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锦

近些年，周口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不断引向深入，在田野考古、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等诸多方面都有较为丰厚的收获。2019年11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古埠遗珍：周口关帝上城出土瓷器标本》（图1）便是其科研成果之一。该书以2008年配合周口市关帝上城商业区建设时发掘出土的明清瓷器标本为对象，从5000余片瓷器标本中筛选出230件典型器物，并对相关问题做了初步研究，可供文物考古工作者与古陶瓷爱好者参考。

尽管已有不少考古出土陶瓷器的图录出版，但该书另辟蹊径，视觉新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图1 《古埠遗珍：周口关帝上城出土瓷器标本》

第一，作者所介绍的材料为考古发掘所得，具有准确的出土信息，因而较之民间收藏品或传世品更具真实性、科学性。就陶瓷研究而言，大多关注的是窑址出土物，对于一般遗址内出土的明清瓷器则不甚重视，在考古报告中也常将其一笔带过，故业内相对缺乏关于明清民窑瓷器出土情况的相关介绍。就民间的陶瓷收藏与鉴赏爱好者来说，该书所展示的材料不存在真伪问题，可以当作标准器来参考。

第二，作者将出土的这批瓷器标本与当地历史相结合，并作考古研究。周口又名周家口，在明朝末年成为江淮地区至开封水路交通线上商船停泊的一个重要码头，后来逐渐发展，至乾隆年间被称为河南“四大名镇”之一。可以说，周口是一座因水运而兴起的城市。这批瓷器标本的出土地——关帝上城遗址，原为清代商人修建的“山陕会馆”之一，又邻近火星阁、大渡口、小渡口等码头遗址。故此，这批材料对于研究周口地区的航运史、贸易史、商会史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虽然出土物绝大多数为瓷器残片或残器，但作者在分类统计、器型和纹饰介绍方面付出了不少心血，弥补了“残”的遗憾。“以量定性”，能够更为直观地判断输入瓷器在种类与产地方面的差别，由此可以科学推断当时人们对瓷器品种的偏好以及瓷器贸易中的诸多问题。而通过一些青花瓷残片上的局部纹饰来推断整体样貌与文化内涵，则需要“窥斑见豹”的专业学识。

第四，考古不只是器物描述，更要解疑释惑。该书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包括瓷器的年代、产地与输入途径、遗址性质等方面。尤其是通过遗址所在位置和瓷器本身所呈现的特征，对该遗址和出土瓷器灰坑的性质作了推测，这种研究方式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仍需更多考古材料来加以佐证。

第五，该书是周口市文物考古所主持编写的科研成果，这对于一般地方文物管理部门而言是难能可贵的。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文物管理部门多注重文物的保护或抢救性发掘，对于出土材料的公开报告十分有限。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存在各种主客观因素，但这并不能成为“私藏”资料的借口。该书的出版即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是地方文物考古管理机构在科研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种体现。虽然就材料本身而言，其重要性、新颖性方面较为一般，但对于推介宣传地方丰富的文化底蕴以及地方史研究，则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总体而言，该图书的出版，使我们大致了解了周口地区出土明清瓷器种类和风格的概貌。这对于探讨各地窑口产品输入周口的情况、当时人们的审美偏好、水运交通的兴衰等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遗憾之处，值得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予以重视。

首先，研究仍需深入。该书对关帝上城遗址的情况进行了概述，并对其中一个灰坑内出土的瓷器标本进行了统计分析，对个别典型器物进行了介绍，最后在结语部分又对相关问题作了探讨。但这批瓷器所反映的周口码头的航运与贸易情况如何，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比如，明清时期周口沙颍河两岸码头的数量、规模、形制与分布，还有同瓷器一同经水运输入周口的其他货物，以及遗址内其他的遗存情况，等等。

其次，从出土瓷器的年代来看，跨越了明清两代。但发掘过程中未对出土瓷器（片）的灰坑进行分层采集遗物，略显遗憾。但好在针对明清瓷器的研究，尤其是对景德镇窑产品的断代方面有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掘细节的缺失。

最后，从图录上可以看出，大量残片或残器是可以修复成型的，如果加以完善，可更直观地展现器物的造型特征。但这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这对于基层文物管理部门来说确实存在不小的压力。

瑕不掩瑜。该书的出版，对于宣传周口市的历史文化无疑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周口地区的文物考古研究工作是激励也是鞭策，更是一种历练。据了解，限于多种原因，周口地区的考古成果大部分尚未公开发表或出版，该书的出版是个良好的开端，期待以后看到更多新成果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