文化因素遗址

根据二里岗下层时期所发现的具有商文化因素的考古遗址，大致可以推断出一条商文化向东扩张的路线（图1）。商人由郑州出发向东北方向到达了山东济南一带，向东南方向到达了淮河南岸，而对于正东方向的拓展有限，只达到了豫东与皖西的交界处，有向苏北地区扩张之势，但并没有触及江苏境内。

二、商王东征

商代早期偏后的二里岗上层时期，商王仲丁开始东征。至殷墟一期的前段，商文化向东的扩张达到了鼎盛时期，考古遗址的发现也大量增加，到达了苏北一带，最远达到了连云港区域的沿海地区，同时对苏南的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和点将台文化有着强烈的影响。该阶段资料比较丰富，共发掘或勘探了11处主要的带有商文化因素的遗址（表2），苏北地区有4处，分别为徐州铜山的丘湾遗址[12]、沭阳的万北遗址[13]、连云港的大村遗址[14]、盐城的龙冈遗址[15]。

图1 二里岗下层时期商、夷分界线（参考）

徐州铜山丘湾遗址出土的陶器有绳纹鬲、甗、中口罐、鼓腹盆、深腹矮圈足簋等都为商文化的典型器物，这些器物的年代大致与二里岗上层时期到殷墟文化一期相当，这与本文所指第二阶段相吻合。由此可见铜山丘湾遗址包含着大量商文化的遗存。该遗址发现有四块紧靠在一起的大石块位于中央，墓葬没有一件随葬品，俞伟超认为此遗址是一处夷人旧地杀人祭祀遗址[16]；沭阳万北遗址发现了商人墓葬的埋葬方式——方形竖穴土坑，东西向，墓主仰身直肢葬，头朝东，有殉人、殉狗，有腰坑，殉人置于墓主人身侧，殉狗置于墓室中间的腰坑内，还出土了青铜戈、矛等兵器，可见具有商文化的遗存；连云港大村遗址出土的青铜鼎、甗，形体硕大，规格较高，这一带也应有商代贵族生活[7]。可见第二阶段商文化的扩张范围已达到了苏北地区，并扩大到了沿海地区。

表2 二里岗上层至殷墟第一期前段时期江苏地区商文化因素遗址

苏南地区考古发掘或者勘探的遗址主要有7处，多为湖熟文化遗址，而且大多数保留了较多自身的文化因素，商文化只是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于苏南的湖熟文化分期问题，林留根、施玉平在《湖熟文化族属研究》[17]一文中将其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而本文所讨论的为湖熟文化的早期。早期的湖熟文化有着岳石文化和商文化的因素，受到山东、苏北以及中原地区的影响较大。此地区的发掘或者勘探的遗址已发现了商文化的因素。句容县城头山遗址、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金坛市新浮遗址、丹徒县赵家窑团山遗址、汤山县点将台遗址、仪征市胥浦甘草山遗址以及江阴市花山遗址均出土了商文化第二阶段的遗物，如直口深腹小底粗砂缸、浅细方格纹硬陶器以及蚌刀等。此阶段的早期湖熟文化遗址多受山东苏北地区的岳石文化的影响，而岳石文化为夏代夷人的文化[5]，又出土了商文化的遗物，可见湖熟文化中包含的文化因素很多，而商文化因素只是其中一种，显示出商与夷在文化上的融合与冲突。

由此可见，二里岗上层至殷墟第一期前段的商文化对于夷族文化的扩张及影响已经到了相当大的区域，往东最远达到了沿海的连云港大村遗址，往东南方向也影响到了宁镇地区，几乎包含了江苏的大半个地域。（图2）

图2 二里岗上层时期至殷墟一期前段江苏区域商、夷的分界线（参考）

三、商末的战争

商文化的第四阶段，也就是商代末期，此时山东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以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遗址，而且规模宏大，并有许多的青铜器出土，如滕州前掌大遗址、鲁西南安邱堌堆遗址、鲁北青州苏埠屯遗址、济南大辛庄遗址等。这些遗址以商文化为主，包含着部分夷文化，体现了商文化对东方部落的影响。可见，到商代晚期，华夏系统的商文化已侵入到了东夷文化的腹地。

表3 殷墟四期江苏区域内商文化因素遗址

同时，江苏境内也受到了商文化的侵入。严文明先生推测，商晚期到商末，“帝乙、帝辛的大举用兵”，此时主要攻打的是淮夷[5]（今苏北一带）。在山东本部的东夷人大量接受商文化并与商王朝结成较密切关系的同时，南方淮夷的势力日益强盛，渐渐构成对商王朝的威胁。从出土资料来看，淮夷的武力强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抵制了商文化的入侵的。此时期的江苏区域内的商文化因素仅存苏北地区的铜山丘湾遗址，以及被西边安徽江淮中东部的大城墩遗址影响的湖熟文化区（表3）。

江苏铜山丘湾遗址上层的遗存出土了一批陶器、骨器、石器以及卜骨、卜甲、兽骨等[12]。陶器种类和纹饰符合商末时期的文化特征，“卜骨中方形凿孔规整、深刻，灼在一侧，而钻痕不清楚，这些都是典型殷墟四期文化遗存特征，时代属于商代末期[7]”。但陶器中也有素面鬲、细柄豆、大口罐等非商式器物，铜器中的高领弦纹也很富地方特色，可见并没有山东地区夷族被商文化侵入之深。

江南宁镇地区仍然是受商文化的影响。句容县城头山遗址[18]，出土了商文化第四阶段的绳纹陶簋；汤山县点将台遗址[19]，出土了深弧腹、绳纹簋等遗物；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还出土了少量泥制灰陶、小口、鼓腹、底内凹、腹部拍印横绳纹、刻划弦纹和三角纹的罍、瓿，三角缘、厚唇、侈口、鼓腹、腹部有一周三角划纹和圆圈的簋等[20]。这些都符合商文化第四阶段的遗存特征，但燕生东指出这些与同时期的苏北地区商文化并不同，却在安徽江淮中东部的商文化大城墩类型有所发现，这段时期的湖熟文化中的商文化因素可能来自西边的大城墩类型。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商末时期商与夷的一条分界线（图3），此时，商人已扩张到了东夷族的腹地，并与南边苏北地区的淮夷形成对峙。与此同时，安徽区域内的商文化仍对江苏宁镇地区持续影响。

四、结语

总的来说，商文化因素往东的扩张伴随了整个商王朝的存亡，与夷族的战与和侧面反映了商文化发展的历史。早期文化的交流使得商文化逐渐与东夷文化融合，但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使得文化扩张变得具有侵略性。江苏地区商文化多见于本文所分的第二阶段与第四阶段的遗存，这和文献所记载的“仲丁东征”“纣克东夷”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第一阶段，商文化并没有达到江苏地域内，仅仅在东北方向达到了山东济南一带，在东南方向达到了淮河南岸的安徽六安；第二阶段，商文化因素已占据了江苏区域的大部分地区，往东已达到连云港的沿海地区，同时对苏南地区的影响明显；第三阶段，江苏境内尚未发现有商文化的遗存；第四阶段，商文化已深入东夷族腹部，但与江苏北部地区的淮夷仍有对峙，商文化对此产生了影响但没有完全取代，江南宁镇地区则多受西边大城墩类型商文化的影响。

图3 殷墟四期江苏区域商、夷的分界线（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