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阳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影响十分广泛的一个议题。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认为，后发国家随着经济上的不断增长，政治上的民主化就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就像西方发达国家表现出来的那样。(1)[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可以说，民主政治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优越的政治制度而存在，并因此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大加宣扬的方面。不过，民主政治近年在西方国家却屡屡陷入“失灵”的状况，其中尤以民粹主义的再次兴起(2)韩冬临、张渝西：《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与变化(2000—2019年)——基于民粹主义政党的测量》，《欧洲研究》2020年第1期。最为瞩目，再加上“金钱政治”“旋转门政治”等现象的常态化以及经济上贫富分化的加剧，民主政治开始频频遭受质疑，以至于曾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历史终结”之信念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开始认为“美国的多项政治制度正步入衰败” 。(3)Francis Fukuyama，“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American Interest, December 8,2013.这些新现象为我们的思考和认识提出了种种或旧或新的问题：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它是否真的如亨廷顿所言是后发国家政治发展前景的必须参考项？它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经济基础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目前出现的一系列弊病的原因又是什么？未来又有哪些可能的演化方向？本文试图通过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视角，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

民主概念的核心是人民主权。对这种理念的落实则需要一系列具体的机制，主要包括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行政与立法关系的制度等(4)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37-138页。，不同的具体机制塑造了民主在实际运行中的不同类别：从参与方式上可以划分为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从社会制度属性上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从涉及领域上可以划分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文化民主。(5)周义程：《民主是什么——一项关于民主概念与类别的类型学考量》，《探索》2009年第3期。本文主要是从矛盾运动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这种特定的民主形式及其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

在对民主政治的资本积累功能进行展开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做一个性质上的判定，只有在这个性质判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认清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有哪些不同，以及这样一个制度是如何在民主政治的精心包装下被塑造成对资本积累有利的制度安排的。

通常的看法是，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是一体的，两者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也就是说，“民主政治”这一特征本身是内含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的，“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必然要求。因为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民主政治最初确实是在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地主和土地贵族的基础上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在政治层面取得合法性地位，这最初是通过民主政治的程序实现的，即“无代表不纳税”原则和按财产分配投票权的原则。

因此，从表面上看，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互补的连体关系。这种认识似乎也构成了西方人士的普遍认识，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常常以“民主”为自身的标榜特征进而抨击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久而久之给人一种印象：民主政治即意味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即意味着民主政治。其实，如果仔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两种诉求背后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逻辑：民主政治要求保护多数人的权利，而资本主义则要求实现资本的逐利目的，其背后代表的是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因此，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两种以不同目的为导向的制度，两者存在根本性的冲突。正如塞缪尔·鲍尔斯(Bowles, S.)和赫伯特·金蒂斯(Gintis, H.)指出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不是两种互补的体系。相反，它们是调控人类发展进程和全部历史演变的两种反差鲜明的规则：一种规则的特征就是以各种财产权(property rights)为基础的经济特权的优先性，另一种规则就坚持以个人权利行使为基础的自由权和民主责任(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两者的优先性。”(6)[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页。因此，从“目的论”的角度而言，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的关系，两者存在一定的对立性。

此外，从分配机制的公正角度而言，沃尔夫冈·施特雷克(Streek W.)认为，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两种分配机制的公正：市场公正和社会公正，前者建立在市场的相对价格和契约权利上，后者则建立在不依赖于经济效率和工作能力的地位权利上。这两种公正是矛盾的两面，资本主义总是试图避免民主的过度化：“资产阶级作为天然的少数派总是担心被民主选举出来的多数人政权——那不过是一个工人政府——剥夺财产”。(7)[德]施特雷克：《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常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6、34页。而民主的过度化反过来又会对资本主义的存在构成威胁：“对生活各领域中的民主化和超越现有政治机构边界的政治参与的要求最终会发展成拒绝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从内部打破那些已经变得多余了的基于私人财产之上的工作和生活的组织。”(8)[德]施特雷克：《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常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6、34页。可以看出，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在“目的论”上的矛盾直接导致了两者在现实运行中的一种紧张关系：资本主义不可能取消民主，但是也不可能赋予民众真正的民主。正如斯威齐(Sweezy，P.M.)指出的，“对统治阶级来说，民主对它的地位的稳定，总是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民主的赋予，从来都不是甘愿的，而是有限制的，而且通常只是在严重的压力下赋予的。”(9)[美]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12页。

在马克思看来，民主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因此，一方面，民主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取决于并且服务于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民主的一般原则和诉求又反过来作用于其存在的经济基础，两者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民主既是相对于封建制度下君主专制的一种进步，同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而最终会被更高程度的民主形式所取代。因此，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更多地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形式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的，是资本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其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广大劳动群众而言，这种民主不仅是虚伪的，而且是一种剥削和压迫。”(10)俞可平：《马克思论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民主的一般原则和一般概念就呈现出其具体的实现方式——主要以代议制民主为代表，这种具体的实现方式体现了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容纳的限度，而如果进一步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价值的具体生产过程，我们就可以得出和布莱恩·S.罗珀(Brian S.Roper)一样的结论，“现代代议制民主是资本主义剥削最佳的政治外壳”。而这也再次说明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民主化，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是相对立的”。(11)[新西兰]罗珀：《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王如君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268页。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现代民主政治的确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而出现的政治形式，因此，从表象上看，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是一对天然和谐的“孪生体”；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民主政治依然只是个“半完成”的状态，而并非真正的民主形式，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在其实质上从属并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因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形式、内容、运作方式等，都必然要围绕着资本积累的具体方式和内容展开。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民主政治纳入到对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分析中，而不是将其视为两个独立并行或者联系薄弱的领域，这一理论上的认识和界定，为我们下一步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与民主政治在其中的角色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简称SSA理论)由戴维·戈登(David Gordon)、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和迈克尔·赖克(Michael Reich)三位学者于1982年正式提出(12)Gordon, Edwards, Reich,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其旨在分析一个社会中有哪些制度安排促进了资本积累的形成，而这些制度安排又是如何作用于资本积累的形成过程的。在SSA理论的分析框架里，有三个核心要素或角色构成了相关制度形成的基础：资本、劳动和国家，这三个核心要素进一步形成了对应的六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包括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劳动强度等)，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包括竞争、垄断、合谋等)，资本与国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国家对资本的管制程度)，劳动与国家的关系(包括社会福利、政治民主参与度、工会权利等)，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劳动与劳动的关系(主要包括就业岗位的有限性、工资水平的差异等)。(13)丁晓钦、谢长安：《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3期。其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一种基础关系，也是直接影响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对剩余价值占有程度的一组关系，其他各组关系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组关系而展开的，因此，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大部分关于SSA理论的研究都集中在了这一方面，而其他几个方面的研究相对而言则比较薄弱。正如埃姆林·纳顿和特伦斯·麦克唐纳所言：“SSA学派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积累过程的经济研究，而不是研究更加社会化和政治性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巩固和促进了积累过程。”(14)[爱尔兰]麦克唐纳等主编：《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童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正是在这一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我们可以进一步专门就民主政治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意义和角色做一番研究和分析，这样一方面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实，另一方面也能够使我们对SSA理论本身做一些细节上的丰富和拓展。

在SSA理论当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一组直接参与并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关系，资本积累的过程表现为剩余价值不断再资本化的过程，因此，如何更大程度地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主要考虑的问题。就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言，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是最基本的途径，这在现实中对应地表现为实际工资和劳动时间两个方面，而在这两个方面内容的决定中都无不渗透着国家的影子，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长的确定上。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来强制性地确立这些标准，以缓和和调解资本与劳动之间天然的矛盾，而这些规范和标准的确立又作为制度形式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过程，而整个的制度形式又在总体上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就资本积累而言，一定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动都具有重要影响，而这种形成和变动又是独立于资本积累过程之外的，其现实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政治行为过程。这样一来，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斗争就不仅仅只限于具体的劳动过程之内，而是在劳动过程之外又有了新的斗争领域，即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当中，劳资双方最重要的作用方式和途径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就成为在直接的资本积累过程之外影响资本积累程度的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而在劳动过程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直接的双方博弈，也由此演化成了在政治过程中资本、劳动与国家之间的三方博弈。这种博弈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 资本、劳动、国家三者之间的作用过程

图1中实线所表示的是资本通过民主政治的途径作用于国家进而强化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的过程，具体方式有：通过提供赞助、金钱收买等方式影响政治人物的政策取向，培养自己在政治中的利益代言人，或者直接以资本代言人的身份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促进了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形成。

图1中虚线所表示的是劳动通过民主政治的途径作用于国家进而提高劳动者自身权利、为劳工阶级争取更多利益的过程，具体方式有：参与政治人物的选举，推选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言人，通过政治集会抗议、游行示威、罢工等。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促进了有利于劳工阶级利益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形成。不过，通过对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劳工阶级由于在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力上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在参与政治过程时与资本相比也必然会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国家在这组关系当中的性质和作用。国家从根本上而言是阶级利益在上层建筑中的体现，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就决定了其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就阶级力量而言资本相对劳动具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国家的利益和整体资本的利益是一致的，国家的性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从另一方面而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国家都不仅仅只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工具，国家一旦形成，就与“资本”和“劳动”一样也构成了一个行为主体，有自身的利益和权力诉求，并受其支配。因此从理论上而言，“国家”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也有可能会同时削弱“资本”和“劳动”的利益，而不仅仅只是充当两者中间的利益调停人或某一阶级的利益代言人角色。比如，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向资本和劳动同时加征税收就属于其中最常见的情形。同时，国家的利益是多元的，而并非单一的经济利益，这与资本和劳动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利益的多元性使得国家的行为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国家有时可以为了安全利益牺牲经济利益，有时又可以为了经济利益牺牲安全利益，这种权衡取舍取决于国家在当时情境中对各种因素权重比的不同考虑。国家的这种“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民主政治的影响，进而影响到资本和劳动两者的利益诉求。

这样，我们大致勾勒出了民主政治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当中的角色：作为服务于直接资本积累过程的外在制度形式，民主政治影响着资本和劳动的现实利益关系(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并通过国家这一具体行为主体来执行这种影响力，进而和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共同决定着资本积累的程度、速度和规模。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其反过来又受到资本积累的影响，其形式的展开方式和功能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一定历史阶段中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动演化。

三、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下民主政治功能的衰弱

以上对民主政治在SSA理论当中的角色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本部分主要结合现实经验，对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下民主政治功能的衰弱进行分析考察。首先要指出的是，就民主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解而言，有民主政治形式和民主政治功能两个方面，前者体现出的是工具性，即民主的实施过程、实施方式等，后者体现出的是目的性，即在普遍意义上能够保障公民的权益、满足人民的诉求。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性，但功能对目的的实现程度却经常表现出弹性上的强弱变化。

SSA理论认为，任何一种资本积累模式都有一个周期，一种模式一开始会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形成，但随着相应的制度潜能释放完毕，资本的利润率开始下滑，这种模式也就会走到尽头，随后在资本积累的要求下必须有一种新的积累模式代替它，进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制度结构周期当中。就SSA理论自身的发展而言，其对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也有一个认识上变化的过程，SSA理论初期所设定的关于社会结构的积累目标是：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快速的资本积累。但是这样一个目标和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所呈现出来的结果迥然不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甚至比滞胀危机时期都有所下降，资本也没有实现快速的积累，所以SSA理论在后期重新设定了关于社会结构的积累目标：保证资本对利润的获取。(15)丁晓钦、陈昊：《回归与发展: 积累的社会结构最新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这样一个认识上的转变，使SSA理论重获生命力，对新自由主义时期积累的社会结构做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后来的SSA理论把劳资关系作为制度建构的核心来分析，摒弃了早先所认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中并不存在一个核心制度的观点。(16)Martin Wolfson，David Kotz,“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 Issue 2.2010，pp.209-225.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而这样一种观点其实也与我们上文中的看法相契合：民主政治的运行过程是对直接劳动过程所提供的制度上的保障和补充，是资本积累过程在政治领域的一种延伸，体现了劳资关系的政治制度建构。所以正如一定的社会积累结构并不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资本的快速积累一样，民主政治本身也不保证民主的诉求和目的一定能够得到实现，其运行的过程和结果也要符合资本对利润的获取这一积累目标。

在战后黄金时期的积累模式中，得益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所造就的“技术长波”和“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所带来的大批量、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GDP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几乎是1820年以来任何时期的两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也是此前任何时期的两倍；投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资本积累速度大幅度提高” 。(17)孟捷：《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同时，随着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中的兴起，“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妥协’大体上得到支持，被认为是国内和平稳定的主要保障。国家积极干预产业政策，通过建立种种福利制度(医疗卫生、教育等等)为社会工资制定标准。”(18)[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1、12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方面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在社会生活领域也呈现出乐观和积极的信号，民主政治的功能得到强化，具体表现在对工会力量的政治整合和对劳资双方谈判的支持、扩大公共支出和福利国家的建设以及工会或左翼政党在国家机器内部发挥切实的影响等方面(19)[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1、12页。，与此同时，资本积累的目标也得以实现。

但是这样一种积累的社会结构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步入周期的尾声，资本的利润率危机重新出现，在这种压力下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模式来代替它以恢复资本的利润率。于是，以放松金融资本管制、降低企业赋税、削弱工会力量、全球化和产业外包等一系列政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而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在其本质上属于资本积累和民主政治矛盾加剧的危机。战后“镶嵌型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不仅使得劳工福利和工资份额大大提升，更使得企业商业权力和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受到大大的限制，资本的逐利本性必须要求在这种受社会和政治约束的“镶嵌”中脱离出来，因此重建市场自由就成了相应利益集团的必然追求。在哈维(Harvey, D.)看来，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解决方案一开始并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社团主义，企图通过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走出危机，甚至“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和城市社会运动的结合似乎隐约暗示着一种社会主义替代性方案的出现，以取代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社会妥协。”但是“这些方案在1970年代中期被证明与资本积累的要求不符。”(20)[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4页。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上层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决断，以保护自己免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失利。正如我们在上文分析的，资本通过作用于民主政治影响国家的政策行为，削弱了劳工阶层的利益，恢复了资本的利润率。而在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下，工会力量的削弱、对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监管的放松、福利政策的收缩以及左翼政党在政治活动中的式微都意味着民主政治功能的衰弱，这样一种制度上的安排显然更有利于资本获取利益。

这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本质上是上层利益集团俘获政治权力进而有偏向性地改变市场分配结构的政策选择。热拉尔·迪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和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是由新的阶级目标所决定的，这些新的阶级目标按照最高收入阶层、资本家以及高层管理层的利益行事，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有目的地促成了“第二次金融霸权”的形成。(21)[法]迪梅尼尔、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27页。迪维和林庚厚则通过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金融化相伴随的制度和收入的动态变化，认为金融部门通过强化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使得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放松监管的政策以保证本部门的利润率持续增长，并估计出“在1980—2008年间，金融化导致大约5.8到6.6万亿美元的收入转移到金融部门，其中约三分之二是利润。”(22)[美]唐纳德·托马斯科维奇-迪维、林庚厚：《收入不平等、经济租金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刘沆译，《政治经济学报》2015年第2期。

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的弊端也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政治领域对这一模式的反思和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在理论上以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布莱尔(Anthony Blair)为代表，试图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一系列纠偏，但同时也避免回到传统的以工人阶级利益为追求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要在公共机构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既需要有竞争力的市场，又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需要有活跃积极的公民社会或者第三部门。”(23)[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郭忠华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在民主制度改革领域，“第三条道路”主张进行“第二波民主化——或者我称之为民主的民主化。”(24)[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63页。主要包括“增加地方政府权能，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干预；扩大公共领域，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与透明度，扩大民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等。”(25)王学军、张森林：《“第三条道路”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1期。“第三条道路”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带来的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由于其理念和目标从根本上而言并不能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要求，所以在取得短暂的成就之后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落。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战后积累模式的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国家深层次上民主政治和资本积累之间矛盾的加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调整政策以应对新的形势，上层阶级和资本利益集团通过民主政体绑架国家政策取得了有利于恢复本阶级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阶段性胜利，体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普遍实施，民主政治的功能也由此被削弱。20世纪90年代之后，虽然“第三条道路”等改良性的政策在一些方面强化了民主，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下民主政治的走向。

四、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下民主政治的危机

在SSA理论看来，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标志开始步入衰落，这场危机意味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金融化和放松资本管制所能激发出来的资本对利润的捕获能力陷入了困局，旧有的积累模式亟待更新。不过现实是新的替代模式并没有出现，所以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直到现在国内的经济、政治都一直处在动荡和急剧的变化中，债务危机、政府关门、民粹主义等乱象频发，都说明了在旧结构已经崩溃而新结构尚未形成的间隙社会中各种力量都在试图进行新的尝试。在SSA的理论解释当中，一种积累的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积累的社会结构的转换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过程，并非仅靠其中个别关系的调整能够完成，所以资本主义当下所面临的危机是一种系统性的危机，而民主政治的危机又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主制度的形式化。民主政治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政客愚弄民众的手段，民众无法通过民主政治来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民主政治”演变为“金主政治”，政治政策被利益集团绑架。在哈贝马斯(2011)看来，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权力已经从人民手中易手，被技术官僚所俘获，而有学者的研究则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家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一小部分富人的手中，这一小部分人往往在金融、银行或军工行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其实微乎其微。(26)Martin Gilens, Benjamin I.Page，“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14, 12(3):564-581.另一方面，民主制度的形式化还表现在其功能越来越无法实现其目的。以特朗普上台为例，特朗普利用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失势的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的支持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并许诺他们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其选举时的宣言被很多人解读为带有一定民粹主义色彩的、为了满足中下层利益而对精英建制派发起的改革，但事实上作为商人式的政客，特朗普很清楚自身的立场所在，所以其最初的民粹主义表现也越来越被人认清楚真实的面目，最终不过是一种“伪民粹主义”(27)[美]约瑟夫·G·马奥尼：《美国价值观发生了民粹主义转向？——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张永红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其实质仍然是对精英集团利益的维护。(28)丛日云：《民粹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论西方知识界解释特朗普现象的误区》，《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其次，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条件下西方民主政治的过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和弊端。从纯粹技术角度而言，互联网的发展可以拓展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有利于民主化的推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的技术手段往往为资本利益集团所利用，通过新媒体接管舆论、算法操纵投票等手段，侵蚀着民主价值和民主规则。(29)杨春林：《大数据时代的西方民主困境》，《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3期。同时，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社交网络的普及，假新闻也愈加泛滥，并呈现出组织化、智能化与武器化等特征。(30)汝绪华：《假新闻泛滥与西方民主的整体性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竞选中通过制造假新闻操纵公众舆论、干预大选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而假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也形成了一条日益成熟的产业链，民主的普遍化并未提升民主运行的质量，反而使民主愈加成为精英操纵大众的工具，催生出一系列民主的乱象，这一切都表明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越来越无法体现民主的内在要求。

再次，福利社会作为劳工阶级对民主政治的诉求结果，其进一步的推进日益受限，民主政治在效果层面也面临着可操作空间的收缩。新自由主义的SSA一方面要满足资本对利润的需求，所以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削弱工会力量、压低实际工资率等政策就成了直接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新手段；另一方面在直接的资本积累过程之外，国家对劳工阶级的安抚则是通过一定的福利手段来实现的，现实地来看福利具有一定的刚性，所以新自由主义的SSA之所以能够在明显削弱工人阶级利益的情况下得以实施，其中另一个支柱则是福利国家的形成。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前10年，美国联邦政府对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的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从1.6%和0.6%增长到2.7%和1.4%(31)[美]哈伯德、凯恩：《平衡》，陈毅平、余小丹、伍定强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55页。，其背后则是债务的攀升，美国当前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突破100%，达至二战期间的水平，并有继续攀升之势，巨大的国家债务将严重束缚国家满足劳工阶级对福利诉求的能力。

最后，民粹主义的兴起越来越暴露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失灵”现状。民粹主义(Populism)通常是指通过直接诉诸“人民”或“民意”的方式，挑战既有权力体制或当权派的行为。作为一种思潮，民粹主义以平民利益为立场，带有鲜明的反精英和反建制色彩；作为一种政治程序，民粹主义往往以直接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使政治结果直接体现为多数人的意志。近年来，无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公投，都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除此之外，有右翼民粹倾向的法国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2016年大选中的异军突起，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都成为西方新一轮民粹主义兴起的代表性事件。民粹主义的兴起，表明了西方民主政治陷入了“代表性危机”(32)高春芽：《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政治政党由代表组织转变为统治机构，民众无法通过正常的代议制民主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就直接诉诸民粹主义的形式，而这种政治领域的表现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造成的(33)朱安东：《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5期。，这说明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的危机已经不再仅表现于经济领域(经济危机)，也开始在政治领域显现(民主政治危机)。

五、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未来的演化可能

就SSA理论本身而言，民主政治属于积累的社会结构中众多制度的一个方面，而结构的转变既是整体性的，也将是长期性的，所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未来的可能演化方向主要取决于新的SSA当中会表现出哪些不同的特征和内容。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从理论上看大概有以下几种演化的可能：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延续，但是对金融资本会采取一定的约束，通过重振实体经济、再工业化等方案挽救饱受诟病的新自由主义；第二种是二战后镶嵌式自由主义的复归，通过约束资本力量、赋予劳工更多权益等措施，缓和阶级矛盾，弥合社会分裂，但这种做法的前提是有足够广泛且影响深远的技术创新来使资本恢复利润率；第三种是类似“第三条道路”的改革，在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搭建协作机制，兼顾市场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除此之外，还有第四种可能，在以上三种可能都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的社会思潮可能会和军工资本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在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下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体现出具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特征，这种情况在短期来看也会形成一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但长期来看并不可持续且不稳定。

这几种情况下的SSA会分别导致民主政治四种不同的演化结果。在第一种可能当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利益受损的本国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因此会有利于民主政治功能向健康的方向调整，但是这种情况下，国家要对金融资本的利益做出限制，这对已经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积弊日久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有一定的难度。在第二种可能当中，更是需要有一个切实能够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政府或者有远见的政治领导群体，为了社会矛盾的缓和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存续而做出短期的牺牲，而其中关键的影响因素还在于技术革命，因为如果没有新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利润率恢复，这种令双方都满意的阶级缓和措施是无法得到执行的。在第三种可能当中，民主政治会有一定的强化，但更多地表现在公共领域的运行中，私人领域以及经济层面依然受资本积累的逻辑支配，这种情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需要秉持相关理念的政治领导人做出多方位的改革，其主要阻力在于建制派对自身利益的强化。在第四种可能当中，民主政治失灵严重，民粹主义色彩将更加突出，在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下很容易将政治过程和政治决策推向极端，对民主制度正常健康的运行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利益诉求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所以极具短期的诱惑力，但长期来看，这种消耗破坏型的积累制度必然会遇到现实的障碍，并且这种对抗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具有一种摧毁性的力量。

以上几种情况大致勾勒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未来的演化可能，而如果结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陷入衰败的根源仍在于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以，其原因也就有了直接表象原因和内在根本原因的区别。直接表象原因在于在资本、劳动和国家三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失衡，国家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主要还是体现为资本的利益代言人角色，这就使得民主政治的功能只能在其形式的约束下得到部分的实现，也就是说，民主政治的功能始终要围绕着资本对利润追求这样一种目的展开，所以资本一旦发生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民主政治对普遍群体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功能就一定会首先受到冲击。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陷入衰败的内在根本原因仍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或者说以私人占有为特征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在经济生产领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只能是自上而下高度的“统制”，工人在生产中不仅不能决定生产什么，也不能决定如何生产，“民主”被排斥在工人的劳动过程之外——这也正是代议制政治民主产生的基础。因此，解决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困境的根本途径只能是改变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以及相应的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