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建利 龚凯林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40 余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举世瞩目的强劲增长态势，多项经济指标相继表现出跌宕起伏的波动特征。毋庸置疑，熨平经济波动始终是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因此厘清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缘由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增强政策调控效力以及维持经济平稳运行具有深远意义。

早在20 世纪70 年代，由经济危机引致的西方国家普遍“滞胀”现象，不仅促使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发展变革，更是催生出针对经济波动外生冲击缘由的研究热潮。自那时起，由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以及由Kydland 和Prescott(1982)提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就一直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波动的研究中。鉴于VAR 模型无法摆脱缺乏微观经济基础的固有缺陷，兼具明确宏观经济政策含义以及坚实微观经济基础的DSGE 模型逐渐成为宏观经济领域的主流研究框架，国内外学者纷纷基于DSGE 模型从不同视角对经济波动展开大量实证研究，但现有相关研究的探讨大多局限于单一部门模型框架(Justiniano 等，2011；Gomes 等，2017；Ali 和Anwar，2018；庄子罐等，2018)。虽然已有学者将异质性部门纳入主流DSGE 模型中探讨宏观经济波动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也主要依托于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框架(Atalay，2017；Atalay 等，2018；Nguyen，2018；吕一清和邓翔，2018)。目前，鲜有学者运用多部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深入挖掘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层面冲击缘由。国外的少量相关研究侧重于刻画微观部门间的产出协同(Dey 和Tsai，2017；Cantelmo 和Melina，2018)，而国内仅有的少量相关研究则主要关注宏观总体冲击以及异质性实际冲击的影响机制(雷文妮等，2017；鄢莉莉和吴利学，2017)，且现有研究通常对冲击类型、摩擦因素以及粘性机制等重要设定进行了过度简化。

综上所述，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微观冲击和微观波动，并通过构建多部门NK-DSGE 模型探讨经济波动问题，但是这类研究总体数量有限，而且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宏观总体冲击、异质性实际冲击的影响机制以及微观部门间的产出协同，模型设置层面也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截至目前，尚无学者运用多部门NK-DSGE 模型详细探讨本文的核心问题，即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贡献动态特征以及部门异质性的具体影响机制。因此，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中国现实经济特征，本文基于Smets 和Wouters(2007)以及Moura(2017)的研究，扩展得到包括11 种结构冲击以及2 种粘性机制(价格粘性、工资粘性)的两部门(消费品部门、资本品部门)NK-DSGE 模型，深入挖掘异质性冲击在宏观经济中的传导机制，详细测度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贡献动态特征，实时捕捉1996 年以来中国实际GDP 增长缺口的冲击贡献，以期全面把握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深层次缘由，进而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现有相关研究侧重关注总量波动、总体冲击以及异质性实际冲击，而本文分别从异质性部门的实际冲击以及名义冲击层面，深入挖掘部门专有技术冲击以及部门专有产品价格加成冲击的传导机制，详细剖析各类结构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以及中国总体经济波动贡献的动态特征，本文的研究拓宽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其次，现有少量基于NK-DSGE 模型的相关研究通常对冲击类型、摩擦因素以及粘性机制等重要设定过度简化，而本文构建的异质性部门NK-DSGE 模型同时包括11 种结构冲击以及2 种粘性机制。最后，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模型参数值的选取更多地依赖传统校准方法，本文则秉承“数据说话”的基本原则，利用中国10 组经济数据对模型中的绝大多数待定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

二、附加粘性机制的异质性部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一）家庭

（二）厂商

假设经济系统中包含两类连续统的垄断竞争型中间品厂商(以j ∈[0,1]表示)，代表性中间品厂商j 面临如下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

假设中间品市场潜存价格粘性，垄断竞争型中间品厂商根据Calvo(1983)机制调整价格，即在t 时期，仅1-ξpx比例的中间品厂商可以最优调价，剩余ξpx比例的厂商遵循如下指数规则进行调整：

（三）工会组织

假设经济系统中包含两类连续统的垄断竞争型中间工会组织(以n ∈[0,1 ]表示)。同时，假设中间工会组织根据Calvo(1983)机制调整工资，即在t 时期，仅1-ξwx比例的中间工会组织可以最优调整工资，剩余ξwx比例的中间工会组织遵循如下指数规则进行调整：

（四）政府机构

假设政府将税收全部用于消费和投资支出，那么政府机构的预算约束可表示为：

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主基调逐渐向价格型转变，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备受关注。有鉴于此，本文运用泰勒规则刻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举措：

（五）一般均衡和结构冲击

当整个宏观经济系统实现一般均衡时，由消费品衡量的社会总产出(实际GDP)与总需求相等：

三、异质性部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参数预设与估计

（一）参数校准和先验设定

本文采取校准以及贝叶斯估计两种方法确定模型参数的具体数值。针对模型中影响稳态关系的常见参数，根据中国实际数据或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校准。其中，πc、μc以及μi由CPI、居民消费以及居民投资的环比增速计算得到，其余参数主要遵照雷文妮和龚六堂(2016)、王曦等(2017)、庄子罐等(2018)、Bloom 等(2018)的方法设定(详见表1)；针对模型中影响动态关系的结构参数，运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遵循已有文献的标准做法，假设取值范围在( -∞, +∞)区间内的参数服从正态(Normal)分布，取值范围在[0, +∞)区间内的参数服从伽马(Gamma)分布，取值范围在[0,1]区间内的参数服从贝塔(Beta)分布，结构冲击的标准差服从逆伽马(Inv. Gamma)分布。

表1 静态参数的校准值

（二）结构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

利用中国10 组观测数据，本文运用贝叶斯方法估计得到结构参数的后验值①模型估计所使用的10 个观测变量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投资、政府投资、消费品部门工资、资本品部门工资、投资相对价格、通货膨胀率、利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样本区间为1996 年第1 季度至2018 年第4 季度。数据源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Chang 等(2016)的中国宏观数据库。由于篇幅所限，在附录表1 中给出观测数据的处理过程以及结构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读者可扫描本文二维码，点击“附录”获取。下同。。结构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显示，结构参数的后验均值都落在合理区间范围，同时，由于贝叶斯估计提取出观测数据的重要参数信息，因而后验均值与先验均值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首先，先验设定低估了投资调整成本的期望值( s= 13.33)，该数值处于闫先东和张炎涛(2016)以及马亚明和徐洋(2017)的估计范围(8.50～14.33)。其次，先验设定低估了消费品部门以及资本品部门的名义粘性程度，两部门产品价格粘性(ξpc= 0.57、ξpi= 0.64)以及工资粘性(ξwc= 0.88、ξwi= 0.96)分别对应2.33 季、2.78季、8.33 季、25 季的最优调价时间间隔②假设ξ 代表粘性程度，那么粘性价格的平均持续期(最优调价时间间隔)可以由下式计算得到：T = 1/(1 - ξ)。。也就是说，中国产品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粘性程度普遍较高，与产品市场相比较，劳动力市场潜存更高的粘性程度和更强的定价阻力。再次，先验设定普遍高估了结构冲击影响的持续性，除了消费偏好(ρζ= 0.50)以及政府投资(ρgi= 0.85)之外，其他扰动变量的自回归系数都不足0.50，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结构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直接影响仅表现出短期效应。最后，先验设定高估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延续性，利率平滑参数后验均值(ρr= 0.26)处于庄子罐等(2016)以及刘琨和郭其友(2018)的估计区间(0.19～0.42)，平滑参数值较低表明货币政策的波动性较强。此外，与利率规则的产出增长率反应系数( (1-ρr)φv=0.34)相比较，利率规则的通胀反应系数((1 -ρr)φπ= 1.92)明显更高，这意味着中国利率政策调整主要是盯住通货膨胀率而非产出增长率，这与国内现有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徐妍等，2015；郭娜和周扬，2019)。

四、结构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传导途径刻画及波动贡献测度

（一）部门异质性冲击在主要经济变量间的传导途径刻画

1. 部门专有产品价格加成冲击的非对称性传导途径

就图1 中主要经济变量对消费品价格加成冲击的脉冲响应而言，给定消费品部门一单位标准差(0.01)的正向产品价格加成冲击，居民消费随即向下偏离至第2 期达到最低点(-0.21%)，然而居民消费自第5 期开始呈现“超调”现象，且在第7 期达到最高点(0.08%)，消费需求由先减后增的“倒驼峰”转向先增后减的“正驼峰”响应路径。居民投资在冲击发生后持续增加直至第4 期达到最大(0.16%)，投资需求的响应路径呈现标准“正驼峰”形态。理论上，消费品价格变动将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综合影响家庭的投资决策。由于收入效应，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家庭实际收入下降，家庭投资需求相应降低；而由于替代效应，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资本品相对更加便宜，即投资相对价格向下偏离，家庭投资需求随之增加。居民投资的标准“正驼峰”响应路径正是“替代效应”持续占优的结果。投资需求扩张最终通过“正反馈机制”刺激消费和产出，因而在第5 期以后，居民消费以及总产出都由“倒驼峰”转向“正驼峰”响应路径。此外，由于中国利率规则主要是盯住通货膨胀率而非产出，因而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呈现出高度相似的脉冲响应路径，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率(0.42%)以及利率(0.73%)即期向上偏离至最高点，随后经历近5 期基本回落至稳态水平。

就图1 中主要经济变量对资本品价格加成冲击的脉冲响应而言，给定资本品部门一单位标准差(0.01)的正向产品价格加成冲击，居民投资随即向下偏离至第3 期达到最低点(－0.16%)，此后逐渐向稳态水平回调。同理，资本品价格变动将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综合影响家庭消费。由于实物资本兼具最终产品和中间投入要素的双重属性，资本品价格上涨将立即传导至消费品部门，消费品价格增加，通货膨胀率随之正向偏离，两部门产品价格协同上涨致使“收入效应”被放大，即便投资相对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收入效应”仍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居民消费以及居民投资都呈现出标准“倒驼峰”响应路径。此外，由于以消费品折算的社会总产出与投资相对价格呈正相关(如式(17)所示)而需求下滑在短期内引致企业减产幅度有限，投资相对价格大幅上涨必然在名义上引起总产出正向偏离，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不足的负面产出效应将逐渐凸显。因此，总产出自第4 期开始由“正驼峰”转向“倒驼峰”响应轨迹。从政策有效性的角度来看，由资本品价格上涨所触发的短期“虚假繁荣”致使央行错误收紧货币政策，即利率紧随通货膨胀率向上偏离，社会总需求愈发受到抑制，进而使经济加速衰退。

图1 主要经济变量对部门专有产品价格加成冲击的脉冲响应

通过比较主要经济变量对部门专有产品价格加成冲击的响应路径，容易发现，两部门产品价格加成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消费品价格加成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仅存在短期效应，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投资相对价格下降，“替代效应”超过“收入效应”占据主导作用，投资需求扩张构成“正反馈机制”进而触发宏观经济的普遍繁荣。然而，资本品价格加成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存在长期效应，资本品价格提高通过要素市场驱动消费品价格协同上涨，“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居于主导位置，消费需求萎缩构成“负反馈机制”，进而加剧宏观经济的普遍衰退。

2. 部门专有技术冲击的非对称性传导途径

就图2 中主要经济变量对消费品部门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而言，给定消费品部门一单位标准差(0.01)的正向技术冲击，居民消费、居民投资、总产出以及投资相对价格的响应路径均呈现标准“正驼峰”态势，通货膨胀率以及利率的响应路径则呈现标准“倒驼峰”形态。具体而言，由于消费品部门正向技术冲击能够降低企业边际成本，进而激励企业下调消费品价格，这使通货膨胀率在冲击发生即期向下偏离至最低点(-0.12%)，随即经历近4 期“回调”，消费品部门技术冲击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基本被消化。消费品价格下降有效提振了消费需求，居民消费随即正向偏离直至第7 期达到最高点(0.48%)。消费品价格下降通过“正反馈机制”极大地刺激了投资和产出，即便投资相对价格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需求，居民投资以及总产出在冲击发生后的20 期内仍然始终处于正向偏离状态。

图2 主要经济变量对部门专有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

就图2 中主要经济变量对资本品部门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而言，由于资本品部门正向技术冲击能够降低企业边际成本，进而激励企业下调资本品价格，这使投资相对价格随即持续下降直至第6 期达到最低点(－0.89%)，此后缓慢向稳态值回调。资本品价格降低极大地刺激了投资需求，致使居民投资在冲击发生后的20 期内呈现出强势大幅正向偏离态势。在短期，资本品价格下降通过要素市场立即传导至消费品部门，消费品价格下降进而通货膨胀率有所降低，居民消费随即向上偏离直至第7 期达到最高点(0.55%)。在长期，由投资需求扩张所引致的正向产出效应尤为突出，且居民消费、居民投资以及总产出的稳态偏离幅度都较大。此外，自第7 期以来，通货膨胀率由“负向偏离”逆转为“正向偏离”状态，宏观经济逐渐显现出“过热”迹象，而利率主要盯住通货膨胀率随之上调，货币政策偏向紧缩。

通过比较主要经济变量对部门专有技术冲击的响应轨迹可以发现，两部门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样具有非对称性。尽管两部门技术冲击都会引发居民消费、居民投资以及总产出的普遍扩张，但主要经济变量对两部门技术冲击的响应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与消费品部门技术冲击相比较，资本品部门技术冲击的正向效应更大且持续性更强。此外，与消费品部门技术冲击相比较，资本品部门技术冲击的正向效应持续性更强。从政策有效性的角度来看，正向技术冲击将导致短期内通货膨胀率降低，利率主要盯住通货膨胀率随之下调，“宽松型”货币政策最终偏离央行的逆周期性调控目标。

（二）结构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波动贡献测度

就供给层面(总产出)而言，在短期，货币政策冲击是造成总产出波动的最主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政策冲击的解释力度持续减弱(47.15%→25.69%)，而投资边际效率冲击的解释力度不断增强(27.12%→52.91%)。在长期，投资边际效率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构成总产出波动的前两大来源，两者共同解释了超过70%的总产出波动。这意味着，尽管货币政策冲击在解释宏观总体经济波动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投资边际效率冲击才是驱动宏观总体经济持久波动的首要原因。

就需求层面(居民消费、居民投资)而言，居民消费以及居民投资的主要波动来源存在较大差异。居民消费波动主要由消费偏好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所致，且货币政策冲击始终构成居民消费的首要波动来源，随着投资边际效率冲击贡献率的大幅上升(5.32%→16.61%)，货币政策冲击的解释力度明显弱化(53.27%→42.19%)；居民投资波动主要由资本品部门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以及消费偏好冲击所致，且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始终构成居民投资的首要波动缘由。从结构冲击边际贡献变动的角度来看，资本品部门技术冲击(8.48%→13.36%)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加，而投资边际效率冲击(80.16%→75.48%)以及货币政策冲击(4.75%→0.64%)的贡献率明显降低。

就价格层面(投资相对价格、通货膨胀率、利率)而言，结构冲击贡献率的动态特征较强，且部门专有产品价格加成冲击的短期效应尤为突出。从投资相对价格来看，在短期，两部门产品价格加成冲击、资本品部门技术冲击、消费偏好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共同解释了近90%的投资相对价格波动，随着投资边际效率冲击贡献率的大幅增加(0.30%→31.94%)，两部门产品价格加成冲击(15.19%→0.48%、15.31%→0.78%)以及资本品部门技术冲击(26.42%→2.81%)的解释能力显著降低；从通货膨胀率来看，消费品价格加成冲击、消费偏好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解释通货膨胀率波动的绝大部分，其中消费品价格加成冲击(14.78%→3.12)的贡献率呈明显下滑趋势；从利率来看，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货币政策冲击的解释力度(98.07%→92.40%)都占据绝对优势，这导致其他冲击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三）结构冲击对中国实际GDP 增长率波动的贡献测度

在表2 针对结构冲击边际贡献进行初步考量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实时分析各种结构冲击对中国实际GDP 增长缺口解释力度的时间动态路径，以期深刻把握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深层次缘由。

表2 结构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波动影响的理论方差分解(单位：%)

附录图1 直观地刻画出中国实际GDP 增长缺口的历史冲击分解动态轨迹。如附录图1 所示，中国实际GDP 增长缺口主要由投资边际效率冲击、消费偏好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所致，而名义加成冲击、技术冲击以及财政政策冲击的贡献相对较小。此外，由投资边际效率冲击以及消费偏好冲击所代表的需求层面冲击与货币政策冲击的贡献方向基本相反，这体现出央行逆经济风向行事的政策导向。

在1996—1997 年，由于1996 年下半年中国成功实现宏观经济“软着陆”，前一轮经济过热得到明显抑制，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力度调整为“适度从紧”，继续化解经济中的通胀余热和需求过旺。这一时期消费偏好冲击以及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合称“需求冲击”，下文同)的贡献基本为正，而货币政策冲击的贡献基本为负。在1998—2000年，受到此前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国内经济形势由“内需过旺”彻底逆转为“内需不足”，政策当局随即实施多项经济刺激举措。例如，中央银行在1998—1999 年连续4 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取消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等。因此，这一时期货币政策冲击表现出较强的正向效应，而需求冲击呈现明显的负向效应。在2001—2003 年，伴随扩张性宏观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以及世界经济的稳步复苏，国内需求得到有效提升，中央银行的“降息降准”频率明显减弱。因此，这一时期需求冲击贡献大多为正，而货币政策冲击贡献基本为负。在2004—2008 年，宏观经济日渐显露出新一轮“过热”迹象，宏观经济政策由“宽松型”逆转为“紧缩型”，中央银行连续多次“加息提准”以抑制经济过度扩张。这一时期货币政策冲击基本表现为负向效应，而需求冲击的贡献通常为正，其中2005 年需求冲击所呈现的反常负向效应则主要归因于“7·21”汇率制度改革、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以及禽流感疫情蔓延等重要事件。

自2008 年第4 季度起，由美国次贷危机所触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剧烈冲击，我国政府随即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也紧急转向“宽松型”，中央银行陆续施行5 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4 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多项举措。在2008 年第4 季度至2009 第2 季度期间，货币政策冲击表现出显著正向效应，而需求冲击表现为负向效应，且这一时期的冲击贡献幅度相对最大；在2010 年前后，国内需求得到显著提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偏向紧缩，需求冲击的正向效应以及货币政策的负向效应都较大；在2012—2018 年，伴随宏观经济局部过热、产能过剩以及投资过度等结构性失衡问题的日益突出，货币政策偏向宽松。然而，即便中央银行自2012 年以来多次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且在2013 年和2015 年相继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初衷却屡现偏差，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实际GDP 增长缺口的贡献方向在正负区间交替、徘徊，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增速放缓”和“内需不足”的发展困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1996—2018 年中国10 组经济数据，运用包括11 种结构冲击以及2 种粘性机制的异质性部门(消费品部门、资本品部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详细考察了结构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作用机制及其边际贡献，实时捕捉中国GDP 增长缺口的冲击贡献，进而深入把握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深层次缘由，最终得到如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贝叶斯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消费品部门还是资本品部门，两部门产品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粘性程度都普遍较高，与产品市场相比较，劳动力市场潜存更高的粘性程度和更强的定价阻力。为此，国家应竭力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企业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活力，建立健全就业保障体系，从而推动企业调整最优产品价格、雇佣双方适时调整最优工资，进而抑制名义粘性的效率损失。

第二，微观部门异质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部门专有产品价格加成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方向截然不同，而部门专有技术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两部门正向技术冲击都会引发居民消费、居民投资以及总产出的普遍扩张。因此，宏观调控政策需兼顾部门异质性，重点防控实物资本价格的大幅波动，积极推动微观部门技术革新，支撑和驱动高质量经济发展。

第三，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资本品部门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消费偏好冲击、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解释超过90%的居民消费、居民投资、总产出波动。此外，结构冲击边际贡献存在较强的动态特征，投资边际效率冲击的贡献率普遍显著上升，货币政策冲击的贡献率则普遍明显下降。从宏观总体经济来看，货币政策冲击构成总产出短期波动的首要来源，投资边际效率冲击才是驱动总产出持久波动的首要原因。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快落实全国“两会”关于优化投资结构的政策主张，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的示范作用，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流向适合领域，进而有效提升投资效率。

第四，在1996 年至今的时域范围内，中国实际GDP 增长缺口主要由投资边际效率冲击、消费偏好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驱动，而名义加成冲击、技术冲击以及财政政策冲击的贡献相对较小，由投资边际效率冲击以及消费偏好冲击所代表的需求层面冲击与货币政策冲击的贡献方向基本相反，这体现出中央银行逆经济风向行事的政策导向。因此，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央银行尚需将逆周期性调控置于突出位置，积极推动投资效率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优化功能。

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不仅有助于提振就业和激发创新活力，而且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防范各类系统性风险都具有深远意义。虽然现阶段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只要清晰把握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深层次缘由，坚定不移打好“三大攻坚战”，适时适度采取定向化、专业化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经济定能摆脱增长乏力的发展困境，从而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