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美高

一、引 言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面对国内经济形势，中央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措施，推动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十三五”规划纲要第十章进一步强调：“创造消费需求，不断增强消费拉动经济的基础作用①详见《十三五规划纲要》第十章第一节“促进消费升级”中的原文表述。。”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也有类似的表述：“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②详见《“十九大”报告》第五部分第五小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原文表述。。”

早在2009 年，吴炳新就指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消费经济时代。2011 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就超过了资本形成总额。此后，中国消费贡献率连续七年保持在50%以上。在2015 年和2016 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66.4%和64.6%③数据来源：2016 年和2017 年《中国统计年鉴》。。到2017 年为止，消费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2018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2017 年提高18.6 个百分点，远远大于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者差额高达43.8 个百分点①http：//news.eastday.com/c/20190123/u1a14554861.html。。由此可见，与投资和出口相比，目前消费在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占有绝对优势。

然而，消费驱动型经济并非就是环保的经济增长模式(吴明琴和袁嘉，2016)，消费如同生产，如果不加以管制和规范，同样会产生环境污染问题。为此，中国先后出台了多项控制消费污染排放的环境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了消费税改革方向，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②详见《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第五部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2017 年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把征收消费税的“双高”(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扩展到885 项，以引导公众有选择性地减少购买“双高”产品，从消费链末端减少“双高”产品的流通，倒逼生产企业绿色转型。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对“双高”产品征收的消费税就是“消费污染税”。因此，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用“消费污染税”来代替对该类商品征收的消费税(王强，1997；李晶和王珊珊，2015；叶金育，2017)。此外，中国政府出台的消费补贴政策也越来越多，涉及到的商品种类包括新能源汽车、无氟冰箱、无氟空调、太阳能热水器、高效节能的家电等。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国际背景下，消费领域环境污染通过国际贸易进行跨国转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自从2011 年中国全面进入消费驱动型经济以来，我国的消费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与此同时，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也助推了我国消费污染问题的恶化。基于上述国际和国内背景，本文构建一个消费侧肮脏品和清洁品相互倾销模型，同时从出口和进口两个维度研究消费侧肮脏品和清洁品的双向贸易，并通过对关税、消费污染税和消费补贴的最优政策组合和政策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进行研究，为政府制定合理的国内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削弱国际贸易对我国消费污染的影响，推动我国消费驱动型经济的绿色转型。

二、文献综述

（一）有关消费侧肮脏品与消费污染的界定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文献对消费侧肮脏品和消费污染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但关的研究存在有关消费侧肮脏品和消费污染的诠释。Copeland 和Taylor(1995)认为消费污染(Consumption-generated Pollution)是消费的副产品(by-product of Consumption)，并首次把消费侧肮脏品③原文为：“Good X is a dirty good that generates units of pollution per unit consumed”。引入消费污染供求模型。Mcausland(2008)同样认为消费污染(Consumption-related Pollution)是消费的副产品(a by-product from consuming)，并用“排气管”污染(“tailpipe” pollution)来代替消费污染。Hu 和Mckitrick(2016)也用“排气管”污染来代替消费污染，而且暗示消费侧肮脏品是“在被消费时产生污染的产品”①原文为：“X is capital intensive and generates pollution when consumed”。。国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与国外基本一致。李昭华(2004)与吴明琴和袁嘉(2016)所指的消费污染就是产品消费排污，与“排气管”污染类似。

本文所提到的消费污染也是指“排气管”污染，即产品在消费时产生的空气污染物，而且假设这些空气污染物局限于所排放的区域内。本文所提到的消费侧肮脏品是指在被消费时排放空气污染物的产品，并且假设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污染。

（二）有关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环境污染的关系

有关生产领域环境污染的理论多数都适用于消费领域。比如消费污染供求模型(Copeland 和Taylor，1995)；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分解(Hu 和Mckitrick，2016)。然而，消费领域环境污染又有不同于生产领域环境污染的特点。Mcausland(2008)认为，基于生产领域环境污染的理论不一定都适合于研究消费领域环境污染，如果环境污染来自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那么消费者比生产者更倾向于反对环境法规。Holladay(2008)的研究显示，贸易自由化之后，当生产污染排放减少时，消费污染排放会增加；反之也一样。这是因为结构效应占优势。除此之外，有些学者研究了消费污染与城镇失业的关系(Nakamura，2018)，也有些学者基于非博弈论探讨了环境政策对消费污染的影响(Michael 和Hatzipanayotou，2013)。

（三）有关贸易与消费污染的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

国外有关贸易与消费污染的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对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Lai(2004)的研究表明，考虑到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相互关系，即使对消费产生负外部性的商品也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进口该种商品的国家的环境质量仍然可以得到改善。Wang 等(2007)的研究显示，混合寡头的环境税高于纯寡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在混合寡头市场中，关税下降不总是对环境有正面影响；但在同质产品的纯寡头市场中，关税下降不利于环境改善。Ishikawa 和Okubo(2010)基于国际双寡头模型分析了贸易与环境政策的消费负外部性；理论分析表明，产品消费污染税可以减少负外部性，国外公司因此受损，而国内公司却因此受益；关税比消费污染税能更有效地减少污染；更严格的环境政策会诱使国外生产企业通过对产品消费减污研发(R&D)进行投资来提供环境友好型产品。Fujiwara(2010)建立了一个国际双寡头模型以分析消费污染税与贸易自由化的社会福利效应。其结果显示，完美纳什均衡的消费污染税随着关税的上升而下降；如果污染局限于当地，贸易自由化不可避免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

除此之外，也有些研究侧重于政府间政策协调和统一政策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Kayalica 和Kayalica(2005)发现，如果政府实施收入中性的税收改革——提高消费污染税并降低进口关税，那么这种政策措施是严格帕累托改进的。Kayalica 和Yilmaz(2006)发现，贸易自由化不会改变消费污染总量，如果从纳什均衡水平统一减少微量的消费污染税和出口补贴，那么全球社会福利水平会上升。Antoniou 等(2016)发现，在公共减污情况下，非合作的基于产地的均衡消费污染税是有效率的，而非合作的基于目的地的均衡消费污染税则没有效率。Koska 等(2017)构建了一个相互倾销模型来研究关税和消费税作为环境政策的战略地位，其中污染由消费引起。其研究表明，相对于贸易政策，政府更愿意使用消费税；当消费税作为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环境工具时，足够大的污染边际负效用可以维持自由贸易。

国内有关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产领域，而且大体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是通过述评相关文献来探讨有关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石。如李昭华和刘海云(2004)分析了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理论框架、理论基础和理论模型，并指出战略性环境政策是贸易自由化约束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变异。董伟和何欢浪(2009)在李昭华和刘海云(2004)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战略性环境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扩展，且具体考察了九方面的扩展内容，包括环境政策、企业数量、跨境污染等。魏龙和潘安(2016)在探讨环境倾销、绿色策略和模型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基本假设、政策工具选择和环境利益三方面研究了战略性环境政策的扩展内容。二是具体研究战略性环境政策扩展内容的某一方面。如环境倾销(马捷和段颀，2009)、贸易与均衡环境政策(邢斐和何欢浪，2011)等。

相比之下，国内有关贸易与消费污染的研究文献较少。李昭华(2004)构建了一个产品差异消费减污模型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品消费减污选择和政府对企业消费减污R&D 投资的补贴政策。这是国内第一篇有关贸易与消费污染的研究文献。柯美高(2019)首次利用消费无差异曲线和消费减排技术线在坐标轴上非常直观地把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基于消费领域环境三效应的研究，柯美高(2020b)进一步实证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消费污染的影响机制。

然而，基于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研究还存在三点不足：一是有关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理论框架与现实不符，有待进一步突破。二是在同一框架下研究消费侧肮脏品和清洁品的文献还非常罕见，更不用说把消费侧肮脏品和清洁品作为替代品来研究。三是有关政府间协调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柯美高(2020a)在三国框架下研究了最优的消费污染税和产品消费减污R&D 投资补贴政策，而本文则在两国框架下探讨双寡头企业同时生产差别替代品时政府的最优贸易政策和最优环境政策组合。本文的研究弥补了上述文献的不足，在以下三方面可能存在边际贡献。

第一，本文首次在双寡头博弈中假设每个企业生产两种以上的产品，突破了国内外已有文献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外有关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研究一般都假设一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现实中垄断企业生产两种以上产品的现象普遍存在。如宝洁公司推出飘柔、海飞丝、潘婷、沙宣、伊卡璐等一系列洗发剂；五粮液集团有金六福、浏阳河等品牌。另外，寡头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现象也有理论依据(黄梅萍和汪贤裕，2007)。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多种产品共同承担市场需求的压力，从而使得垄断企业更具有利润空间。

第二，本文对消费侧肮脏品和清洁品政策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具体的分析方法和结论对现有的文献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使用消费侧肮脏品和清洁品的产量来表示社会福利的全微分形式，使得有关政策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的分析更加清晰。另外，本文发现只有两种产品的政策改革同时进行才是帕累托改进的，这一结论在研究单一产品政策改革的相关文献中并不涉及，因而对相关文献的结论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第三，本文首次把消费侧清洁品和肮脏品作为替代品放在同一理论框架中加以考虑，使理论研究更加接近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消费侧肮脏品和清洁品成为替代品的情况屡见不鲜。如燃油小汽车和新能源小汽车、普通冰箱和无氟冰箱、普通热水器和太阳能热水器，等等。另外，近十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若干有关商品消费补贴和消费税的文件与政策法规，其宗旨就是节能环保。因此，把消费侧肮脏品和清洁品作为替代品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基本模型

本文以两国经济为基础，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本国( h )和外国( f )。两国分别各有一家企业，每家企业都生产两种差别替代品：商品X 和商品Y，且均在两国市场同时销售。其中，商品X 是消费侧肮脏品，商品Y 是消费侧清洁品。两种商品生产都不排污。另外，商品X 的消费排污不跨境。

（一）两国企业产量

（二）两国消费者偏好

假设两国代表性消费者偏好为拟线性：

对于本国消费者来说：

对于外国消费者来说：

其中，αh＞ 0,αf＞ 0；βh＞ 1,βf＞ 1。α表示市场规模；β表示产品差异度，β值越大，产品差异度越大；m 表示计数商品的消费。

对于本国来说，其反需求函数为：

对于外国来说，其反需求函数为：

（三）生产、消费排污与环境损害

1. 有关生产成本

2. 有关消费排污X

假设不存在产品消费减污R&D 投资，两国企业生产的每单位商品X 在消费过程中的排污量均为1 单位。

3. 有关环境损害

假设每单位消费污染排放给本国和外国带来的环境损害分别为：φh和φf，那么本国和外国的总环境损害分别为：

其中，φh和φf分别为本国和外国的环境损害系数。

（四）消费污染税、消费补贴和关税

1. 消费污染税

2. 消费补贴

3. 关税

（五）两国社会福利

两国社会福利均包括六个部分：企业利润π，消费者剩余CS，环境税E，关税G，消费补贴S 和环境损害D，也即本国和外国的社会福利分别为：

（六）时间顺序

博弈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两国政府确定消费污染税τ、消费补贴s 和关税t，最大化社会福利。第二阶段，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确定商品X 和商品Y 的产量，最大化企业利润。

下面采用逆向归纳法进行分析。

四、模型的均衡解

（一）第二阶段——企业生产决策

每个企业都视对方企业的产量是给定的，再选择产量以最大化自己的生产销售利润。不妨令本国企业生产商品X 和商品Y 的利润分别为和，则本国企业的总销售利润为：

由式(19)、式(20)、式(22)、式(23)的一阶条件得到纳什均衡产量：

引理1：当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进行产量竞争时，下列说法成立。

(1) 任何一国企业商品X 在其国内的销售量随着该国消费污染税的上升而下降，随着该国商品X 关税的上升而上升，随着该国商品Y 消费补贴的增加而下降，随着该国商品Y 关税的上升而下降。

(2) 任何一国企业商品X 在另一国的销售量随着另一国消费污染税的上升而下降，随着另一国对商品X 关税的上升而下降，随着另一国商品Y 消费补贴的上升而下降，随着另一国商品Y 关税的上升而上升。

(3) 任何一国企业商品Y 在其国内的销售量随着该国商品X 消费污染税的上升而上升，随着该国商品Y 关税的上升而上升，随着该国商品Y 消费补贴的上升而上升，随着该国商品X 关税的上升而下降。

(4) 任何一国企业商品Y 在另一国的销售量随着另一国商品X 消费污染税的上升而上升，随着另一国商品Y 关税的上升而下降，随着另一国商品Y 消费补贴的上升而上升，随着另一国商品X 关税的上升而上升。

式(32.a)的经济学内涵是：消费污染税上升提高商品X 的绝对价格，从而减少该国企业商品X 在国内的需求量。商品X 的关税上升减少国外企业商品X 在国内的销售量，在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该国企业商品X 在国内的销售量增加。商品Y 消费补贴水平上升降低商品Y 的绝对价格，使得人们对商品X 的需求部分转向商品Y，从而使得该国企业商品X 在国内的销售水平下降。商品Y 的关税上升减少国外企业商品Y 在国内的销售量，从而增加该国企业商品Y 的销售量，在企业产能不变的情况下，该国企业商品X 的供给曲线向左平移，从而导致该国企业商品X 在国内的销售水平下降。

式(32.b)的经济学内涵是：另一国消费污染税和关税上升会提高该国商品X 在另一国的绝对价格，从而减少该国企业商品X 在另一国的销售量。另一国商品Y 消费补贴水平上升降低商品Y 的绝对价格，使得另一国对商品X 的需求部分转向商品Y，从而促使该国企业商品X 在另一国的销售水平下降。另一国商品Y 的关税上升减少该国企业商品Y 在另一国的销售量，在企业产能不变的情况下，该国企业商品X 的供给曲线向右平移，从而导致该国企业商品X 在另一国的均衡销售水平上升。

式(32.c)的经济学内涵是：消费污染税上升提高商品X 的绝对价格，从而减少商品X 的需求量，使得人们对商品X 的需求部分转向商品Y，进而使得该国企业商品Y 在国内的销售量增加。商品Y 的关税上升减少国外企业商品Y 在国内的销售量，从而增加该国企业商品Y 在国内的销售量。商品Y 消费补贴水平上升降低商品Y 的绝对价格，从而增加该国企业商品Y 在国内的销售量。商品X 的关税上升减少国外企业商品X 在国内的销售量，从而增加该国企业商品X 在国内的销售量，在企业产能不变的情况下，该国企业商品Y 的供给曲线向左平移，从而导致该国企业商品Y 在国内的均衡销售水平下降。

式(32.d)的经济学内涵是：另一国消费污染税上升会提高该国商品X 在另一国的绝对价格，从而减少该国企业商品X 在另一国的销售量，在企业产能不变的情况下，该国企业商品Y 的供给曲线向右平移，从而导致该国企业商品Y 在另一国的销售水平上升。另一国商品Y 的关税上升提高该国企业商品Y 在另一国的绝对价格，从而使得该国企业商品Y 在另一国的销售量下降。另一国商品Y 的消费补贴水平上升会降低商品Y 的绝对价格，从而增加该国企业商品Y 在另一国的销售量。另一国商品X 的关税上升减少该国企业商品X 在另一国的销售量，在企业产能不变的情况下，该国企业商品Y 的供给曲线向右平移，从而导致该国企业商品Y 在另一国的销售水平上升。

（二）第一阶段——政策决策

两国政府选择消费污染税τ、消费补贴s 和关税t，以最大化社会福利。其中本国和外国消费者剩余分别为：

把式(2.a)、式(4)、式(5)代入式(33)，得：

把式(3.a)、式(6)、式(7)代入式(34)，得：

引理2：最优消费污染税随着环境损害系数的增加而上升，而消费侧肮脏品的最优进口关税随着环境损害系数的增加而下降。

式(45)的经济学内涵是：一方面，环境损害系数增加意味着单位消费污染的负外部性增加，即其边际外部成本上升，由庇古税规则可知，消费污染税必然上升。另一方面，环境损害系数增加导致消费污染税上升，最终提高国内消费侧肮脏品的价格。为了缓解消费侧肮脏品价格上升的压力，政府必然会降低消费侧肮脏品的进口关税，以增加更多消费侧肮脏品的进口。

五、政策分析

（一）两国政策比较

当关税被内生确定时，一国的最优关税、最优消费补贴和最优消费污染税同时决定了该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将式(37)减去式(41)，得：

将式(38)减去式(42)，得：

将式(39)减去式(43)，得：

将式(40)减去式(44)，得：

命题1：当关税被内生确定且两国企业进行产量竞争时，以下子命题情形成立。命题1.1：如果两国消费规模和消费侧肮脏品的生产成本相同，那么环境损害系数越大的国家的消费污染税越高，而其对消费侧肮脏品征收的进口关税则越低。

命题1.2：如果两国消费规模和消费侧肮脏品的环境损害系数相同，那么消费侧肮脏品生产成本越大的国家的消费污染税越高，而其对消费侧肮脏品征收的进口关税则越低。

命题1.3：如果两国消费侧肮脏品的生产成本和环境损害系数相同，那么消费规模越大的国家的消费污染税越低，而其对消费侧肮脏品征收的进口关税则越高。

对以上证明如下。

所以，命题1.1 成立。

所以，命题1.2 成立。

所以，命题1.3 成立。

命题2：当关税被内生确定且两国进行产量竞争时，以下子命题情形成立。

命题2.1：如果两国的消费规模相同，那么消费侧清洁品生产成本越大的国家的消费补贴越低，且其对消费侧清洁品征收的进口关税也越低。

命题2.2：如果两国消费侧清洁品的生产成本相同，那么消费规模越大的国家的消费补贴越高，且其对消费侧清洁品征收的进口关税也越高。

对命题2.1 和命题2.2 证明如下。

在αh=αf的情况下，由式(47)和式(49)可以得到下列关系：

所以，命题2.1 成立。

所以，命题2.2 成立。

（二）政策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

1. 政策统一微小变化的社会福利效应

由式(4)、式(5)、式(16)、式(18)、式(19)、式(20)、式(25)、式(27)、式(29)、式(31)、式(60)可以得到本国社会福利在纳什均衡时的微分形式：

由式(6)、式(7)、式(17)、式(21)、式(22)、式(23)、式(24)、式(26)、式(28)、式(30)、式(61)可以得到外国社会福利在纳什均衡时的微分形式：

命题3：当本国和外国政策处于非合作纳什均衡水平时，两国都同时降低微量消费污染税和关税并提高微量消费补贴，这一政策变化是严格帕累托改进的。

证明：假设当两国政策处于纳什均衡水平时，它们的消费污染税和关税都统一下降ε，而消费补贴统一上升ε，其中，ε＞0 ，即：

将式(64)、式(65)代入式(62)、式(63)，得：

由式(66)、式(67)可得两国总的社会福利水平变化，为：

所以，命题3 成立。

2. 税收中性政策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

然后，本文分析当本国和外国政策处于非合作纳什均衡时两国税收中性政策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本国和外国消费侧肮脏品X 的关税和消费污染税收入分别为：

本国和外国消费侧清洁品Y 的关税和消费补贴的总和分别为：

命题4：当本国和外国政策处于非合作纳什均衡水平时，两国同时实行下列税收中性政策改革是严格帕累托改进的，即降低消费侧肮脏品关税并增加其消费污染税的税收中性政策改革；降低消费侧清洁品关税和消费补贴的税收中性政策改革。

将式(74)、式(76)代入式(62)，得：

将式(73)、式(75)代入式(63)，得：

（三）数值模拟结果

到目前为止，本国和外国非合作纳什均衡的最优政策组合已经确定。本部分通过数值模拟去观测最优政策组合如何随着其他参数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要探讨环境损害系数、生产成本和消费规模分别对最优政策组合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进行数值模拟时，本国的最优政策组合为式(37)～式(40)，外国的最优政策组合为式(41)～式(44)。

1. 环境损害系数对最优政策组合的影响

2. 消费侧肮脏品的生产成本对最优政策组合的影响

3. 消费侧清洁品的生产成本对最优政策组合的影响

4. 消费规模对最优政策组合的影响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研究的结论如下。第一，在本国或外国企业进行Cournot 竞争的情况下：一国消费侧肮脏品的关税上升会增加该国企业消费侧肮脏品和另一国企业消费侧清洁品在其国内的销售量，而减少该国企业消费侧清洁品和另一国企业消费侧肮脏品在其国内的销售量；一国消费侧清洁品的关税上升会增加该国企业消费侧清洁品和另一国企业消费侧肮脏品在其国内的销售量，而减少该国企业消费侧肮脏品和另一国企业消费侧清洁品在其国内的销售量；一国消费补贴或消费污染税上升会减少本国和外国企业消费侧肮脏品在其国内的销售量，而增加本国和外国企业消费侧清洁品在其国内的销售量。第二，消费侧肮脏品的最优进口关税随着环境损害系数的增加而下降，而最优消费污染税随着环境损害系数的增加而上升。第三，消费侧肮脏品生产成本越大的国家的消费污染税越高，其对消费侧肮脏品征收的进口关税越低；而消费侧清洁品生产成本越大的国家的消费补贴越低，且其对消费侧清洁品征收的进口关税也越低。第四，一个国家的消费规模越大，其对消费侧肮脏品和清洁品征收的进口关税越高，且其对消费侧清洁品的消费补贴也越高，而对消费侧肮脏品征收的消费污染税越低。第五，当本国和外国政策处于非合作纳什均衡时，两国同时降低微量消费污染税和关税并提高微量消费补贴的政策措施是严格帕累托改进的；另外，两国同时既对消费侧肮脏品实行降低关税并增加其消费污染税的税收中性政策改革而又对消费侧清洁品实行降低关税和消费补贴的税收中性政策改革，其政策措施也是严格帕累托改进的。

（二）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三点政策启示。

第一，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宜的消费污染政策。一般来说，环境损害系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逐步变大。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以地区间的环境损害系数也有差别。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环境损害系数较大，从而应该制定较高的消费污染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其环境损害系数较小，从而应该制定较低的消费污染税。对于经济发展特别落后的地区，政府可以免征消费污染税。另外，由引理2 可知，最优消费污染税随着环境损害系数的增加而上升。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逐步提高各地区的消费污染税。

第二，适时调整有关消费侧清洁品的消费补贴政策。在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消费侧清洁品的最优消费补贴率随着消费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因此，政府要对那些消费规模扩张迅速的消费侧清洁品适时提高消费补贴水平，而对于那些消费规模明显收缩的消费侧清洁品降低消费补贴水平。

第三，加强与贸易国政府间的政策合作与协调，提高各国社会福利水平。由命题4可知，即使当本国和外国政策处于非合作纳什均衡水平时，两国同时微量增加消费污染税并微量减少消费侧肮脏品的关税，或同时微量减少消费侧清洁品的关税和消费补贴的税收中性政策改革是严格帕累托改进的。为此，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与同我国有消费侧肮脏品或清洁品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行国际合作，协调有关消费侧肮脏品和清洁品的国内外贸易和环境政策。其重点在于各国政府要采取一致的有利于提高贸易各方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措施，在于确保所有贸易参加国的社会福利水平都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