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文丹

2021年4月15日下午，“粤派批评：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论稿》学术研讨会”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郭小东文学馆举办。该研讨会由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花城出版社、《粤海风》杂志社和郭小东文学馆主办，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高校的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以下选编了研讨会的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一）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文艺学是一个不太安分的学科

在中文系的各个学科里面，文艺学是一个不太安分的学科，因为它先是遭遇了很大的困难，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理论面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学界的状况，因而不得不寻找自己的出路。很重要的一部分人的努力，也包括蒋述卓老师在内的努力，是从西方的文化研究的脉络里面，找到自己的突破口。文化批评在西方属于后结构主义知识，这个大潮流里面最鲜明的特征是讲破，不讲立。用文化批評的观点去批评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是一个批评性的东西，但这种批评性的东西不一定适于中国具体的实践情况。蒋述卓老师的这本书讨论了很多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的问题，他的创作性表现在这里。

（二）中山大学教授王坤：价值观的建构，是文化诗学批评的核心

蒋述卓教授的文化诗学批评，与以北师大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文化诗学有区别，体现在包含了审美理论，尤其是中国古代审美美学理论。而李春青他们就明言，如果强调审美，就不是文化诗学而是审美诗学了。这里涉及本体思考的问题，也即认识论诗学、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各自的聚焦点。首先，认识论主要讲主客关系，而且一定会导向“抽象”，如张世英先生所言，但抽象是艺术的大敌，认识论对文学的把握难以贯穿到底;其次，审美无疑是文学的核心，但也经常遇到难以贯穿到底的窘境，很多时候，文学是背离审美的;再次，文化诗学的核心是价值评判，价值评判是能够贯穿到底的。蒋述卓教授的理论和批评实践，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随时随地都对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价值评判。价值观的建构，是文化诗学批评的核心，更是文化自信等问题的学理基础。

（三）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审美性、现实感、本土化，以这些为基础，去探寻新的批评方法

“文化诗学”本身是有点虚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如何落实非常重要。蒋述卓老师提文化诗学，不是一味张扬文化、忽视文学，他恰恰落实在了文学上。这体现在几个点。第一是以审美性为根基。他的论述非常强调审美性，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审美价值，而不是只把文学当作材料，不问作品好还是不好;第二是现实感，一直保持对现实的敏锐反应，包括对当下出现的一些很具体的文艺问题的应对;第三是本土化，思考如何立足当下并激活传统的文论资源，如何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自己的思想;第四是新方法，我其实很怕一些人动不动就要回归传统，重新把文学批评搞成印象式、感悟式，弄一堆无非是风骨、韵味、沉抑顿挫等老概念，如果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出路，那五四以来这一百年的文学革命就都白忙了。

蒋老师的开放性使得他没有排斥当代的、西方的，他是以古典文论为根基，强调激活自身的资源、创造自己的话语，但并不排斥西方的东西，且接受西方的理论。在东方与西方知识对话中，在传统与现代观念对话中，创造出新的阐释方法。审美性、现实感、本土化，以这些为基础，去探寻新的批评方法。这种探索既能够盘活他的理论积累，又有直面当下现实的迫切感。

（四）暨南大学教授刘彦顺：从艺术-审美生活所显现的流畅时体，来把握艺术作品形式诸因素之间整体性的空间位置关系

在审美生活当中，我们与对象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这是个困扰我数十年的问题。梁启超从科学、宗教、审美的对比中，让审美生活的时间性显现出来，在根本上启发了我对审美时间哲学现象的研究——科学之中的知识与宗教之中的神祇都是无时间性的，而审美生活则相反。蒋述卓老师的思路与梁启超完全一致，在他的《自选集》及《在文化的观照下》等著述中，较多地涉及中西文化、美学在富足时间性与贫乏时间性上的对比，涉及到西方美学中贫乏时间性的科学主义美学谱系与神学主义谱系。他提出，我们所站的比较角度也应该是中国的角度，要改变我们过去进行中西比较的“格义法”，即老是用中国文论去比附西方文论，引西方文论的涵义作标准来诠释中国文论。从此出发，蒋述卓老师自然会专门关注并提出“美学语言”“汉语美学”“汉语美学语言”这样的问题。他曾经说，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古代文论的理论概念、术语、命题在用现代汉语去表达时发生了阻隔，或者难以对位;古代汉语本身的那种优美性、穿透性与高度浓缩性、暗示性被白话稀释、削弱了。

从审美时间哲学的角度看，蒋述卓老师的卓著之处在于对审美生活所显现时间意识域的流畅时体的研究与把握，代表性的成果便是《论飞动》与《文气论》，由此滋生出对这一流畅时体进行概括与描述的美学语言。同时，在对艺术—审美生活的流畅时体有独到把握之时，蒋述卓老师对审美生活的流畅时体与艺术作品形式与整体构成的关系，更有新的卓著之见。蒋述卓老师在论作品之气时，强调艺术生命的有机统一性，这主要表现在“气贯”的观点上，古人把文比喻为人体，又从中医学“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理，推论论文的“气”也必须“通”，必须“贯”。这就从艺术—审美生活所显现的流畅时体，来把握艺术作品形式诸因素之间整体性的空间位置关系。

（五）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凌逾：建构中国本土的文化诗学批评

“文化诗学”理论话语，是蒋述卓教授在近四十年学术路上一路积累而来的问学凝结，旨在建构中国本土的文化诗学批评。蒋教授新著《文化诗学批评论稿》阐发构建文化诗学理论，上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艺美学，对比中外文论，探究佛教与宗教艺术，深切把握当代文坛的跨界前沿走向，了悟当前文化研究的潮流与弊病。蒋述卓教授不仅是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坚力量，也是开创文化诗学本土研究的佼佼者。

（六）惠州學院教授伍世昭：把文化诗学批评拿过来，无疑是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蒋老师文化诗学的提倡，最早是在1995年，到今天已有25年。他的理论建构、批评实践的品格，还有诗学的诉求，里面的价值和问题，都值得检视和总结。基于这个动机，我写了《文艺理论建构的本土化实践——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论略》（将刊发于《当代文坛》），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化诗学定位的问题。谈到定位，我们必须想到最初提出文化诗学的语境，文化诗学批评的概念来自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当时中国学者正处于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先锋批评盛行的时期，同时中国正处于一种奇怪的失语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把文化诗学批评拿过来，无疑是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七）暨南大学副教授郑焕钊：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话语，首先必须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立足中国经验

蒋述卓教授在当代文化批评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是在中国当代的文化现实中思考文化、文艺的精神与价值。以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为例，蒋述卓教授将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视为中国社会“世俗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大众参与建构新的社会价值的过程”，这正是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准确判断。

在此视野下，蒋述卓教授的文化批评显示出两个紧密关联的结构：其一，通过对当代文化与文艺内在精神的深度挖掘与细致解读，重建文艺、文化与社会的精神关联，深度把握当代大众流行文艺、文化与时代精神、社会价值的内在涌动。其二，注重文艺对当代社会精神价值建构的作用，建构“以文化人”的现代人格中的重要意义。在我看来，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话语，首先必须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立足中国经验，观照现实中活生生的普遍个体及其精神状况。而蒋教授不凌空蹈虚，而是在历史理性、现实关怀与文化观照中，进行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这是建设我们自身话语体系的基础。

（八）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李艳丰：大文化观与整体性的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

蒋老师文化诗学的理论意识表现在大文化观、文化观照和文学的理论史中。蒋老师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文化诗学这种命题，既有像陶水平所说的生成语境问题，更有一以贯之的大文化观与文化研究整体性的理论视野。正是这样一种理论意识，能够在焦虑与失语症困境之下，创造性的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命题。

作为王元化先生的学生，蒋老师深谙王先生的“三结合”理论与方法，这使得蒋老师的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带有强烈的辩证综合意识，实现了巴赫金从整体上理解文学，以及童庆炳教授将几个“窗口”融合统一起来的文化诗学目的。这种辩证综合的理论意识在具体的文化阐释和文学批评实践当中，则又演化为交往对话的复调性诗学话语症候与批评的文化逻辑。

（九）作家、文学博士王威廉：文化诗学在蒋述卓老师的研究版图当中，是触手可及的

我特别认可唐诗人在这本书里面写到的“文化诗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是一种理论的构想”。我有幸能够受到蒋述卓老师文化诗学理论的影响，去从事文化诗学的研究，尤其是小说的理论文化诗学方面的探索。今年发了一篇文章，叫做《从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文化诗学是一个范畴，我强调了其中未来的维度。因为蒋述卓老师一开始给中国的文化诗学灌输了一个非常深沉的历史维度，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在进行古典文论当代转化，把古代的文论转化成现代的资源。我想对于未来而言，文化诗学虽然是一个假设，但是我们可以从蒋述卓老师近30年来的文化诗学研究当中看到，它从理论推向到实践的实体化过程。文化诗学在蒋述卓老师的研究版图当中是触手可及的。因此，文化诗学在未来还大有可为。

（十）作家、广东教育出版社原社长、编审卢锡铭：“文化诗学批评”是“粤派批评”精神力量的支撑

《粤派的批评丛书》勾勒了从晚清的梁启超、黄遵宪开始，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粤派批评”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共同特征。这是对“粤派批评”又一次系统的梳理，是一个激浊扬清、传承与发展的系统工程，它将成为一张打响广东并在全国文艺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化名片。从这个角度说，“文化诗学批评”也是“粤派批评”精神力量的支撑，“粤派批评”的确对广东文化繁荣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十一）花城出版社原社长、编审詹秀敏：评论家与作家也是“镜与灯”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评论家与作家也是“镜与灯”之间的关系。今天在我们面前的两本作品，在《文化诗学批评论稿》中，我看到的是治学严谨，学脉清晰的学者蒋述卓;而在《生命是一部书》中，我看到了与作家们亲切交谈的评论家蒋述卓。评论家的写作，既是与作家之间深度和美感的较量，也是创作的同行者，为热爱阅读的人带去思维的启示。他对当代文学现场的干预，是与正在进行中的创造力的对话。批评的本质是哲思，更需要对才华的敬重和宽广的胸怀。广东有蒋述卓教授这样的评论家，是我们的幸运。

（十二）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广州大学特聘教授陈剑晖：“粤派批评”在全国有示范效应

我们推出的《粤派批评丛书》在全国有示范效应——湖北提出鄂派批评，四川提出川派批评，陕西提出陕派批评，山西提出晋派批评，而且他们都公认我们粤派批评能够站得住脚，名副其实。自新世纪以来，粤派批评在文学理论上的传播性，作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学现象，应该说还是少见的。

（十三）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周建江：不论哪种诗学的建构，都是建立在各自的文化基础和社会观念之上

“文化诗学”的建构是今天文学创作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文化的背景中搭建起文学的架构，在诗学的指导下充实作品的内容与精神。文化背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背景，而是涵盖有社会文化精神和人文精神，以及作品中人的精神状态，特别是作品中活生生的人物的思想意识和美学风格。这是一部文学作品能够站立起来的根基所在。但是，仅有此还是不够的。文学能够存在，还在于他的“诗学”。从《诗》诞生的那一天起，围绕《诗》的研究批评长达2000余年，最终集中到“汉诗学”和“宋诗学”两家上面。从实践的效果看，将“汉诗学”和“宋诗学”结合起来，以文学的视角审视打量《诗》，研究的效果会更好。但不论哪种诗学的建构，都是建立在各自的文化基础和社会观念之上，并且都有着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这正是今天“文化诗学”理论建构所必需的。“粤派批评”就是这样的“文化诗学”的实践。

（十四）中山大學博士后李石：文化诗学批评的新坐标或许在于海外汉学

立足于当前与未来，我认为文化诗学批评的新坐标或许在于海外汉学。一方面，从文学批评的特征看，以李欧梵、王德威、周蕾、刘禾、唐小兵等为代表的美国华人学者，更多呈现出一种“学院派”的批评特征，他们受西方后学理论影响，具有非常强的理论色彩。而蒋老师所提倡的文化诗学，始终对过度迷恋西方理论话语保持警惕，他提倡专业化的批评，强调批评的个性化和审美化。

另一方面，从文学批评的对象看，大部分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当代流行文化现象是比较隔膜的。这里的复杂性在于，海外华人学者既在特定时期推动了国内通俗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却又很难真正介入到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现象研究中。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知识话语惯性——后现代解构主义的理论底色使其容易迷恋于话语本身，而非现实。相对而言，蒋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批评的症结所在，显示出了一种非常敏锐的、具有前瞻性的眼光。蒋老师的文化诗学也不局限于反本质主义式的解构，而始终以建构性维度思考如何推动文化整体性的转换和重构。

（十五）《粤海风》主编卢瑜：以文化诗学批评理论来指导文学艺术的实践

作家文学和民间大众文学的分野一直都有，在文化复兴的情况下，这两种力量往往会凝聚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新的力量。蒋述卓老师的文化诗学批评体系，提倡人文关怀和济世致用，兼容了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他所提出的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基于文化的精神性基础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属于文化哲学的，先从观念体系来讲批评，再来确定文化反思的立场、话语建构的体系和方法。第二层面是对社会文化心态的社会性反思，对文学艺术规律的把握和理论总结。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确实都需要对现实保持人文关怀。第三层面是对个体人格完善的美学反思，以诗学和诗教相结合的方式，对文学艺术规律的把握和理论总结。

《粤海风》2018年开始组织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艺术观察报告，当时也是得到了蒋述卓先生和林岗主席的大力支持。《粤海风》开设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艺术观察的专栏，编辑出版的《岭南三秀》《人文湾区》丛书，也可视为由该专栏所延伸的成果。从文化诗学介入文学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大湾区文学艺术观察专栏也符合文化诗学批评当初建构的理论，也就是说，是在文化实践中去推动文化理论的建构。从理论建构，到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再到以文学艺术作为整体进行的活动组织，这是环环相扣的完整链条。运转起来，会有很多难度。但我觉得，《粤海风》作为广东省文联旗下专做文艺研究和评论内容的平台，并且也是中国文艺评论联盟的发起方，有责任和义务投身其中，为丰富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储备，以及建构批评的理论模型和话语体系，提供更好的条件。未来，我们希望那些能够抵达的理论锐力，在粤派批评理论创新的现场在文学创作、作品传播的现场，可以呈现最好的状态。

（十六）作家、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郭小东：单一、单边的文化分析，固然鲜明坚定，但一定有失偏颇

文化是有区位的，是不同区位人性的基础面。诗学是研究文学内部规律的，是心灵的表述，具体呈现在理性的文学选择上。而文化是双面的，在不同的界面上流动，存在与发展的同时又多元多样，有严格又模糊的边界壁垒。在文学中区分其偏至，认定其正负，非常困难。特别在大一统的文化语境中，既要顾及彼地文化的自为，又要突破此时的壁垒，做前驱者，且要求整体性观照，自在的游走其中，拂扬其上，勉为其难，并不容易。单一、单边的文化分析，固然鲜明坚定，但一定有失偏颇，他们也很难理解和而不同的整体论的阔大。因此，蒋兄的大著在多元文化的废墟上，辨析资源与谱系，在文化诗学及文学审美上，以共和而不是仇恨、对抗的方式，达到圆融的境界。

（十七）《文化诗学批评论稿》作者蒋述卓：理论、视野、方法

《文化诗学批评论稿》比较集中谈理论，我想把21世纪以来的20多篇论文专门收集起来，这可以看出我对文化诗学批评的一个新的建构。我想把这块做一个回顾，起一个概念，且能够一以贯之。我的学术思想是受我的导师王元化先生影响最大，是他提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我觉得这是一种综合研究法、文化诗学方法。我出过一本《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就集中构想着文化诗学该怎样去做。大家给我讲了很多溢美之词，对我是一个鼓励。我自己感觉如果学术要有成就，一是要有理论的高度，二是要有开阔的视野，三是要有多元的方法。理论、视野、方法，把它们结合起来，联系现实，尽量推动一些实践。当然我做得还很不够，有的时候写得自己也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但是也可以表个态，在各位的指导下，继续把这个工作做好。尽管步入初老年，现在66岁，按照我现在的身体状况，继续写没有问题，但是能写多少也不知道。我在书里面说，可以有时候悠哉游哉，不一定那么努力，也不一定那么紧张，写写散文调和一下。文学推动时代进步，但是文学也有舆论、审美的作用，有时候自娱，还是可以做到。因此，我想将来出了更多更好的作品，再请各位来指导。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