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四灿 张 云 李宝伟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自1997 年我国首次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现象后，先后出现过三次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从而影响到投资效率。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稳增长、促进有效投资和化解产能过剩无疑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协调发展的关键，如何实现三者间的动态平衡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且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其背后主要推动力无疑是强劲的投资需求，尤其是“九五”规划以来投资率不断推高。对此，一个重要经济学解释是，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有强烈动机推动和实现经济增长①需要注意的是，2013 年12 月中组部发布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中指出：“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来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等指标的权重。”张军等(2020)认为上述官员考核体系结构性调整(弱化GDP 增速的考核，同时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考核)是理解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新视角。(周黎安，2004，2007；王永钦等，2007；Xu，2011)。中国式分权对投资规模影响的逻辑表现在：(1)地方官员任命、调动、晋升和异地交流等由上级政府决定，官员具有对上级负责特点，并且官员晋升与辖区经济绩效密切关联。晋升激励下，地方官员积极谋求辖区经济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中，消费和出口分别依赖于国内和国外需求，投资因可操作性和短期收益性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由此，地方政府存在强烈动机扩大辖区投资规模。(2)地方政府掌握大量经济资源且享有发展辖区经济的自主权，形成经济上分权。此时，政府动用经济资源推高辖区投资规模，实现经济增长。同时，投资呈现偏向性流动特征，相关数据显示，2000 年后中国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经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事实上，国民经济行业按照产品最终用途属性可划分为消费品行业和投资品行业。其中，消费品行业产品满足家庭消费，投资品行业产出则用于资本积累，并且投资品行业相对于消费品行业具有较高经济增长效应②投资品行业以制造业为主，而制造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强的关联和外溢效应以及规模效应，更有利于资本积累，而且技术创新主要发生在制造业并且更容易扩散到其他部门(Szirmai，2012)。消费品行业以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通常被认为生产率较低、创新能力较弱和溢出效应不强等。。此时，地区间经济增长竞争促使官员在扩大辖区投资规模基础上优化投资结构以获得更高经济增速，这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具有重视投资品部门而轻视消费品部门的偏好特征。一方面，为获取中央政府额外资源促进辖区经济发展，各级地方政府积极落实中央政府相关政策。此时，各级地方政府以国家规划为纲制定本地规划，往往将国家规划鼓励发展的产业列入各省重点产业，未被国家规划选择的产业被忽略，产生“中央舞剑，地方跟风”的效应。这表明，中央政府能够进行总体调控，引导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趋势③作为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振兴支柱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根据Chang 等2016 的分析，该纲要明确了我国未来十五年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并且上述涉及产业多数属于重工业和资本密集行业，具有投资品特点。(吴意云和朱希伟，2015；张莉等，2017)。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通常采取补贴、税收优惠和优惠性贷款等选择性产业政策手段，吸引企业向今后重点发展的产业投资(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

由此，中国式分权铸就的这种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带来经济资本产出比快速提升，投资品部门因获得物质资本青睐而获得偏向性发展，而消费品行业则发展相对滞后，经济结构呈现偏重产业结构特征。长此以往，投资品部门产能化解日益依赖本部门投资需求，而源自消费品行业的投资需求相对萎缩。一旦经济下行引起投资需求低迷，以重工业为代表的投资品行业往往出现机器设备闲置等状况，经济面临产能过剩问题①韩国高等(2011)指出，我国的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顺周期性，造成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是过快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得产能的扩张速度超过总需求的扩张速度。。此时，若政府单纯注重投资规模而忽视投资结构，虽然能扩大总需求进而实现经济稳增长，但是投资偏向性流动会导致投资品部门产能大肆扩张，投资增速将远超消费增速，而这要求未来更高的投资需求扩张速度才能消化其新增产能，最终影响到总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由此，经济将面临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

本文主要与两方面研究相关。第一，产能利用率的文献涉及：(1)现今经济周期波动主要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将产能利用率纳入理论模型的常见方式是Greenwood 等(1988)采取的策略，即给定现有资本存量，模型引入可变资本利用率来刻画资本使用强度，企业在密集使用资本和加速资本折旧间权衡，进而内生化资本产能利用状况。该方式获得相关学者认可(郭长林，2016)。(2)产能过剩成因的解释大体分为市场角度和非市场角度。一是国外学者主要从市场角度解释产能过剩的微观机制。这方面包括阻止潜在竞争对手进入、维系寡头企业共谋和提升企业“运营期权”价值三种代表性解释(钟春平和潘黎，2014)。二是国内学者则从非市场角度解释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林毅夫等(2010)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中国企业因“后发优势”容易对未来前景产业形成普遍共识，进而由投资潮涌导致产能过剩。周黎安(2004)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因政绩考核压力对投资竞相补贴，造成投资过度、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等。(3)就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状况而言，中国的产能过剩行业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属、化工等重工业，而纺织等轻工业产能利用率普遍较高(韩国高等，2011)。第二，有关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结构的相关研究。早期研究主要为解释经济周期波动中部门产出共变性而将该生产结构引入真实经济周期模型(Huffman 和Wynne，1999)。此后，Görtz和Tsoukalas(2017)考虑了生产率消息冲击影响，林东杰等(2019)考察了货币政策对部门通货膨胀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第一，理解中国产能利用率问题需要关注中国式分权对投资的影响，但是对中国式分权带来的偏向性投资和偏重生产结构等事实则缺乏足够关注；第二，当今主流宏观理论在解释中国经济周期问题上仍然争议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理论研究的基础假定与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相差甚远。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本文对一个包含两部门生产结构的DSGE 模型的基础行为方程进行改进，以更好地说明中国式分权对投资规模与结构的影响，进而以此分析中国产能利用率问题。

二、理论模型构建

借鉴Huffman 和Wynne(1999)的研究，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其中，家庭进行消费、有息储蓄并提供劳动，银行提供信贷。考虑每个部门涉及产品生产、融资和资本积累三种决策，因而以“产品生产者、企业家和资本生产者”分别分析之。此时，产品生产者利用劳动和资本服务生产产品；有限生存期的企业家向产品生产者提供资本服务，同时在权衡资本租赁收益和出售收益基础上决定资本产能利用率，进而获得收益，但有限内部资金无法满足其新资本购买需求，需要向银行贷款，从而将Bernanke 等(1999)提出的金融摩擦嵌入到企业家贷款；资本生产者利用投资品和折旧后资本生产新资本。这里引入政府消费冲击和政府投资冲击来分别考察消费和投资两种类型总需求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差异化影响。

（一）家庭

假设永久性存活家庭部门是关于消费 Ct和劳动tL 的偏好，其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tT 表示一次总付税收，wCt和 wIt为两个行业工资，tR 为储蓄无风险毛利率，Πt为家庭获得的企业利润，t rte 表示企业家向家庭转移的净财富，Dt为储蓄。

（二）产品生产者

（三）企业家

（四）资本生产者

参考Christensen 和Dib(2008)的方式，假设每期部门x 的竞争性资本生产者采用线性技术将投资品 Ixt和未折旧资本Kxt1-结合得到新资本Kxt并再次出售；同时，资本生产受到二次调整成本和投资专有性冲击影响。由此，资本生产者生产问题可描述为：

因此，资本生产者选择的最优投资数量即托宾Q 方程：

（五）银行

根据Bernanke 等(1999)的分析，在竞争性信贷市场环境下银行仅获得零利润。

（六）政府部门

（七）市场出清

（八）模型稳态性质

当经济达到稳态时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总投资I 的计算公式为：

部门间投资比率 IIIC的计算公式为：

由此，不难得到以下三点结论，进而印证了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能够较好地再现中国宏观经济呈现的典型事实：

此外，本文还基于以上模型系统进行了参数赋值。其中，反映模型稳态性质和已有研究普遍认可的参数采用校准方法赋值；反映模型动态性质和存在争议的参数采用贝叶斯方法赋值①限于篇幅，这里略去参数的校准赋值和贝叶斯赋值结果，备索。。

三、模型数值模拟与机制分析

本部分首先在给定的经济生产结构下，探讨不同类型的总需求冲击在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模型中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差异化机制；其次剖析偏向性投资带来的偏重生产结构对经济传导机制和运行的潜在影响②限于篇幅，这里将部门金融摩擦对不同类型需求冲击的影响分析省略，备索。。

（一）两部门生产结构下，不同类型的总需求冲击传导机制分析

当经济受到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时，消费品需求增加带来消费品价格上扬和投资品相对价格 PItPCt下降(图1-2)，上述物价变动产生两方面效应：(1)消费品行业厂商受利润驱动增加要素投入以提高产出，带来其资本服务数量增加(图1-5 和图1-6)。由于状态变量资本数量在上一期决定且资本调整速度依赖于投资，故当期资本对冲击无法迅速响应。此时，企业更加密集地使用现有资本来提高产出，从而使消费品部门产能利用率提高(图1-7)。③第 t+ 1期租赁收益为 xt +1 Kxt ，而第 t+ 1期期末出售收益为 Qx t +1 (1 - δx )Kxt。根据企业产能利用率最优条件 = Qxtδ ′( uxt)可知，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导致消费品产值和资本服务需求数量提高，这提高了消费品部门资本服务的租赁价格；在其他条件不变下，这促使其提高产能利用率。此时，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带来的资本收益增加量超过由资本折旧加速带来的损失。同时，消费品部门增加投资进而提高下期资本存量以更好地满足新增资本服务需求(图1-8)。(2)投资品相对价格下降导致投资品相对收益下降，投资品部门降低产出水平和资本服务水平(图1-9 和图1-10)，进而其投资也减少(图1-12)。值得注意的是，投资品部门投资减少幅度远超消费品部门投资增加幅度(图1-8 和图1-12)，这由金融摩擦的异质效应造成。正向消费型需求带来消费品市场繁荣和投资品市场低迷，资本价格走低并影响到企业资产负债，企业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信贷需求降低。由此，消费品部门投资增加受到抑制，投资品部门投资大幅度下降。其缘由是，由托宾Q 方程对数线性化可知，部门资产价格变动差异由部门投资引起。正向需求型消费冲击导致投资品相对价格下跌并使资产价格下跌，消费品部门因部门投资增加而减缓资产价格下降，投资品部门资产价格则因部门投资减少而大幅下跌(图1-3)。由此，消费品部门外部融资溢价上升幅度小于投资品部门(图1-4)。此时，投资品部门投资因外部融资溢价大幅上升而显著下降，加剧资产价格下降，产生金融加速效应；消费品部门则因外部融资成本提高而使其投资增加受到抑制，产生金融减速效应。由于投资品部门产出下降幅度要低于消费品部门产出上升幅度，最终总产出提高(图1-1)。

图1 消费型需求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

当经济受到正向投资型需求冲击时，投资品需求增加带来投资品价格和投资品相对价格上扬(图2-2)，刺激投资品部门增加资本服务来提高产出水平(图2-9 和图2-10)。同样，状态变量资本对冲击响应相对缓慢，投资品部门的企业通过提高资本产能利用率更加密集地使用现有资本(图2-11)①由投资品部门产能利用率的最优条件可知，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品相对价格上升提高了资本租赁收益，由此企业提高产能利用率带来资本租赁收益增加量超过由资本折旧加速引起的损失，从而带来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同时，投资型需求冲击带来投资品价格上升而降低了消费品相对收益，抑制了消费品部门企业生产积极性，从而该部门资本服务和产出下降(图2-5 和图2-6)，进而带来消费品部门产能利用率下降(图2-7)②由消费品部门产能利用率的最优条件可知，投资品相对价格上升导致消费品行业相对收益下降，这会导致消费品部门产出减少，进而降低了该部门资本租赁价格，这激励企业降低其产能利用率以获得相对较高的资本出售收益。。与此同时，投资品部门产品价格上涨对两个部门产生相反效应：一方面，投资品部门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下期资本以更好地满足新增的资本服务需求，进而提高其生产能力(图2-12)；另一方面，消费品部门则因制造新资本的投入要素投资品价格上升而减少投资(图2-8)。值得注意的是，投资品部门产能利用率水平对冲击响应呈现出“超调”特征(图2-11)：在冲击前期，投资品部门产能利用率因政府投资需求增加而显著提高；在后期，产能利用率因政府投资逐步退出而日益依赖于企业投资需求，而消费品部门因投资品相对价格上升而投资需求下降，同时投资品部门因其产品需求日益减少也减少投资，从而企业整体投资需求减少，此时投资品部门前期投资形成的产能扩张远超过总投资需求，这导致投资品部门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同样由托宾Q 方程可知，投资品部门资产价格上扬幅度将超过消费品部门，带来投资品部门外部融资溢价下降幅度远超过消费品部门(图2-3 和图2-4)。由此，投资品部门企业因外部融资成本显著降低而进一步增加投资，产生金融加速效应；消费品部门因外部融资成本下降而减缓投资水平下降，产生金融减速效应。由于投资品部门产出增加幅度远超过消费品部门产出减少幅度，最终总产出水平提高(图2-1)。

图2 投资型需求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

综上所述，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通过影响投资品相对价格而推动要素向消费品部门流动，带来消费品部门的产出水平和产能利用率水平提高并对投资品部门产生抑制作用；同时由于部门产品需求关联渠道的存在，投资品部门产能利用率因消费品部门对投资品需求增加而持续提高。相比而言，正向投资型需求冲击引致的需求扩张则体现在投资品部门上，其通过投资品相对价格渠道带来其产出水平和产能利用率水平提高，同时抑制了消费品部门产出水平和产能利用率水平的提高。不过，投资品产能利用率对投资型需求冲击的响应具有“超调”特征。

（二）偏向性投资对经济传导机制和运行的潜在影响分析

考虑到中国式分权带来投资偏向性流入投资品行业，经济呈现偏重生产结构特征，这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经济传导机制进而影响到经济运行。有鉴于此，本小节考察中国式分权下，消费型需求冲击和投资型需求冲击对总产出、部门投资和产能利用率等变量的动态影响，见图3①根据“冲击-传导”机制的分析框架，在外生冲击强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主要由理论模型的传导机制所决定。因此，保持外生冲击结构参数赋值不变，运用反事实数值模拟不同投资品补贴率下的经济结构变动对经济内在传导机制和经济波动产生的潜在影响。。

当经济受到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时，消费品价格提高且投资品相对价格下降，消费品部门企业增加资本服务来提高产出水平，进而消费品部门产能利用率和投资水平提高并对投资品部门产生抑制作用，最终总产出水平提高。与此同时，消费品部门投资增加通过部门产品需求关联渠道带来投资品部门产能利用率提高。不过，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的经济效应会因消费品部门发展相对滞后而受到影响(图3-1 至图3-5)。具体来说，当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强度不变时，消费品生产越滞后，消费品价格上扬越显著，消费品部门为获取最大利润而使其提高产出的动机越强烈，由此消费品部门资本服务需求增加越显著，从而消费品部门投资和产能利用率对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的响应伴随补贴率提高而增强(图3-2 和图3-4)。此时，投资品相对价格下降愈发显著，由此通过投资品相对价格渠道对投资品部门的挤出效应愈发显著，从而总产出对该冲击响应减弱(图 3-1)。其缘由是：由理论模型结论 2 和总产出对数线性化=可知，投资品部门补贴率提高减弱了消费品部门对总产出的影响，增强了投资品部门对总产出的影响。此时，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虽然增强了对消费品部门的促进作用，但是其对投资品部门的挤出效应愈发显著。由此，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通过经济结构渠道对总产出增加的影响逐步减弱(图3-1)。对投资品产能利用率而言，随着补贴率提高，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对投资品相对价格和投资品产出的影响愈发显著。由投资品部门产能利用率最优条件可知，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对投资品部门产能利用率的抑制效果也得到增强。此外，消费品部门投资对该冲击响应虽然随着补贴率提高而增强，但是消费品部门投资占投资品比重 ICYI随补贴率提高而下降，这使得消费品投资通过部门产品需求关联渠道而影响到投资品部门产能利用率的程度在初始时刻下降，并且投资品产能的消化在冲击后期愈发依赖于消费品部门需求(图3-5)。

图3 偏向性投资下不同类型需求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

总之，经济中投资品部门因偏向性补贴受到投资青睐而获得偏向性发展，这会导致消费品行业发展受到抑制。此时，消费型需求增加对经济增长和化解产能的促进作用日益弱化，而投资型需求增加对经济增长和化解产能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由此，中国式分权带来的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偏重生产结构使得经济日益倚重投资，不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稳增长只能通过不断推高投资规模才能实现，同时投资品部门化解产能日益依靠本部门投资需求。①此处特别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现实经济中直接反映中国产能利用率的统计资料相对较少，并且DSGE 理论模型中通常将部门产能利用率等变量视为不可观测变量。不过，在使用贝叶斯参数估计方法时，待估参数的似然函数要求获得不可观测变量的相关信息，这需要利用实际经济中观测到的变量将不可观测变量表示出来。上述不可观测变量的推断问题往往通过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方法得到解决。因此，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对参数赋值过程中可以得到样本期内一些重要的不可观测经济变量估计值。基于上述原理，在我国实际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从宏观层面考察了两个部门的产能利用率状况并发现：投资品和消费品两个部门的产能利用率在样本期大多数时期呈现大体相反的变动趋势，而大致在2012 年后中国经济整体产能利用率表现为持续下降。其原因在于：投资型需求的持续性增加虽然能够通过增加总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增加的投资通过投资品相对价格渠道引致投资品部门产出和产能利用率水平提高，而上述价格变动对消费品行业产出和产能利用率水平产生抑制效应。因此，不同部门产能利用率出现分化。与此同时，增加的投资在长期内提高了经济总供给能力，这导致投资品部门面临潜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即投资品部门产能利用率水平对投资型需求冲击响应存在“超调”特征。不过，现实经济中投资总规模不断膨胀，并且投资的流向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等投资品部门，从而上述“超调”效应得到一定程度弱化，同时对消费行业产能利用率产生持久抑制效应。2012 年后，经济增速下行主要源自负向全要素生产率冲击，经济整体产能利用率水平表现为持续下降。限于篇幅，具体估计此处从略，备索。②投资波动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状况。由此，这里在我国实际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历史时期，采用历史分解方法考察了各个不同冲击对投资变动所发挥的作用，发现中国实际经济中投资变动主要由部门共同技术冲击和投资品专有技术冲击共同推动，并且投资品专有技术冲击对投资的影响日益显著。这是由于样本期内中国经济日益呈现偏重生产结构特征，从而投资品专有技术冲击通过影响投资品部门投资进而影响经济总体状况的程度而得到提高。限于篇幅，其具体结果此处从略，备索。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考虑到中国式分权在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经济呈现出偏重生产结构特征，本文将偏向性补贴和金融摩擦因素嵌入到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使修正后的理论模型能够较好贴近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并再现了上述典型经济特征事实。在此分析框架下，本文首先以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为例，分别探讨了消费和投资两种类型的总需求冲击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差异化机制，其次分析了偏向性投资造成的偏重生产结构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第一，消费型需求冲击和投资型需求冲击影响经济的机制存在显著差异。每个部门的特定需求冲击均能够推动本部门产出水平和产能利用率提高，并且通过投资品相对价格渠道而抑制另一部门产出水平和产能利用率。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还能够通过部门产品需求渠道而显著促进投资品部门产能利用率；投资产能利用率则对投资型需求冲击的响应呈现“超调”特征。第二，偏向性投资造成的偏重生产结构对冲击传导机制的影响。正向消费型需求冲击对经济增长和产能促进作用日益被削弱；正向投资型需求冲击对经济增长和产能促进作用则显著增强，同时投资品行业愈发难以摆脱产能过剩问题。由此，经济实现稳增长和过剩产能化解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第三，相较于消费品部门，金融摩擦对投资品部门的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以下三点政策启示。第一，要实现经济稳增长，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在稳定投资总规模基础上实现总需求的稳定，政策着力点应该从支持投资品部门为主向支持消费品部门转变，并采取偏向性政策鼓励消费品部门投资，优化投资的行业间分布，进一步加快促进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消费品行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化解过剩产能(尤其是投资品过剩产能行业)需要避免过度依赖投资品部门投资，在积极实施扩大消费的总需求政策基础上，注重激活消费品部门活力，着力提高消费品部门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减少无效或低效投资。第三，密切关注企业(尤其是投资品部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周期性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