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货币这一简单而平凡的经济范畴实际是个谜，在马克思之前一直未得到有效解答。“货币之谜”由“货币形成之谜”“货币形式之谜”和“货币拜物教之谜”构成。“货币形成之谜”使人们以为货币是自然产物，金银天然是货币;“货币形式之谜”使人们对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简单价值形式发展成炫目的货币形式不得其解;“货币拜物教之谜”使人们像着了魔一样为之疯狂并沦丧自我。马克思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货币形成之谜”、“货币形式之谜”和“货币拜物教之谜”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揭示了货币背后隐藏的秘密和蕴涵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层层破解了“货币之谜”。

关键词：马克思;货币之谜;历史唯物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7CZX002）;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研究”（2020YQNQD0064）

中图分类号：B03;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9-0046-06

长期以来，货币一直是以一个简单而平凡的经济范畴为人熟知，但同时它又是个谜，一直困扰着人们。“货币之谜”具体表现为“货币形成之谜”“货币形式之谜”和“货币拜物教之谜”。“货币形成之谜”使人们以为货币是自然产物，金银天然是货币;“货币形式之谜”使人们对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简单价值形式发展成炫目的货币形式不得其解;“货币拜物教之谜”使人们像着了魔一样为之疯狂并沦丧自我。历史上，关于“货币之谜”并非没人关注过，从亚里士多德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曾试图对其进行解答，但一直未取得有效成果。直到马克思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分别对“货币形成之谜”“货币形式之谜”和“货币拜物教之谜”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才实现了对“货币之谜”的有效解答，解开了长期困扰人们的货币谜团。马克思对“货币之谜”的历史唯物主义解答，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范式，即经济范畴的具体分析与历史唯物主义深层抽象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的具体运用。基于这种研究范式，马克思超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实现了经济学上的一场革命，给人类经济学说史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一、“货币形成之谜”的历史唯物主义解答

正如大卫·李嘉图所言：“论述货币的著作数不胜数。”① 确实，货币是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开展经济学研究都不可跳过的经济范畴。尽管如此，关于货币的理解却并非如大卫·李嘉图所声称的那样：“凡是关注此问题（货币问题——笔者注）的人（那些抱有成见的人除外）都能理解其中真理。”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虽然都关注货币，但他们却并未真正理解货币的真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货币的形成和效用进行了解说。按照斯密的描述，货币形成的逻辑进程为：分工推进不同需求——为满足需求需要进行交换——为解除交换的不便需要通用媒介——金属成为通用媒介——为解决金属交易的不便性推进了铸币制度。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条严密的货币形成链，当然也是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这只是基于经验观察对货币的形成进行了简单概述，并没有深入分析货币形成的深层根源，没有把握到货币形成的核心要义。例如，他并没有说明通用媒介为什么能够成为通用媒介，而这显然不是如他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解除交换不便，并且也不像他说得那么简单自然：“自从分工确立之后，避免这种不便的方法，就被有思虑的人想出来了。他身边不但带有自己的劳动产物，还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在他看来，拿着这种物品去交换任何生产物，都不会有人拒绝。”③ 当然更不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含糊不清，是“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④。尽管他后面关于货币效用和商品的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的分析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能掩饰他对货币形成的理解过于简单。

仅仅基于单纯的经验观察对货币形成加以理解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通病。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花了两个章节对货币进行直接论述，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从货币的性质和用途到货币的符号或代表。但他同样认为，货币的形成源于这样的逻辑进程：社会文化进步（在斯密那里则用分工来描述）推进不同需要——为满足需要必须进行交换——为解决交换的混乱和困难促成货币的形成。并且其关于货币形成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经验观察中。例如他把某种物品最终演变成货币说成是由人们的习惯促成的：“因此，指定单独使用某种物品为货币的是习惯而不是政府的命令，不管这种物品是克朗或是其他货物。”⑤ 在马克思看来，萨伊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缘于他抽离了货币形成的社会历史性。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着力点之一。

马克思在货币问题上展开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首先就体现在他对货币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追问中。不可否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关于货币形成的逻辑进程的推演本身并没有错，马克思也认同货币形成于社会进步引起的交换，是交换过程的最终结晶。马克思说：“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⑥ 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现象层面，因为在他看来，货币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只是表明货币是商品，是某种商品固定为货币形式。但这一点早在17世纪末就已不是什么秘密，更不是理解货币形成的难题。真正的困难“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⑦，此即“货币形成之谜”。为此，马克思对商品如何成为货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追问，揭示货币形成的社会历史性，从而解答了“货币形成之谜”。

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把货币理解为是自然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货币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货币的形成具有社会历史性，是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银质或金质的货币结晶不仅是流通过程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是流通过程留下的唯一产物。”⑧也就是说，金银结晶成货币是流通過程的产物，金银并非天然是货币。那为什么货币形式会在交换的推进中转到金银身上呢？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因为“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⑨。所以马克思所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⑩。

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在货币形成的推演逻辑进程中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只是为了获得需求的满足的交换环节以及商品是货币本身，两者都内含着丰厚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具有社会历史性。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结晶，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马克思所言：“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11} 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即商品占有者。这里首先内含着一种法的关系，即商品占有者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并且是公平、平等的对立对方。其次，货币既然是商品交换的结晶，并且商品占有是以私有形式存在的，因而商品占有者的交换过程就马上出现在两种过程中，即个人的过程和社会的过程。马克思把这解释为：“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来换取另一个具有能满足他本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只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为价值来实现，也就是通过他所中意的任何另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来实现，而不问他自己的商品对于这另一个商品的占有者是不是有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社会的过程。”{12} 这就是货币形成的交换环节所呈现的社会历史性。

商品是货币缘于商品具有价值属性。因为“价值不仅是这种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而且是它的特有的可交换性。价值是这种商品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的指数，同时是这种商品在生产中已经与其他商品（物化劳动时间）相交换的比例的指数;价值是量上一定的可交换性”{13} 。同时，“商品的交换价值，作为同商品本身并列的特殊存在，是货币;是一切商品借以互相等同、比较和计量的那种形式;它是一切商品向之转化，而本身又转化为一切商品的那种形式;是一般等价物”{14}。也就是说，商品成为货币是缘于商品的价值，而不是缘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正是商品的价值内蕴着丰厚的社会历史性。马克思说：“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15} 那么价值所内含的社会历史性体现在哪里呢？马克思指出，价值代表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也就是说，价值的社会历史性就体现在创造价值的人类劳动上，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中。这正是马克思从生产商品的劳动中发现劳动二重性的地方，马克思将其称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同时，除了劳动二重性所映射的社会历史性外，价值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还体现在价值的生产和追逐中，即生产价值的劳动者和拥有价值的资产者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个聚焦点。

综上可见，社会历史性是货币形成的秘密所在。马克思通过揭示货币形成的社会历史性，科学地解答了一直困扰人们的“货币形成之谜”。

二、“货币形式之谜”的历史唯物主义解答

马克思指出，虽然我们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16}，但关于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是如何从最简单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的却并不为人所知。这就是“货币形式之谜”。“货币形式之谜”是关于货币的第二个谜团。在马克思之前，人们也一直致力于破解“货币形式之谜”，但“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17}。这是为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前人未能解答“货币形式之谜”的原因在于他们把眼光仅仅投射在货币形式这个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上，而不是对其进行猴体解剖。

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猴体解剖法，把对“货币形式之谜”的破解返回到揭示简单价值形式的秘密中去。马克思通过对价值表现的四重形式，即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C.一般价值形式，D.货币形式进行分析，发现“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是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一般价值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的困难。第三种形式倒转过来，就化为第二种形式，即扩大的价值形式，而第二种形式的构成要素是第一种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或者x量商品A=y量商品B。因此，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18} 也就是说，要解开“货币形式之谜”应该返回到货币形式的胚胎即简单的商品形式中去。简单商品形式的价值表现就是简单的价值形式，因为“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因此，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为一个商品提供了最简单的价值表现”{19}，而“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20}。

为此，马克思对简单价值形式的两极进行分析。简单价值形式的两极分别是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首先，马克思把相对价值形式拆分成两个部分，即（A）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B）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通过对这两个部分的分析，马克思发现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只看到等式两边的量的关系的地方，包含着质的等同性，而这正是隐藏在相对价值形式中的秘密，并且是不同物得以通约的前提。这种质的等同性就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也就是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其次，马克思具体考察了等价形式的三个特点，并以“20码麻布=1件上衣”为例加以辅助分析。等价形式的第一个特点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这个特点会使等价形式产生谜一样的性质，因为“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所以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价形式，天然具有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就像它天然具有重的属性或保暖的属性一样”{21}。等价形式的这种谜一样的性质并没有一开始就引起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注意，而只是在等价形式以货币这种完成形态出现时才被他们关注，这也正是他们把金银神秘化的原因之一。他们没有想到在“20码麻布=1件上衣”这种最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就隐藏着等价形式的全部秘密，因而未想到可以通过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去解答等价形式之谜。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其实这个特点是从第一个特点深化过来的，也就是使用价值与价值和具体劳动与抽象人类劳动这两组范畴的转换。马克思说：“充当等价物的商品的物体总是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同时又总是某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产品。因此，这种具体劳动就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22}在这里，从缝麻布和织上衣的价值生产角度来看，两者都具有人类劳动的一般属性。但切换到价值表现上，即切换到价值形式上，为了表明“织”不是在它作为“织”这个具体形式上，而是在它作为人类劳动这个一般属性上形成麻布的价值，就要把“缝”这种制造麻布的等价物的具体劳动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可以捉摸的实现形式与“织”相对立。这是从具体劳动与抽象人类劳动这组范畴来考察等价形式的。在馬克思看来，基于这层考察，我们可以马上推导出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即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马克思说：“既然这种具体劳动，即缝，只是当作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现，它就具有与别种劳动即麻布中包含的劳动等同的形式，因而，尽管它同其他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是直接社会形式上的劳动。”{23} 麻布能与别的商品进行直接交换的原因即在于此。

不难发现，马克思对等价形式的分析是建立在他所论证的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之上的，特别是建立在“价值”这一范畴所内含的具有质的等同性的一般人类劳动之上的。缺乏对价值范畴的这层历史唯物主义意蕴的把握，则不可能理解等价形式，进而也就不可能理解最简单的价值形式，更不用说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了。马克思指出，最早对价值形式进行了研究的亚里士多德就是这种蹩脚研究的典型。因为在亚里士多德对价值形式的研究中，尽管他清楚地指出商品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另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并以“‘5张床=1间屋无异于：‘5张床=若干货币”的例子进行举证，甚至还看到了“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要求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可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发生关系”{24}。但他到此就停了下来，没有对价值形式作进一步分析。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是不同的物进行通约，那它们就不可能是质的等同，因此这种等同只能是某种和物的真实性质相异的东西，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其归结为“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对此，马克思批判指出，对价值形式进行了努力探讨的亚里士多德实质上在最后“并未得到什么结果”，其原因正在于“缺乏价值概念”{25}。也就是说，因为亚里士多德“缺乏价值概念”，他不知道“屋”在“床”的价值表现中对“床”来说所代表的共同的实体是什么，或者说他不知道使两者能够等同起来的东西真正是什么。马克思说：“只要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东西，对床来说屋就代表一种等同的东西。”{26} 而人类劳动正是商品的价值表现中真正等同的东西。马克思指出，亚里士多德未能发现人类劳动是这种等同的东西是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有关的，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27}。而“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28}。

以上是马克思对简单的价值形式的分析，这部分的分析是在整个价值形式的分析中着墨最多的部分，这与马克思强调“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相呼应。理解和把握了简单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之谜”也就自然得到了解答。因为简单的价值形式的自行扩大就是第二种形式即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而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随着使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麻布获得一般等价物的性质（麻布自身的自然形式是这个世界的共同的价值形式，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它也就转换成第三种形式，即一般价值形式。之后，“等价形式同这种独特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独特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29}。随着金在历史过程中夺得这个特权地位，金就代替麻布，一般价值形式也就过渡到货币形式。由此，“货币形式之谜”也就得到了解答。

三、“货币拜物教之谜”的历史唯物主义解答

“货币形式之谜”的历史唯物主义解答回答了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但作为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的货币形式，它仍然在布道施魔，它不仅“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30}，而且还使自身成为人们朝拜的天神和万能之物，使人们像着了魔一样为之疯狂乃至沦丧自我。这是货币拜物教的体现，也是货币的第三个谜，即“货币拜物教之谜”。那么，如何破解“货币拜物教之谜”呢？马克思指出，要解除货币的这种魔法妖术，必须要揭示货币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

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控告了货币颠倒黑白的异化表现。马克思说：“因为货币作为现在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31} 马克思警告人们，由于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性使其被当成了万能之物。“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32} 为此，马克思从异化理论出发，对货币异化现象进行批判。异化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理论主线，他的言说对象和批判目的都围绕异化展开。但也由于这一研究主题的局限，马克思当时只是揭露了货币的异化表现或者说它的魔法妖术的表现，至于其背后的玄机还未能识破。

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推进，他对货币的理解和把握实现了质的提升，这不仅体现在他对“货币形成之谜”和“货币形式之谜”做出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解答，而且还体现在他揭示了货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对“货币拜物教之谜”同样做出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解答。

首先，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进行了还原，暴露了货币拜物教的原型。马克思说：“我们已经看到，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就已经存在一种假象，似乎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价形式，似乎这种形式是天然的社会属性。”{33} 这种假象是在一般等价形式同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从而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确立起来的。这种假象造成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它是其他商品的等价形式，即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而是相反，似乎是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换言之，货币是商品的现成的价值形态和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金银是天然的货币。对此，马克思说：“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并且“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34}。这表明商品拜物教是货币拜物教的原象，要解开货币拜物教的谜就得到商品拜物教中去寻找谜底。

商品是《资本论》研究的起点，通过对商品的分析，马克思发现商品这个好像是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却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马克思以桌子为例进行说明，他说：“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35}显然，商品的这种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它的使用价值，因为用木头做桌子了，木头的形状改变了，但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同样，商品的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它的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无论是劳动的内容和形式，或是决定价值量的劳动的量本身，它们都是十分明晰的。劳动是人体机能的耗费，劳动量是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并且人们只要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会取得社会的形式。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谜一般的性质只能是从商品形式本身而来，也就是：“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6} 马克思说：“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37} 这是说，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本来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现在却被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所替代。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虚幻形式正如宗教世界的幻境，因而可以称为拜物教。

其次，由于上述转换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的转换。因此，要揭示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就要对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持有的社会性质进行分析。

第一，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虽然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并且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但因为生产者之间之所以能形成社会关系是由于他们彼此进行了劳动产品交换，所以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得到表现，从而这种社会关系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即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从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层面来进行分析的。

第二，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所取得的二重社会性质表现为拜物教性质。私人劳动的二重社会性质表现为：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能满足社会需要，是社会有用的劳动，因为它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以及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是能够满足生产者本人不同需要的特殊的有用的劳动，因为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与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但实际的情形却是“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38}。这是从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的二重社会性质来分析的。

第三，生产者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相等被当成是源于他们在交换中使得各种产品作为价值而彼此相等。马克思指出，就算是在人类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的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也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因为“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以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39}。

第四，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发现虽然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因为在交换者那里，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并且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马克思指出：“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40} 也就是說，私人劳动成为社会的比例尺度（价值量的尺度）必须在商品生产达到充分发达的时候才能得到科学认识和理解。而在商品世界的拜物教作用下，决定价值量的私人劳动同样采取了物的形式，并且其交换比例表现出由劳动产品的本性决定。

以上表明，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表现为劳动的社会规定以物的外观呈现自身。这是对于商品拜物教而言的。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比较容易看穿，因为“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41}。但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拜物教的简单性的外观也消失了，变得更加神秘。作为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的货币形式就是这样，即表现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42}。也就是说，“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43}，而这正是货币的魔法妖术的由来。可见，解开了商品拜物教的谜也就解开货币拜物教的谜。

结语

总的来说，马克思通过揭示货币蕴涵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科学地解答了“货币之谜”。马克思对“货币之谜”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解答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范式的具体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范式是马克思对经济范畴进行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的新哲学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即可以透过经济范畴的表层现象揭示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性，使人们获得更准确的认识，进而有利于人们科学地掌控经济范畴的运演规律，使之服务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②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丰俊功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221页。

③④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谢祖钧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13页。

⑤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5页。

⑥⑦⑨{11}{12}{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3}{34}{35}{36}{37}{38}{39}{40}{41}{42}{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12、108、103、105、62、8、87、62、62、72—73、73、74、74、75、75、75、75、86、93、112、113、88、89、89、91、91—92、92、100、101、112页。

⑧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550页。

{13}{14}{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90、89页。

{31}{32}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144页。

作者简介：陈永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