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俗话报》对“救亡图存”的意义建构

2021-09-10陈康

新闻研究导刊 2021年3期

摘要：《安徽俗话报》是清末安徽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白话报刊之一。其宗旨为救亡图存与开通明智。本文主要沿着意义的产生与传递、接收和解读以及最终建构这一条主线，探讨《安徽俗话报》关于“救亡图存”意义的阐释与建构，研究发现，其主要通过论说、历史、诗词篇等俗话栏目形塑了“救亡图存”的报刊宗旨，进而审视报纸媒介与社会思潮、报人与时局之间双重勾连、互相融通这一复杂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安徽俗话报》；救亡图存；意义建构；思潮；时局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3-0112-03

一、引言

1976年，美国学者德尔文对信息本质、人的主体性、信息传递过程等问题加以思考，在与其团队进行了为期8年的研究之后，形成意义建构理论。“信息的意义建构是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1]，体现在个体与组织两个层面。在这种个体与组织的信息传递过程中，传播主体会根据组织规则对其传播内容进行学理性建构，通过意义的生产、阐释以及传播，将其导向限定的意义空间。

而对于报纸媒介来说，其意义建构贯穿于生产、传播、接收和解读以及反馈这一完整的传播过程之中，报纸文本意义的最终建构是在传播的互动中完成的。因此，要使读者充分理解报纸文本的内涵意义，报社组织对于报社文本的意义生产与阐释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的后续论述基本沿袭这一思路，阐释《安徽俗话报》关于“救亡图存”这一核心文本思想的意义建构，并着重论述报纸通俗话语文本的意义阐释对其意义建构的重要影响及其启蒙话语逻辑背后的时代趋向。

二、“救亡”与“图存”：报刊意义的生成与阐释

（一）改良还是革命？大论战背景下的国运迷思

《安徽俗话报》，于1904年3月31日创办，是当时国内销路最广、有重要影响的俗话报刊之一。《安徽俗话报》兴起时段，正值清末新政之际，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等走向问题，改良派和革命派各执己见，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是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还是以改良的、和平渐进的方式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造。”[2]就在《安徽俗话报》创办半月前，上海《警钟日报》曾发表社论《论报战》，提出按“阶级”分营垒的观点，并对戊戌变法以来，维新、守旧，革命、保皇等报刊的论战，进行了历史的回顾与分析。可见，当时面对国家内外交困的危亡时刻，各党派知识分子都在积极建言献策，对于救亡图存出路探索的讨论日趋激烈。

另外，20世纪初叶，大量通俗报刊涌现，渐趋兴盛之势。1902年6月22日，《大公报》发表论说《原报》：“……然此非行报纸者不力，实中国识字者太少，致碍报纸之行销也。中国识字人少，故民智不开，民智不开，故国弱。国弱故报纸弗能胜。”[3]论说背后体现的是启迪民智、普及民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而当时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创办通俗小报。《安徽俗话报》创刊不久后，《警钟日报》曾发表论说讨论白话报之于文明的作用，其指出：“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话报推行既广，则中国文明之进步，固可推矣。”[3]强调了时下创办白话报对于文明进步、启迪明智、救亡图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二）报刊编辑部构成与同人交往：地域革命力量的集结

早在1902年，安徽有志之士陈独秀、何春台等人在安庆北门大拐角的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传播新思想，探索救国路径。1903年4月，拒俄运动爆发，5月17日，安徽各界爱国人士在省城藏书楼举行集会，决定组织爱国会，提倡军人精神，以抵制異族之侵凌。可见在当时陈独秀内心就已经在孕育革命的火种。

《安徽俗话报》是一份同人通俗小报，参与办报工作的几乎都是桐城人。报刊主要撰稿人是陈独秀，协助其负责编辑工作的，有桐城房秩五、吴守一、李光炯等，另有芜湖科学图书社经理汪孟邹协助工作。李光炯，名德膏，桐城（今枞阳）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举，后拜吴汝纶为师，深得器重。1902年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次年应聘于湖南高等学堂任教，不久便与卢光浩创办安徽旅湘公学，后迁至芜湖，易名安徽公学，其中汇聚了一大批反清革命志士。李光炯主张通过教育的途径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一生致力于“谋求实现新学变法图强”[4]。吴汝澄，字守一，亦是安徽桐城人，吴汝纶学生。在桐城学堂与安徽公学里与陈独秀交往密切，曾参与陈独秀在安庆的爱国救亡宣传活动，主要负责《安徽俗话报》的小说栏目。房秩五，字宗岳，桐城人，清末秀才，晚清革命志士，参与了陈独秀在安庆的爱国宣传活动，倾向革命。另外，《安徽俗话报》初在安庆出版，不久迁往芜湖出版。当时，安徽芜湖亦是通商口岸之一，强盛发达的经济水平、优越便捷的水陆交通，都使其成为知识分子、革命党人的集散中心。报纸编辑部所在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在当时也是皖籍革命志士聚集之地，众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相聚商讨济世良策，大谈救国理想。吴樾行刺五大臣，也是“在这里动身的”[5]。可见，《安徽俗话报》从创刊之初就不可避免地在内容上蕴含着编辑部同人思想的革命因子。

（三）通俗话语与情感表征：启蒙言说策略下的内容呈现

《安徽俗话报》是一份以开通民智、救亡图存、发展实业、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等为主要内容的通俗性时事刊物。栏目主要有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教育、小说、诗歌等。从现存22期《安徽俗话报》上陈独秀以“三爱”笔名发表的文章来看，内容十分广泛，都紧扣两个主题：一是政治上反帝爱国救亡，二是文化上宣传民主、科学[6]。

该刊自创刊之初就确立了办刊宗旨：一是救亡图存，二是开通明智。在第一期，发刊词就提及“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7]，阐释了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旨在启迪民智，让普通民众学点学问、通些时事。从中亦能窥见报刊文本语言的朴实性、通俗性。

《安徽俗话报》第一期论说栏目就刊载了三爱（即陈独秀）的“瓜分中国”论说。文章开篇第一句“唉！这是怎么好呢！我们中国人，又要沦为洋人的百姓了呵”[8]，引发读者阅读兴趣，后续解释俄国霸占奉天省的事实，形象生动地呈现“瓜分中国”之说，用简单易懂的白话阐释出来，继而分析当时中国的状况，兵力孱弱，管理混乱，战备极其落后，毫无招架之力。随后提出建议，鼓动大家“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大家要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强”[8]。可见，“救亡图存”的报刊意义已经开始显现，陈独秀利用朴实的白话文生动形象地向普通民众解释“瓜分中国”的具体情况，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进而鼓动所有民众都行动起来，脚踏实地办实事。

第二期论说为《论安徽的矿务》，陈独秀满怀热爱家乡之情，密切注视列强觊觎安徽矿产。《安徽俗话报》详细报道了安徽“全省矿山被卖的细情”[9]，在论说中进行舆论动员，强烈要求成立矿务公司，争夺失去的矿权，本省自发集资开掘矿物资源。并在第九期又用了醒目的标题，“警告！扬子江之危机！！安徽之致命伤！！”[10]，这些文章详细披露了外国列强勾结安徽官吏的殖民企图，痛心疾首地哀悼，列强的巧取豪夺必将酿成大祸，结果安徽只能步东北三省的后尘。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隐含着爱国爱乡之情，也能从侧面呈现出陈独秀对祖国大好河山被掠夺的愤慨与无奈。

第五期论说《说国家》中，陈独秀说：“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国民，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11]随后用他国的惨况警醒国人，不能依靠封建皇权的统治来谋求救亡图存之道，君权神授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时局，强调民众独立个体的作用，鼓动民众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报国之路。

另外，《安徽俗话报》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第十三期、第十五期、第十七期、第十九期报纸论说栏目都刊载了具有强烈警醒意味的政论文章《亡国篇》，详细列举了“中国灭亡的现象，其中有土地丧失的现象，有矿权丧失的现象，有外货倾销的现象，有主权灭亡的现象”等[12]。《亡国篇》大声疾呼，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危机，处于内外交困、民族危亡之际，鼓舞广大国人奋起反抗，寻求救国之道。

《安徽俗话报》在强调依靠人民自己力量的同时，还提出了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具体途径，既有开办养蚕、开矿等实业的众多致富奥秘，亦有培养国民文化素质的教育方法。《安徽俗话报》在多篇文章中强调发展近代工业，争夺所失矿权，“我们中国要赶紧拼命在各省架造铁路”[13]，这是一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铁路交通网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教育方面也提出了很多见解，强调“蒙学教育”和“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根本所在，提出“整顿蒙学管的法子”[14]。

（四）“唤醒”舆论：历史文本的再叙述与共同记忆的互相构建

对民族历史故事的重构，对历史文本的再叙述，既有利于唤醒国民沉寂在血液里的民族记忆，又有利于塑造民族共识，共筑乡人国民的家国情怀。陈独秀利用“故事新编”的方式，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服务[7]。通过对历史故事的重构与再叙述，引起读者对于民族历史的集体认同，唤醒国人对于宗法社会的集体记忆，在历史文本与传统记忆的互相建构中引发民众关于“排除异族、救亡兴国”的舆论。

《安徽俗话报》历史栏目旨在介绍中国历代的大事。第四期历史栏目对逐鹿之战黄帝大战蚩尤故事的讲述很有特色，语言极其通俗生动。黄帝在危亡时刻对人民进行舆论动员：“我的最亲爱的汉种同胞呀，我们能打退苗人，子子孙孙能够永远住在这个好中国。也是这一回，我们打不过苗人，被他赶出中国，或是子子孙孙做苗种人的奴隶。也是这一回，我们全部的汉人，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我们定要破釜沉舟，和他拼个死命……”[15]黄帝对于部落民众的舆论动员正是陈独秀想对当时国民的警醒，对于这一历史故事的再叙述能够激发国民同为华夏子孙的身份认同感，进而激起国民救亡图存、驱逐异族的斗志。

三、意义的接收与解读：报刊文本与受众的良性互动

根据意义建构理论，受众会根据自身对信息的需求对周围的信息进行选择，这是跨越意义建构过程中认知“鸿沟”的关键。而报刊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键在接收和解读方面，这主要是通过文本内容的显性表征和内在意义共同实现的解读。报刊文本的行文思路、句法结构、语言风格的不同，都会给受众带来不同的含义。

因此，面向广大底层民众的启蒙策略使得《安徽俗话报》形成了一种苦口婆心的启蒙言说方式。从整个报刊所呈现的话语方式来看，《安徽俗话报》实现了语言的浅近、俗白与亲切。如对于“瓜分中国”这样一桩复杂情境，陈独秀用白话生动形象地体现出来。另外，互动意义的关键在于报刊与读者的良性互动。互动意义涉及报刊文本与读者彼此進行的意义交换与协商，报刊文本的意义在传播的互动中逐渐生成。因此，《安徽俗话报》自建立之初就把自身的读者群定位于广大的普通民众，受众群体包括工农商学兵等下层群众，几乎包揽社会的各个阶层。另外，《安徽俗话报》的发行并不仅限于安徽一地，而是行销全国。从其所开列的代派处可见，除了安徽省各地，还销往保定、北京、上海、扬州、山东、镇江、南京、长沙、南昌等地，销量最大时达到3000多份，“风行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16]。同时，《安徽俗话报》尤其在安徽本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强烈影响，“吴樾、朱蕴山等著名革命者都是从陈独秀和他主持的《安徽俗话报》中接触新学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的”[17]。在该报第七期上刊载了《绩溪县官劝人看俗话报启》：“新出安徽俗话报，门类极多，言词极浅，近来时政，以阅报为最宜……并望大家传阅，毋得置之高阁。……拭目俟之，风气其有转移之日乎！”[18]可见，《安徽俗话报》在普通读者群颇受好评，报刊文本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较为良性的互动，其“救亡图存”的报刊文本意义的生成与传递获得了良好的反馈，并在与读者的互动中最终完成了意义的建构。

四、结语

近代启蒙活动，说到底是救亡图存使命下激发群体国民性的一种运动。当启蒙的进程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体制的阻碍之时，革命因子就不可避免地从中衍生。当革命的因子不断趋向爆发之时，启蒙者就必然与封建王权政体划清界限，成为革命的先驱者。

报刊作为当时最简捷、最易制作且发行量最大的印制品，其独特的媒介属性为革命宣传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传播路径，这些进步的革命刊物无时无刻不在向国民传递时局新动向、新思潮、新对策。因此，《安徽俗话报》由启蒙话语的舆论动员走向革命实践，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启蒙运动的时代趋向。虽然《安徽俗话报》的影响力远不及陈独秀后续主编的《新青年》，但其一系列启蒙言说策略所聚集的群众基础、普及的文化知识、进行的舆论动员，都为后续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同时，《安徽俗话报》亦可以说是陈秀创办《新青年》的早期雏形，同为陈独秀创办，时间上相繼，两份刊物彼此在时代的洪流中相继融会贯通，共同阐释了近代“救亡图存”时代主题下进步知识分子的实践路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在这一启蒙进程中完成了从“文本云动员”到革命具身化实践的生存论转向。

参考文献：

[1] 德尔文.意义建构的研究综述：概念、方法和结果[C]//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国际通信协会年会. 1983：4-7.

[2] 李双壁.从经世到启蒙——近代变革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253.

[3]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105，153.

[4] 操建华.走向共和的足迹——安徽辛亥革命遗迹调查[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558.

[5]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13.

[6]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2013：58.

[7] 三爱.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J].安徽俗话报，1904（1）：1-8.

[8] 三爱.瓜分中国[J].安徽俗话报，1904（1）：9-12.

[9] 佚名.全省矿山被卖的细情[J].安徽俗话报，1904（1）：17-20.

[10] 刘子运.警告！扬子江之危机！！安徽之致命伤！！[J].安徽俗话报，1904（9）：1-4.

[11] 三爱.说国家[J].安徽俗话报，1904（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