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刚

马克思的银行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银行体系的特殊性，又阐发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体系的形成条件、内在规律、运行机制、主要功能和发展趋势，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银行体系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银行理论集中阐发于《资本论》第3卷第19章至第36章中，但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至第49卷和《〈资本论〉书信集》等论著中也有许多分述，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不乏经典之论。在本文中，笔者仅就粗浅研读略谈点滴管见，以期求教于同仁。

一、银行体系形成的经济金融条件

银行并非是有了商品、货币就随之出现的经济现象。马克思认为：“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的和最发达的产物”。(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5-686页。银行体系的形成有赖于一系列经济社会条件的成熟，其中以工业发展为代表的实体产业发展需求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经济金融条件至少包括五方面内容：

第一，生息资本向货币经营资本的转化。通过借贷而获得利息收入的资本可称为生息资本(或借贷资本)。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1、672、674、678、542、589、450-451页。不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生息资本都以高利贷资本的形式出现，它运作的结果是引致“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1、672、674、678、542、589、450-451页。，因此，“这种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1、672、674、678、542、589、450-451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息资本依然存在，但它的条件已发生根本性改变。

货币职能的重心从支付手段向贮藏手段转化。“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是高利贷的真正的、广阔的和独有的地盘。……在这里，高利贷产生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而又扩大货币的这种职能，即扩大自己的本来的地盘”。(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1、672、674、678、542、589、450-451页。与此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得到进一步扩展。货币经营业有着三种职能：一是保管流通中沉淀下来的货币；二是接受各种存款；三是国际间的汇兑。与此对应，贮藏货币具有三种形式：充当铸币准备金、充当支付准备金和充当世界货币的准备金。

第二，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信用机制得到充分发展。“产业资本为了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自己而使用的真正方式，是创造一种产业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信用制度。……信用制度是它自己的创造，信用制度本身是产业资本的一种形式，它开始于工场手工业，随着大工业而进一步发展起来”。(6)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19页。这种信用制度就是商业信用。商业信用是金融信用的第一种类型，它形成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以直接金融为特征。马克思指出：“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1、672、674、678、542、589、450-451页。业信用的代表性金融工具是商商业承兑汇票(简称“汇票”)。“这种汇票的存在本身又是以工商业者互相提供的信用为基础的”。(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1、672、674、678、542、589、450-451页。在商业信用基础上，实体产业部门中各个企业通过商业汇票就可打破购销活动中因难以达到“钱货同时两讫”而发生的阻碍，实现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交易顺畅。

以商业汇票为载体的商业信用，为信用货币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性条件。马克思明确指出：“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证概括为票据这个总的范畴。这种票据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票据由于债权和债务的平衡而最后互相抵消来说，它们是绝对地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无须最后转化为货币了。就像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互相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票据，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1、672、674、678、542、589、450-451页。

第三，货币需求已充分展开。随着分工协作的发展，实体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生产经营的展开客观上需要有新的资金来保障经营运作在时间上的继起和空间上的并存，由此，在资本金之外提出了对新的资金(债务性资金)的需求；同时，大量工程项目的建设也需要信用资金的支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建筑业、纺纱业、商品储备、大型项目建设等多种类型的资金需求进行了描述。(10)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9-80、160、166、209、261、396页。

第四，货币流通中的贮藏渠道多元展开且数额持续扩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在年产品交换中自发地流出和流回；固定资本按其全部价值量一次预付，它们的价值在多年期间相继从流通中取出，因而它们通过每年的货币贮藏(这种货币贮藏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和它并行的、以每年新的金生产为基础的货币贮藏)而逐渐地再以货币形式构成；由于商品的生产期间有长有短，货币预付的时间也长短不等，因而在货币可以通过商品出售而从流通中取出以前，总是必须事先重新把货币贮藏起来；仅仅由于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距离不同，预付时间也会长短不等；同样，按照各个企业以及同一生产部门的各单个资本家的生产储备的状况或相对量，流回的数量和期间各不相同，从而不变资本要素的购买期限也各不相同——在再生产年度发生的这一切，即自发运动中所有这些不同的要素，只有通过经验才会被人察觉、引人注意，以便有计划地既用来采取信用制度的各种机械性的辅助手段，又用来实际捞取现有的可贷资本”。(1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8-539页。这些贮藏货币需要以存款方式存入专业化金融机构，同时，要保障它们的安全性和支取的便利性。

第五，簿记机制有了充分拓展。簿记是指对经济活动的结果在账簿中登记、记录、计算等活动，它包括核实入账凭证、填制业务凭证、登记资金往来及相关事项、结算收支账目、编制财务报表、统计相关数据等。这既是各项经济活动基础性信息和资料，有利于弄清对应经济活动的财务情况，也是对后期经济活动进行预测、评估和监督的基本依据。在工业化之前，单个商品生产者仅仅用头脑记账(如农民)，或者仅仅在他的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等记载下来；随着分工的深化，“这些由资本的职能决定的技术性业务，尽可能由一类代理人或资本家当做专门的职能替整个资本家阶级来完成，或者集中在这些人手中。在这里，正像在商人资本的场合一样，发生了双重意义的分工。一种特殊的营业出现了，并且因为它作为特殊的营业是替整个阶级的货币机制服务的，所以它会集中起来，大规模地进行；在这种特殊的营业内部又发生了分工，既分成不同的互相独立的部门，又在这些部门内部形成了专门设施(庞大的事务所，人数众多的会计员和出纳员，细密的分工)。货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等等，已经同使这些技术性的业务成为必要的那些行为分开，从而使预付在这些职能上的资本成为货币经营资本”。(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3页。在这个过程中，与簿记直接关联的各种技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包括复式记账法、银行平衡表等。

上述五方面内容从体制机制、信用基础、资金供求和技术条件等角度为银行体系的形成和银行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银行体系运行的内在机理

在现代经济金融运行中，银行是一种司空见惯且又令人感到奥妙无穷的金融机构，它既紧紧贴近居民和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又有着咫尺天涯之感。19世纪中叶以后，以电力、重化工业、汽车制造、飞机制造、轮船制造、钢铁冶金等重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高歌猛进。它在客观上要求企业面的运作突破资本金的限制、金融面的资金供给突破贵金属(如黄金)数量的限制，由此，以银行券、存款货币等为代表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货币金融理论问题。在此背景下，英国(乃至欧洲)学术界形成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两大阵营。(13)“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因当时的英格兰银行董事长诺尔曼在英国议会“众院发行银行委员会” 的证词中使用了“通货主义” 和“银行主义”而得名。通货学派认为，银行券(即纸币，下同)的随意发行，不仅将引致通货膨胀，而且可能引致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因此，主张严格限制银行券的发行规模，实行全额贵金属准备制度。银行学派以真实票据理论为依据，认为将银行券发行数量限制在贵金属准备的范围内，不仅将严重妨碍银行业务经营活动，而且难以保障经济运行中的资金供给。1844年7月29日《英格兰银行法》(又称“皮尔条例”)获得英国议会通过，似乎标志着通货学派理论占了上风，但此后的实践又屡屡突破了这一法律的限制。

马克思从其货币理论出发，指出了通货学派理论与实践进程的差异性，批判了以图克、富拉顿等为代表的银行学派理论，破解了银行体系的运行奥秘，深刻揭示了银行业务运行的内在机理。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银行信用的形成。银行信用是继商业信用之后出现的第二种金融信用类型，它以“存款创造贷款、贷款创造存款”为主要特点。“货币的借入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他们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的身份出现。一般地说，这方面的银行业务是：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3、681、454、454、453-454、572-573页。以存贷连接机制衡量，“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和汉堡银行(1619年)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1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3、681、454、454、453-454、572-573页。，缺乏存款与贷款的连接机制，也就缺乏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

银行的信用支持机制，固然与它的注册资本数量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它们的银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3、681、454、454、453-454、572-573页。

从资金来源看，吸收存款是其业务活动的逻辑起点。贷款以有款可贷为前提；在缺乏存款的条件下，贷款将成为无源之水，因此，“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3、681、454、454、453-454、572-573页。银行吸收存款有着多个渠道，“首先，因为银行是产业资本家的出纳业者，每个生产者和商人作为准备金保存的或在支付中得到的货币资本，都会集中到银行手中。这样，这种基金就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第二，银行的借贷资本还包括可由银行贷放的货币资本家的存款。此外，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结合成为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最后，各种只是逐渐花费的收入也会存入银行”(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3、681、454、454、453-454、572-573页。，由此，银行集中了经济活动中的大量资金。在经济运行中，一些特殊情况也将引致银行吸收的存款资金扩展。“货币资本积累的几种特殊的形式。例如，由于生产要素、原料等等价格的下降，资本会游离出来……并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其次，特别是在商人那里，只要营业中断，资本就会以货币形式游离出来。……这种货币同时也直接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最后，货币资本的积累是由一群发了财并退出再生产领域的人引起的。在产业周期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越多，这种人的人数就越多”。(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3、681、454、454、453-454、572-573页。

从资金使用看，马克思指出：银行的资金贷放主要通过票据贴现、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存款透支等路径展开。他说道：“贷放(这里我们只考察真正的商业信用)是通过票据的贴现——使票据在到期以前转化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债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是通过存款透支等等来进行的”。(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3、681、454、454、453-454、572-573页。在这一背景下，银行的资产结构主要由现金和有价证券构成。马克思指出：“银行资本由两部分组成：1.现金，即金或银行券；2.有价证券。我们可以再把有价证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商业证券即汇票，它们是流动的，按时到期的，它们的贴现已经成为银行家的基本业务；另一部分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各种股票，总之，各种有息的而同汇票有本质差别的证券。这里还可以包括地产抵押单”。(2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3、681、454、454、453-454、572-573页。

银行利润来源于存贷款的息差。马克思指出：“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3、681、454、454、453-454、572-573页。；利息在本质上是实体产业让渡的一部分利润(剩余价值)。但经济运行中利率水平的高低受到资金供求状况的影响。在投资活跃时期，利率水平可能上行；“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最高限度，与此同时，利息率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与此同时，对产业资本的需求也几乎没有了。在这个时期，每个人借钱都只是为了支付，为了结清已经欠下的债务”。(2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4、526、453、581、599、611、611、612页。

第二，信用货币的运行。“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9、151-152页。，但“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0页。信用货币的存在方式主要有纸币和存款货币两种。在金本位条件下，“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9、151-152页。在19世纪末之前，纸币以银行券为代表，针对银行界乃至社会上存在的模糊认识，马克思强调：“银行券当然是非生产的”(2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4、526、453、581、599、611、611、612页。，同时指出：“银行券的发行并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意味着资本的贷放”。(2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4、526、453、581、599、611、611、612页。

银行券的发行数量既受到贵金属贮藏数额、担保品(绝大部分是政府债券)的制约，也受到法律规定的制约。1844年银行法把英格兰银行划分为发行部和银行部，规定发行部按其持有的担保品(大约1400万镑)和全部贵金属贮藏数额的总额发行等额的银行券；同时，一切不在公众手中的银行券和日常使用的少量铸币(大约100万镑)形成了银行部的常设准备金。尽管有着法律约束，实践依然突破了准备金的限制。到1892年，英格兰银行没有准备金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增加到了1645万镑，明显超过了1400万镑的界限。在经济运行和商品流通中，商业汇票发挥着类似于银行券的功能。马克思说道：“除银行券之外，批发商业还有第二种而且对它来说是更重要得多的流通手段，这就是票据”(2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4、526、453、581、599、611、611、612页。，“流通的汇票的数量，和银行券的数量一样，完全是由交易上的需要决定的；50年代在联合王国，平时除了3900万镑银行券之外，大约还有30000万镑汇票流通着”。(3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4、526、453、581、599、611、611、612页。

银行通过贷款机制投放银行券(或纸币)并创造派生货币是一种流行的认识。马克思在1851年2月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函中运用银行收支平衡表研讨了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投放渠道(见表1所示)。从中可以看到，英格兰银行(当时兼中央银行职能)的资金来源中“准备金”和“存款”占比达到了51.67%，是其可用资金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资金使用的主要渠道不是发放贷款，而是购买国债和商业期票；同时，英格兰银行也可通过调整资金在国债、期票和铸币上的分布比例来调整资产结构，应对经济运行和进出口贸易变化对英镑的需求。

表1 英格兰银行收支平衡表 单位：英镑

第三，信用货币的创造机制。信用货币创造可分为央行的信用货币发行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两个层面，存款乘数也就有了商业银行存款乘数和中央银行存款乘数，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推进。在19世纪的英国，英格兰银行兼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重身份，在英镑创造中，“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3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8、643、614、575、615、535页。；“所谓国家银行的金属准备的用途……有三个方面：1.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一句话，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2.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3.是和银行的职能有联系，但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的事情：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3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8、643、614、575、615、535页。，因而，将信用货币数量控制在金属准备金数量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至关重要。但在实践中，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发行量不仅超过黄金准备数额，而且超过了法律的规定，由此，开启了纸币发行数额突破金属货币数额的先河。引致这种突破的内生动力在于逐利性。英格兰银行“它的银行券只是因为国家的支持才具有信用；它能把这些银行券由纸变为货币，然后贷给国家，也是国家给予它的权力；但是它却要国家，也就是公众，以国债利息的形式对这种权力付给报酬”(3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8、643、614、575、615、535页。，马克思深刻指出，这是一个“荒谬”的逻辑。

从商业银行角度看，为了突破存款和准备金的限制，各家银行在创造派生货币中运用了多种机制，一方面加快存贷款的转换频率，提高存款乘数。马克思指出：“同一货币能够执行多少次借贷资本的职能……取决于信用的衔接和活动速度，这样一来，当这一货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作为贷款发放出去”。(3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8、643、614、575、615、535页。另一方面，发行本行的银行券、签发汇票。马克思说道：“我们看到各银行创造信用和资本的方法：1.发行本行的银行券；2.签发以21天为期在伦敦兑付的汇票，但在签发汇票时，立即收进现金；3.付出已经贴现的汇票”。(3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8、643、614、575、615、535页。由此引致信用货币在创造中膨胀、在膨胀中创造。“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3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8、643、614、575、615、535页。，“使社会资本具有突然膨胀的力量，令人惊异的伸缩性……促使生产规模突然膨胀和收缩”(3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0页。，为通货膨胀、虚假繁荣、经济危机等埋下了祸根。

三、银行经营运作的经济社会效应

马克思立足于推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揭示了银行体系发展的双重效应，既肯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信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和稳定器作用，也指出了银行体系通过持续创造信用货币和顺周期运作加剧了资本主义虚假繁荣与经济危机。

马克思系统地概括了银行信用机制在适应和推进实体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第一，节约了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量，通过支付结算机制推进了经济平衡。马克思指出：“货币经营业作为中介，担任货币流通的各种技术性业务，使之集中、缩短和简化。……货币经营业只能缩短买和卖引起的各种技术活动，并由此减少这种周转所必要的货币现金量”。(3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8、566、544、613、585、563、507-508页。第二，通过存款货币机制，创造新的信用货币，支持了经济扩张。马克思说道：“在信用发达的国家……一切借贷货币资本，都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和货币贷放者手里。……在营业兴旺时期，在真正的投机尚未盛行之前，由于信用容易取得，信任不断增长，所以流通职能的大部分是通过简单的信用转移而完成的，无须金属货币或纸币介入”(3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8、566、544、613、585、563、507-508页。；“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大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4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8、566、544、613、585、563、507-508页。第三，发挥银行信用的稳定器功能，缓解恐慌，熨平经济波动。在经济运行中，商业汇票是工商企业间交易的“商业货币”，汇票的流通规模对银行券流通规模没有实质性影响，但在金属货币短缺时，汇票的流通将受到银行券流通规模的明显影响，“那时，汇票的数量将会增加，汇票的质量却会下降。最后，在危机期间，汇票流通会完全停止；没有人能够使用支付凭证，因为每个人都只接受现金支付；至少直到现在的英国，只有银行券还保持流通的能力，因为国家以其全部财富作英格兰银行的后盾”。(4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8、566、544、613、585、563、507-508页。在经济波动期间，“只要一个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这个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4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8、566、544、613、585、563、507-508页。

在经济金融运行中，银行体系在运用银行信用机制创造信用货币的过程中也有着负面效应。第一，信用货币的内生矛盾。马克思指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4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显然，由信用货币连接形成的支付链条蕴藏着货币危机的可能性。第二，同一汇票的多次贴现，引致信用的虚假扩大。19世纪中叶，对商业汇票进行贴现，是银行资金使用的重要用途。“当银行家凭票据经纪人已经贴现过一次的汇票，贷款给这个票据经纪人时，他事实上为这种汇票进行了一次再贴现；但实际上，许多这种汇票已经由票据经纪人再贴现过了，而银行家用来为票据经纪人的汇票进行再贴现的货币，又被票据经纪人用来再贴现新的汇票”(4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8、566、544、613、585、563、507-508页。，由此，引致空头汇票和空头信用，造成了虚假信用的膨胀。第三，银行信用增强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对产业资本而言，商品销售是“惊险的一跳”。在经济趋于繁荣的时期，银行信用顺周期地给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以充分的信贷资金支持，“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二者都会赊卖；因此，他们的商品，是在这些商品对他们来说再转化为货币以前，也就是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那里之前让渡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赊购；这样，他们的商品的价值，在实际转化为货币以前，在商品价格到期支付以前，对他们来说，已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回流迅速而可靠这种假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4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8、566、544、613、585、563、507-508页。，由此，“步伐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3页。马克思深刻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4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5、283、567、686、965页。第四，银行信用加重了经济危机的频次和深度。经济危机爆发以后，“由于价格的普遍下降，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使货币的那种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同时出现的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的支付手段职能发挥不了作用，会在许许多多点上破坏按一定期限支付债务的锁链，而在随着资本而同时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4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5、283、567、686、965页。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危机是一个弃旧创新的过程，它在扬弃了原有生产力中落后部分的同时又迫使工商企业展开新技术研发、固定资产更新、新产品生产、管理方式和营销方式创新，推进经济从萧条走向复苏和高涨，由此，使得在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中，经济发展“前一个繁荣时期在危机以前的最高点，每次都作为下一个繁荣时期的最低点而再现出来，然后又上升到一个高得多的新的最高点”。(4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5、283、567、686、965页。

银行业乃至金融业属于信息经济范畴，编制和填写各种表格、账目，同时记录、分析、处理各种经济金融数据，是银行业的一项专业性技术活动。马克思指出：“银行制度同时也提供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夺走了资本的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这样一来，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5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5、283、567、686、965页。在公有生产条件下，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5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5、283、567、686、965页。

四、马克思银行理论的实践价值

尽管在马克思的设想中，未来社会没有商品和货币，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银行体系和其他金融机制，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银行体系运行机理的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理论认识，如果舍去其中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特殊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中的银行体系建设乃至金融体系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弥补金融体系短板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进一步完善金融统计，弥补金融数据短板。

马克思认为，簿记机制是银行体系运行的基础性技术条件，也是银行体系得以形成发展的一项基础设施。在当今银行运行和金融监管中，及时完整系统地统计和记录相关金融数据，至少有着三方面意义：从财务角度看，它是弄清财务收支并作出财务决策的基础条件。在银行体系中，不论是财务的预算决算、经营的盈亏还是经营运作趋势分析都离不开簿记的准确程度和完整程度。从服务客户角度看，它是弄清楚客户需求、客户结构、供给取向并作出应对决策的基础。存款、贷款、资产等诸多指标的流向、流量和流速的分析都取决于统计数据的系统完整程度。从风险防范角度看，各种金融产品(包括存款和贷款)的风险评估、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等都离不开相关金融数据的准确完整。只有耳聪目明才能做出应对之策，才可能做到心中有数、洞察发展趋势。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通过实践并紧密结合实践进程，中国初步建立一套金融统计指标体系，为分析、预测和决策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但要适应中国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满足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转换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必须深化金融数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弥补现有的金融数据指标体系的一系列短板。中国金融统计体系的短板主要表现在：

其一，缺乏统领全局的总量指标。表2列示了中国货币金融运行和监管中几个主要的总量指标，从中可见：这些指标的数值差别甚大。以2019年为例，“银行业资产总量”大于M2数值90.62万亿元、大于社会融资存量规模数值37.86万亿元。从增速看，2015—2019的5年间，M2从2015年的139.23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198.65万亿元，增长了42.68%；社会融资存量规模从2015年的138.28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51.41万亿元，增长了81.81%；人民币信贷收支总量从2015年的154.12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31.70万亿元，增长了50.34%；银行业资产总量从2015年的199.16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89.27万亿元，增长了45.25%。 各项指标的增长率差异在近40个百分点。在研讨货币政策中，通常使用M2作为宽口径货币供应量来解释物价、消费、投资、汇价和资产价格等变动及其趋势。但不论是“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的“资金运用”，还是“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运作，都带有货币效能，对相关经济变量发生重要影响，由此，在货币政策及其他的经济金融分析中选择何者为统揽全局的总量指标就有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效应。不难看出，这个短板不解决，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就可能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也难以有效地落到实处。

表2 中国货币金融总量指标 单位:万亿元

其二，“社会融资存量规模”缺乏足够的“社会”性。表3列示了“社会融资存量规模”统计的各项指标，从中可以看出，201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公布“社会融资规模”的数据以后，进行了多次补充修改：一是从2015年以后开始公布“社会融资存量规模”(以便与“社会融资增量规模”相区别)并对此前的“社会融资存量规模”进行了追溯性弥补；二是从2018年起将“地方政府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范畴，从2019年起又将“中央政府债券”(即国债)纳入统计范畴。尽管如此，“社会融资存量规模”(乃至“社会融资增量规模”，下同)中依然有着一系列短板。

表3 中国的社会融资存量规模 单位:万亿元

首先，完整程度明显不足。“社会融资规模”强调的应是“全社会”的融资规模，但“社会融资存量规模”仍然有许多社会融资活动不在统计范畴之中。例如，外商投资、资产管理(或称“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发股发债、私募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包括货币市场基金)、个人和企业的直接投资、金融机构的直接投资等等。

其次，融资的主体不清晰。“人民币贷款”指的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非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主体放出的贷款(在“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在“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和“对其他居民部门债权”等科目中)，即资金融出；债券、股票等指的是相关主体通过发售债券或股票等融入资金的情况，其资金流向与“贷款”正好相反。

最后，融资的含义不清晰。“社会融资规模”的本意是要反映进入实体企业的资金状况还是要反映全社会的资金流向和流量并不清楚。如果是前者，它就应当包含各类直接投资(包括居民向实体企业的投资、实体企业彼此间的直接投资、外商投资等等)、各类贷款、融资租赁、债券发行、境内实体企业在境内外的股票发行、财政支持等等，与此相比，“社会融资规模”中显然缺项过多。如果是后者，它就不仅应当包括实体企业的融资状况，还应包括居民部门、金融部门(包括央行、商业银行等、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以及诸多准金融机构)、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在境内外的各种融资状况，与此相比，现有的“社会融资规模”范畴缺项就更多了。

与资金流量表相比，“社会融资规模”的长处在于及时性(即数据公布较快)，短处在于缺项太多，以至于难以有效反映资金流量表中的各种相关资金的流向和流量。“社会融资规模”范畴中存在的短板，在货币供应量的统计中也有相似的表现。

其三，一些表格数据和相关指标缺乏有效衔接。各种簿记式表格和指标彼此间有着为实践活动所决定的内在逻辑，通过分析这些表格中数据可印证、发掘和展示相关经济金融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基本机理。但在中国的金融统计表格和数据中，存在着一系列难以相互衔接的短板。从“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与“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表”之间的关系看，按照字面理解，本外币信贷收支数额的最低数应当等于人民币信贷收支(除非外币数量为负)，但在这两个表格中，长期存在着本外币信贷收支表中的“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小于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的数额。例如，2019年12月，本外币信贷收支表中“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数额为217.33万亿元，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的“资金来源”和“资金使用”数额为231.70万亿元，前者低于后者14.37万亿元；在这两个表格的附注中，它们的统计口径并无差别，由此，人民币信贷收支余额大于本外币信贷收支余额的成因就难以直接从数据中得到反映。其次，在同一表格中，由于科目调整，使得面板数据的连续性中断，难以从中探寻规律性现象。表4列示了1999年以后“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各项贷款”的具体科目调整情况，从中可以看到，1999年“各项贷款”中的“短期贷款”主要是按照行业统计并公布的，但在2010年调整后，它们不见了；同时，在2010年的调整后，将“各项贷款”划分为“境内贷款”和“境外贷款”，与1999年相比，“境内贷款”之下增加了“融资租赁”“委托贷款”“票据融资”和“各项垫款”等科目，去除了“信托贷款”和“其他类贷款”科目，由此，在1999—2009年的11年间可按行业展开的贷款状况分析到2010年以后就难以延续了。

表4 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各项贷款”的科目调整情况 单位：亿元

其四，受监管对象制约，一些金融活动中的投融资数据未能进入金融统计视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集合理财、私募基金(主要是股市交易操作)等为名的资产管理就已快速展开，其数额高达百万亿元之巨，但因其中相当多操作机构并非金融机构，所以，它们的投融资所涉及的资金通常不在金融统计范畴。2013年以后，以P2P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其业务规模一度高达数万亿元，但因从事P2P贷款活动的机构大多为非金融机构，所以，它们的金融活动也在金融监管部门视野之外，没有进入金融统计范围。在电子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中国许多大型机构(包括大型公司、高校、行政事业单位等)和交通部门(如公交、地铁等)都发行了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支付功能的一卡通，它们有着一定程度的货币功能，但也不在货币统计范畴之内。

其五，受体制机制制约，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也存在着各种金融信息和统计数据难以归集汇统的现象，使得一些金融数据处于线条状或碎片化状态中。

2018年3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了金融综合统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科学统一的金融业综合统计管理和运行机制，制定完善标准和制度体系，建设运行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建成覆盖所有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活动的金融业综合统计，完善大国金融数据治理”的工作总体目标，明确了工作机制、主要任务和工作时间表，这将推进中国金融的簿记机制和统计机制迈上一个新台阶。

2.推进商业信用发展，夯实银行信用基础。

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体经济部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相连。内在机理是，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结构直接导向着实体企业的经济资源配置状况，影响着实体经济部门的资产结构。由于间接金融为主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拥有的资产量占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量的90%以上，实体企业资金主要来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52)“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又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中，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用社和财务公司等；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包括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贷款公司等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状况对实体经济部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此，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人们也较多地从银行体系着眼，期待通过调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结构和贷款利率来提高它们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状况。

马克思强调，商业信用是实体企业彼此间提供的信用，它是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这实际上指明了，商业信用是银行信用的基础。1950年12月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出台了《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其中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各单位彼此间不得发生赊欠，借贷及其他商业信用关系(如预付订货款项，开发商业期票均属之)。”此后70多年，商业信用就退出了中国经济金融运行，银行体系得以建立的商业信用基础就缺失了，实体企业经营运作中本可通过商业信用横向机制解决的金融问题，也就转向了由银行体系纵向机制的资金供给予以解决。这不仅给银行体系增加了许多额外的负担，也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经营运作的效率，使它们愈加依赖于银行体系的资金供给，同时，加重了银行体系运行的风险。

以实体企业间的赊买赊卖为例，马克思强调，商业信用是从事再生产的实体企业相互提供的信用，它是现代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的基础。由于实体企业之间的商业交易在绝大多数场合不可能实现“钱货同时两讫”，在缺乏商业信用机制条件下，货款被拖欠就成为供货企业经营中经常面临的一个难题。从表5中可见，2000—2019年的19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增长了8.44倍，但它们的应收账款增长了10.77倍，应收账款的增长率高于资产总额的增长率，由此，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从11.72%上升到了14.60%。应收账款属于实体企业的资产总额范畴，但它不属于实体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所能运用的资产，因此，在没有其他资金(或资产)介入的条件下，为应收账款所拖累，实体企业只能展开规模萎缩的再生产，这必然引致就业、GDP等的缩减。要防范或避免这种情形的普遍发生，就只能运用银行信用机制，即由实体企业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追加贷款(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追加贷款的数额应与应收账款数额相当)，这不仅加大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压力，而且推进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金融风险的转移。如果实体企业间的商业交易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供货方的货款可通过交易对手方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予以支付，则它们的资产中将无“应收账款”；当需要购买原材料等再生产所需生产资料或支付职工工资等时，可卖出商业承兑汇票，那么，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没有必要通过增加贷款规模来维持它们的简单再生产，由“应收账款”引致的许多难题可迎刃而解。

表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单位：亿元、%

在实践中，小微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劳务，下同)主要有三个去向：一是作为大型企业的供应商，它们的产品以零部件等形式供给大型企业；二是作为工程项目的供应商，它们的产品直接供应给项目建设方(或发包方)；三是它们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在前两个场合，众多小微企业在相互竞争中向一家大型企业或一个工程项目供货，属于交易的弱势群体一方，由此，大型企业和工程项目拖欠小微企业货款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小微企业为了维持供货方的地位，对交易对手方拖欠货款的行为只能选择忍让策略，或者通过提高货物的销价来抵销货款被拖欠的损失，或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关活动尽力追回货款。在一些小微企业因货款被拖欠而倒闭时，大型企业和工程项目实际上等于无偿占有了货主的资产。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调要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拖欠农民工的工资，直接表现为中小微企业的行为结果，但在根子上主要由大型企业和工程项目建设方拖欠货款所引致。十多年过去了，这一问题非但未能有效解决，而且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鉴此，2020年7月5日，国务院再次出台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第六条)；“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第八条)。但在缺乏商业信用机制的条件下，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依然可以找到各种理由为拖欠中小微企业的货款开脱，因此，要落实这些要求，绝非易事。如果将保障中小微企业款项支付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要求收货方在收到货物的同时开出商业承兑汇票，则中小微企业货款被拖欠的情形将发生根本性逆转，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不必再为货款拖欠而增加贷款投放规模。

缺乏商业信用机制所引致的金融难题不胜枚举。在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本应由商业信用解决的微观主体之间的问题转为由银行信用予以解决，这不仅大大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而且使实体企业间由商业交易引致的债务积重难返，严重弱化了银行体系的信用基础。要有效解决这些难题，应推进商业信用的发展，将银行信用建立在商业信用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实体企业间的横向金融机制与银行信用的纵向金融机制相协调的金融运行体系。

3.以健全支付机制为抓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资金的支付清算是银行业的一项基本功能。它建立在存款货币的支付功能基础上，通过客户间的划账、转账和结账等活动，沟通着客户间商业交易的资金往来，同时，又通过贷款、贴现、买入证券等活动，创造派生信用货币，沟通着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等客户之间的资金分配，因此，既属于银行业的核心技术范畴，也属于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范畴。2005年以后，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上的商业交易(简称“网购”)快速展开，第三方支付应运而生，由此，支付机制从银行业的后台走向了市场交易的前台，同时，也从技术功能向市场功能扩展。网购打破了消费品产销的原有产业框架，实现了厂家与消费者直接见面链接，第三方支付则以快速便捷的资金划拨和结算支持了网购的扩张；借助银行卡、电脑、手机等载体，现代支付体系已深入千家万户和千厂百店，将全社会资金连接成一张快速流动的庞大网络。

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支付手段存在着内生矛盾,一方面在支付顺畅时,各种支付可以相互抵消，此时,只需要观念上的货币,一笔货币可以实现数倍金额的商品交易,一旦支付流程不顺畅,就需要按照商品交易金额投入等额的货币,否则,货币危机就将发生;另一方面,支付链条扩展的同时也是债务链条延伸的过程,要防范因债务链条断裂引致的支付风险传递和扩展。鉴此,在中国的支付机制快速扩展的进程中，应重视防范由此引致的负面效应。

第一，支付货币的增长。在中国M0、M1和M2的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中，除M0外，剩余部分均为由存款货币通过支付机制所创造的派生货币。1999—2019年的21年间，中国的M0增长了4.74倍，M2增长了15.89倍，引致M2/M0的比率从8.74倍上升至25.745倍；同时，M2/GDP的比值从130.0%上升到200.47%。这一方面引发了海内外一些人长期以来以“货币超发”为名，对中国经济运行中可能发生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感到忧心忡忡，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对此也丝毫不敢懈怠。另一方面，M2的快速增长，主要通过贷款机制推进，由此，债务率的上行在所难免，这又引发海内外和金融监管部门对“去杠杆”难度的担忧。

第二，债务链延伸。支付机制延伸的过程也是债务性资金延伸的过程。在中国实践中，实体企业经营运作所需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实体企业之间的商业交易也主要依赖银行投放的债务性资金维系，由此，通过实体企业彼此间、银企间、金融机构彼此间的资产负债表连接，债务链随着资金流动的延展而延伸到各个微观主体。2004年以后，在银证合作、银信合作、银保合作等名义下，借助资产管理市场的发展和各种借贷平台的运作，影子银行风生水起；在此过程中，P2P更是依托于支付机制将借贷链条推向了普通城乡居民。2015年，在金融面“资产荒”的背景下，股市起步上行，众多借贷资金通过配资平台流入股市，不仅推高了股市泡沫，而且带来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与此同时，实体经济部门面对严重的“资金荒”，不得不以较高的利率从各条渠道接受借贷资金，由此严重影响了“降成本”的进度。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认为：“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增长过快，企业债务负担不断加重”，提出了以市场化、法治化等原则，通过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债务结构、债转权、依法破产和股权融资等方式，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总体方案。但“去杠杆”依然任重道远。

第三，支付链断裂引致的流动性风险。在微观主体能够按时偿付债务本息的条件下，同一数额的资金通过支付机制可以顺利地通过商业交易(或金融交易，下同)流程的各个环节，由此，依托于支付机制，结算清偿所需的资金数额并不显示紧张。一旦某个微观主体拖欠到期债务且缺乏有效处置机制，资金紧缺程度就将在商业交易中显示出来。资金紧缺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拖欠到期债务对商业交易(金融交易)流程各环节的影响程度。对一个有着5个环节的商业交易流程而言，如果债务拖欠发生在第一环节，那么，资金的紧缺程度将在其后的4个环节中显示出来，由此，原先以100元资金所能完成的商业交易流程，现在将表现为短缺资金500元。美国金融危机中“现金为王”举措必然导致流动性风险陡升，内在机理在于此。

要有效防范支付机制延展可能引致的金融风险，需要着力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对各种支付机制和支付流程的适时监控，把握资金的流向、流量和流速；二是建立支付清算数据和流程的多方位多角度研究分析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三是建立支付清算的预警机制和监控指标体系，既防范异常现象发生又便于及时采取对策；四是强化支付清算的防火墙机制，防范黑客或其他干扰对支付清算系统的冲击；五是将支付机制运行状况纳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范畴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