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男

引 言

政治认同问题是自 20世纪90 年代苏联解体以后、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全球政治学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人们会感到好奇：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在突然解体后，那些失去超级大国国民身份的苏联公民为什么能够泰然处之？另一方面，20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冲击着传统的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有些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另有些人却更加崇尚跨国主义和全球主义。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意外丰富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它实际上也是全球化遭遇的新的重大挫折，凸显出主权国家对边界之内事务有效治理的重要性，并暴露出类似欧盟这样的全球化典范在面对重大跨国灾难时的软弱无力。那么，这次疫情会对经历过全球化狂飙时代的主要国家的治理模式带来何种影响？这些国家的精英和公众是否会重新审视他们的文化、制度甚至国家？会对他们的政治认同造成何种影响？虽然这些问题并非本文要讨论的重点，但本文从“认同”这个元概念出发，通过对政治认同及其谱系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尝试建构一个政治认同的圈层结构理论框架，以作为对上述问题进行后续探讨的备选工具之一。

一、认同的概念与维度

中文“认同”一词译自英文单词 identity，是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有不少人把它译为“身份”。事实上，identity 这个词最早源自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通过对个人心理依附层面的分析，将其界定为“我是谁”的问题，而界定“我是谁”的依据就是“我”的特性。(1)Philip G,“Identifying Identity: A Semantic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83, 69(4): 910-931.比如，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这是以所从事的不同职业为标识的特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地位的划分，标识它们特性的依据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不过，“认同”和“身份”这两个词汇在中文里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前者既有动词属性也有名词属性，后者仅有名词属性。它们在中文语境里还有明显的口语化色彩，后者甚至还有功利化意味。有些中文作者为了避免造成歧义，往往把它们连在一起使用，即“身份认同”，以此指代英文单词 identity。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identity 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者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他，或者我们不同于你们/他们。(2)[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7、18-19页。亨廷顿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第一，不仅个人有 identity，群体也可以有 identity。第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第三，个人可以有多重 identity，群体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可以有多重identity。第四，identity 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因而具有可变性。第五，对个人和群体而言，各种identity 的重要性是随情景而定的，有时人们喜欢强调自己跟他人的共性，有时却乐于强调自己与别人的差异、强调自己的特性。(3)[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7、18-19页。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江宜桦把 identity 的含义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同一、等同”(oneness，sameness)，是指某种事物与另一时地之另一事物为相同事物的现象。第二类是“确认、归属”(identification，belongingness)，“确认”是指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的特征，从而知道自己与他物的不同，肯定自己的个体性；“归属”是指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与他物之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第三类是“赞同、同意”(approval,agreement)，对于这一层意思，江宜桦也承认是“中文日常对话创造出来的惯用语”。(4)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11页。

作为一位母语为中文的学者，江宜桦对 identity 的分类在涵盖范围上显然比亨廷顿对identity 的定义要宽泛，因为他同时涵盖了 identity 在英文和中文两种语境里的含义。特别是他对第三类含义的解释，使得“认同”一词除了对应某个或某些集体的身份认同外，还可以不受集体身份的限制，而只对某个或某些非集体的事物(如制度、政策、观点、做法等)表达肯定之意，即价值认同。这种价值认同通俗地说就是“我好恶什么”。比如，当某人说他认同某项政策时，显然并不表示他自己愿意或已经成为该政策的一部分(该政策本身也不是由人所构成的集体)，而是表达他认为这项政策制定得不错、合理等肯定性的价值判断。

因此，我们可以从“认同”这个元概念中区分出集体身份和价值两个维度，分别对应“我是谁”和“我好恶什么”这两个问题。这两个维度既可以共存于同一个认同概念中，也可以单独存在。一般来说，集体身份认同常常伴随着价值认同，但价值认同可以单独存在。当一个人认同自己是某个集体的成员时，一般也意味着他在价值上对这个集体的喜好或接受。但对于非集体事物的认同来说，就只有价值维度，而没有集体身份维度。把“认同”这个元概念区分出集体身份和价值两个维度，是本文建构政治认同圈层结构的逻辑起点。

二、政治认同与政治社会化

“政治认同”是一个合成词，它由“认同”这个元概念派生出来。其中的“政治” 一词限定了“认同”的适用范围，即与政治事务相关或带有某种政治意涵的认同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民族、制度、政权、政党、政策等概念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涵。在特定语境下，甚至社会、文化、地域也带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意涵。美国政治学者威尔特·罗森堡姆(Walter A. Rosenbaum)认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负责任的单位和团体。”(5)[美]威尔特·A·罗森堡姆：《政治文化》，陈鸿瑜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6页。这个定义只强调政治认同的集体身份维度，而忽视了它的价值维度，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一些非集体事物的价值认同。

中国学者彭勃发现，“政治认同”的概念在中国理论界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对政治体系的认可和接受，二是政治主体对政治体系的能动的心理反应过程。(6)彭勃：《自我、集体与政权：“政治认同”的层次及其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这个分类基本涵盖了集体和非集体的政治认同客体，隐含着集体身份和价值两个维度。笔者在文献梳理中也确实看到，有更多的中国学者把这两类含义糅合到一个完整的定义中。例如，刘凌斌认为，“政治认同是指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在一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中对政治系统或属于政治系统的某个特定的政治单位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上的依赖、意识上的归属、赞同和支持的态度及相应的支持行为，以及对为政治系统奠基的政治价值体系的认可、信任和信仰。”(7)刘凌斌：《台湾青年的政治认同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青年探索》2016年第1期。

综合以上讨论，笔者在这里给出一个宽泛的、与本文的基本逻辑相契合的界定：政治认同是指现实生活中认同主体(个人或群体)对认同客体(集体或非集体事物)的身份归属感和/或价值上的接受度，而这种归属感和/或接受度带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意涵。

与一般意义上的认同一样，政治认同也有一个形成过程，同时也具有可变性。政治认同的形成与变迁过程，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8)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格局的变动、某一时期特定的政治环境、甚至某个特定的政治事件，家庭、学校、社会舆论、工作环境、社交圈子等因素，都可能对政治认同的形成和变迁产生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生产、社会结构、交往方式的发展与变化都构成了政治认同变迁的深层次原因。”(9)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7, p.46.

早期研究政治社会化的学者多把儿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政治认同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成年人的政治认同是其儿童时期形成的政治价值观和认识能力的逻辑结果。(10)李冰：《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公民认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页。晚近的研究却表明，大学及以后阶段也是一个人的政治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开始职业生涯后，某些重要经历、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也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人既有的政治认同。如果学校教育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较大落差，那么在学校教育阶段形成的政治认同，完全有可能在社会现实的冲击下发生改变、甚至逆转。

因此，更多的学者把政治社会化的研究重点放在成年人群体，探究家庭、学校、社团、同侪、媒体等因素对一个人政治认同的影响机理。这表明，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政治社会化的洗礼，政治社会化过程在本质上就是政治认同被持续动态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主体的政治认同先被初步建构起来，但在后来的过程中既可能被强化，也可能被削弱，既可能被修正，也可能发生根本转向。

三、政治认同的谱系

在国家范围内，更值得研究的是多数民众的政治认同状况。由于政治认同的客体具有多元性，政治认同实际上就是许多具体概念的集合。这个概念集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边界较为模糊的谱系，谱系的中心区域是国家认同、制度认同、政府认同、政党认同等政治意涵非常强烈的认同现象，其外缘区域是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等政治色彩相对隐性的认同现象。之所以说是相对隐性，是因为这些认同现象在特定条件下仍然会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意涵。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制度认同、政权认同、政府认同、政党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等认同现象，都是政治认同谱系中的常见成员，都可以被置于该谱系中的某个位置。

1.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指认同主体对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身份的认同。国家是典型的由人所构成的集体，而且是高度组织化、制度化、政治化的集体，因而国家认同也是典型的集体身份认同。由于集体身份认同往往伴随着价值认同，一个人的国家认同越强烈，意味着他对这个国家某些有形或无形的特性如历史、文化、制度、物产等越珍视，在价值上也越持肯定的态度。国家认同的价值维度与集体身份维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

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一些较为复杂、但为数不多的特例。比如，有些国家承认双重甚至多重国籍，那些拥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人，其国家认同可能也是双重或多重的。还有一种特例是，一个人移民并转换国籍到另外一个国家后，虽然他的国籍已经发生转换， 但他的国家认同仍有可能是双重的，他对故国的国家认同可能更多地是价值认同，而对移居国的国家认同则更多地是基于法律现实的集体身份认同。

2.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指认同主体对作为一个民族的成员身份的认同。这里的“民族”一词，对应的英文是 nation。根据近代民族国家起源的相关理论，民族是人为建构的共同体，建构民族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国家的完整性和凝聚力，因而民族建构服务于国家建构。虽然民族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远不及国家，但其政治性却与国家相差无几，以至于有人把 nation 强调为“政治民族”。(11)任剑涛：《从“民族国家”理解“中华民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民族认同也是典型的集体身份认同，同时又带有明显的价值认同的属性。这里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构成政治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上，更体现在这个政治民族在建构过程中所共同经历的战争、瘟疫、天灾等重大磨难或成就及其造成的集体记忆上。例如，金冲及先生认为，正是当年的抗日战争，大大增强了中国各族人民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12)金冲及：《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3.政权认同。政权认同是指认同主体对本国疆域范围内最高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的认可与接受程度。“政权”与“政府”这两个概念在所涉内容上有很大的重合度，政权认同有时也可以称之为政府认同。在政权认同中，价值维度的比例多于集体身份维度， 其中的价值主要是指某个政权或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政权认同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主要表现为所谓的“正统之争”，典型者如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与蜀汉政权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另外一种情形：虽然一个新的朝代已经建立，旧的朝代已被彻底消灭，但生活在新朝代的部分民众仍然对旧朝代怀有感情，并否定新朝代的合法性，如长期存在于清王朝的反清复明运动。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政权认同或政府认同的范畴。

4.制度认同。制度认同是指认同主体对国家主要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认可与接受的程度。这里所说的主要制度是指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权利等公共事务的基本制度和重大制度。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主要制度既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也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不会轻易被改变。但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满意，总有一些人对现行的某项或某些制度感到不满。因此，制度认同的本意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民众认可与接受国家主要制度，从而确保该制度总体上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而确保由该制度建立的公共秩序能够正常运转。制度本身不是由人构成的集体，因此制度认同不存在集体身份维度，只有价值维度。

5.政党认同。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载体，它们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机构与社会内部的团体和利益方之间的关键纽带”。(13)Andrew Heywood, Politics, Fourth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221.政党认同是指认同主体对某个政党的宗旨理念、纲领政策、组织原则、参政风格等要素的认可与接受的程度。政党认同具有集体身份和价值两个维度，对某个政党的价值认同会促进对该政党的集体身份认同。在西方式政党政治中，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度越高，越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反之， 如果民众对在野党的认同度超过对执政党的认同度，就可能导致政局生变。在另外一些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由于各种原因长期由一个政党执政，那么民众对该政党的认同就会与对该政府、甚至政权的认同高度重合。例如，由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长期执政，俄民众对该党的政党认同几乎等同于对俄罗斯现政权的认同。

6.社会认同。社会认同与下文将要谈到的文化认同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社会往往表现出一定的组织结构性，而文化的形态更为弥散和非正式。社会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领域。社会认同具有集体身份和价值两个维度。社会作为集体与国家、政党等集体相比，在组织化程度与可辨识度方面显然要低很多， 其边界也较为模糊，主要视具体语境而定。社会认同的价值维度主要体现在认同主体对其所处社会的主观认知。当一个人高度认同其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时，不仅意味着他以作为该社会的成员为荣，也意味着这个社会中总有某些事物能够吸引他，比如健全的社会架构、良好的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充裕的社会财富、完善的社会保障等。现代人类的社会生活已经被泛政治化，特定语境下的社会认同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事实上，“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由于相互间的高度关联而一体化，形成了一个关联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也是现代国家的一部分，或者直接就是现代国家的内容”。(14)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7.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人们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15)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文化认同不仅与社会认同相互交织，还与制度认同和民族认同息息相关。特别是深层次的、具有历史传承功能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合度更高。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身独到的文化模式，这种独到的文化模式是依据每种文化中所蕴含的异质性的民族精神，这是文化活动中的支配性力量，凸显出文化对于民族性格、个人人格的重要作用。(16)蔡后奇：《哲学视域下的“文化自觉”思想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7页。在现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定语境下的文化认同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更是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也有集体身份和价值两个维度， 前者体现在认同主体作为某个文化共同体之一员的事实，后者体现在认同主体对某些文化要素的欣赏、认可、模仿等主观感知与行为。

四、政治认同的圈层结构

基于上述对政治认同谱系的分析，如果我们把国家范围内政治认同的谱系想象为一种同心圆结构，那么无论谱系中的其他元素如何排列，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国家认同都应该居于圆心(即核心)的位置。政治认同谱系中的其他元素，则可依据其重要程度而排列于国家认同的外围。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这个政治认同的圈层结构中，国家认同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具有最强烈的政治属性。往外依次是民族认同/制度认同、政权认同/政府认同、政党认同，最外层是社会认同。而文化认同弥散于各层认同之中，在不同的认同层面具有不同强度的政治认同意涵，越接近圆心，政治认同的意涵就越强烈。当然，具体到某个国家或其特定历史阶段时，上述排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就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现状来说，这个排序在整体上仍然是适用的。

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坚硬内核，其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屏障或外壳。对于民族建构已经完成的国家来说，民族认同是其国家认同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对自己既有的民族认同产生动摇、甚至被完全解构，那么其国家认同也将岌岌可危。对于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建构来支撑国家认同的国家来说，制度认同就是其国家认同的最后一道屏障。此外，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不认同自己所在国家的社会与文化，那么很可能最终传导到其国家认同上并产生消极影响。如果不认同的政治谱系越接近国家认同，那么这种不认同对其国家认同的消极作用就会越大。从近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国家认同的建构与解构，一般也是从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开始，由外向内逐步推进。因此，这些作为国家认同屏障的外壳并非坚不可摧，而且越往外层就越容易被侵蚀。一旦这些外壳逐一遭到削弱，最终将危及处于核心位置的国家认同。

之所以把国家认同置于核心位置，是因为当今的国际社会在总体上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仍是这个世界上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体。虽然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为国际社会的有序演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在有序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进展，都是主权国家推动的结果。特别是在应对诸如环境治理、流行疾病、跨国难民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治理议题上，任何其他主体都无法取代主权国家的作用。如果主权国家软弱无力，这些问题就可能失控，甚至演变成人类的重大灾难。不同国家对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防控对策与实际成效，再次深刻揭示出主权国家在当代世界的核心作用。而维系主权国家正常运转的关键，就是国民对其国家的认同程度。“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维系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17)周光辉、李虎：《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的生命所在，失去了国家认同，现代国家也就失去了所有意义”。(18)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紧邻国家认同的是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制度，源自近代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从数量上看，成功的民族国家并不占多数。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国家中存在多个族群，在这些族群之上尚未成功建构出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是威胁其政治稳定的主要隐患，其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相当薄弱，因而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都是其政治建设的基本任务。

还有一类国家，它们也没有在多族群之上成功建构出一个政治民族，国民的族群认同强于民族认同。但这类国家的制度建构较为成功，各族群的国民对国家制度的强烈认同能够把族群分歧有效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也主要基于对国家基本制度的认同。在这样的国家里，制度认同而非民族认同就成为国家认同的最后屏障。澳大利亚、新加坡甚至美国，都属于这样的国家。

由此可见，对于那些成功的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最坚固的屏障。而对于那些民族建构尚未完成但制度建构较为成功的国家来说，制度认同取代民族认同成为国家认同的最后屏障。如果一个国家既没有成功建构起民族认同，也没有成功建构起制度认同，这样的国家就潜藏着动乱和分裂的风险。这其实也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的政治难题。而英国(苏格兰问题)、加拿大(魁北克问题)和西班牙(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等国则是发达国家中的特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在欧洲发轫时，民族建构在时间上先于国家建构，前者为后者提供精神文化基础。当这种制度自 20 世纪初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时，更多的情形则是先草创国家制度，然后在国家内部整合各族群之间的关系，努力在各族群之上建构出新的政治民族。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同步进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实际上既互为手段又互为目的，在政治认同的圈层结构中共同处于核心位置。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已经健全、国民的国家认同趋向稳定、但族群关系较为复杂时，民族建构才有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政治发展议程上的首要任务。但即便如此，国家认同的持续巩固仍然是包括民族建构在内的所有政治进程的基础与根本目标。

在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的外层，是政权认同和政府认同。一个强有力的、得到国民广泛支持的政权/政府，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对该政权/政府的政治认同，还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国家前途的良性预期，从而增进人们的国家认同。相反，如果一个政权或连续多届政府长期得不到国民的政治认同，或者得到的只是强制被动型、甚至冷漠虚假型的政治认同，(19)关于对“政治认同状态”的分类，可参见方旭光：《政治认同的基础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59-61页。最终将损害到国民对国家整体的政治认同，即国家认同。因为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社会里，总会有人把政府及其成员的不称职或失误不恰当地归咎于国家。当国家处于重大变故、政府的管理能力遭受重大冲击时，这些被动或虚假的政治认同或不当归咎情绪就可能转化为对政治秩序的进一步冲击，危害到国家的整体利益。

政党认同处于政权认同/政府认同的外层。政党政治是当代国家政治的普遍现象， 但具体的实践形式并不完全相同，有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在存在政党竞争的条件下，选民对某个政党的政治认同情况，是决定该党是否有资格执政或参与执政的根本依据。在一个成熟的政党政治环境中，人们很容易区分不同政党之间的差异，以及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区别，不致于把对某个政党的不满归咎于国家或政治制度本身。但如果人们对所有主要政党均不满意，这种不满就可能转化为对政党制度或基本政治制度的不满。如果这种不满长期存在，就可能影响到人们的国家认同。但这种传递机制是间接的和隐性的，也并非经常或大规模地发生作用。

政治认同圈层的最外层是社会认同。表面上看，社会认同的政治属性最弱。然而， 现代社会都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相联系，都是特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共同塑造的产物。一个国家的边界线往往也是存在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的边界线。一般来说，认同自己以国民身份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就意味着认同自己作为该社会成员的身份，也意味着认同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集体行为模式。这有助于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反之，如果社会成员对其所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或集体行为模式感到不满，就可能导致(也可能起因于)他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满。这种不满可能影响到他对相关基本制度的态度，最终可能影响到他对国家整体的看法。与政党认同一样，这种传递机制也是间接的和隐性的，也并非经常或大规模地发生作用。

文化认同是一种很特殊的认同现象，这是由文化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正如前文所述，文化的存在形态是弥散的和非正式的，其影响既可细致入微，又可无远弗届，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广义的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20)Andrew Heywood, Politics, Fourth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172.学术讨论上也常有社会文化、历史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等概念，这就意味着文化认同也有不同的层次，体现在政治认同的圈层结构上，就是文化认同可以同社会认同、政党认同、政府认同、政权认同、制度认同、民族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相互揉合、相辅相成。特别是政权认同、制度认同和国家认同，在本质上就是政治文化认同。而民族认同不仅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化性的，因为民族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认同的削弱，将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削弱国家认同。这正是亨廷顿担心的事情。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政治认同圈层结构中的诸要素之间，并非界限截然分明，在特定条件下它们能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有时甚至还会相互转化或高度重叠。例如，在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如日本)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不易很清楚地区分。总体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各项基本制度和治理体系处于趋向完善的过程中、且能带给国民日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福祉时，其国民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把对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政府、制度、民族等政治客体的认同，转化为日益增强的国家认同，同时也会强化他们对身处其中的社会和文化的认同。而当一个国家处于动荡或衰败的过程中、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福祉受到持续损害时，既有的政治认同——尤其是对政党、政府和制度的认同——就容易遭到冲击，最终传导并危及到国家认同。这也告诉我们，“人民有信仰”与“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

五、新形势下政治认同的建构

最近几年来全球化浪潮迭遭重大挫折。这些挫折有的来自地缘政治挑战，如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中东地区的长期动荡；有的来自全球化本身所造成的负面后果， 如不同人群间的贫富分化加剧，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大规模跨国人口迁移。当前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既有的全球化模式乃至对整个国际秩序的冲击，将是巨大而深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政治秩序动荡之时，越需要政治权威的干预， 但其干预的成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同程度。现代政治权威多以国家、政府、政党的面目出现，公众对这些政治权威的认同程度决定着这些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及其干预的有效性。

在全球化浪潮遭遇重大挫折的同时，在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深度参与全球化或深受其影响的国家，平民主义(populism)(21)也有人翻译为“民粹主义”，但该词汇在某些语境下带有贬义色彩，故本文使用中性的“平民主义”一词。的高涨也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情绪中既有对全球化所造成的负面后果的强烈不满，也有对本国本民族在全球化中获得巨大收益而导致的强烈自信。这对于政治认同、特别是国家认同的复兴既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它可能使得国家有更坚实的民意基础来加强对边界范围内主权事务的管控，国家、政党和政治精英对公众政治认同、特别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建构变得更有说服力。但在另一方面，那些经历过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洗礼、从公民权利扩展和生活便利化中获益的群体，可能不愿接受比以前更多的管制，政治权威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可能加大，这对公众政治认同尤其是政党认同和制度认同的建构又是不利的。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各地爆发以来，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法律和制度做出了不同形式的应对，其效果各不相同。在欧美国家，由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它们的文化基因，导致其政府很难对公众采取强有力的限制措施。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很容易推行的在公共场所强制戴口罩等措施，在欧美国家却遭到了部分公众的强烈抵制， 即使这些强制措施已被证明对疫情防控确实有效。而疫情失控又使得这些欧美国家的政府尤其是执政党失去另外一部分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支持。在另外一些国家，虽然通过严格的强制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抗疫效果，也因此强化了部分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乃至对国家整体的政治认同，但也有另外一些民众怀疑某些强制措施或其强制程度的必要性，可能导致这部分公众对执政党、政府甚至国家基本制度的政治认同有所削弱。上述复杂情形实际上加大了政府建构公众政治认同的难度。

正如前文所述，任何政治认同都有其价值维度。在政治秩序发生动荡的新形势下， 只有基于价值认同的集体身份认同才能长长久久，才能成为政治秩序趋稳的基石。这就要求政治权威若要重建基于政治认同而非仅仅基于政治权力的政治秩序，就必须满足公众的价值需求，夯实政治认同的价值维度。在实际行动中要促进社会团结和文化融合，巩固政治认同的社会文化基础。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治实践，或将为我们提供一个难得的观察机会。

结 语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其中就包括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实质性地参与政治生活。在人类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现代国家事实上也是政治国家。政治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越来越便利的途径实现政治参与，与之相伴的就是政治意识的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是一种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政治意识，它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序运行和政治稳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当代政治生活中， 政治认同的核心是国家认同，政治认同谱系中的其他元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国家认同。一旦这些外层政治认同发生动摇或与国家认同相背离，国家认同就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国家的政治生活就可能走向局部甚至整体的失序。政治认同的圈层结构理论对国家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国家建构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现代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不仅要持续进行民族建构和制度建构，也要持续进行社会建构和文化建构，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