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玮 袁兰军 郭野

(南京邮电大学体育部 江苏南京 210023)

体育的发展与演进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体育的形式和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在原始社会，人们依靠奔跑、投掷等技能，逃脱猛兽的攻击，通过投掷石块捕捉猎物，从而维持人类生存。进入城邦社会，体育成为训练士兵的主要手段，借助体育训练让士兵具有战斗力，进而可以拓展疆界和抵御外敌入侵。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军事训练形成了独立系统，体育不再是主导作用。因此，体育的功能开始出现分化，多数时候体育是大众在闲暇时消遣和娱乐的手段之一。竞技体育真正出现要归因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换句话说，假如没有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城市的兴起，竞技体育可能也难以达到如今的鼎盛。一方面，只有工业社会发展出更细化的分工体系，才使得从事竞技体育成为一种职业。另一方面，工业社会下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人口聚集为竞技体育商业化发展提供了基础。由此可见，竞技体育发展常常与一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密切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国家，竞技体育水平也相对较高。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比拼”竞技运动，也常常成为彰显国家综合国力和经济水平的直接指标，因而备受各国重视[1,2]。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竞技体育发展问题，在建国初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出了“举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的口号，自此举国体制成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主导模式[3]。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发展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在竞技体育群众基础薄弱的国家和地区非常有效[4-6]。以我国为例，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辉煌成绩恰好印证了举国体制的成功和优势所在。然而，举国体制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其本身就带有特殊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到了今天需要反思的是：我国是否还需要继续依赖举国体制发展我国竞技体育？为此，在北京奥运会后，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和讨论。甚至有学者将2008年作为分界，提出“后奥运时代”的概念，以彰显此后的中国体育发展模式将与此前有所不同。作为响应，国家体育总局在《竞技体育“十三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对举国体制进行创新和完善”。由此可见，今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仍是以“举国体制”为主导模式。

在新时期，国家体育主观部门甚至把竞技体育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7]，竞技体育的重要性再次成为国家决策部门的共识[8]。在此背景下，该文拟从竞技体育全球发展视角，讨论竞技体育全球化趋势及根本动因，揭示体育全球化趋势与举国体育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并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进行反思与展望。

1 体育全球化与中国体育发展困境

毋庸讳言，当下人们已身处全球化时代，任何事情都可能打上全球化的烙印，竞技体育也不例外。如前文所言，竞技体育发展与社会发展高度同步。竞技体育发展应当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的优势项目、优秀的运动员封闭在民族国家范畴之内。实际上，竞技体育从来就是一项全球诸国参与的集体游戏[9，10]。以代表竞技体育最高水平的三大赛事即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为例，无论是竞技比赛规则还是裁判判罚尺度，都需要全球统一标准。这样的全球参与性本身就代表着某种全球化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体育全球化的种子似乎要比经济全球化来得更早。如今，竞技体育全球化的种子在西方体育发达国家已经生根发芽，他们发展出了体育俱乐部制度。这些国家用实践证明，俱乐部模式是有效的，并且有助于竞技体育的全球繁荣，促进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态良性循环。在竞技体育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一味地坚持举国体制将会带来什么后果？笔者以中国强势竞技体育运动项目乒乓球为例，来说明如果仍坚持“举国体制”发展模式将会让中国竞技体育发展遭遇多重困境。

众所周知，乒乓球项目是我国传统优势项目。在举国体制之下，这一优势在2000年之后再次得到巩固。在国际大小赛事上，经常实现包揽金、银、铜诸多奖牌。然而，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显然不利于这项运动在全球发展。竞技体育是一场需要全球诸国共同参与的游戏，当某一项运动长期被一个国家垄断之时，就不断有人退出游戏。一旦参赛国的数量过少，将有被“驱逐”出奥运会大门的风险。况且，针对奥运会“瘦身”的呼声一直不绝入耳，乒乓球运动项目的主管部门对此也十分清楚。然而，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强大与举国体制有很大关系，国家为此投入了巨量资金。基于这样的培养体制，自然不希望自己的运动员自由流动到别的国家效力，也不希望让别的国家运动员来此“偷师”技艺。因此，这种培养模式弊端有如下几点。一是投入大量财力培养许多强势项目的运动员，由于体制的缘故，大多数不能进入奥运会比赛名单的人，也不能在竞技体育市场之中自由流动，这样势必带来了人才和资源浪费。二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拒绝他国运动员“偷师技艺”，以确保自己的运动员位列乒乓球项目竞技榜的顶端。无疑，基于举国体制和国家立场，这种做法无可厚非，然而缺乏技能输出和交流，使得其他玩家纷纷退场，造成该项目有被“驱逐”出奥运会之门的风险。无奈之下，时任中国乒乓球运动掌门人蔡振华不得不提出“养狼计划”。顾名思义，“养狼计划”就是用自己的“资源”让对手“强大”，以挽留住心生“退场的玩家”，让这一运动重新繁荣。实际上，对于举国体制而言，“养狼计划”纯属无奈之举，也突显出举国体制模式发展竞技体育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难以匹配竞技体育全球化趋势，不利于运动项目的竞技体育生态良性循环。关于这一点，只消对比一下欧洲诸国的足球发展模式及其繁荣盛况就可窥一斑。

2 竞技体育发展与竞技资源全球化

随着发达国家竞技体育全球化布局，由竞技体育连带的产业也跨出了国门[11]。竞技体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原先的微不足道，逐步发展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美国职业体育产业报告》显示，2019年体育产业预期收益达到了279亿美元，其中，竞技体育比赛门票收入占38.0%，电视转播收益31.0%，两方面收益接近70%[12]。美国竞技体育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4%，而中国仅占1%[13]。由此看出，中美经济体育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差距不小。竞技体育对国家经济贡献的背后是市场化机制在起着本质作用，换句话来说，只有将“竞技体育”置身于“市场”，特别是“全球市场”之中，竞技体育的经济贡献才能得以显现。在欧美等竞技体育发达国家，体育发展早就不依赖国家财政支持，而是将其交由竞技体育市场，让其在市场中自由发展、壮大。事实证明，将竞技体育下放到市场，不仅不会影响其发展质量，反而让竞技体育发展得比以往更加繁荣[14]。繁荣的竞技体育市场给所在国带来了经济实惠的同时，也培养了大众的竞技体育文化素养，为下一代竞技人才输出奠定了重要基础。“美职篮”和“欧足联”两个组织管理下的篮球和足球就是如此，让这些运动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当地足球和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从欧美体育发达国家的竞技体育发展经验中可以看到，竞技体育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需要立足全球，打破过去以国家“疆界”为界限的发展观，将竞技体育推向全球市场。从竞技体育发展来看，越是全球普及、推广上做得好的项目，其发展前景也越出色。还以“美职篮”在全球发展和推广篮球为例，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在全球招募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去美国打球，这不仅不会破坏“本土”篮球运动员的产出，相反还会促使篮球运动技术向多元化发展。从历届奥运会上看到，除了极少数年份没有获得冠军外，这份荣誉很少旁落其他国家。由此可见，从其他国家引进球员来美国打球，不仅没有降低本土球员的产出或竞技能力，反而使得篮球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运动，积累了广泛的群众文化基础，这也有助于后备篮球人才的培养。此外，美国篮球发展并不局限于美国本土市场，而是在全球各国“开疆拓土”。一方面，传递美国职业篮球文化，通过与球星的亲密接触，让个体更热爱篮球。另一方面，通过让明星领衔开展篮球夏令营，让热爱篮球的人从篮球明星那里学习技术。

总之，从欧美经验中可以看到，竞技体育的繁荣发展，需要跳出国家边界，在全球市场中配置资源，只有这样才能为运动项目发展创造较好的生长环境。反观我国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已明显落后于竞技体育全球化发展趋势。这种境况不仅对强势运动项目本身发展有害，也会导致运动项目的生存环境受到侵蚀，不利于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竞技体育主管部门应从欧美经验中获得借鉴，摆脱对国家财政的依赖，让乒乓球运动项目彻底走向市场，让运动员在俱乐部之间按合同自由转会。这样的“走出去，流进来”的策略正是竞技体育长远发展之根本。

3 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机制

让竞技体育发展跳出对政府财政的依赖，将其放置于市场中，根据市场的规则配置资源，促进其自身发展。图1是竞技体育在市场化环境下的持续发展机制示意图。

从图1中可以看到，竞技体育放在市场环境中的时候，竞技体育本身所蕴藏的巨大的商业价值显现出来。当一个体育运动市场中，有足够多的高水平运动员，足够多的竞技俱乐部的时候，就意味着竞技体育背后的竞赛市场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一方面，可以通过比赛转播、商业赞助的形式获得收入；另一方面，现场观赛和商业赞助同样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根据2019年美国体育产业报告显示，竞技体育的收益中，比赛门票收入占38.0%，电视转播收益占31.0%，这两块收益

图1 竞技体育发展动力机制

几乎占据了竞技体育商业价值的7成。一个发展良好的体育竞赛市场、高水平俱乐部，必然会带动某些竞技体育的发展和繁荣，而竞技体育的繁荣和发展又会吸引更多的观众观赛，而观看比赛受众越多，竞技体育的商业收益和影响力也越大，从而可获得更多的广告赞助。上述因素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环路，形成竞技体育内在发展动力机制。由此可见，当竞技体育放置于商业化的市场中的时候，商业化发展所形成的内在动力系统不断促进运动项目的发展。这种互惠共生的发展模式和动力系统是举国体制所不具备的，这也是竞技体育市场化的优势所在。

4 几点思考

4.1 竞技体育发展需要独立于国家体系

从发展阶段来看，在早期阶段，依赖国家体制来帮助竞技体育获得发展条件无可厚非。但当竞技体育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时，要及时让竞技体育发展回归市场，依赖市场的力量，构造良性运行的市场环境。实践证明，竞技体育商业化和市场化才是竞技体育获得发展动力的根本途径。

4.2 体育主管部门要向竞技体育市场让渡权力

竞技体育发展需要体育主管部门向市场让渡权力，减少国家对体育市场的干预。由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管理权仍在国家机构，因此中国竞技体育虽然在形式上运行着俱乐部制度，但其管理、运作很大程度上仍受中央和体育行政部门干预，从而无形中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当行政过多干预体育市场的时候，不仅不能让竞技体育获得有效发展，反而对其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地方政府的体育主管部门，为了政绩限制运动员转会，看似用行政手段留住了运动员，但这种行为会导致转会市场失灵，对竞技体育长期发展不利。政府对竞技体育发展管控过多，还可能会破坏竞赛公平性。总之，要想让竞技体育健康发展，需要政府主管部门让渡权力，减少干预。

4.3 有选择性地放弃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对于竞技体育发展有其自身优势，但也有许多缺点和不足。结合国内外竞技体育发展经验不难发现，对于那些发展处于弱势、先天积累不足、市场化水平低的项目可以适当采用举国体制，扶持其发展。一旦当该项目具备市场化条件，应当适时放弃举国体制。

4.4 政府体育主管部门的重心应向群众体育发展转移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期，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体育发展来说，群众体育远远落后于竞技体育发展。建议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将重心从竞技体育逐渐转向群众体育。一方面，群众体育发展严重滞后，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推动其发展；另一方面，群众体育发展属于民生领域，是政府的责任范围之内的事情，因而政府体育主管机构有义务为此做出贡献。