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文明交流中文化认知的解构与建构

2021-09-14吴礼明

江汉论坛 2021年9期

摘要：黑格尔在继承明末清初以来中西文化会通成果的同时，从资产阶级狭隘的个体自由理性出发，通过“绝对理念”的辩证运动，积极地建构着欧洲的时代精神。在这过程中，黑格尔通过以偏概全的哲学标准界定，为我所用的利己式信息屏蔽，以讹传讹的中华形象污名，把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思想及哲学排除于人类哲学史之外。这不仅给人们把握真实的人类精神及其历史演进带来长期困扰，还给东西方文化的正常平等交流带来无尽烦恼。为此，有必要对黑格尔贬斥中国哲学的手段与逻辑进行分析和厘清，并展现异质文明交流中文化认知上解构与建构的客观立场。

关键词：黑格尔;中国哲学;文化认知;文化交流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习近平历史观及其实践引领”（项目编号：2021-ZZJH-207）;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0-CXTD—09）;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支持项目

中图分类号：B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9-0052-08

自中华民族在周武革命突破“天帝”束缚，锻造以“天地”为参照、以“民心”为基点的天下秩序之錨后，中华文明在纵向继承、横向拓展中兼收并蓄、历久弥新，形成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①。理性早熟的中华民族不仅引领着古代东方社会长期居于世界文明发展前列，还对近代西方社会冲破蒙昧神学束缚，建构理性自由的资本主义精神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西方文明融合了当时先进的、理性的东方中国文化，实现了精神启蒙后，一方面，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代言人利用其后发优势对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进行批判否定，确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人类文明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在个人本位的资产阶级伦理和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行为逻辑驱使下，西方列强对东方世界进行大肆掠夺和文化殖民，造成了东方民族在追赶心理驱使下被迫向西方寻求真理。然而，当封闭落后的近代中华民族在睁眼看世界时，黑格尔对“东方世界”的一句“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② “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③ 即“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的判断④，给中华民族的精神重建带来长期的困扰和苦恼！在中华民族勠力伟大复兴的今天，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黑格尔贬斥中国哲学的手段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揭示与解构黑格尔权衡人类精神偏颇的逻辑立场及价值评判，恢复并重建异质文化交流中客观合理的价值原则。

黑格尔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向来就不陌生。从利玛窦1582年来华开始研究并致中华文化西传，到1770年黑格尔出生，中华文化已经浸染欧洲社会近200年了。黑格尔就生活在“中学西被”的文化大背景下，出生在对中国文化持续关注、热烈追捧的国度中⑤。因此，在黑格尔一生中，他除了深受明末清初以来近200年的“中学西被”间接影响外，还通过向当世学者学习，直接研读中国历史文化经典来了解中国文化。黑格尔学习的结果虽然在其“哲学的秘密”——《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大厦的根基——《逻辑学》中被其有意掩饰而湮没不彰，但在《历史哲学》《哲学史讲演录》中却又有大量呈现。这正是我们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

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贬斥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展开：一是标准上排斥，二是内容上屏蔽，三是形象上扭曲，四是结论上否定。以下分别说明。

一、在标准上，以资产阶级自由理性置中国哲学于“虚无”之境

黑格尔基于“我们必须对于哲学的目的有一个概念”的认识，对哲学的“初步概念”进行界定。他认为，“在哲学史里，我们所了解的运动乃是自由思想的活动，它是思想世界理智世界如何兴起如何产生的历史”⑥。他不仅赞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能思想”的古老看法，还提出“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⑦。黑格尔指出：“我们必须认为，惟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他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⑧ 哲学家们“所研究的这种历史，就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的历史”，这种研究的产物便是“各种哲学系统”⑨。与此同时，黑格尔还就哲学研究的对象——“思想的思想”的特质界定指出：“思想本质上既是思想，它就是自在自为和永恒的。凡是真的，只包含在思想里面，它并不仅今天或明天为真，而乃是超出一切时间之外，即就它在时间之内来说，它也是永恒真，无时不真的。”⑩ 因此，“真的、必然的思想——只有这才是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对象”{11}。黑格尔正是在“哲学史当然以自行发展的理性为目的”的认识前提下，称“这就是它本身的实质;这实质是个普遍的本源，表现为目的，各个个别的发展与形态都自动地与它相适应”{12}。既然哲学及哲学史是人们对“自行发展的理性”历史的认识过程，那么这个“自行发展的理性”在人类世界的历史中又如何发生？它的“标准”在哪儿呢？

黑格尔指出：“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握或思想之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13}他强调：“哲学真正的起始是从这里出发：即绝对已不复是表象，自由思想不仅思维那绝对，而是把握住绝对的理念了：这就是说，思想认识思想这样的存在是事物的本质，是绝对的全体，是一切事物的内在本质。”{14} 这里所谓的“存在着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握或思想之思想”或“自由思想不仅思维那绝对，而是把握住绝对的理念”两个标准，在中国哲学早在商周之际就已经满足了。在中华民族理性大突破的商周之际，以周公为代表的周族统治者，通过对周武革命的历史反思，挣脱了对“天帝”的迷信束缚，通过对夏商之“易”的损益变革，产生了以卜筮为躯壳、以理性为内核、以“敬德保民”为导向的《周易》。这不正好符合黑格尔的“思想之思想出现”“把握住绝对的理念”的哲学生发条件吗？

黑格尔提出：“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15} 若以此为准，我们同样也看到，中国社会精英在商周之际即已突破“天帝”观念束缚，把天下秩序安稳的基点系固于“民心”的向背之上，由此使中国人获得了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自由”。然而，黑格尔却强调：“在历史上哲学的发生，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精神必须与它的自然意欲，与它沉陷于外在材料的情况分离开”的国度出现{16}。

由此可知，黑格尔认为哲学及哲学史的发生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思想之思想出现”，二是“思想的自由”，三是“自由政治制度已经形成的国度”。那么谁能满足这样的三个标准呢？黑格尔指出：真正的哲学只能是自西方的希腊开始{17}，即使这希腊世界的自由是范围有限的自由。对于东方的中国，黑格尔基于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思想前后矛盾的著述，又继承了欧洲学者特别是孟德斯鸠等人混乱逻辑下赋予中国政体的“专制”判断，并在对这种“专制”政体进行哲学论证的过程中，得出“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18} 的结论。

我们不禁要问，黑格尔为什么要把时间概念混乱、历史记载不清、典籍流传不明、“自由”范围有限的古希腊作为哲学及哲学史的开端，而不能以历史记载清晰、早已挣脱“帝神”崇拜束缚、理性早熟的东方中国作为哲学生发的起点呢？这可从黑格尔的老师——歌德所说的西方文化建構逻辑中找到答案。歌德曾说：“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有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19} 这也难怪黑格尔会说：“到了希腊人那里，我们马上便感觉到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里一样。”{20} 但黑格尔可能忘记了，歌德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原则还有更重要的论述：“东西两大洲，不能再分离了！谁是多识的人们呀！应明白这些吧。两世界互相研究，即是我的希望，东西互相联络，也是我的希望。”{21}

不过，对于历史悠久、记载清晰、理性早熟、影响深远的中国“思想的思想历史”，黑格尔又是不敢完全无视的。那么他对此又是如何定性呢？黑格尔指出：“世界精神开始时所取的形式是在这种分离之先，是在精神与自然合一的阶段”，“这种直接合一的境界就是东方人一般的存在方式”{22}。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眼里，“东方人一般的存在方式”是处在与其最高理念的“世界精神”一致的“合一阶段”，但“这种合一是直接的，还不是真正的统一”。这样，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理性，只能处于以“绝对理念”为代表的“世界精神”发展的原初“无”的状态。因此，这种东方“潜在”的世界精神是不真实的抽象存在。这也是黑格尔把“东方哲学”排除于哲学史之外的逻辑依据。

总之，在黑格尔建构的历史哲学里，希腊世界是人类理性的真正开始，日耳曼世界是人类理性的真正实现，“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23}，人类整个哲学史只需要记住“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两个时期就够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虽是历史起始的地方，几千年来也“看到一种实现了的理性的自由”，但没有进展为“主观的自由”{24}，因此，根据“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哲学才能发生这两个标准，只能得出“我们在这儿尚找不到哲学知识”的结论。

二、在内容上，遮蔽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演进的积极影响

当我们阅读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基础——“逻辑学”时，不仅发现它的理论思维特质与中国历史、整体、辩证的思维很相似，包括里面的很多论断甚至关于哲学原理的举例说明，在中国哲学经典《周易》《道德经》中都早有呈现。然而，由于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并没有说明其来源，我们也不好判断其逻辑取法哪里。造成这样的局面，与黑格尔有意识地屏蔽中国哲学是分不开的。

对于19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来说，“如果说18世纪欧洲人在走出中世纪，打破自身的思想羁绊;那么19世纪欧洲人则在创造一个观念与文化的世界，为世界立法”{25}。黑格尔基于来华传教士西传的中国文献，承袭了中西礼仪之争和交流受阻背景下欧洲学者对中国的混乱认识，以继承哲学天命的日耳曼人自觉，从欧洲中心、日耳曼人优越的价值立场出发，依据狭隘的资产阶级自由理性，以“哲学”之名为人类理性思想的历史立法，对基于整体思维的中国思想的“思想历史”加以考察，得出“找不到哲学知识”的结论，认定“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这就从人类行为的实践源头上，以“标准”的形式，把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哲学排斥于人类哲学史之外。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实现了对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哲学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根本屏蔽，另一方面为以欧洲为中心、日耳曼精神为终点的人类精神世界秩序建构扫除东方思想“障碍”。为此，黑格尔在其哲学理论建构中，对中国哲学之于欧洲精神、行为塑造的历史影响论述中，均采取了模糊化和去中国化的处理。

在哲学理论建构上，黑格尔对以日耳曼方式表达的中国思维、中国精神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基础，不管是《精神现象学》还是《逻辑学》，不管是其哲学的核心概念，还是理论逻辑、思维模式，就它们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学界先贤朱谦之、贺麟、张岱年都曾做过论述。朱谦之先生曾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就是朱熹“太极”，认为《精神现象学》的内在逻辑与《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逻辑“处处相合”{26};贺麟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朱熹的“太极”相同{27};张岱年先生认为：“黑格尔的‘最高理念或‘绝对理论实际上就是朱熹的‘太极，二者没有什么实质区别”{28}。张允熠先生从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思维与《周易》“阴阳辩证法”、《老子》“道”的哲学对比分析中，指出“中国的哲学原则——‘理性、‘太极、‘阴阳辩证法，等等，自从来到了日耳曼人的土地上，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终于长成了辩证思维的参天大树”{29}。这也难怪马克思会发出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共同之点”的感慨{30}！然而，与莱布尼茨主动承认他的“二进制”与“易经”的相似关系不同（尽管这个承认是为否定或淡化“二进制”的创制与周易哲学的关系），黑格尔对于其辩证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却始终进行模糊化的处理。

黑格尔在其哲学大厦的根基——《逻辑学》中，对于其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讳莫如深的。虽然黑格尔提出的核心概念——“绝对理念”在自身运动的不同时期，其存在形态、方式、特征等方面与中国哲学的“道”“太极”极其相似，且在论述“理念”自我实现的运动过程时，还不时引用中国哲学论断进行论证。然而通观这些论断，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及“中国哲学”的直接论述。

如在《小逻辑》对“逻辑学概念的初步界定”中，黑格尔谈起“谓词”与“真理”（也就是《老子》的“可道之道”与“常道”、“可名之名”与“常名”）的关系时说：“东方的哲人每每称神为多名的或无尽名的，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有限的名言，决不能令心灵满足。于是那东方的哲人不得不尽量搜集更多的名言。”{31} 黑格尔在此仅以“东方哲人”来代替《老子》思想;又如在论述“定在”时，举例“太一（或太极）为不生不灭之说”，并不说它的理论来源，仅以“古代哲学家”代之{32}。在论证“逻辑思想形式”的三阶段时，就“辩证法流行的谚语”举例道：“在道德意识内，特别在个人修养方面，对于这种辩证法的认识表现在许多著名的谚语里：如‘太骄易折、“太锐则缺等等。”{33} 这分明就是对《老子》辩证思想的再陈述。黑格尔又说道：“就辩证法表现在精神世界中，特别是就法律和道德范围来说，我们只消记起，按照一般经验就可以表明，如果事物或行动到了极端总要转化到它的反面。”{34} 这是《周易》“泰极否来”的黑格尔式表达。而“在感情方面、生理方面以及心灵方面也有它们的辩证法。最熟知的例子，如极端的痛苦与极端的快乐，可以互相过渡。心情充满快乐，会喜得流出泪来。最深刻的忧愁常借一种苦笑以显示出来”{35}。这明显也是对儒家“性情论”相关思想的再说明。然而，对于这些充满辩证智慧的东方论断，黑格尔从不准确说出它的来源，仅以“东方的哲人”“古代哲学家”“流行的谚语”来模糊说明。试想东方这么大，哲人那么多，谁又知道这东方的思想是希伯来人、埃及人、阿拉伯人还是印度人的发明呢？黑格尔不仅模糊其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还在《历史哲学》《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中国哲学进行大肆批判，并通过逻辑演绎来否定其存在。黑格尔之所以这样做，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如果把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东西算作自己的发现，这也很接近于虚骄。他愈是容易相信從他人学来的东西，他愈要反对或贬斥那些东西，或者宁可说，他是被刺激起来反对它们的，因为他的见解是从别人的见解里创造出来的。”{36} 这可谓是黑格尔进行其哲学大厦建构的心路历程描述，也是他遮蔽、贬斥中国哲学的内在心理表白。

此外，对与中国哲学关系密切的德国哲人和政治家思想，黑格尔有意识地进行去中国化。赫尔德曾说：“中国的哲学，首先是中国的政治道德学在欧洲备受欢迎。德国的莱布尼茨、比尔芬格、沃尔夫都对它表示了关注，尤其是沃尔夫对此几乎表现出以往不曾有过的狂热。”{37} 在此，我们就以莱布尼茨、沃尔夫、腓特烈二世为例，看黑格尔是如何屏蔽他们与中国哲学关系的。

我们知道，莱布尼茨曾被人们视为“中国通”。1697年12月14日，莱布尼茨在给苏菲·夏洛特的信中说：“我在我的门上贴了一个纸条：‘有关中国动态办公室，以便每个人都知道，人们可以向我提出了解中国最新情况的请求。”{38} 从20岁开始，莱布尼茨就关注研究中国，对中国的研究可谓如痴如醉、孜孜不倦。莱布尼茨思想从中国哲学文化里获得丰厚滋养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二进制的发明与他对中国《周易》哲学几十年的持续关注和研究是分不开的。他的被布勒称谓“独特”{39}、被黑格尔称谓“伟大”并“使人感兴趣”的《单子论》{40}，正如李约瑟所说，是“有机主义在西方舞台上的第一次露面”，“单子的等级制及其‘前定和谐有似于理学家的理在每一种模式和有机体中的无数个别的表现”{41}。鉴于莱布尼茨“单子论”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绝对理念”的构建的重要影响，可以说“理学”也是黑格尔哲学构建的隐性来源。然而，通观黑格尔哲学文献，其中对莱布尼茨“单子论”哲学所受到的中国理论影响是闭口不谈的。

对于沃尔夫这位评价“中国人的智慧自古以来遐迩闻名，中国人治理国家的特殊才智也令人钦佩”的德国哲学家{42}，黑格尔在谈起他时，称赞其思想成就说：“外在的荣誉接踵而来，这些荣誉在一般的公众眼中是十分了不起的，太伟大了，特别是在当时，在今天也还是如此。”{43} 但是他对中国哲学给沃尔夫哲学建构及其人生经历的重大影响却只字不提。

至于黑格尔眼里的“哲学王”——腓特烈二世，黑格尔为其“伟大”找到的论据是：“他是国王，他曾经从事于乌尔夫（沃尔夫）的形而上学、法国哲学和诗歌研究。因此，照他的时代来说，他就是一个哲学家。”{44} 令我们疑惑的是，黑格尔不会对其推崇的德国“哲学王”——腓特烈二世早年对中国文化如痴如醉，同伏尔泰谈论、向沃尔夫学习中国哲学文化的经历一无所知吧？不会对腓特烈二世以中国使臣名义书写小说的历史一概不了解吧？作为严谨的思想家，黑格尔当然不可能不了解他所推崇的对象！然而，在他的逻辑中，这位“哲学王”的“伟大”只能源于其对“乌尔夫（沃尔夫）的形而上学、法国哲学和诗歌”的研究，而中国哲学文化之于这一开明君主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的积极影响是不能提及或不值一提的。

三、在形象上，继承并演绎西方对中国精神的扭曲认识

在黑格尔的“哲学史”及“历史哲学”中，虽然他无法否定中国文化具有最为悠久、记载最清晰的历史，但却以资产阶级推崇的“主观的自由”为标准，以其时代中所获得的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片面认识为依据，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非客观、非理性的肆意批评和扭曲。在《历史哲学》“中国”部分讨论的结尾处，黑格尔曾对“中国精神”总结道：“它的显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45} 黑格尔为什么会对“中国精神”有如此判断？他的事实依据、逻辑支撑又在哪里呢？

首先，在政治观上，黑格尔受孟德斯鸠影响，认为中国政体是专制的。在黑格尔之前，中国的“专制”形象已通过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在西方知识界广为传播。然而，黑格尔在继承孟德斯鸠对中国政体的“专制”判断时，不但没有深入理解孟德斯鸠关于中国论断的前后不一，也没有对孟德斯鸠所下判断的信息来源进行去伪存真的辨析，反而只是在中国政体“专制”的判断前提下，又对这个论断进行了“黑格尔式”的哲学证明。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意志的有限性是东方人的性格，因为他们意志活动是被认作有限的，尚没有认识到意志的普遍性。在东方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这是专制的阶段。在这阶段里，恐惧一般地是主要的范畴。”{46} 这正是黑格尔对孟德斯鸠中国政体判断的直接继承。孟德斯鸠在收集中国资料撰写《论法的精神》时，正是中西“礼仪之争”的白热化阶段。孟德斯鸠通过阅读来华传教士西传的中国著作，接触从小就被传教士养育而后赴欧定居的中国人黄嘉略，访谈被中国遣返的顽固索隐派传教士傅圣泽，以及采纳在中国经商碰壁的落魄商人朗吉、安逊之流的道听途说，依据“君主政体以及一切宽和的政治同基督教是比较能够合得来的” 逻辑，得出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的独断{47}。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政体判断的逻辑矛盾曾受到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田蒲的批评，艾田蒲指出：“同一个作者，一会儿给中国套上暴政的模式，一会儿又给中国套上君主立宪的模式，此外又承认中国拥有弹劾机构，而正常情况下，弹劾又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才起作用，难道这不让人觉得困惑吗？”{48} 但黑格尔对此却是视而不见的。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在中西会通的明末清初之际，正是中国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体制最为发达时期。如明清社会存在的特务制度、文字狱确实也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一定时期民众恐惧心理的存在，但这不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更不是中国历史的全部。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法律制度，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选官制度、监察制度、言谏制度，赋予中华民族独特标识的礼仪制度，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虚置不用;君主虚心纳谏，百官积极献言，君臣和合，将相勠力，聚族而居，讲信修睦，修齐治平，和合天下的现实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少见，毋宁说它才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政治生活样态。这怎么是孟德斯鸠的“专制”“恐怖”判断所能涵盖的呢？孟德斯鸠也曾矛盾地指出，“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赞的，它的政体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从而使得他“所建立的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别”变得毫无意义{49}。而黑格爾不仅看不到这一点，反而片面继承孟德斯鸠的独断做法，刻意贬低中国传统政体的文化优势，这怎能反映中国历史全貌，怎能把握人类政治实践的真正精神？！

其次，在历史观上，黑格尔受赫尔德影响，认为中国历史是静止的。对于中国历史，在明末清初中西会通之前，西方的认识仅停留在“马可波罗式”的虚幻仰视层面。中西会通后，经传教士之手，中国的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科技文化、政治哲学等源源不断地被输入欧洲，对欧洲社会自17世纪以来各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白热化，欧洲社会看待中国社会的心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以赫尔德对中国社会的评价最为典型。赫尔德在孟德斯鸠“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论断影响下，对中国人从形体、生理构造、语言文字、审美意识、行为习惯等方面进行戏谑、批判式的描画，对中国社会从科学、教育、道德、政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消极论证，给世人塑造出“这个帝国就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的影响深远的扭曲的中国形象{50}。而这种扭曲的中国形象同样被黑格尔所继承。

黑格尔在谈到欧洲的精神现状时曾说：“我们必须感谢过去的传统，这传统有如赫尔德所说，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51} 那么，蕴含在传统中，体现着“普遍精神”的“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成果”的逻辑，是否适合中国传统呢？答案是否定的。黑格尔指名道姓地指出：“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前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但世界精神并不沉陷在这种没有进展的静止中。”{52} 因此，黑格尔判断：中国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53}。这样，由赫尔德塑造、黑格尔继承并再论证的这个扭曲的中国形象，成为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欧洲学者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共识。这个共识甚至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所继承，并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西学东渐后的中国知识界对自身历史的认识。

再次，黑格尔为维护其“哲学标准”至上性，将中国哲学作为反例，认为其是肤浅的。正如科技史大家李约瑟在论及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时曾说，这是“有机主义在西方舞台上的第一次露面”。那么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又来自哪里呢？在谈起《易经》哲学时，黑格尔认为：“我们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54} 对于孔子的儒家哲学，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最后干脆得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到是更好的事。”{55} 这与黑格尔的老师并被其视为父亲的歌德的孔子哲学评价是大相径庭的。歌德称孔子为“道德哲学家”，认为中国人“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56}。

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正如黑格尔所说，是“中国人一切智慧的基础”，它是中华先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以观于人事”的整体辩证思维产物{57}，是先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58} 的建立在充分历史反思之上的历史思维产物。然而，黑格尔却以日耳曼人的傲慢，对使包括其本人在内的欧洲社会均感到惊叹的中国古老哲学，给予“最浅薄”“没有思辨的思考”的贬斥;对于被千年大智——莱布尼茨称赞、经沃尔夫弘扬又引起欧洲社会轰动的儒家实践哲学，黑格尔则以其与资产阶级推崇的个体自由的标准不符为由进行攻击。这难道就是其自身提倡的“公正不倚”地对待人类不同哲学系统的“哲学概念”的表现吗？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中欧洲社会出现的傲慢观点，莱布尼茨曾作过精当的评价：“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概念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59}

最后，在个体精神观上，黑格尔基于中国政体专制的判断，认为中国人是不自由的。资产阶级在突破基督教神学束缚、推翻封建政權过程中，曾借助于传教士西传的来自中国的东方理性。他们高举宗教改革的成果——“个体自由”的旗帜，向封建堡垒、基督教神学发起攻击。他们不仅在欧洲逐步取得了政权，还建构了以个人为本位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对加快人类精神解放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当资产阶级在欧洲站稳脚跟后，他们却将资产阶级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作为“绝对真理”，裁决人类精神的长短轻重。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基于中国政体专制的认识前提，得出中国人“不自由”的片面结论。黑格尔说道：“在东方只是一个人自由（专制君主），在希腊只有少数人自由，在日耳曼人的生活里，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皆自由，这就是人作为人是自由的。……而在东方只看见私欲、任性、形式的自由。”{60} 在此，我们且不论日耳曼人“皆自由”的论断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但其对于中国人的实质自由，包括“专制君主”的“自由”与“私欲、任性、形式的自由”的评价显然是不准确的，更缺乏对中国精神自由观的基本认识。在中国自由观念及其实践的历史发展中，道家为挣脱现实“有待”束缚，寻求精神自由而追求“真人”境界，其自由观在传统知识分子、底层民众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则从现实主义立场，强调发挥人的“良知良能”，设定“尽心—知性—知天”的修身逻辑{61}，追求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自由境界{62}。这些都成为2000多年来中国人呵护内心安宁，实现个体自我、人我、物我和合的价值和行为遵循，为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绵延不绝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在东方只看见私欲、任性、形式的自由”的判断所能解释清楚的！

此外，在“礼仪之争”背景下，由于罗马教皇蛮横干涉中国礼仪，康熙皇帝无奈被迫禁教，来华传教士此时产生的关于中国的种种负面评述，诸如中国人善欺骗、无荣誉感、随便弃婴等，以及一些对中国人语言、法律、艺术的戏谑式评述，都被黑格尔有选择地吸收，成为其扭曲中国的论据，在此不予展开。

四、在结论上，否定中国哲学的世界存在意义

黑格尔基于神学笼罩千年、世俗权力不彰的欧洲社会历史的现实，继承宗教改革的“平等”“自由”等观念财富，以资产阶级推崇的“个体主观的自由”价值为依据，设定了哲学存在和发生的“黑格尔标准”。他不仅以此标准评判包括中国在内的与西方哲学传统异质的人类“哲学系统”的优劣，而且无视中国“哲学系统”在推进西方思想启蒙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德国哲学家的哲学建构、政治家的政治实践的积极影响，奉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的混乱、独断认知为圭臬，继以黑格尔式的语言和逻辑，推导出中国“无哲学”的结论。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以“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为逻辑前提，以“意志的有限性是东方人的性格”，东方人的实体“不是建筑在主观的自由上。既没有良心、也没有内心道德，只是一种（僵化了的）自然秩序”为根据{63}，得出“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所以这种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即“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的结论。其基本立场是“属于哲学的应是关于实体、普遍的东西、客观的东西的知识。……所以我对实体的知识不只是我主观的规定、思想或意见，而且即由于它是我的思想，它同样是关于客观对象的思想、实体的思想”{64}。

然而我们知道，在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实体”是“道”“德”及后来的“理”。“道”是什么呢？就是《周易》规定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这正是黑格尔哲学苦心经营、积极建构的世界“对立统一规律”的形象表达。此外，中华先人在创立“道”的实体过程中，唯恐大家不明白，又对“道”的特质做进一步规定，“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65}。这就是说，只要个体通过认识、运用阴阳之道就能呈现实体“道”的“善”的本质;个体只要通过日积月累、积微成著的修养功夫，就能使自身与“道”合一而成就自我“善”的本性。这就把自然界、精神界、人类社会统一起来，把个体修养实践与人类整体价值沟通起来。中国哲学的另一实体“德”，初始的写法是上“直”下“心”，意即直心为德，它形象地展现了中国文化创始之初对人心内在秩序的尊重，体现了人类精神的自然原则与社会原则的统一。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儒家“诚”“恒”“慎独”“信”等伦理德目的设置与倡扬。这种天地人以“道”为基础实现的动态统一怎么会仅仅是“僵化的自然秩序”呢？

不仅如此，早在商周之际，中国人就有对“关于客观对象的思想”进行批判的思想实践。《周易》的产生不仅是对夏、商之“易”损益变革的产物，更是对周武革命历史变局反思的结果。正是由于周初统治者对殷商流行的“殷命在天”的旧的国家哲学进行批判反思，才有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新的国家哲学出现。这是先民在上古时期即已开展的对旧的国家哲学进行集体反思的思想实践。这次历史大反思的结果催生出的便是《周易》《周礼》《尚书》等对国人内外秩序构建影响深远的文化经典。在之后的中国历史开展中，这种建基于历史反思之上的思想批判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它表明，中国不仅有着对“客观对象的思想”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的思想运动与历史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促进。而这恰恰是脱离现实社会、脱离历史实践，以“绝对理念”在自身运动中完善成就自我的黑格尔哲学所不能比拟的。

结语

自15世纪末欧洲为寻求东方财富打破陆路交通障碍联通世界以来，美洲的金银、非洲的人力、东方中国的文化财富与宗教改革倡导的自由、进取价值相互结合、相得益彰，推动着欧洲社会在近代以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欧洲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近代欧洲文明的演化进程深刻地表明，“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66}。然而近代以来的一些欧洲学者在继承传教士沟通中西文化的积极成果同时，始终坚持西方本位立场，延续传教士文化改造中国的实践逻辑，以资产阶级推崇的“个体自由”为价值标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进行偏颇的批判和否定，给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交流设置了人为的障碍。

黑格尔正是其中之一，他基于中西会通以来的文化交流成果（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一方面充分吸收了莱布尼茨、沃爾夫、伏尔泰等思想中的中国元素，另一方面又有选择性地承袭孟德斯鸠、卢梭、赫尔德、康德、谢林等人关于中国的各种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对中华文明作出否定性评价，并通过其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演绎给予论证。由此不仅贬低了中国历史及其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积极贡献，而且从理论上肯定了人类文明的等级秩序，推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在人类文明交流中优势地位的确立。这种文化上的不平等甚至压抑和改变着弱势民族的自我文化认知，导致各文明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虽然经过一百多年的浴血奋斗，取得了民族独立，实现了国家富裕，但民族精神的复兴大业还远远没有完成。要扭转近代以来国人形成的错误的自我文化认知，不仅需要振兴民族文化，确立文化自信，还必须追溯并解构这种错误认知的思想根源，建构合理的自我文化认知。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67} 这不仅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共同遵循！

注释：

①{66}{67}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年16日。

②③④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22}{46}{51}{52}{54}{55}{60}{63}{6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98、95、10、10、10、10、10、11、114、93、93、93、95、98、95、95、95、8、8—9、120、119—120、99、97、97—98页。

⑤ 在德国境内，从莱布尼茨开始，沃尔夫、舒尔茨、康德、赫尔德、歌德、谢林等对德国精神建构起重大引领作用的人物都对中国及中国文化表现出持续热情的关注。

{19}{47}{49}{56}{59} 何兆武、刘御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38、36、175、133页。

{20}{23}{24}{45}{53}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68、387、150、181、150页。

{21}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25} 张西平：《19 世纪中西关系逆转与黑格尔的中国观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

{26} 黎红雷编：《朱谦之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258页。

{27} 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30页。

{28}{29} 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序言第5、341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31}{32}{33}{34}{35}{36}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8—99、201、180、180、180、17页。

{37}{42}{50} [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97、29、89、页。

{38} 安文涛等编译：《莱布尼茨和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